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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造舰船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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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计几经修改、完善，全套总分图纸于1879年寄到船政，中国支付给地中海船厂设计费3092两银。（8）经派在法国留学造舰的船政学生陈兆翱、魏瀚等测算，预估建造经费会超过四十万两银，建造开始时即需要首先投入二十万两，以准备材料，扩建必要的厂房设施。这样一笔钱款，对于当时每月拨款仅有三万余两的船政，无异于天文数字。尽管买到了全套设计图纸，而且厂中通过创制“威远”级也有了铁胁军舰的建造经验，四十万两一艘的巡洋舰仍然让船政感到无以为力，“措手无从”。（9）
开天地，济沧海
船政仿造巡洋舰悬而未决的局面，并没有影响李鸿章北洋海防建设的进度。1879年12月11日，李鸿章上奏清廷，汇报已于两日前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帮助从英国订购两艘新式的碰撞巡洋舰，即后来著名的“超勇”级军舰。（10）清廷上谕批示，予以同意，不过，上谕末尾突然加了一段针对福建船政的指示，“制造各船必精益求精，不可蹈常袭故”，并称如果船政能仿造类似李鸿章购买的巡洋舰，“始裨于实用”，要求船政大臣“实力整顿，逐渐图功”。（11）
清政府之所以画出如此一笔，与当时的东亚国际形势大有关系。台湾事件后，日本虽然暂忍对台湾的侵略企图，但是悍然并吞了中国属国琉球，废琉球为冲绳县，“日本密迩东洋，前明倭寇屡为边患，近虽修好通商，而性情反复，又多叵测”（12），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加之，左宗棠与俄国合作在西北击灭阿古柏政权后，中俄围绕伊犁归属问题又起争论，俄国宣称要派出大批军舰到远东施加压力，更是中国迫在眉睫的威胁。而英国眼看其支持的阿古柏政权被中俄绞杀，不满中俄联手在西北排挤自己，借云南发生的马嘉理案大做文章。“威妥玛、巴兰德等诇我虚实，遇事以恫吓为长技”。（13）一时间，中国沿海狂澜四起。
面对凶氛，由总理衙门牵头，沿海各省督抚纷纷提出了筹措资金，尽快加强海防，尤其是当时显得较为薄弱的南洋海防的请求。清政府就李鸿章关于订购“超勇”级军舰做出上谕几天后，12月13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沂上奏，要求加强南洋海防，提出从总理衙门的出使经费中挤出四十万两银，再由南洋自己筹措二十五万两，也往英国定造两艘“超勇”级巡洋舰。“臣等目睹世艰，莫名焦急，不得不移缓就急，暂应要需”。（14）
恰在此时，船政留学生华监督李凤苞在英国打听到有两艘土耳其铁甲舰要转售，每艘开价一百余万两，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官员均认为机不可失。李鸿章提议以户部等筹措的福建省海防经费一百三十万两转用于购买一艘铁甲舰，总理衙门和南洋筹措准备购买巡洋舰的六十五万两也转用再购买一艘铁甲舰，剩余不足部分由北洋负责补齐。至于南洋需要的新式巡洋舰如何解决，李鸿章重提几年前的旧事，请求批准福建船政建造当初已经购回图纸的巡洋舰。
经手购买巡洋舰设计的船政大臣吴赞诚，已因身患疾病而离任赴江苏治疗，新任船政大臣黎兆棠仍然是李鸿章的幕僚。黎兆棠赴任时，李鸿章即书信向其建议，“停造寻常木船，专造快船”。李鸿章提议船政建造巡洋舰的奏折呈上后，黎兆棠出手配合，1880年5月1日具折上奏清廷，表示船政准备仿造巡洋舰，请清廷允准。
黎兆棠的奏折里，搬出当年清政府要求船政仿造“超勇”级巡洋舰的上谕作为尚方宝剑，表示自己将认真遵旨“实力整顿，逐渐图功”，但因为船政经费无力支持如此工程，黎兆棠直接要求从南洋拨二十万两银给船政，作为巡洋舰建造的初始经费。作为回报，“此举统筹海疆全局，闽省非敢据以自卫”，言下之意，新军舰造出来可以调给南洋使用，如此就解决了南洋海防缺乏外海作战舰只的问题。正值海疆局势紧迫，清政府立刻下旨批准，至于经费安排，清政府中枢表态可以从南洋新开设的关税中提取，难题留给了刚从两广调任两江的总督刘坤一。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后期湘系重要领军人物。1874…1875、1879…1881、1890…1902，三度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开济”舰即在其任职两江时期经办建造。
科举出身的刘坤一，在两江任内兴办了诸如电报、铸币等洋务事业，同时不失文人本色，今天在江苏等地的名胜古迹中，还间或能看到其留下的墨宝。照片中，是刘坤一为扬州古刹平山堂题写的“风流宛在”匾。照片拍摄：陈悦。
南洋号称统驭财富之区，但是南洋海防经费历来被应缴各省拖欠，近年又因支援左宗棠西征军需，弄得捉襟见肘，新官上任的刘坤一顿感难以措手。左思右想后，将难题仍然扔回船政。刘坤一告诉黎兆棠，两广有一笔拖欠南洋的海防经费，计有63000余两，可以将这个欠条转让给船政，充作巡洋舰的开办经费。不过，如何从两广要出这笔钱，那就得船政自己想办法了。
黎兆棠起初屡屡催促粤海关监督，然而无济于事，于是派出专人前往广东蹲点“守提”，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用了一年多时间，才要到了这笔三角债中的一半，仅仅三万两银。经费没有及时到位，但是船政的新式巡洋舰建造工作却不能拖延，在黎兆棠的一手主持下，依靠从船政经费中百般腾挪资金，艰难地开始了。“窃查巡海快船之用与铁甲相辅而行，亟应勉力仿制，始堪训练成军，宣威海上。”（15）
新式巡洋舰所需的木料，黎兆棠委托德国商人博那飞前往暹罗采办，共计购买柚木四万余件。其他船材则采用船政自制与进口相结合的方法，“统计全船需用铁料，购自外洋者十居六七，制自本厂者十之三四”，“厂中未制料件，先由外洋购买，将来拓出厂地再行仿造。”包括蒸汽机在内，都不直接进口成品，而是采用进口件与国造零件配合组装的方法。不过有趣的是，与以往船政都是向法国采购船材的做法迥异，黎兆棠上任之后，大批的船材采购均委托驻德公使李凤苞帮助在英国和德国经办，至于那位法国人日意格，则被当作过气的“日酋”，再也不去理睬。日意格遭到冷落的一大原因，在于李鸿章不便直接批评左宗棠的兵商两用舰船方案，而改称是因为日意格当初提供的船型不好。与李鸿章打配合的恭亲王奕䜣，则称日意格故意把落伍船型提供给中国，而且不及时向中国提供复合蒸汽机技术。
1881年11月9日，黎兆棠率领船政员绅，亲手将新巡洋舰的第一截龙骨捧上船台，船政第一号巡海快船开工建造。因为清政府起初是要求南洋仿照北洋购办碰撞巡洋舰，船政又将这艘军舰称为是第一号快碰船，实际就是法国地中海船厂设计的“杜居土路因”缩小版。在给清政府的新船开工汇报中，黎兆棠念念不忘，提醒南洋只给了三万多两银，距离二十万两的开办经费还有悬殊差距。
此后的日子，一面是船政厂内“按图制作，推陈出新，趱赶工程，夜以继日。在事员绅、匠徒人等莫不殚精竭瘁、寝馈不遑”，忙于新军舰的工程。（16）另一面，船政大臣黎兆棠仍在为资金百般呼吁。两江总督刘坤一“竭力筹维”，从南洋收到的海防经费中拨出四万两。又经新任两江总督左宗棠续拨四万两，船政自己向粤海关催到现银一万两，期票两万两。虽距二十万的开办经费和总额四十万的建造经费相距还远，但已能稍解无米之炊了。
1883年1月11日正午，马江午潮涨满，黎兆棠与船政提调吕耀斗等官绅祭拜天后、江神、土神、船神，船政工人们一根根抽调船台上支撑新式巡洋舰的木柱，万众瞩目中，这艘从开始设计到最终建造经历了将近六年的军舰跃入江中，黎兆棠为其命名“开济”。
开创船政一个全新舰种的“开济”舰，相比“杜居土路因”，“开济”的撞角式样要含蓄得多。照片中可以看到，南洋水师军舰的涂色和北洋一样，也是维多利亚式样，不仅如此，官制、旗帜、军服等方面，南洋一一效法北洋，这种“侵权”举动，曾一度引得自居为国家海军正宗的北洋强烈不满。
“开济”舰排水量2200吨，全长约83米，宽11。5米，吃水5。44米，舱深10。88米。各项参数与地中海船厂的设计相近，尺寸显得略微放大。军舰的动力采用船政自行组装的一台三汽缸复合蒸汽机，配合八座圆形高压锅炉，功率2400马力，是为船政当时制造的功率最大的蒸汽机。军舰的舰体材质采用原设计的铁胁双重木壳，“日后行船，匪特无虞渗漏，且利水程”，为了增强军舰的防护，舰内增设了大量铁质水密隔板，相比此前船政建造的兵商两用舰船，显得更为坚固。
“开济”的武备布置完全按照地中海船厂的设计进行，均委托泰来洋行从德国进口。主炮是两门210mm口径的克虏伯后膛炮，安装在舰首附近左右的耳台中，每门炮的射界135度。副炮选用八门120mm口径克虏伯炮，其中两门安装在舰尾附近船舷的耳台中，射界各125度，一门装在尾楼甲板上，射界225度，另外一门装在首楼内，四门分布在前后耳台间的船舷两侧，射界各是70…80度。总计全船主副炮多达十门，火力可谓强大。（17）
美术作品：航行中的“开济”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李晓雷。
除了与“杜居土路因”的众多相似点外，“开济”也有明显的自我特点。和母型外观区别最大的是，“开济”舰八座锅炉只用了一个烟囱，而“杜居土路因”的烟囱则为两座。另外，“杜居土路因”的硕大撞角也被缩小，显得与船政此前建造过的“威远”级军舰的撞角类似。
经过大半年的舾装，“开济”舰始告完工，按照惯例要驶出大洋航试。1883年9月27日、10月1日、10月11日，“开济”舰连续进行了三次测试，逆风逆潮时，航速达到16节，超出了设计要求，“船身尚属牢固，轮机尚属灵捷，洵中华所未曾有之巨舰，海防必不可少之利器”（18）。
“开济”航试前，南洋派来接舰官兵，其中担负管带一职的何心川是船政学堂的首届学生，与刘步蟾、林泰曾等同为首批海军留英学生，留学回华后，就被沈葆桢调用于南洋，此次是作为南洋水师的军官回闽接舰。极少有人注意的是，何心川率领南洋水师官兵驾驶“开济”进行的航试，实际是由船政“扬武”舰管带张成随舰会同指挥的，这个不寻常的小细节不久以后就会揭示出一个大问题。
江南风雨
清末总理海防事务的官员，不仅有分管近代化海军建设的李鸿章、沈葆桢等人，还有一位特殊的人物，湘军水师名将彭玉麟。彭玉麟，字雪琴，祖籍湖南衡阳，太平天国战争时，随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因镇压太平天国颇为得力，屡屡升迁，成为闻名一时的水师英雄。太平天国剿灭后，彭玉麟一度任长江水师提督，后被清廷特命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总统长江沿岸各省旧式水师。
台湾事件后，清廷整饬海防，彭玉麟受命加强长江及海口防务。复奏清廷的报告中，彭玉麟念念不忘长江水师的传统战船，称“水势浅窄，港道迂曲之处，为轮船所不能到者，则非长龙、舢板不为功”，坚持这些船只不应被裁撤。同时，承认长龙、舢板根本不是外国轮船的对手，但对于日久无功的购买铁甲舰计划又不是很认可，而是拿出了一项建造小轮船的计划。彭玉麟认为即使耗费大量资金购买了几艘铁甲舰，但是与列强的铁甲舰相比，“我少彼多，彼不妨置破甑于不顾，我不能为孤注之一掷，孰赢孰拙，得失判然”（19）。提议多造至少十艘长五十余米，头尾配主炮，预算七八万两银子的小蒸汽炮舰，选用长江水师久经战阵的军官出任管带，配合懂得近代军舰的学生出任帮办，雇佣沿海渔民为船员，“该船不争大洋冲突”，采用近海防御战术，“无事时则巡缉洋面，有事则防堵海口”，如果外国军舰竟然敢入长江，则发挥这类小军舰吨位小，数量多的优势，群起而攻之。这样的构思，显然与彭玉麟长江水师的出身有很大关联。至于小轮船的设计，彭玉麟粗画了草图，会商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分别拿出详细方案，以供选择。
正在建造“开济”号巡洋舰的福建船政接到任务，黎兆棠命令魏瀚、陈兆翱、李寿田等工程人员就彭玉麟绘制的草图进行推算、估价。显然草图里的方案根本无法操作，船政另外又设计了一份长45。72米，1500马力，不含火炮在内的造价十六万两的炮舰方案。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彭玉麟对此会商，决定采用，由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广东黄埔船坞分别建造，又因黄埔船坞能力有限，改由沪厂、闽厂分造。
因为同时起造十艘财力有限，确定先建造五艘，其中江南制造局认造两艘，福建船政造三艘，造成后全部用于江阴以下长江的巡防。当时南洋海防经费奇绌，在福建建造的“开济”还拖欠着几十万银子未付清，更无力支应新军舰工程，刘坤一上奏要求长江沿岸的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五省各负责筹措一艘炮舰的经费。“（炮舰）本不仅为江苏一省，湘鄂西皖实亦休戚相关，自应谊切辅车，不分畛域，各筹款项，共固藩篱。”（20）
江南军舰计划的重要推动人，两江总督左宗棠。
刘坤一上奏后，整整一年过去，各省均态度冷漠，彭玉麟要的小轮船始终只是停留在福建船政绘制的图纸上。1881年10月28日，当了几个月军机的左宗棠，终因在军机处鸹噪不已，惹得同僚厌恶，被发出京，接替刘坤一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21）
1882年2月12日，左宗棠在江宁正式接任视事，时值中俄关系交恶，即奉旨着手办理南洋海防。左宗棠、彭玉麟早年都是湘军大帅曾国藩的麾下，几十年过后，老战友再聚首，把酒言欢之余，南洋小炮舰的计划得以重新推动。
1882年9月11日，左宗棠上奏南洋的海防安排事宜。比较突然的是，除去彭玉麟计划里的十艘小炮舰外，左宗棠称要按照福建开造的“开济”舰，再建造四艘同型巡洋舰，所需经费从江淮新征的盐税等厘捐中支取，而且居然称，这个想法还和李鸿章当面做过协商，“昨与李鸿章晤商，亦以为宜”。
左宗棠、李鸿章是自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就为仇一辈子的老冤家，但表现到台面上的奏折以及两人来往书信，大都是和衷共济的模样。就在左宗棠抵任两江的时候，李鸿章因母亲去世，回安徽原籍守制，又因朝鲜发生壬午事变，被紧急召还直隶。北上时，李鸿章函商左宗棠帮助安排轮船接送，这才使得二人有机会在江宁做了会晤。
然而阳光四射的台面下，二人各自的私人书信里却是另外的场景。左宗棠抵任两江之后未久，写信给船政提调吕耀斗，表示自己创办福建船政“不独地势合宜，其规画布置亦颇不苟”，但是自己走后不再过问，言下之意，船政出现的经费紧缺等情况，都是自己后任的责任，影射沈葆桢、李鸿章同盟的意思极为明显。（22）对于北洋平息朝鲜壬午兵变，左宗棠称“此乃《合肥全集》压卷之作，然非诸将谋定后动，合南北洋全力图之，恐不臻此”（23）。
同样，李鸿章在与僚属的书信中也充满了对左宗棠的非议，“左公自谓到任后自有办法，其近名而多意气，政府同事无不相知”（24）。“左相于西国水师诀要茫未有知，恐未必大有振作也。”“招商局近来甚为兴旺，左相訾其为商人射利，于国家无益，亦可谓暗于大局矣。”（25）
二人之所以在续造巡洋舰问题上取得一致，既因为恰好都在着手加强海防，同时李鸿章对船政巡洋舰的持续关注，也显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在与左宗棠会晤前，当年年初李鸿章还曾致信船政大臣黎兆棠，询问“开济”的建造情况，“快船工程若何？”“经费能否接济？”既然此时左宗棠提出要再由船政继续建造巡洋舰，此举无疑对船政的发展大有好处，李鸿章乐得附议。
1883年1月2日，左宗棠向清政府汇报南洋建造军舰的计划已全部安排，此时的情形则会让李鸿章感到几分失望。继造的四艘“开济”级巡洋舰的订单，只分了两艘给船政，另外两艘左宗棠交给了德国泰来洋行经理福克，让其作为中间商，再去转包给德国船厂建造。这件突兀的事情背后，左宗棠在西征时与德国军火商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显然起了很大作用。与第一艘“开济”号不同，由于船政建造大型巡洋舰所需的硬件设施扩建改造已经完成，后续的这两艘巡洋舰造价（不连炮位的价格）分别为三十万两，泰来洋行在德国转包的两艘巡洋舰每艘造价则是约二十七万两，算上炮位及来华的运费，总价将高于船政的两艘。
彭玉麟一心想要的小轮船左宗棠也做了变更安排，并没有像前任刘坤一那样准备由船政建造，而是全部交给江南制造局。根据江南制造局估算，每艘造价十七至十八万两，也高于船政的预算。左宗棠决策十艘军舰全由江南制造局制造，先行建造一艘试验。
总价数百万的建造合同中，船政只分到了寥寥两笔。
左宗棠对于沈、李合作，淮系势力影响船政的不满情绪，很快还会进一步发泄出来。
1884年1月4日，福建船政遭到了自创办以来，最为措辞激烈的参奏。上奏者不是别人，恰恰是当年一手缔造了船政的左宗棠。
这篇奏折正是因“开济”而起。1883年10月22日，“开济”通过航试后，当时接替黎兆棠出任船政大臣的张梦元即上奏清廷，报告“开济”将于23日起航南洋。然而事实上，“开济”直到一个多月后的12月9日才到达吴淞口，之所以拖宕如此之久，在于“开济”返航过程中发生了一桩机械故障。左宗棠的奏参，就是借此生题。
左宗棠称，他所得到的消息均出自“开济”舰管带何心川的报告。据何心川说，“开济”舰10月23日离开马尾五虎门北上，当天夜间突遭飓风，紧急时刻，舰上的抽水机居然都不合用，导致舰内积水，“激翻铁板，碍及轮机不能旋转”，随即就近停靠岸边抢修，经过三昼夜抽水，于27日回到船政修理。之后，左宗棠叙述的情节足以让听者为之震怒。称，回到船政后，何心川以抽水机故障被迫返航报告船政大臣张梦元，孰料张梦元竟然退回报告，要求何心川改写为因为是遇到飓风船只受损。
据此，左宗棠抨击船政造军舰“俨如居贾者以劣货售人，一出门则真赝皆弗顾。故一经风浪，百病业生”。接着矛头又指向“开济”的技术参数，称“开济”设计吃水一丈七尺，实际却达到一丈九尺。设计航速每小时可以航行百里，但是到两江实测只有九十多里。最后居然将当初“开济”的预算四十万两，与船政新造两艘巡洋舰报的预算三十万两进行混淆，称“开济”最初的预算三十万两，居然实际耗费了四十万两。最后发表感慨“臣昔年奏设船政局，原为自强之计，具有深意”，“闻近年该局员匠愈趋愈下……均不似昔年规模”，遂要求严行申饬船政大臣，革退不力的员匠，大有重夺船政河山的意思。（26）
何心川，福建船政学堂首届学生，首批海军留英学生，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后派往英国南非舰队实习，中途因病返华。回国后，长期在南洋供职，自接收“开济”闹出风波开始，相比其同学，仕途始终坎坷，后任“寰泰”舰长。1903年，因管理“寰泰”练习舰敷衍草率，“不遵章教督课练，虚糜经费，旷废岁月，贻误水师人才”，被总督张之洞革职。
漫天乌云笼罩下的福建船政，即将要面对一场暴风骤雨。幸运的是，接替张梦元的新任大臣何如璋，很快查明了事件的真相。
原来何心川到达福建接舰时，船政担心其不熟悉新巡洋舰的技术布置，所以航试时派出船政的舰长张成辅助。10月23日“开济”出海后，遭遇飓风，舰上本来配有五座抽水机，完全可以应对船内进水，但是何心川率领船员手忙脚乱，操作失当，竟导致舱底抽水机的密封橡皮被热水浸化。对此情况，时任船政大臣张梦元顾及两江的面子，要求何心川重写报告，不要提操作失误，只说是因为飓风受伤。至关重要的是，当时张梦元还专门致密信给左宗棠，告知了内中实情，要求南洋选派更熟练的舰长来接替何心川，左宗棠也就此回过信。让人费解的是，在攻击船政的奏折中，左宗棠对此事完全是一幅全然不知的腔调。
“开济”返回船政修理后，原本很快就可以北上，刚好从德国进口的全船火炮运到，于是又在船政等待将火炮全部装配，耽误了时间。至于左宗棠挑出的技术问题，全部迎刃而解开，原来船政奏报的吃水深度是用的工部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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