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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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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想想看：如今每年多了1000万名儿童存活下去，每10年就是1亿人。救援工作的失败例子众多，相较之下这算是不小的成就。同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致力于慈善工作，几乎成功地把麦地那龙线虫消灭殆尽，这种古老的寄生虫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一直在折磨人类。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美国花了10年时间投资3200万美元，在全球根除了天花。以前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大约是150万人，自从1977年根除天花，至今已经拯救了大约4500万人的性命，这个总数令人吃惊。而且，美国两个月就收回了成本，因为美国人不用再打预防天花的疫苗了。自从天花被根除之后，30年来那笔3200万美元的投资每年产生46％的投资回报率——这笔投资比那段时期任何股票的回报率都高。
安与安琪莉
安琪莉·姆温德瑞（Angeline Mugwendere）的父母是津巴布韦的农民，家境贫寒。她总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破烂衣服去上学，同学奚落她，老师则会板起面孔，命她回家把拖欠的学费补上，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家根本付不起。但是安琪莉宁愿忍受这样的羞辱与嘲笑，也要恳求校方让她继续留在学校。她买不起学习用品，只好想尽办法跟人乞讨。
“下课后，我会到老师家里问，‘可以帮你洗碗吗？’”她回忆道，“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一支笔。”念完小学，她参加全国性的六年级毕业考试，成绩不只是全校最高，也是全区最高——事实上在全国也数一数二。但是她没有钱上中学，这让她伤心欲绝。看来安琪莉注定要成为另一名农妇或村庄小贩了——又一个人才被白白浪费。对于这样的情况，当地人如此形容：南瓜收成最多的人，偏偏没有锅可以煮。换句话说，最聪明的孩子往往出生在缺乏教育资源的家庭中。
然而，安琪莉的学业与安·科顿（Ann Cotton）的事业有了交集。安是威尔士女子（用她的话说，是“地道的威尔士人！”），现在却一心想帮助津巴布韦的女孩。她在威尔士首府加的夫（Cardiff）长大，对于采矿和政治角力的家族故事耳熟能详，她的社会良知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养成。她对教育产生了热情，为有行为障碍的女学生成立帮助中心，不过直到一场悲剧降临之后，她的人生才找到更深层的方向。
那次怀胎十月后，安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婴，取名凯瑟琳。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看起来健康无恙。十天大时，助产士来家里给婴儿例检，例检完却叫安赶快把她送去医院，说女婴可能性命不保。送到医院后，凯瑟琳立刻被放进了便携式氧气帐里。
原来凯瑟琳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她的肺泡氧气不够，无法充分地为血液供氧，因此小女孩的心脏和肺部正在逐渐衰竭。接下来的六周，凯瑟琳一直待在氧气帐里。那段时间，安、安的丈夫和儿子简直是以医院为家，他们也与许多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年轻父母越来越熟悉。
“那时候好痛苦！”安回忆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无助。我身为一个母亲，却没能力帮助自己的女儿。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痛苦。”医护人员全力以赴，但最后还是没有救活小凯瑟琳。
“她夭折后，我们只是一心想要纪念她的生命，以及实践她教我们的所有事情，”安说。但是要如何纪念，当时还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养育三个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后来安的丈夫在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区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美国签证的相关规定，安无法在那里取得工作许可证，她索性注册了波士顿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学术兴趣被唤起了，之后她又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人权与教育方面的硕士课程。
根据课程要求，后来安前往津巴布韦特别贫穷的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研究为何当地女孩的就学率和到课率如此之低。一般人会认为，许多非洲家庭基于文化习俗的考虑，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上学。于是安带了好几沓问卷和便签纸，准备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点放在莫拉村（Mola）的一所学校。在跟学生、家长和学校高层职员谈话后，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战不是文化，而是贫穷。家庭没钱为所有的子女购买课本和支付学费，所以只能把优先权给儿子，因为男生受过教育后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更高。
津巴布韦女孩求学的决心，让安深受感动。她遇到一对十几岁的姐妹——西西利亚和玛卡利塔，她们天天步行60英里到莫拉村，因为这里学校的学费比家附近的便宜。这对姐妹邀请安到她们搭建的临时茅屋参观，坦白地说她们不知道下学期还交不交得起学费。这让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尔士所经历的困苦。她觉得跟津巴布韦穷乡僻壤的汤加族女孩有一种亲切感，不禁想象要是自己的孩子处于这种环境该怎么办。
“这种程度的贫穷，是我前所未见的，”安说。她跟当地居民保证，自己会找到方法来支持女孩的教育。村庄长老和学校高层职员热情响应，他们开了一次小区会议，制订了用民间力量支持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够帮忙支付费用。
安回到英国剑桥的家中后，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津巴布韦认识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请亲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这样并不够。安本来不喜欢烹饪，也从来没做过买卖，但是为了赚钱，她开始在自家厨房里制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后拿到剑桥市场去卖。这没有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带来什么起色：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二月天，安和两个朋友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只赚到30英镑。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筹集到足够的钱，让32名女生读上了中学。她们的父母也承诺支持女儿，确保她们好好上学。两年之后，安把她的努力化为一个正式组织，叫作“女性教育运动”（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头几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继续上了中学，不出所料，表现优异。
“女性教育运动”从津巴布韦扩张至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加纳，备受赞誉之余，也使它能够筹集到更多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相较于大型机构，“女性教育运动”的经费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万美元），但是该运动现在每年能帮助超过40万名孩子就学。打一开始，“女性教育运动”在每个国家就只雇用当地职员。他们非常重视当地社群的支持，至于哪些女孩能够荣获奖学金，是由当地社群组成的委员会来评选的，“女性教育运动”的职员负责审查委员会的决议，以防止贪污。此外，“女性教育运动”还刻意避开了可能危害救援组织的个人崇拜。他们的网站是关于女学生的，而不是关于安，对于启发这一切的女儿凯瑟琳，上面也只字未提。那是我们从安身上挖出来的背后故事。
安在她资助的一家位于赞比亚的学校里为孩子们读书。
（图片由“女性教育运动”组织提供）
这种民间努力所取得的成就，通常远胜于得到更多关注的大型联合国会议。我们特别强调“女性教育运动”，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任何一项国际妇女运动，应该少把精力放在举办大型集会或游说新法成立上，而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下乡援助，比如到津巴布韦的乡村地区，聆听社群的心声，帮助他们把女孩送到学校。
“女性教育运动”的支持往往从女孩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是资助穷困学生的广大方案之一。当女孩从小学毕业时，“女性教育运动”会提供就读中学的全套支持，若有必要还包括鞋子和一套制服。如果学生家离中学太远，“女性教育运动”会帮她们安排宿舍并支付费用。此外，他们也向所有女孩供应卫生棉和内衣裤，让她们不至于在生理期无法上学。
安和其他人还必须面对来自老师的性侵害这个问题。尤其在非洲南部地区，有些老师会利用性来与学生交换好成绩：半数的坦桑尼亚女性以及将近半数的乌干达女性表示，她们曾被男老师强迫发生性行为；而在南非，受害者为15岁以下女孩的强暴案当中，有1/3的强奸犯是老师。“要是女孩觉得自己私底下找老师谈话会被非礼，她就不会好好用功，”安说。她也指出，西方人赞助的奖学金如果由老师或校长来颁发，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奖学金得主有时候是最漂亮的女孩，作为回报她会与校长上床。“女性教育运动”让委员会挑选女孩，而不给予校长这个权力，借此避开这个问题。“女性教育运动”辅导女孩在中学毕业后创业，学习技术（如护理）或是教书。如果她成绩够优秀，就会资助她上大学。
“女性教育运动”也提供小额金融贷款，资助一些女孩经营乳制品农场或做其他生意。受惠于“女性教育运动”的毕业生也会组织社会网络，彼此交换心得，还会参与女权的公开倡议活动。
比如在津巴布韦，毕业生团结合作，呼吁大家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减少女孩遭受的性侵害。毕业生也呼吁停止例行的处女检验（这是提倡贞洁的传统习俗），此外她们还发起运动反对父母安排的婚姻。在加纳，有一名受惠于“女性教育运动”的毕业生名叫阿妃薛杜，在2006年参与地区议会选举时，她是唯一的女性，而且高票当选。现在她的目标是进入国会。
或许最大的惊喜是，接受“女性教育运动”资助的毕业生也变成了慈善家。虽然就西方的标准来看，她们的收入相当微薄，但是她们依然在支持其他女学生。安表示，“女性教育运动”资助的中学毕业生，不管在任何时候，平均每人在帮助五名女孩，这还不包括她们资助的自家人。
“她们成为小区的真正慈善模范，”安说，“要是邻居的孩子因没有裙子而无法上学，她们就会送她一条裙子。她们还会支付女孩的学费。这是我们当初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显示出教育的力量。”
谈到慈善模范和教育的力量，津巴布韦的“女性教育运动”现在出现了一名活力十足的新任执行长。这名年轻女子深知坚持的辛酸，也亲身体验到希望的力量——因为，往往几美元的学费资助，就能够影响一个女孩的一生。
她就是安琪莉。
第十章 小额信贷：金融改革
如果世界上一半的人类受歧视，我们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研究一再显示，要想促进国家进步与发展，没有任何工具比赋权女性来得有效。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Kofi Atta Annan），2006年扎伊尔玛·穆罕默德每晚以泪洗面。她饱受穷困折磨，而她那个欠了一屁股债的丈夫没有工作，就业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整天一肚子怨气，只好每天晚上痛打扎伊尔玛来宣泄一番。他们住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郊外，屋子已经摇摇欲坠，但是他们没有钱维修。因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扎伊尔玛不得不把年纪幼小的女儿送到一个阿姨家寄养。
“我小姑笑话我，说‘你连自己的孩子都喂不饱，’”扎伊尔玛回忆道，“我丈夫把我打得体无完肤，他弟弟也对我动粗，那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
有时候扎伊尔玛会搭一小时的公交车到拉合尔的市场，想卖点东西好买些吃的，但这只会引来邻居的鄙视，认为她独自出门是不守妇道。扎伊尔玛的丈夫总共欠了人家3000多美元，这笔债似乎会拖垮他们家好几代。后来扎伊尔玛生了第二胎——又是女孩，她婆婆（名叫夏莉法的老太婆）因此挑拨离间，使得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
“她生不出儿子啦，”夏莉法在扎伊尔玛面前跟儿子说，“你该再娶个二太太。”扎伊尔玛听了如遭晴天霹雳，哭着逃出了家。再娶一个妻子，很可能会让全家的财务陷入深渊，使得喂养和教育子女的钱更为短缺。此外，扎伊尔玛还会被打入冷宫，像只破袜子般被丢在一旁。接下来好几天，扎伊尔玛像孤魂一般迷茫地四处游走，眼睛哭得红肿，一点芝麻小事都会让她歇斯底里，崩溃成泪人儿。她觉得整个人生正在消逝。
就在这时，扎伊尔玛接触到隶属巴基斯坦小额信贷组织“奇迹基金会”（Kashf Foundation）的女性支持团。她借了65美元，买了珠子和布块，编织成美丽的刺绣，拿到拉合尔的市场卖。她用赚得的钱购买了更多的珠子和布块，这样没多久就把刺绣生意做了起来，并且收入稳定——她成了家里唯一收入稳定的人。扎伊尔玛把长女从阿姨家接了回来，也开始偿还丈夫的债务。有时候刺绣供不应求，扎伊尔玛一个人忙不过来，她就付钱请邻居替她工作。最后，她雇了30户，而且也没让丈夫闲着——“现在由我发号施令。”说这句话时，她眼睛闪烁着光芒。扎伊尔玛成为邻里的商业女强人，她偿还了丈夫的所有债务，让两个女儿上了学，翻修了房屋，给家里接了自来水，后来还买了一台电视。
扎伊尔玛在她位于巴基斯坦拉合尔附近重新装修的家门前。
（拍摄：尼可拉斯）
“现在大家都来向我借钱了，以前这些人总是在我背后说闲话，”扎伊尔玛心满意足地说，“那些以前常议论我的人，他们的孩子现在都来我家看电视。”
扎伊尔玛脸颊圆润，头发乌黑浓密，红白格子的头巾下露出一点发丝。现在她体态更丰盈了，鼻子上镶着一只金鼻环，手上戴着几个戒指，两个手腕也戴着好几副手镯。她穿着体面，自信地带着我们参观她的家和工作场地，同时得意地炫耀家里的电视机和新装的水管线。在我们面前，她甚至不用假意装出听命于丈夫的样子。他大多时间游手好闲，偶尔帮忙做点事，但总是要等妻子吩咐。现在他对女性更佩服了。扎伊尔玛生了第三胎，也是女孩，但这再也不是问题了。“女孩跟男孩一样优秀，”他解释。
“现在我们夫妻感情不错，”扎伊尔玛说，“我们不吵架，他待我也不错。”那么再娶一个太太生儿子的事情呢？听到我们问这个问题，扎伊尔玛不禁咯咯笑出声来，说：“现在完全没有人提了。”当我们问婆婆夏莉法是不是还要儿子娶小老婆给她生个孙子时，她看起来相当震惊。“不用不用，”她说，“扎伊尔玛为这个家带来太多了，她是模范媳妇，让我们家有屋顶可以遮风避雨，有食物可吃。”
现在，丈夫已经不怎么打扎伊尔玛了。夏莉法甚至默许了这点。“女人应自知分寸，如果有失分寸，丈夫就该打她，”夏莉法说，“但如果女人赚的钱比丈夫还多，他就很难管得着她。”
扎伊尔玛改变了自己的境遇，也转变了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她打算让三个女儿念完高中，或许还会送她们去念大学。她聘请家教帮她们补习。长女贾娃莉雅是班上第一名，我们问她长大后想干什么，以为她可能想当个医生或律师什么的。贾娃莉雅歪了歪头，“我想做刺绣”，她说。
在横扫发展中国家的这场小额信贷革命里，扎伊尔玛是非常成功的参与者案例。在一个又一个地方，市场和小额贷款已经成为助人自力更生的有力的动力系统。小额金融比任何法律都能够有效提升女性的地位，保护她们免遭侵犯和虐待。由此可见，有时候“资本主义”可以做到慈善做不到的事。
奇迹基金会是典型的小额金融机构。它几乎只贷款给女性，25人一组，彼此互相担保，每两周聚会一次，商量还贷，同时讨论一项社会议题，包括家庭计划、女孩教育，或是用来惩罚强暴者的刑事法（Hudood）。聚会轮流在这些妇女家中举办。她们营造出一个“女性空间”，在那里，她们能够无拘无束地讨论自己关心的事情。
在以前，没有丈夫许可，许多巴基斯坦妇女是不准迈出家门的。但是现在丈夫们可以容忍妻子违反规范了，因为他们尝到了甜头。妇女们走出家门，然后带着现金和投资想法回到家中，渐渐地，一家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她们往往从小规模做起，把第一笔贷款完全还清之后就再次借款，而且金额可以更大。这样的模式让她们能够持续参加聚会及交换意见，也使她们养成了理财和按时还债的习惯。
“现在妇女会赚钱了，这让丈夫更尊重她们，”佐拉女士说，她是扎伊尔玛的邻居，利用奇迹基金会的贷款来养牛。“如果我先生打我，我会叫他住手，否则明年我就不去贷款了。他听了就会一声不吭地停下来。”
奇迹基金会是萝夏内·扎法尔（Roshenae Zafar）的点子，这名巴基斯坦女性似乎比较像个银行业者而非救援工作者。萝夏内家境富裕，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很少用传统去约束她。她就读于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后来在耶鲁大学获得发展经济学的硕士学位。萝夏内在巴基斯坦和沃顿商学院的许多朋友都想赚大钱，她却一心想拯救世界，于是加入了世界银行。
“我不想为有钱人创造财富，”萝夏内说，“我去了世界银行，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世界，但在那里做事就像在逆风呼喊。比如我们到村子里，号召人们多注意卫生，他们的反应竟是，‘你们以为我们是笨蛋吗？要是我们有钱，当然会注意卫生。’我开始反思我们哪里做错了——我们的方案有大量资金配套，但是那些钱从来没有下达到村庄。”
后来有一次萝夏内参加晚宴时，刚好坐在穆罕默德·尤努斯旁边。这是位热情洋溢的孟加拉国教授，多年之后他因为率先倡导小额金融而获得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尤努斯名气并不大，但因为创立了给贫穷妇女提供贷款的乡村银行而吸引了经济圈人士的兴趣。萝夏内听说过尤努斯的成功故事，晚宴时不断向他讨教，他也兴致勃勃地谈论他在乡村银行的工作。这种切合实际的民间努力正是她渴望参与的，她决定放手一搏：她向世界银行辞职，写信给尤努斯，表示她想成为小额金融业者。尤努斯立刻送了她一张到孟加拉国的机票。她在当地待了十周，学习乡村银行的运作方式，然后回到拉合尔市成立了那个帮过扎伊尔玛的奇迹基金会。
一开始奇迹基金会似乎真的需要奇迹才有办法运作。巴基斯坦人告诉萝夏内，在巴基斯坦这种保守的国家，小额金融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妇女从来都不被允许借别人的钱。1996年夏天，她开始在贫穷家庭间搜寻客户，却发现妇女不愿意借钱，这让她大为震惊。“我们挨家挨户地拜访，想要说服妇女和我们建立信贷关系，”她回忆道。最后，萝夏内找到15名愿意借钱的女子，并给了她们每人4000卢比（49美元）。
萝夏内·扎法尔——奇迹基金会的创始人。
（拍摄：尼可拉斯）
萝夏内重用一名朝气蓬勃的巴基斯坦女子萨达妃·阿比德（Sadaffe Abid），她曾在霍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攻读经济学。萝夏内和萨达妃是一对令人惊艳的姐妹花：受过良好教育、人脉广、穿着体面、容貌美丽。她们穿梭于贫穷村庄，在一般巴基斯坦人眼里简直就是电影明星，完全不像是一般人认为的银行业者。然而，即使她们能力突出，却还是碰了一鼻子灰，因为她们对于贫穷这个问题还缺乏详尽的认识。
“我们只有100个客户，其中30人欠债未还，”萨达妃回忆道。看重实务经验的萝夏内不断修正事业模式，并派萨达妃到一座贫穷村庄里担任分部经理，然而事实证明，即便是这么做都很困难。“没有人愿意租地方给我们，因为我们是非政府组织，而且职员全部是女性，”萨达妃说。此外，许多巴基斯坦人认为，有节操的未婚女子是不会离开父母家独自生活的，因此奇迹基金会的女性职员总是惹来白眼和皱眉。后来，萝夏内只得跟现实妥协，雇用男性担任分部经理——因为，要找到愿意前往贫穷村庄工作的妇女非常困难。
头几年，萝夏内和萨达妃一直在调整商业模式。为解决欠债不还这个大问题，她们每天都追踪贷款的偿还进度，放贷员也会进行客户信用贷款资格的基本调查：比如，她跟当地的杂货店买东西时是否赊账？她是否按时支付水电费？除了这些基本调查，这种模式主要还是靠贷给小规模的妇女团体来运行。一团有25名妇女，要是有任何一人倒账，她们全都要负责。也就是说，妇女们会自己筛选过滤合作伙伴，以免被拖后腿。
最后，奇迹基金会终于建立了一套体制，使得贷款几乎是100％偿还——如果借方不还，团体的其他成员也会帮着支付。这时奇迹基金会开始快速扩张，从2000年起，每年都增长一倍以上。
奇迹基金会还推出了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及居家改善贷款。萝夏内希望，首先丈夫把房屋的法律所有权转移给妻子，然后再拨放居家改善贷款，但是在巴基斯坦，做成这件事需要855个步骤，花五年时间。基金会只能选择让丈夫签署文件，并让他们发誓永远不会把妻子逐出家门，就算离婚之后也不行。
萝夏内被选为早期的“阿育王伙伴”，与比尔·德雷顿携手合作，这让她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全世界的社会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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