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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东轶事 作者:垂钓老人-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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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出声来：“哎哟我的妈呀，亩产二十九万斤麦子，那可不得了呀，单就体积来说，如果放在一亩地大的面积上，那可光麦粒儿就能堆成两三米高的纯粮食垛子，它都会跟房檐差不多一样高的。这些人也不想想，种在地里的麦子，麦穗连带麦秆加在一起，拉直能有多高？这可能吗？”他重重地拍着自己的头问自己，“这人算没算过这个账？说话怎么能这么不负责任，不考虑实际呢？是不是这人今天在发高烧，烧得神志昏迷，说起胡话来？”可是他抬眼看看会场今天所有来参加会的这些人，他们一个个不仅身体康健，而且精明强干，头脑清醒得不照谁？根本就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糊涂”的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怎么都睁着眼睛说起瞎话来了？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信口开河吗？你看看他们，一个个心里一清二楚的，红口白牙，有意在这样说胡话。他们是在骗谁？骗领导还是骗他们自己？难道领导对这糊涂得一点儿也都觉察不来？不知道这些人说的全是一些假话、大话、空话、一派胡言吗？就这样轻信他们了？”牛保民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当他抬头又一次看着贴在会议室墙上的那幅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似乎这才从这幅标语上多少悟出了一些天机玄理：“是不是现在的领导人家就喜欢这样，就喜欢让人给他灌迷魂汤？即使这迷魂汤是低头喝、抬头死的剧毒，他们也甘之如饴？”
牛保民正想得云天雾地的时候，猛不防听见管区领导指名道姓地问他说：“牛保民，你刚才一开始的发言很好，放了个开头炮，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儿。不过你所报的你们试验田的那个亩产数字，现在看来和其他科研小组所报的数字差距甚大。你想想是不是有点儿保守了？看你们能不能思想再解放一点儿，胆子再放大一点儿，把你们所报的那个数字再给咱往高的提一提？”牛保民一听这话傻眼了，他这个人历来就见不得谁胡说贸撂吹牛皮的人，刚才所报他们试验田的那个亩产数字就已经使他心里不安了，现在被领导再一问，给问得居然语塞起来：“我……我……”他一直“我”了老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这位领导当即就不耐烦了，很失望地说：“算了算了。没见过你这人怎么遇事蔫不拉唧的，没一点儿魄力，看来思想也太陈旧保守，已经严重不适应目前的大跃进形势了—像你这样的人是干不成什么大事的。是这样，你今天回去以后，给你们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招呼一声，就说我建议你们大队科学种田试验小组另换上一个人负责。”就这样，牛保民也和牛福平一样，被视为思想右倾，被把科学种田试验小组组长的这一职务给撤了。不过牛保民对此倒以为没什么，他知道自己的思想现在也确实跟不上人家这个形势的需要了。常言说：“无官一身轻。”管一份事，少不了得操一份心。这个小组长事实上也算不上是个什么官儿，但是一不当它了，不负这个责了，思想也就没有了压力，牛保民觉着自己还给轻松自在了，所以撤与不撤这个组长，对他来说，也无所谓。
只说这华阴人民公社铺天盖地所展开的这场全民总动员，大炼钢铁运动，一下子把全公社的男女老少，都轰到捞铁砂的县西河里、炼钢铁的土高炉前去了，在农村就出现了家家门上锁，户户无闲人的喜人景象。然而这样以来，长在田地里的那些庄稼可就惨了，它们该由谁来经管？尽管它们夏季长得十分欢实，秋季也到处硕果累累，可是没有人顾得上收获。霜降都已经过去了，地里的庄稼还长在那里无人问津，备受冷落。这要是在往年，热火朝天的收秋、种麦活路早已都接近尾声了，可是今年的田野一反往常，一片寂静，只能看见满地都是早已熟透而没人理睬的庄稼，却看不见忙碌收获庄稼的人影儿，也看不见抢时紧张种地的人们—所有人都到大炼钢铁第一线去了。原本高挺着在炫耀自己的玉米棒子，现在一个个都低垂下了头，被沉甸甸的谷穗压得低头弯腰的谷秆儿却雄赳赳、气昂昂地抬头挺胸了起来—它上面的谷粒要么被麻雀吃光了，要么落在了地上，反正是如今头轻松了—熟透了的庄稼，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往年那些热情有加的农民们的冷遇。农民们现在一个个被捞铁砂、炼钢铁忙得晕头转向，首尾不能相顾。大炼钢铁是政治任务，是成天打不完的政治仗，忙不完的大事情，谁还能有工夫，顾得上去管长在地里的那点儿破庄稼，抓这些经济方面的小事？人们谁心里都能够掂量得来，捞铁砂、炼钢铁为的是实现“赶英超美”的政治目标，它压倒一切，不能有半点马虎，至于这当年一季的庄稼收不收获，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无须挂齿，生产队的仓库里现在有的是粮食，不愁没有吃的—此时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以致节令都过立冬了，土地都开始上冻了，长在地里的玉米棒子也还等不来自己主人的收获。它们失去了希望和信心，不得不一个个气馁地低垂着头，枯槁的身躯被寒冷刺骨的西北风吹得发出了凄厉的飒飒声。谷子地里铺了厚厚的一层混搅着谷粒的谷糠，把地皮覆盖得严严实实，人脚要是踩在上面，就好像踩在了棉被上，十分松软，而谷穗轻得直挺挺竖了起来，直指天空。它们似乎是在问天：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前些日子树上还结得像挂满了红灯笼似的柿子，现在都软在了树上，西北风一吹，连同经霜变红的树叶一起从树枝梢头纷纷往下直掉。通体透红然而没有主见的柿树叶被风从树上吹了下来以后，继续随风忙碌地奔走着，不知东西地在四处寻找什么，可能是在忙着找它们的栖身之所吧，然而已经变软了的柿子却经不起这高高地一摔，掉在地上的它自然是被摔得粉身碎骨、稀巴烂，肆意地腐烂着，发酸、发臭，散发出一种能熏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恶臭味儿。可是它们是好是坏，是死是活，有谁会放在心上，来看上一眼，管它一管呢？偶尔有个把从大炼钢铁第一线回家来的公社社员，看到这种惨不忍睹，触目惊心的场面，无不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息，心里暗道：“造孽呀造孽！种庄稼的人再忙，怎么能连现成的庄稼都扔在地里不去要了？民以食为天啊！庄稼人不要庄稼了，哪该再会去要什么呢？罪孽啊罪孽，这事要是让上苍知道了，上苍一定会怪罪下来，惩罚生灵的。”
华阴人民公社为了完成“赶英超美”这一政治任务，这时候已经是孤注一掷，在所不惜了，把个原本以农为本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下子给弄得丢掉了根本。他们这些人已经被解放后，社会一度所呈现出来的经济繁荣冲昏了头脑而得意忘形了，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一顿能吃得了几碗干饭，给自己胡乱定位，立誓要让钢铁元帅升帐。是的，他们有着远大的宏伟目标，不像实实在在的农民那样成天眼睛盯着的只是自己的柴米油盐，实在可敬可佩。然而农民们虽说胸无大志，随大流，但也讲求实际，一味追求温饱。他们看着眼下的一切，心里无不惴惴不安，只是由于怕上会挨批斗而一个个有看法、没办法，只好三缄其口，道路以目。不过天地自有公道在，善恶无须俗人裁。
1958年的大雪节气快到的时候，县西河里的水都结麻冰了，实在是冷得站不住人了。看着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因受不了气候变冷而病倒，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指挥部的决心再大，也难违天意。他们目睹人们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支持不住了的情形，这才不得不偃旗息鼓，鸣金收兵。全民性的战天斗地、大炼钢铁运动总算告一段落，广大的人民公社社员也才侥幸得以回到了自己那阔别已久且已有点儿陌生的家。
大炼钢铁指挥部全民动员，兴师动众，从县西河里捞上来的那些所谓铁砂，堆得像一座座山头。人们用它炼出了一块块满是像蜂窝似的所谓生铁，然而实在没有料到，叫省上的专家来一鉴定，专家们却为之作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他们千辛万苦所炼出来这些的东西，压根儿就不能叫做‘铁’，什么东西都做不成。”华阴人民公社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忙活了近少半年，还白搭赔了一料庄稼，结果是徒劳无功，不顶一点儿什么用，你看这事闹得晦气不晦气？
人山人海的大炼钢铁运动落了这么个悲剧结局，那么牛保民他们那些留在家搞科学试验种田的所种的科学试验田，结果又闹腾得是怎么个样儿呢？当麦子刚种到地里的时候，这些人有的就向管区党委表态，他们的所耕作的科学试验田，来年粮食亩产保证能够达到二十九万斤，可是到了第二年初夏收获小麦的季节，谁知道土地和这些搞科学试验种田的人开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玩笑。由于麦子种得太稠，地里密不通风，又水肥等营养过剩，导致作物疯长等原因，结果它们全都长了秆，并且倒伏在地，收回来的麦子一包草，一亩地连一百斤小麦都没产下，所收获的粮食居然还没有往地里所撒的种子多，你看尴尬不尴尬，简直叫人哭都没眼泪。
这就是当时轰轰烈烈所开展的那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跃进的一个侧面。接下来华阴地面就迎来了一个接一个的百日大旱，直旱得地里挖几尺深也见不到一星点儿湿土。尽管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在豁出命地大干抗旱，但秋麦两料庄稼还是几乎全都绝料了。这时候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也喊得没有以前响亮了，可能是执政者从中悟出了点儿什么道理，华阴的行政建制悄无声息地由人民公社又恢复成了县，孟至塬管区相应地也就变成了孟至塬人民公社，原来由三个自然村所组合成的那个庙东村生产大队，现在也分化瓦解了，另外的那两个村子各自单独成了生产大队，庙东村生产大队就只管辖庙东村一个自然村—总之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先前缩小多了。人们随之也就进入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开始了粮食限量供应，农村每个成年人每月口粮定量十五斤。在食堂里，人们吃不饱，就想方设法吃起了把棉秆皮、麦秸、玉米芯砸烂用水浸泡而制成的淀粉。用这样的淀粉所蒸的花卷馍黄红白颜色相间错杂，看起来确实还挺好看的，但是吃起来就让人难以下咽了，且吃下肚去没一点儿营养。好些人就因长期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而得了浮肿病。然而，人们的革命信念仍然无比坚定，革命勇气有增无减，一个个立志斗私批修，勒紧裤带干革命，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奋力拼搏。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英雄气概前所未有，整天在放开喉咙高唱着“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的豪迈战歌，激情满怀，坚定不移地在赶英超美。惟一令人可惜的是赶死赶活，直赶到如今，尽管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比原来大得无法想象了，但是不仅还是没有能赶得上人家老英、美帝，而且据说与英、美的差距还远远不只十五、二十年，“赶英超美”仍然是一个让人梦寐以求的美好的愿望。
第十四章 困难时期（上）
老天爷惩罚人的手段也太得残忍了，一点儿都不在乎人的死活，一狠心就是连着几个百日大旱，干燥得道路上的尘土都能有半尺多深，走路时脚往上面一踩，尘土把脚面立马都能埋住。汽车从路上驶过，屁股后面就腾起一股像浓烟一样的灰尘，呛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大小车辆一旦从人身边飞驰而过，路上的行人就满脸都是尘土，那黑的眼睛和白的牙齿就会特别显眼。地里的庄稼这时长得怎么样，你也就可想而知了。
牛保民的儿子牛德草这时候已经在距离庙东村有七八里路远的一个村子里上高级小学。他在学校里念书的生活就是每星期从家里背两次馍，整天喝开水泡馍，因此每逢星期三就总要回家背馍一次。在从家里背馍去学校的路上，他看到路两边生长在地里的那些农作物，谷子旱得没精打采地低垂着头，玉米也旱得叶子全都变成了黄颜色，枯干了，划根火柴立马就能点得着，唯独那绿豆与众不同，它尽管也旱就被旱得有气无力，叶子和茎都晒得几乎软瘫了，怎么挣扎也直不起腰，可是它每一株上面都还难能可贵地结着一两个不起眼的豆荚。这豆荚干瘪得确实难看些，但这会儿却是那样的显眼诱人，让多情、细心的牛得草一见不由就为之一振、精神鼓舞。
他走下路沿，走进田间，蹲下身子，无限爱怜地仔细观察起这一在天灾下奋力抗争的植物。是的，它从一出土，到结豆荚，从没得到过上天的一点儿恩赐，极吝啬刻薄的老天，一滴雨星儿也没有给它下过，因此它天天都干渴得嗓子冒烟，也天天都在死亡线上艰难地挣扎，同时天天都极度迫切地期盼着老天爷能给它下一点点儿雨。它的日子就是在这样无休无止地盼望中一天一天地度过着，可是老天爷却始终没有对它发过慈悲，给它下过一丁点儿雨。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它并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而是一味地顽强奋斗着，拼搏着，在努力使自己存活下去的同时，还没忘记尽可能地结上一两个里边有豆粒的豆荚，来回报为侍弄它而费尽了辛苦的农民。它心里牢牢地记着农民栽培它时对它的殷切期望，它要尽它的能力给栽培它的人以报酬，同时也拼命地不让它的种族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灭绝，进而能由自己传承下去。
牛德草从绿豆的生长上面看到了人的本质力量，获得了一种审美愉悦，继而被绿豆的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感动得五体投地。他无限敬仰地伸出手去虔诚地给绿豆的根培土，以表示他对它伟大精神的支持，可是绿豆根部周围的土现在已经被太阳都晒得烧烫烧烫的了。这样的土其实就别指望它能对绿豆能有什么好处，它只能加剧对绿豆的摧残。也许牛德草的好心反而还会使这株绿豆死得更快些，可是牛德草的这一举措，其用心主观上绝对是善意的，如果因此而引出了什么意外结果，那也全是因为牛德草缺乏相关的知识所导致，我想也无可厚非。
牛德草从绿豆的生长中似乎悟出了什么人生真谛，于是从自己肩膀头上挂着的布袋里掏出了一个自己要背到学校里去，靠它糊口充饥，完成学习任务的所谓“馍”，说准确点儿，其实就是用一些野菜搅和上一些麦秸、棉秆皮所制的淀粉做成的团子，放在锅里蒸出来的那东西—就是这样的东西，他从家里背到学校，一次要供他吃三天的。到了第三天吃的时候，这东西早已就发霉，腐烂变质了，上面白毛、绿毛地长着好多，长得老长，至于味道有多难吃就自不待言了。牛德草双手捧着这样的馍，眼里噙满着泪花，自言自语说：“我……这绿豆能熬得下去，我牛德草也一定要熬下去。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其实凡事坚持不一定就能胜利，但是不坚持绝对就会失败。
牛德草回到学校之后，把自己在上学来时的路上所看到的那绿豆的情景，结合自己的感受写了一篇散文《绿豆吟》，花了八分钱的邮票，通过邮局寄给了《陕西日报》社。让人惊喜的是《陕西日报》不久竟在它们的副刊“宝塔山”上给刊登了。别看《绿豆吟》这篇小小的文章，刊登在《陕西日报》上也只不过像豆腐块儿一样大小，让人不起眼，可是它的刊登对牛德草的鼓舞可不小，它让牛德草奇迹般地看到了自己的才华与生长点，坚定了他要以念书、学习写作走自己人生道路的信念。同时，这篇文章的刊登也让庙东村的人惊叹不已，他们交口称赞牛德草是个人才，甚至都会觉着庙东村有个牛德草是他们的骄傲。可是牛德草的母亲刘碧霞对此事却置若罔闻，大不以为然，看不出来有任何喜悦，每逢有人在她跟前用这事来夸赞她家牛德草时，她并不像已往那样容易激动，总是淡然一笑置之，无所谓地说：“农村娃娃嘛，你说，写那些烂文章能顶啥用？能当饭吃还是能抵衣穿？这年头儿，说不定给他带不来好处，还会给他惹来麻烦的呢—你不看那些右派分子，哪一个不是念书多，文章写得好的人？庄稼户人娃娃嘛，念两天书，识上几个字，能看得住门户就行了；谁还指望他当官呀么为宦呀？你放心：他成不了龙，也变不了虎。”
现在，在刘碧霞的眼里，当务之急是如何能让他们一家三口人填饱肚子—这才是实实在在的迫在眉睫之事。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发黄水的事把她看怕了，那没吃的，真是人吃人的年馑。那年的一幕幕惨景，她至今记忆犹新，那些吓死人的场面时不时还在她的脑子里晃来晃去，搅得她在这粮食困难时期总是忧心忡忡。她看见村里有的人在家里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偷着出去到外地讨饭，结果没过三两天就被当地的收容站给抓住送了回来，心里想，新社会全国一盘棋，到处都是统一的，你能往哪儿跑呢，你又能跑到哪儿去呢，你就是跑到天尽头，结果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还不得被抓住遣送回来？到头来还不只是白忙活一场？再说了，离家三步远，另是一层天，好出门不如瞎在家，在自己家里怎么都好凑合，一旦跑出家门那可就不一样了—人啊，千万别往出跑。但她也不就是在家里听其自然，硬撑着挨饿，她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使她一家摆脱饥荒，熬过眼前这个困难时期。她偷空儿一个人悄悄地跑到离庙东村有几十里路远的渭河滩，摘那里长着的野绿豆，捋那里的稗子，弄回来把它焙熟、捣碎，搅在从集体食堂打回来的饭食里，凑合着一家人充饥。这时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再也不像初开始那样大方了—吃饭不定量，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尽饱供应—而是按人定量供给：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一月十五斤口粮，未成年人折半。到后来食堂里连馍也都不再蒸了，一天到头就是开两顿饭，怎奈食堂里做的那饭稀糊糊的，用筷子连夹都夹不起来，根本就不顶饥。就这样食堂管理员还是每顿根据各家人口的多少，用瓢量着给打饭。人们也还常不常为打饭时管理员手中所掌的瓢，舀得满与不满，端得平与不平而和管理员发生争执。为了杜绝社员在吃饭这件事上投机倒把做手脚，上边派下来的工作组每天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在巷道里来回转着巡视，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每一家人的屋顶，窥视谁家的灶房烟囱在冒烟。因为冒烟就说明他家在开小灶，就会被认为是想复辟变天，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得被当作封、资、修的典型，揪到社员群众大会上挨批判。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说还是刘碧霞精明。她遭过年馑，有经验教训，历来把粮食就看得至关重要。早在前几年村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她就预感到粮食以后要紧缺，所以当牛保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把家里的所有粮食都拿出来要卖给国家时，她就背着牛保民偷偷给自家留了几石小麦。后来人们的吃粮就越来越紧张了，这时候，家里没粮的人，自然饿得着慌，然而刘碧霞手里有点粮，同样也是心里熬煎得不行。粮食藏在家里不敢明吃不说，时刻还害怕一旦被生产队干部或者工作组的人发现了而给她连窝掏—招灾惹祸。她实在没辙了，就只好乘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自己居住的那间厦房里的炕沿前挖了一个深坑，把家里那两口大水缸埋在里边来藏粮食。为了防止水缸返潮，她在水缸的底部和周围都铺上了两层厚厚的牛皮纸，然后才把粮食倒在里面，缸口盖上块厚厚的木板后，再在木板上垫土，用青砖把地表面铺得和周围其它地面一模一样。她把粮食就这样给藏起来了，不知底细的人是绝对发现不了的。
不过，就这样，她还是很不放心，隔一些日子就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把这块地刨开，看看里面所藏的粮食，有没有霉烂变质，同时取出来一点儿，用杵臼捣成碎末，掺在从集体食堂打来的饭里，放在锅里悄悄焖上一小会儿—当然这样做是绝对不能让烟囱冒烟的—以供家人苦度荒年。故而她家的饭相对就要比别人家的饭耐得住饥一些，营养也多少要高上那么一丁点儿。在这段日子里，好多家的人都因营养严重缺乏而得了一种浮肿病，然而她和丈夫保民、儿子德草虽然也都饿得面黄肌瘦，明显营养不良，但好歹却都安然无恙，没得什么病症。村里人不知内情，单是从表面上看着牛保民一家日子过得安安宁宁的，不像他们家这个人身上软得撑不住了，那个人又饿得起不来了，于是都夸刘碧霞过日子抠得细，会理家。刘碧霞内心里虽然也为自家由于自己的谋划而在这粮食困难时期勉强能熬得住有一丝欣慰，但也有许多她说不出的难处和担忧—眼看着自家所藏的那一丁点儿粮食一天天吃，一天天少，而自己却没有丝毫让其增加的门路，谁知道这样的日子熬到哪一天会是个尽头？粮食总会有吃完的那一天的，一旦要是吃完了那可该怎么办？再说这粮食放在瓮里，埋在地下也不十分保险，不可避免地在返潮，返潮得久了自然就有变质霉烂的可能。
又是一个更深夜静的时候，刘碧霞放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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