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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东轶事 作者:垂钓老人-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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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革命的不断深入开展，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各级各类学校里的学生瞬间都成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他们起初是徒步，后来就是不掏钱抓火车，像潮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了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英明统帅、革命舵手，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实质上去的人大都是想亲眼瞻仰一下当代伟人毛泽东的容貌，一睹毛主席的风采）。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天涯海角，远道跑来北京，期盼毛主席接见，聆听他老人家教诲的红卫兵自然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客人，沿途的人谁敢阻拦、慢待？去北京的火车上全坐的是要去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学生红卫兵，挤得水泄不通。车厢里人挤满了，列车每一到站时列车员打不开了车厢的门，红卫兵们就毫不客气地从窗子往进钻。一时间公路、铁路交通运输就都应接不暇，显得一片紊乱，甚至有些失控了。
牛德草禁不住绚丽多彩的外界社会那瞬息万变的诱惑，于是不顾父亲有病卧床，母亲的百般阻拦，也寻了个机会，借口到学校里看看，就从家里给溜了出来，和邻村的一个同学结伴来到学校。学校里这时已经乱成了一团麻，拿公章的当然是支持一切革命行动了，也没有多问什么，就给他们开了一张革命大串联的证明。他们按照规定领了当时由国家发给串联学生的生活补助费，也就出去串联了。不过牛德草和他的那个同伴没有敢到那么远的首都北京去，这一方面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心里还是总惦记着他那卧病在床的父亲，快过年了，到时候家里有好多事情父亲已经都做不了了，还是得要靠他去做的；另一方面这时候北京那里也传来了消息，说毛主席最后再接见一次来京的造反派学生了，他算计着他们如果要去的话，等到到了北京的时候，毛主席的最后一次接见早就都过去了，时间赶不上，已经来不及了。由于心里有事，“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他连革命圣地延安就都嫌远、交通不方便，害怕赶年跟前打不下一个来回而没有去，只是背着个铺盖卷儿，徒步来到省城西安，然后又乘火车就近到三门峡、洛阳转了一圈儿。一路上，目不暇接的革命大好形势在他心里并没有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每到一个红卫兵接待站投宿，第二天早晨接待站那些工作人员和蔼而亲切的催促串联红卫兵快点儿起床的声音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萦绕耳际、经久不息。
太阳已经升起老高老高，大概时间离九点钟都不远了，投宿在红卫兵接待站里的那些出来四处串联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个还都躺在的床上睡着不起来，可能是他们前一天的长途跋涉使他们疲倦得经过一晚上的睡觉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吧。这时只听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在催促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快点儿起来，洗把脸、吃点儿饭，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出发，进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牛德草和他的同伴经过一番坚持不懈地长途跋涉，步行刚一到西安火车站，抬头就老远看见了火车站广场东南侧高大的解放饭店上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十分显眼：“红卫兵井冈山兵团总部”。这一下牵动了他那颗激情勃发、火热难按的心。他和他的同伴怀着几分好奇就走进了解放饭店，等到从里面出来时他手里就拿着了一张介绍信。原来他们在里边已经填写了一张申请表，这就意味着参加了这一组织。该组织的总部给他们开了一张介绍信，要他们回到本县去组建“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华阴分部”，进而迅速壮大革命组织，积极开展文化革命的造反工作。
牛德草和他的同伴在西安进行了几天革命串联，发现虽然报纸上整天都在一个劲地夸赞、推崇红卫兵徒步串联的革命精神，但实际上那些串联的造反派学生红卫兵徒步往来的越来越少，他们来来去去几乎都是坐不掏钱买票的那火车。这下子他俩可也开窍，学乖了，心想，大势如此，不掏钱买票就能坐的火车串联，这多美的事？不坐白不坐，坐也就白坐了，谁犯傻呀？所以他俩就再也没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汗流浃背、风尘仆仆地靠磨脚板子往前走革命了，从西安到洛阳去串联也就改成坐火车。坐火车串联不仅省劲，而且比步行当然要快多了，一路还能尽情放眼观赏祖国的大好山河，那是够潇洒的。他俩到洛阳不仅参观了那里很大很大的东方红拖拉机制造厂，而且还顺便去看了那里好多的文化古迹。折回来时又顺路到三门峡去了一趟，到那里看了看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宏伟工程。这时候那里的苏联专家已经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而扯回他们国家去了，工人们也都停产闹革命了，工地上没有一个生产劳动的人，原来设计在那里修的水力发电站也只修了个半桶水，就不得不停住搁在那里，让人一看不由感慨万千。（未完·待续）
第十八章 红色风暴（下）
（接前章）在从三门峡水库返回三门峡市的路上，火车开到离三门峡市车站有二十来里路的地方，由于车上所坐的人太多，加之铁路坡度又太大，火车就开不动了，无奈只得又退了回去，然后憋足气，开足马力拼命地再往上冲。然而当火车就快要冲到坡顶的时候，它就又发出了一连串儿咣当当、咣当当，车轮打滑的声音，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不得不停了下来。这样一连有好几次，持续了都在将近两个钟头，据说要是步行往前走，那么长的时间恐怕也都能走到三门峡市了。牛德草几次都想下火车步行，因为他觉着坐这样的火车太危险，它在开足马力不顾一切地往前冲的过程中，一到弯道上车身就剧烈地摇摆，几乎都有摇翻车的可能，但是由于他那同伴的劝阻，他才终于没有中途下车步行。
牛德草串联回来已经是1966年农历的腊月十九。他原以为这时候回来完全是可以赶得上二十四集去西岳庙街上为家里过年备办年货，丝毫不会影响家里过年的事的。谁知道他刚一进门就被他母亲刘碧霞劈头盖脸地骂了个狗血喷头：“我以为你都死到外面了，谁知道你还知道回来？眼看就过年了，家里的事就跟多死了一样，你一点儿都不管！你心里一天到底还有这个家没有？”接着她就扯开喉咙呼天抢地地大哭起来，“哎呀我的妈呀—这一天咋就作难死我啦！没头绪的我呀—我这该咋办吗？”她痛哭了一阵之后，就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数落起牛德草来，“你看看，你好好睁开你那双眼睛看看，今天都腊月十九了，离过年还能剩几天？你给我说的是你只到学校去看看，谁知道你这一去就没影儿了。年前腊月这几天，家里有多少事都急着要办，我和你大左等一天，右等一天，可就是等不着你回来。实在没办法了，你大只好在昨天西岳庙逢腊月十八集的时候就自己拖着个病身子赶集备年货去。西岳庙腊月十八集上，人就跟多死了一样，从街东头根本就挤不到街西头去。这不，你大昨天劳累了一天，今天这病就加重了，现在躺在炕上一声接一声地不住呻唤，起不来了。你看你都二十岁的人了，也已经结了婚，这家里的事就咋连管都不管一管？你给我说，你心里一天倒还有没有这个家？没心没肺的东西！”
牛德草串联所串回来的那股满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情，被他妈这顿歇斯底里大发作的臭骂给骂得立时跑到没影子处去了。他满肚子的委屈，本想还上母亲几句，然而看着父亲这时躺在炕上那痛苦难熬的神情，听着父亲那凄楚的呻吟，就什么话也不说了，一味听凭他妈在那里无休无止的唠叨着。
总之，1967年的春节，牛德草家日子不好过。常言说得好，“床上的病人，床前的罪人”。他母亲刘碧霞由于丈夫的病情日见加重，心情越来越不好，整天价在喋喋不休地发牢骚，时不时还就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常不常弄得牛德草措手不及，无所适从。更不要说生产大队革委会还经常无中生有、找茬儿寻事，一会儿说漏划地主嫌疑牛保民家暗地里搞黑串联，订立攻守同盟；一会儿又说漏划地主牛保民家为了逃避家产被分，趁黑夜无人，偷偷在转移财产。在“阶级斗争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口号的感召下，左邻右舍似乎大都整天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家的人，仿佛他家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瘟疫毒菌，一不小心就会沾染到自己身上。一碰见他们家的人，有人老远就会连忙避开，即使偶尔碰个照面儿也都形同陌路，冷冰冰的，不再像往日那样的坦诚、热情了。这时候彼此之间还能说得上什么亲情、友情？人们一个个都在努力和牛保民家划清界限，保持一定距离—社会如今到了这一地步，牛德草的一家又能说他们什么呢？牛保民只能是整天的唉声叹气。牛德草一家人他们也都很知趣，迟早走在路上，一见对面过来人了，自己马上就会自惭形秽地把头低下，靠路边走，从来不去主动和人家打招呼，以免自讨没趣或者是玷污了人家的清白，让其他人指摘这人阶级路线不清，给这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们一家简直就成了孤家寡人。
牛保民一家人尽管是这样的时时小心，步步留意，不敢多说一句话，多走一步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过日子，就这还照样是不得安宁清静，不提防就招惹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没来由的是是非非，捕风捉影的谣言、莫须有的罪名就像雪片一样，一个接一个劈头盖脸地直朝着他家不住袭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不找事，事找你怎么办？
大年除夕这天晚上，庙东村家家户户都在欢天喜地地吃年夜饭，而牛保民一家人哪有这个心情？牛保民拖着痛苦不堪的病身子，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到了自己跟前，开家庭会。只见牛保民这会儿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强打精神，艰难地说：“现在，造反派、红卫兵到处破四旧、立四新，砸封资修的黑货，并且可着嗓子喊叫说，谁抗拒就砸烂谁的狗头。同时，人家还一个劲儿地鼓噪说，咱家藏有清末流通的那货币—银圆哩，说这东西是典型的封建社会残余，家里藏有这东西不往出缴的人，就是存心复辟变天；造反派、红卫兵就一定要对其实行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据说人家把绳子都已经买下了，现在就等着看我的实际行动。开过年如果我还是不主动地把所藏的那银圆往出缴的话，他们立马就把我捆起来吊在房梁上，实行铁面无私的‘修理’、‘圆圈’。”
全家人一听这话，当时就都吓傻眼了，无不毛骨悚然，脊背直往上冒寒气，大眼瞪小眼，谁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妻子刘碧霞更是吓得不住直打哆嗦，嘴里一个劲儿说：“这该咋弄呀，这该咋弄呀么？”说着又抽抽搭搭地就哭了起来。你别看她这人平时嘴碎，话说多，对什么似乎都看着不顺眼，总爱挑剔这个、挑剔那个，老是忿忿不平的，其实胆子可小了，遇事自己又没个正经主意，稍一有点儿难处，只会哭。你看，这会儿也不知道她平日在家里的那股厉害劲都跑到哪里去了。跟牛德草结婚不久的他那媳妇—腊梅是个典型的农村传统妇女，具有不可多得的“三从四德”品质，恪守妇道，从夫从父，从不多事，嘴严，轻易不肯说自己的看法，一切悉听尊便。只有牛德草这会儿愣头愣脑地才问了他父亲一句：“他们吵吵嚷嚷地说咱家有银圆，那么咱家到底有没有那东西呢？”
“唉！”牛保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俗话说：‘家有千金私，邻居是杆秤。’人家能说咱家有，你想，咱家能没有吗？咱家里有。要是咱家没有那东西的话，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风不吹树不摇，老鼠不咬空空瓢’啊！”牛保民显得实在无可奈何。德草他妈刘碧霞这时一边啜泣一边插话说：“如今看来怕是不缴不行了，但是反过来一想，你说缴了吧，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那肯定是等于白给人家了。你还指望那些人能给你一分钱？那东西可是你大一辈子攒下来的一点儿血汗钱呀，你想想，他怎么能舍得呢？真难为死人了。”牛德草听父母这么一说，沉思了好大一会儿，咽了口唾沫才说：“依我看，这事既然是已经在那儿明摆着的，谁也瞒不过去，那恐怕不缴是不行的，不如咱干脆给人家缴了算了。你想，你不缴人家不放过你。这还不消说，而且世上这事情往往是实得虚不得，不缴你心里老是虚着的，提心吊胆的，日子也不好过呀！一天老这样，心理压力太大了，那就会还没等事情熬过去呢，人就给被熬煎死了。我的意思是咱们‘宁折财，甭折人’。”牛德草的这一席话把他父母亲直说得立时眼睛瞪多大，嘴张得跟个老碗似的，半天都合不拢—因为这话太让他们感到意外了，从感情上他们怎么也接受不了，然而想反驳，但理智地一想，也只能是这样，除此确实也再无他途可求；不过依从吧，心里又实在想不通，他们是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唉，你这娃呀，怎么一点点儿都体谅不来大人的这苦衷呢？”他母亲刘碧霞抱怨他说，“你以为那些银圆来得是容易的？解放跟前那几年时世不稳，早上发行的纸币到下午有可能就用不成了，常不常家里好不容易攒上一点儿钱，一眨眼就都变成了一堆废纸，多少人没办法都拿纸币裱糊墙呢。你大看害怕了，总以为银圆是个硬头货，世事再变，它都能用，才把家里千辛万苦所攒下的那点儿血汗钱设法倒腾成了银圆。你看，如今这倒成祸害了！”牛保民这时也苦不堪言地说：“娃呀，那有些还是我解放初在银行门口用人民币五块钱一个偷偷买下的。要知道，我苦熬一辈子也就只攒下这么一顶点儿财产啊，你说，给他们缴了出去我多心疼啊？这事打谁头上，谁舍得呢？”
这银圆当然不是牛德草从泥土里一滴汗一滴汗，下苦抠出来的，牛德草对它的感情自然没有像他父亲牛保民那样深，然而目前对这事情的思考，牛德草却要比他父亲牛保民冷静得多。他十分动情地对牛保民说：“哎哟大呀，事情都到这步田地了，你还说那些话顶啥用吗？你怎么就不想开些呢？是的，你把咱家藏的那点儿银圆一旦缴给了那些造反派、红卫兵，毫无疑问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是你翻过来想过没有？咱家有那东西，人家是知道的，想蒙混，怎么也蒙混不过去，那东西如今已经成了祸害，我们别无选择了。你也不看看那帮人，哪一个不是二百五、半吊子，你和他们能到哪儿论理去？如今哪儿又能会支持你？造反派们一个个都跟斗红了眼的鸡似的，能饶得过你吗？常言说‘光棍不吃眼前亏’，咱还是心里放明白点儿吧！”“你这话说得倒也是。”一辈子精明强干的牛保民从来都没否定过自己的看法，这一回破天荒地让儿子牛德草给说服了。
再说牛德草虽然嘴里话是这么劝说他父亲牛保民的，可是心里也并不是一点儿都体谅不来他父亲的思想感受—咱们平民百姓，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你说，苦苦巴巴攒那么一点儿钱容易吗？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水甩八瓣，顶烈日、冒严寒，一点一点从骨头缝儿里榨出来的人油啊！现在要让父亲他拿出来，白白地缴给那些造反派、红卫兵，去打水漂儿，那还不是等于在要他的命？牛德草这时转念灵机一动说：“哎，大呀，咱家有这东西，你说人都知道，那么到底有多少，他们知道不知道？”牛保民一听牛德草陡然开口问他这话，就嗔怪说：“看你这娃说的，那他谁能知道？这多少我连你妈都没给她说过，他们怎么能知道呢？”“既然这样，要么你看我们这样行不行？”牛德草另想出了一个方案，和他大牛保民商量。“你想出什么好办法来了？快说给我听听。”牛保民一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心情马上不一样了，迫不及待地催促牛德草说。牛德草也想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家庭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是为了尽最大努力安慰他父亲那颗早已遭受严重创伤的心，于是退而求其次，就想出来了一条应对目前这事的权宜之计：“唉，好我大哩，你想想，现在我能想出个什么好办法来呢？还不是死马当做活马医呗。人家造反派、红卫兵既然知道咱家有那东西，把咱家给盯死了，咱给人家一点儿都不缴自然是绝对说不过去的，然而咱家究竟能有多少那东西，反正他们又都不知道。我看眼下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多少先给他们缴上一点，迷迷他们这些人的眼睛，然后你就一口咬定说就只有这些，你把它全部缴完了，然后把剩余的设法拿到银行里去，不管人家给咱多少钱，我想，这时候咱们拾点儿总比遗点儿强，换几个是几个，在银行里多少换俩钱，赶紧把它兑换掉—这总能减少一点儿咱家的损失吧，总比全部白给造反派、红卫兵那伙人强得多。至于到时候咱家里真正没有那东西了，说起话来心里也就塌实了，即使他们还不相信，到家来搜，搜不着他有什么办法？他们又能把你怎么样？”听了牛德草说的这一番话，牛保民顿时幡然悔悟，他再沉思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才又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说：“唉，现在看来这事也只能这样做了，只有这样损失才能相对减少一些。我尽管心里还是想不通，于心不忍，但是谁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我知道，造反派、红卫兵那一伙人尽都是些白眼儿狼，你给他们把这银圆缴得越多，不仅一分钱的好处都没有，反而还会罪孽越发的深重，白花花的银子白扔给他们，到头来还惹得了一身的臊。”“唉！大呀，你能想到这一地步这就对了。”牛德草对他父亲的想法马上予以肯定，“要知道，现在你一点儿不缴是绝对不过不去的，造反派、红卫兵那些人肯定是不会就这样白白饶过你的，但是要记住，也不是说缴得越多就越好。别听他们成天价嘴上在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细想一下……”“好我娃哩，他们那些话纯都是给蚍蚂虫戴暗眼，是哄傻子娃上套儿呢。我咋能不知道吗？”牛保民接过话茬说，“你要是什么都不说的话，好一些事情他们就都还不得知道，弄不清楚，也始终落不实，即使从严处理，你想他们能严到哪里去？相反，你如果是把事情的根根梢梢，和盘都给托了出来，那从宽，又能把你宽到哪里？事实上是你交代得越彻底，到头来被处理得就越重—你的为做刚刚是彻底暴露了自己而帮了人家的忙，把自己推到沟里去了—自讨苦吃。这事我见多了。批判会上你见过造反派、红卫兵那伙人哪一次说过谁交代彻底，认罪态度好了？对哪一个被批判的对象还不都是说‘不老实’？啥时候喊的不是‘阶级敌人不老实交代，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说到底，他们就是要这样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骨子里完全是以没完没了地整人为快。唉，这些人心黑了，有什么办法呢？这年月呀，在他们这些人眼里，世上可能就没有一个好人。我近来在心里老这么想，这样的日子啥时候才能熬出个头儿来？”家庭会开到此，他们一家人就都在心情十分忧郁中初步形成了一个共识：“现在事情也只能这样办了。”
不久，英明领袖就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牛德草此后就再也没有到学校里去，而是回乡在庙东村生产大队里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此时精神上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心里时刻都在挂牵着自己的家庭现在名义上是上中农成分，然而庙东村生产大队的红卫兵、造反派乃至革委会根据党中央一个大人物的讲话“我国大西北基本上是和平解放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文革中要补民主革命这一课”的指示精神，早把他家打入了另册，谋划着给他家怎样补定漏划地主呢。这些人决意即使在筷子里边也得要拔出旗杆来，要在庙东村找出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来，以便有力地开展“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这时候谁都知道牛德草家已经被内定为漏划地主了，只是那一套手续还没有办到头罢了，不过那只是个时间的迟早问题，所以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早已经都超前把他当成地主阶级狗崽子看待了。因此，牛德草这时事事更加谨小慎微，遇事再也没有以往在学校里的那股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迈激情了，一天只是努力地夹着尾巴做人，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他事事都表现得十分积极，处处都做得很是到位，很注意把握自己做事的分寸，力求适可而止，同时努力接近贫下中农，向革命组织靠拢，虔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只要是革命组织准许他参加的政治活动，他都争着前往，总期盼着革命组织能够把他和他的家庭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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