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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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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13岁的克劳丁挺着大肚子到处寻求帮助，后来自己在停车场生下孩子。她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养活这个婴儿，加上痛恨强暴她让她怀孕的人，于是抛弃了婴儿，任其自生自灭。“但是我内心不允许我这么做，”她说，“我又回去把婴儿捡起来。”克劳丁在街上乞讨，只能勉强活命。“许多人见到我就把我赶走，”她说，“因为我很臭。”克劳丁安静矜持，话音轻柔。她在叙述自己的故事时，嘴唇偶尔颤抖，但是情绪的波动并不明显。她身上透出的最显著的东西，是与孩子一同活下来的决心。
这种乞讨生活过了几年之后，一个叔叔收留了克劳丁，但是要求她以性交交换。她再度怀孕时，被这位叔叔赶走了。后来，克劳丁发现自己可以找到园艺或洗衣服的工作，做一天通常能赚到1美元。她打算把两个小孩送去上学，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每个孩子每学期的学费是7美元，她没有那么多钱，她和孩子们都是过一天算一天。莫文琳的赞助为克劳丁和孩子带来了新希望。莫文琳每个月赞助的27美元，有12美元用来支付她的训练课程，剩下的15美元则直接给克劳丁。在训练课程上，讲师会指导妇女储蓄，一来为了养成小额储蓄的习惯，二来在一年后修完课程毕业时，她们就能有一笔资金可用。克劳丁每个月存5美元花10美元。10美元当中，有部分用来支付孩子的学费和购买食物，此外，克劳丁还挪出一些钱买来生火用的大袋木炭，再以薄利的零售价卖给其他贫穷家庭。
克劳丁每天早上去“妇女互助”的宅院上课。每周一、周三、周五是职业训练，学习可以养活自己的一技之长。克劳丁学习的是珠饰细工，她所做的刺绣品可以自己卖，也可以委托给“妇女互助”出售（他们能想办法把刺绣挂进纽约时髦的百货公司）。还有妇女学习用芦苇编织篮子或餐垫；若是妇女真有天分，还能学习缝纫，以后当裁缝师。裁缝师一天可赚4美元，在卢旺达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学习其他技能的妇女赚得相对较少。每周二和周四，妇女参与关于健康护理、识字或人权的课程。开课的目标之一是让妇女更有决断力，改变她们对不公平待遇逆来顺受的心态。
克劳丁在卢旺达“妇女互助”的会议上。（拍摄：尼可拉斯）
克劳丁和莫文琳互相通信，莫文琳寄给克劳丁纽约市的照片，让克劳丁看看她所住的地方。这些照片看得克劳丁和她的孩子很入迷，仿佛那是另一个星球。
在赞助克劳丁九个月后，莫文琳被裁员了。当我们问她做慈善的决心有没有动摇时，她笑出声来。“我一刻也没后悔过，”她说，“如果我够幸运能帮到她，让她可以脱离现在的处境，也助她家人一臂之力，对我而言这才是真正重要的。至于我，这反而是让我走出自我的方式。许多时候，因为从没经历过真正的匮乏，你会忘记自己有多么幸运。”
莫文琳成了自由职业者，并继续把1/10的收入投入慈善。“现在我有了任何一笔收入，或是有人送我礼物，我就会随时在心里计算，心想：‘好，我要捐出这么多。’其实没那么困难。”
克劳丁也发展得越来越好，她对于莫文琳给予她和孩子这个机会而感激不尽。此外，卢旺达的经济繁荣的确是件大好事，它为“妇女互助”的毕业生提供了更多机会。卢旺达之所以繁荣，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想出办法把克劳丁这样的妇女转为了财富。
大声说出心底的秘密
扎伊纳布·萨尔比（Zainab Salbi）身材纤细，肤色淡褐，一头黑发剪得极短，越发凸显出她明亮的大眼睛，看起来像选角公司心目中那种自由奔放的中东公主。她说英文时带点外国腔调，因为她的童年是在伊拉克度过的。扎伊纳布在巴格达长大，那个时期的巴格达深受两伊战争影响，人们时时担心遭到攻击。扎伊纳布的父亲是名飞行员，母亲是学生物学的，一个难得不受传统束缚的女性。但是让扎伊纳布的家庭与众不同的关键因素在于，她的双亲皆跟侯赛因22很亲近。她父亲是侯赛因的私人飞行员，扎伊纳布从小叫侯赛因叔叔，周末常在他家跟他的小孩玩耍。
这表示他们享有特权。他们经常收到礼物，包括每年由侯赛因赠送的一辆新车，但是恐惧也不断啃噬他们的心。亲近不等于保护伞，任何一个小疏忽，都可能会惹来灭族之祸。扎伊纳布在学校的一个朋友是一名资深官员的女儿，这名官员在一场电视会议中被拖出去处以死刑，他女儿随即遭到唾弃。大家私底下传言，侯赛因和他的几个儿子强暴妇女，而且情报人员把这些女人遭强暴的过程录下来，用以威胁受害者。
“他就像有毒气体，”扎伊纳布在她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与雪莉长谈时，这么告诉雪莉，“我们慢慢地把他吸入，有时候也慢慢死去。”但是侯赛因对于扎伊纳布一直是彬彬有礼且乐意效劳的态度，甚至陪她四处走，带她参观皇宫庄园。有一次，大伙儿下水游泳，她没有泳衣，侯赛因把自己的袍子给她穿，好让她一起玩乐。她拒绝了，担心袍子湿了后会太透明。他坚持要她穿上，但是她死活不肯。
扎伊纳布上大学时，母亲突然莫名其妙地要她嫁给住在美国的一名伊拉克人。“我20岁时，母亲突然求我接受来自美国的提亲，”扎伊纳布回忆道，“她流着泪恳求，说：‘拜托听妈的话！’我想当个孝顺的女儿，所以就来了美国。”
扎伊纳布之前并不认识她丈夫。他比她大很多，而且很快露出施虐及冷漠的本性。结婚三个月之后，他的暴力倾向完全显露出来了，有一次他把她脸朝下摔到床上强暴。之后，扎伊纳布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然而，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了，她回不了家，只好继续待在美国。她怨恨母亲把自己逼入一场失败的婚姻，也害怕美国当局会发现他们家跟侯赛因的关系。“我决定永远也不透露我认识他，”她说。她守住了这个秘密。
慢慢地，生活改善了。扎伊纳布认识了一个博士班学生，他叫阿姆贾德，是个温柔的巴基斯坦男人。结婚后，他们计划去西班牙度蜜月，并开始为旅行存钱了。伊拉克渐渐从她生活中淡去。
1993年，扎伊纳布24岁，跟阿姆贾德结婚已经半年。有一天夫妇俩去拜访一位朋友。阿姆贾德和朋友在厨房准备晚餐时，扎伊纳布随手拿起一本《时代》杂志，恰好读到关于波斯尼亚强奸营的一篇文章。塞尔维亚士兵以轮奸妇女作为部分军事策略，好让人闻风丧胆。文章附有一些妇女的照片，扎伊纳布看得泪流满面。阿姆贾德闻讯跑过来，大为惊慌。扎伊纳布把文章推到他面前，“我们得做点什么！”她说，“我得做点什么来帮助这些妇女！”
扎伊纳布打电话到各个人道救援组织，询问是否能担任志愿者帮助波斯尼亚的妇女，但是她没找到任何一个帮助强暴受害者的团体。于是她又开始打电话，提议成立这么一个团体。得知神体一位23派教会对她的计划方案有兴趣，她提着公公的公文包走进教会的董事会——认为这会让自己看起来老成一些。在教会的支持下，扎伊纳布和阿姆贾德把自家的地下室改装为运作中心，把这个新团体称为“波斯尼亚妇女互助会”（Women for Women in Bosnia）。他们开始狂热地建立人脉，筹募资金，把原本打算到西班牙度蜜月的钱捐出去——因为波斯尼亚的妇女更需要这笔钱。
不久之后，扎伊纳布飞到巴尔干半岛，开始和曾经遭受塞尔维亚士兵强暴的妇女会谈。她的第一个会谈对象是阿吉莎。阿吉莎怀孕八个月时被放出强暴营，这时要堕胎已经太晚了。
三年来，扎伊纳布和阿姆贾德努力经营他们的组织，同时去大学修课。他们筹募的一分一毛都用在了组织帮助的400名妇女身上，这让他们几乎没有余钱缴纳账单或养活自己了。正当扎伊纳布不得已要放弃并打算找份工作时，一张6。7万美元的支票到了她的邮箱。“运营资产”（Working Assets）24计划把营业额的1％捐给慈善机构，他们选择了扎伊纳布来送出这份礼物，这笔捐款让组织起死回生。后来，这个组织扩大为“国际妇女互助”，不只帮助波斯尼亚的幸存者，也帮助全世界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幸存者。
扎伊纳布·萨尔比会见“国际妇女互助”驻卢旺达的工作人员。
（拍摄：崔西·托宾）
扎伊纳布的第二次机会发生在2000年。知名主持人欧普拉在一次节目中进行了七段访谈，扎伊纳布被放在第一位。节目播出后，“国际妇女互助”的知名度一下子高了起来，他们建立起大型国际支持者网络，经费高达2000万美元。当然，扎伊纳布依然对她和侯赛因的家族渊源闭口不谈。
2004年的一天，扎伊纳布来到刚果东部的布卡武市（Bukavu），和当地妇女拿比朵聊了起来。拿比朵跟她描述反叛军是如何强暴她和她的三个女儿的，而最小的女儿年仅九岁。反叛军甚至命令拿比朵十几岁的儿子强暴她。
儿子不肯，他们就朝他的脚开枪。讲完自己的故事后，她告诉扎伊纳布：“这些事情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起过，你是第一个。”
扎伊纳布被深深地触动了。“那我该怎么办？”她问，“我该保密，还是要告诉全世界？”
“如果告诉全世界就能防止这样的事继续发生，那就告诉全世界吧！”拿比朵说。那天稍晚，在回卢旺达的路上，扎伊纳布哭了。司机开着车在凹凸不平的泥路上行驶，整整五个小时的车程，她哭了一路。回到酒店后，她又哭了一场。那天晚上，她下定决心，如果拿比朵说得出不可告人的秘密，她也可以。扎伊纳布决定透露她遭到前夫强暴、她的家庭和侯赛因的关系，以及她刚刚才得知的另一个秘密。
当时扎伊纳布母亲的健康每况愈下，在她来美国看病的时候，扎伊纳布终于鼓起勇气谈论她从第一次婚姻就深埋心底的怒气。扎伊纳布谈到，当她那位平时开明自由的母亲居然逼她嫁给一个有暴力倾向、她几乎不认识的中年男人时，她觉得自己被彻底出卖了。她问母亲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做。
彼时扎伊纳布的母亲已经无法说话，只能用写字来沟通。她流着眼泪匆匆写下这句话：“扎伊纳布，他要你。我想不到其他法子。”那个“他”就是侯赛因。他贪图扎伊纳布的美色，父母担心侯赛因会把扎伊纳布软禁起来，做他的情妇，等找到另一个新玩具后再将她抛弃。
扎伊纳布受到拿比朵的启发，开始把完整的故事说出来，每个见不得人的部分都毫不隐瞒。“讽刺的是，我推动了一个鼓励妇女表达和沟通的方案，但自己长久以来却没有任何沟通，”扎伊纳布说，“现在我做到了。”
“国际妇女互助”效率良好，因为它接触到了民间基层。在经济发展领域中，这种由下而上的方式，一再显示它对经济及社会所带来的改变是多么有力。而此时此刻，在遥远的西非，另一个人正用类似的草根方式，来打击一个最为可怕和根深蒂固地伤害女孩的传统：外阴切除。
第十二章 草根VS。树顶
女人是人吗？如果是，我们会被当成商品放在货柜里从泰国运送到纽约的妓院吗？……我们的阴部会被切掉好“净化”我们吗？……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人？什么时候？
——凯瑟琳·麦金农，《女人是人吗？》
（Catherine A。Mackinnon； Are Women Human？）
大约每十秒钟，世界某个地方就有一名女孩被按住，双腿被拉开，一名没有受过医疗训练的当地妇女亮出一把刀或刮胡刀片，把那名女孩的外阴部分或全部切除。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打麻醉剂的。
出于善意却帮倒忙的西方人和非洲人，他们几十年来都在努力终止这项习俗，但是越来越多的母亲依然安排自己的女儿接受外阴切除。直到最近几年，草根运动团体才终于破解密码。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名妇女大半辈子都住在塞内加尔，这些运动人士在她的领导之下，似乎想出了办法终止这项习俗，他们的运动也像滚雪球般迅速扩张。看样子，西非的外阴切除习俗也有望像中国的裹小脚传统一样渐渐消失。这真是不可思议。这使得反对外阴切除运动成为典范，让更大型的发展中国家妇女保护运动有所依循。如果我们想超越喊口号阶段，请汲取反对外阴切除运动长期奋斗所得到的教训，它将能让我们事半功倍。
目前，外阴切除这种现象，虽然在许多非洲基督教家庭也存在，但主要还是发生在非洲的穆斯林世界。在大部分非洲之外的阿拉伯文化或伊斯兰文化地区，并不存在这种习俗。该习俗能够追溯到古代，人们发现古埃及的一些女性木乃伊外阴就遭到了切除。公元2世纪，古城艾菲索斯（Ephesus）一位名叫索兰纳斯（Soranos）的希腊医生，曾在一本有开创性的妇科著作里写道：阴蒂肥厚是邪恶堕落的征兆。事实上，姑且这么说好了，（这种女人）就像男人一样渴望得到肉体的刺激及性交。现在，你要遵照以下方式在她身上执行手术。让她平躺且双脚并拢，执刀者应用小镊子固定住突起并看似较大的阴蒂，然后用手术刀将它割除。
1666年出版的一本德国手术教科书附有切除阴蒂的插图；这项手术经常在英格兰执行，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式微——在欧洲和美国，19世纪60年代之后甚至偶尔还会出现这种例子。在北非的一大片地区，这依然是个被普遍认同的习俗。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1。3亿妇女遭到了外阴切除；后来再次进行的研究表明，光是在非洲，每年就有300万名女孩遭到外阴切除（之前估计全球每年有200万名）。在也门、阿曼、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项习俗存在的范围较小；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部分贝都因人（Beduin）会这么做，印度和巴基斯坦信仰伊斯兰教的博赫拉人（Bohra）也会这么做。执行这项习俗的时间因地而异，差别很大。在也门，女孩往往是两周大就得切除外阴；而在埃及，可能十二三岁才会切除。
切除外阴的目的，是把女人的性快感降到最低，以减少女人红杏出墙的可能性。最普遍的形式是切除阴蒂或阴蒂包皮（有时候不仅没有伤到阴蒂，甚至还让它暴露更多，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方法反而增加了性高潮的机会）。在马来西亚，有时候只是用针扎一下，或是在阴部附近挥舞刮胡刀片。但是在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最为极端的切除形式相当普遍，也就是把整个阴部“清干净”，包括阴蒂、阴唇和整个外生殖器全部切除。这会形成大片红肿疼痛的伤口，接着会用野蓟草把阴道口缝起（只留下一个小开口让经血流出），这时双腿要绑在一起好让伤口愈合，被称作“阴部扣锁”。等到女子结婚时，丈夫或产婆会用刀子把缝合的部分重新切开，好让她有性生活。在索马里经营妇产医院的助产士埃德娜·阿丹（见第七章）常年给到医院生产的所有妇女做检查，她说：97％的妇女遭到外阴切除，而且几乎每一名都经历过阴部扣锁的过程。埃德娜给我们看她拍摄的一个录像带，里头一名八岁女孩正在经历阴部扣锁，那个惨状让人不忍再看第二眼。
在一些国家，执行外阴切除的是传统助产士，但是在塞内加尔和马里，执刀者通常是铁匠阶层的妇女。那些执刀者大多是跟母亲或祖母习得这项技巧，她们的刀子通常都不干净，手术后也无法止血。有些女孩因此丧命，或是一辈子难逃伤口折磨，但是究竟这个比例有多高，完全没有数据统计可以说明。因外阴切除而身亡的女孩，通常会被说成是感染疟疾所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切除之后伤口会结成疤，使得分娩更为危险，极端的切除形式更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晚期，西方人士发起了反外阴切除运动。之前大家称该习俗为“女性割礼”，这种说法过于委婉，因此批判者代之以“外阴残切”（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联合国采用了这个词，并召开多场国际会议谴责“外阴残切”习俗。结果有15个非洲国家立法禁止外阴残切，相关文章也撰写了，会议也召开了——但是，没什么实质性改变。几内亚在20世纪60年代立法，以无期徒刑来惩罚外阴切除行为，犯人在服刑期间还要从事辛苦的劳役工作——若女孩在遭到外阴切除后40天之内丧命，执行者将被判死刑。但截至今天，从来没有任何受审案例，而且99％的几内亚妇女都已遭外阴切除。在苏丹，英国早在1925年就通过法律禁止阴部扣锁25，1946年禁令延伸至所有切除的习俗；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九成以上的苏丹女孩遭到外阴切除。
“这是我们的文化啊！”我们向一名苏丹产婆问起此事，她气愤地表示，“我们全都想切除，美国哪管得着？”产婆说她经常帮女孩切除，都是应她们母亲要求，而且女孩长大后还会感谢她。这也许是事实。那名跟土狼奋战然后到传教士那里求救的埃塞俄比亚瘘管病患玛哈苞巴，她记得当时自己是多么期待接受切割成年礼。
埃德娜·阿丹强烈反对切除习俗，但她表示国际运动效果不明显，从来没有触及一般的索马里妇女。我们开车穿越索马里的哈尔格萨市时，她突然指着对街一幅谴责外阴切除的横幅布条。“联合国来索马里挂布条，”她说，“那有什么用？一点影响都没有！女人连路牌都看不懂！”事实上，国际社会对于外阴残切的谴责，反而促使一些国家产生戒备心而群起抵抗，导致部落团结一心捍卫习俗，他们认为应该保护受到外人攻击的传统。后来反对者终于学聪明了，并稍微退让了些，改而使用更为中性的词“外阴切除”（female genital cutting； FGC）。至少用这个词，不会暗喻他们所帮助的那些妇女是残缺不全的，否则对话起来，气氛会变得太僵。更重要的是，领导地位要交给埃德娜这样的非洲女性，因为她们发言的权威性与说服力远大于外国人。
终止切除运动中最为成功的团体或许是“托斯坦”（Tostan）。这个西非团体采取极度尊重当地人的方式，将外阴切除置于社区发展的大型架构中。推行该方案的代表不是给妇女上课，硬生生地改变她们的观念，而是鼓励村民讨论跟切除相关的人权与健康问题，然后让她们自行选择。事实证明，这个软性推销方案的效果远大于强迫推销。
“托斯坦”由莫莉·梅利钦（Molly Melching）成立，她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丹维尔市（Danville），为人热情。虽然长期待在非洲，但是她的外表和口音依然有地道的美国中西部人的味道。高中时上的法文课，让她对任何跟法国有关的事物都心生向往。后来她到法国念书，又在巴黎郊外一个贫民窟工作，那里住的大多是北非人。
1974年她到塞内加尔参与一个学术交换计划，约定交换时间只有半年，但是莫莉一直待到了现在。她很有语言天分，学习了塞内加尔当地的沃洛夫语（Wolof），又参与了和平工作团在塞内加尔的工作，还曾经用沃洛夫语主持过一个广播节目。1982～1985年间，她住在当地一座村庄里，利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给予的小笔资金，致力于教育及赋权的工作。
莫莉·梅利钦和其他妇女在塞内加尔的一个“托斯坦”项目上，她们都放弃了外阴切除。
（图片由“托斯坦”提供）
“那座村庄里，没有一个人上过学，”莫莉回忆道，“那里没有学校。村民都非常聪明，只是从来没上过学，而且信息非常匮乏。”这段生活经验，加上担任救援计划独立评估者的那段工作经历，让莫莉对于大型救援计划产生了怀疑。她过着跟塞内加尔人一样的生活，也跟他们一样，看到对外援助工作者开着旅行车到处跑时，会不以为意。她观察到一些救援计划把经费都花在了那些外派来的工作人员身上，而不了解他们是不是做了什么。没有当地人的支持，再善意的团体也只能白费工夫——他们前脚建好一家配给药品的诊所，后脚村民就会把诊所病床分一分搬回家，而医生则转手把药品拿到市场上卖了。“塞内加尔就像座坟墓，里面埋着行不通的救援计划，”她直言不讳地说。
莫莉评估过24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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