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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猛犬-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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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趣的是他们子弹盒的状况。那些子弹盒被压扁了,里面空空如也。每一支毛瑟枪当然配有子弹盒,不过所有的毛瑟枪只有5 发子弹。

  这天下午,香农巡视了港口。从陆地上看,这个港口就不一样了。那两个沙洲伸入海里,形成了一个天然港口,底部约有20英尺高,前端有6 英尺露在水面上。他从底部走到前端,一直到沙洲的尽头。沙洲上都覆盖着齐膝或齐腰高的矮树丛,经过漫长的旱季曝晒,已经都枯黄了;这从飞机上是看不见的。每一个沙洲的前端约40英尺宽,底部40码宽,就是一段海岸线。从每一个沙洲的前端反顾港区,就能看到滨海地区的全景。

  港口正中是水泥地,后面就是一个仓库。仓库北面是几道木头的防波堤,有些早就崩落了,一根根支柱犹如零碎的牙齿露出水面或没人水中。仓库南面是铺满圆卵石的海滩,有几条捕鱼的独木舟漂在那儿。从其中的一个洲头是望不见总统府的,它隐没在仓库后头,可是从另一个沙洲看,总统府的最高一层历历在目。香农踱回港口,仔细看着海滩,无意中想到,这儿一个通往海边的缓坡是登陆的好地方。

  仓库后面就没有水泥地了。倾斜的坡岸长满齐腰深的矮树丛,被许多小路划成一块一块的,其中有一条红土路是供卡车用的,往前通总统府的。香农走上了这条路。当他走到坡顶齐胸的地方,那座旧殖民地总督官邸的正面就映入眼帘,离他200码远。他往前又走了100 码,到了旁边的一条沿海公路。在两条路的交叉路口,有一伙士兵守在那儿。他们一共四个,模样比军队的士兵帅气,穿的也好一些,手持苏式卡拉什尼柯夫AK47冲锋枪。当他沿着公路向投宿的旅馆走去时,他们默默地瞅着他。他点头跟他们打招呼,但他们只是回瞪着他。这些人就是总统的卫兵。

  他一边走,一边迅速地朝左边看,这一回就看得仔细了。总统府30码宽,底层的窗子现在都用砖砌死,并且涂上和楼房其余部分一样的灰白色。楼前一道又高又宽的木门,上了门栓,控制着楼下的出人。不用说,这又是后来添造的。在被砖砌死的窗户前有一个大平台,由于和楼里不通,现在是毫无用处了。二楼上有一排窗子,一共七扇,从总统府正面的一头排到另一头,三扇在左,三扇在右,还有一扇在门的上头。最高的一层有十扇窗子,比楼下的小得多。顶楼窗户上方是导水沟,倾斜的红瓦顶上有一个尖顶。

  他注意到前门有更多的卫兵在溜达,还看到二楼的窗子有百叶窗,可能是钢制的(他离得太远难以识别),已经拉上了。显然,如果没有公事,就只能走到那个路口,想再靠近通往总统府的地方是不准的。

  下午剩下的时间他用来远远地巡视了一番总统府,这时,太阳快偏西了。他能看到总统府三面都有新砌的墙。墙高8 英尺,从主楼到外面80码,房后还有一道墙和其余的墙连在一起。有趣的是,整个大院没有别的门。墙一律都是8 英尺高——他看见士兵们挨着墙溜达,能从他们的身高估计出墙的高度来——墙上扎着碎瓶子片儿。他知道他决不可能看到总统府的内部,不过他还记得从飞机上看到的样子,这使他险些笑出声来。

  他对博尼费斯露齿一笑,说:“小家伙,你瞧,那个傻瓜以为可以用扎上碎玻璃片儿的高墙来保卫自己呢。其实,他只是把自个儿困在一个砖砌的陷阱里,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可笑的陷阱里。”

  那个小孩也冲着他咧开嘴大笑起来,其实他一句也没有听懂,他比划着表示要回家去吃饭。香农点点头。他们一起走回饭店去。香农只觉得脚底发热,大腿酸疼。

  香农既没有做记录,也没有画地图,但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在脑子里。他把地图还给戈梅斯。吃过晚饭,他就和那个法国人坐在酒吧里。

  酒吧紧里头的桌子上坐着两个大使馆来的他国人,正静静地喝着啤酒,所以这两个欧洲人不好说什么。再说,窗子又都敞开着。可是后来,戈梅斯很想找个伴儿谈谈,于是他拿了一打啤酒,请香农到顶楼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他们坐在那儿的阳台上,透过黑暗,向外眺望着沉睡中的城市;由于停电,这个城市大部分都隐没在黑暗中。

  香农迟疑不决是否要对戈梅斯说心里话,不过,最后他打定主意还是不露真言。他只提到他找到了一家银行,在那儿兑换50英镑的一张支票,很惹人注意。戈梅斯听罢哼了一下。

  “老是这样,”他说,“在这儿,他们不懂什么是旅行支票,长期以来也不认识许多外国的钞票。”

  “银行里当然应该懂得。”

  “也才懂得不久。金巴把这个国家的财富都锁在总统府里。”

  这立即引起了香农的兴趣。他听了两个小时才了解到详情。原来金巴还把全国的武器弹药都放在旧总督官郧的老酒窖里,上了自己的锁,并且把国家广播电台也迁入府里,使他能从通讯室里直接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别人是无法从总统府外面去控制这个电台的。国家广播电台总是在政变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香农还了解到金巴没有装甲车和高射炮,除了分散在首都周围的100 名士兵,还有100 名士兵在城外。20名在机场沿途土人的小镇上,其余则分散在半岛朝赞格罗河桥那一边卡耶人的村落里。这200 名士兵就是全国军队的半数。另一半在兵营,其实也算不上兵营,只是殖民时期警察的临时工事罢了。那是一排低矮的白铁皮棚屋,离总统府400码,外面围着一道芦苇编的篱笆。全部军队就是这400 名士兵,总统府的卫队有40到60名,住在总统府院内单坡屋顶的棚屋里。

  到赞格罗的第三天,香农仔细去看了一下那些警察的工事。那儿住着200 名军人,没有人站岗。正如戈梅斯所说,那排棚屋周围有一道芦苇篱笆,不过,香农到附近一个教堂去的时候没有忘记上钟楼。他登上环状的砌梯,从钟楼偷偷地俯瞰了下面的景象。警察的棚屋共有两排,外面晾着一些衣服。在棚屋的一头又有一排低矮的砖砌的灶,灶上炖着肉,发出扑扑的响声。40名土兵在周围溜达,多少都有些倦态,并且都没有枪。枪支也许放在这些临时营房里了,可是香农猜想可能是在军械库里,也就是在一个棚屋旁边的石砌的小碉堡里。在这个兵营里,别的设备是极其原始的。

  当天晚上,他杀了一个士兵。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他独自一人出去,没有博尼费斯跟着。花了一个小时绕着黑暗的街道走,当他向总统府走近时,街上看不见灯光。

  他在总统府后面和两旁仔细看了一下,确信这三面没有巡逻的卫兵。正当他试图去看正面时,两名总统府的卫兵上前拦住了他,粗暴地命令他往回走。不过,这时他已经证实了,在港口坡顶和总统府之间的路上有个路口,那儿坐着三个卫兵。更重要的是,他还证实了他们即使站着也看不到港口。士兵们的视线从那个路口越过坡顶,就会接触到沙洲外面的海。但如果没有皎洁的月光,那么连500 码以外的水也不可能看见,虽然他们无疑会看到那儿的灯光,如果有灯光的话。

  黑暗中,香农无法看到高路口100 码的总统府的前门,可是他确信,通常那儿还有两个卫兵。他把几盒香烟递给喝住他的士兵,就脱身走了。

  回独立饭店的路上,他经过了几家酒吧,里面点着煤油灯。随后他又上了漆黑的大路,往前走了100 码。这时,一个士兵把他拦住了。那个兵显然喝醉了,在路边的一个水沟里撒尿。他一手抓着毛瑟枪的枪把,一手抓着枪身,朝香农挥舞着。月亮升上来了,借着月光,香农十分清楚地看见他正朝自己走来。那个兵嘴里咕哝着什么,香农听不懂,可是他肯定这是向他要钱。

  他听见那个兵嘟哝了好几回“啤酒”,还说了一些更加听不懂的话,接着,还没等香农掏钱,也许掏出来还没有递过去,那个兵就吼了起来,用枪往香农身上捅去。打这以后,事情就发展得既迅速又悄无声息了。香农抬起一只手抓住枪,从士兵的腹部前把枪拽过来,旋即猛然使劲一抽,把那个兵拽得失去了平衡。那个兵显然对这种反应觉得很奇怪,这不是他习惯的那种反应。等他醒悟过来,才气得尖声大叫,把枪倒着拿,抓住枪当做棍子舞动着。香农趋前一步,用两臂抓住那个兵,叫他挥舞不成,随后用膝盖撞击对方的要害。

  这时,那个士兵要想往回溜也晚了,枪从他手中落下来,香农又突然扭住他的右手,拧成90度,然后伸出一条胳膊,用掌边照准他的下巴骨下面猛砸。他听到颈骨折裂的声音,同时也觉得自己的手臂和肩膀一阵剧痛,后来他才发觉用力时扭伤了肩膀的肌肉。那个赞格罗兵像一只麻包似地倒在地上。

  香农四下里张望一下,没有人走过来。他把尸首滚进水沟,然后检查起枪来。他从子弹带里往外抽子弹,抽到第三颗就没有了。枪膛里也没有子弹。他拉开枪栓,把枪对着月光,往下看枪管。他看见里面积了好几个月的粗砂石、垃圾、尘土、污垢、铁锈和小土粒。他把枪栓滑回原来的位置,三颗子弹也塞了回去,然后把枪向尸首扔去,就走回去了。

  “越来越妙了。”当他悄没声儿地进了黑乎乎的饭店,上了床,他喃喃自语道。他几乎可以肯定警方的侦查是不得力的。那个被折断颈骨的士兵一准被推下了坡,落进水沟里了,至于验指纹嘛,他肯定这儿从未听说过。

  不管怎么说,第二天他还是托称头疼,留在饭店里和戈梅斯聊天。第三天早晨他就动身到机场,搭乘“康韦”440 飞机北去。他坐在机舱里,望着这个国家在左边机翼下消失了,这时候,戈梅斯说过的话像一股水流似地流过他的脑际。

  在赞格罗没有采过矿,从未采过矿。

  四个小时以后,他返回了伦敦。

  苏联大使列奥尼德·多布罗沃尔斯基每周一次和金巴总统会晤,总觉得有些不自在。像许多和这个独裁者会面的人那样,他也几乎肯定此人是个疯子。但和大多数别的人不同,列奥尼德·多布罗沃尔斯基是奉莫斯科上司之命,尽最大努力去和这个喜怒无常的非洲人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这会儿,他坐在总统府二楼总统书房里宽大的红木桌前,等待金巴做出某种反应。

  离近了看,金巴总统并不像标准像上那么魁梧和漂亮。他坐在宽大的桌子后面,看上去简直像个侏儒。而当他完全呆坐不动,弯腰曲背地坐在椅子里就显得更矮小了。多布罗沃尔斯基等待这种呆坐不动结束。他明白只有两种情况才会结束这种呆坐不动。一种情况是在这个赞格罗的统治者谨慎而神志清醒地说话时,不管怎么说,这时他像个神志完全清醒的人;另一种情况是在这种几乎可以说是紧张性神经分裂症的呆坐不动一变而为狂怒,这时他就像着了魔似地狂吼起来。反正他也自以为是个着了魔的人。

  金巴微微点点头。

  “请往下说。”他说。

  多布罗沃尔斯基松了口气,显然这位总统准备倾听了。不过,他知道坏消息就会来临,他是不能不说的。那个消息会使情况发生变化。

  “我国政府通知我,总统先生,他们接到的情报说,英国一家公司最近送交赞格罗的勘探报告可能有漏洞。我查阅了伦敦一家公司几个星期前所作的勘探报告,那家公司叫曼森联合公司。”

  金巴总统的两眼稍稍鼓了出来,依然盯着苏联大使,而没有丝毫表情。他也没有说一句话,表示他记起了多布罗沃尔斯基曾经把此事报告给总统府。

  大使继续详述了曼森公司的勘探报告,这份报告是由一个名叫布赖恩特的人交给自然资源部部长的。

  “阁下,其实我是奉命来通知您,我国政府认为,这不是当时被勘探地区所发现的矿产情况的真实描绘,准确地说,是在水晶山丘陵地带。”

  他等待着,知道他会说一点儿。后来,金巴终于开口了,他的话语是平静而有力的,这使多布罗沃尔斯基又松了一口气。

  “这份报告在哪方面有漏洞?”金巴轻声说。

  “详细的情况我们不能肯定,阁下,不过,可以确信,既然这家英国公司显然不争取从您这儿获得采矿许可,他们提出的报告,应该指出在那个地区没有值得开采的矿藏。如果说这份报告有漏洞,就在这儿。换句话说,不管那个采矿工程师的样品里含有什么,事实都会表明,那里矿物的含量比英国人通知您的要多。”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在沉默中,苏联大使期待着对方会勃然大怒,然而金巴并没有这样。

  “他们骗了我。”金巴轻声说。

  “当然,阁下,”多布罗沃尔斯基急忙插嘴道,“惟一有十二分把握的办法,是再派一个勘探队到那个地区去采集岩石和土壤的样品。为此目的,我国政府指示我向阁下恳请准许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研究院的一个勘探队来赞格罗,对那个英国工程师勘探过的地区再进行勘探。”

  过了好一会儿金巴才领会了这个提议。他终于点了点头。

  “我批准。”他说。多布罗沃尔斯基躬了躬身,他身边的沃尔柯夫膘了他一眼。沃尔柯夫名义上是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其实,确切地说是克格勃派驻使馆的代表。

  “第二件事是关于您个人的安全。”多布罗沃尔斯基说。他总算使这个独裁者做出了反应。这是金巴最认真对待的事。他的脖子伸长了,用狐疑的眼光向四周扫了一圈。三个站在俄国人背后的赞格罗侍卫官浑身战栗。

  “我的安全?‘金巴像惯常一样低声说。

  “我们以尊敬的心情,重申苏联政府的观点:阁下为促进赞格罗的和平和进步立下了如此丰功伟绩,并且能领导赞格罗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这一番倾盆大雨式的阿谀奉承之词,说得正是恰到好处,这是金巴天生爱听的,也是在对他说话的内容里必须有的一部分。

  “为了保证阁下今后不可估量的人身安全,鉴于最近发生的您的一名军官的最危险的叛变,我们再次建议允许我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常驻总统府,协助阁下的保安部队。”

  一提到博比上校的叛变,就使金巴从神思恍惚中清醒过来,他浑身不住地打战,不过两个俄国人弄不清这究竟是恐惧呢,还是愤怒。接着他开始说话了,起初是慢吞吞的,像他惯常那样低语,后来说得快了;而当他凝视着对面的赞格罗人侍卫时,嗓门也提高了。他没说几句话就恢复说文杜族方言,这只有赞格罗人才能听得懂,可是两个俄国人也已经能听懂一个大概。金巴知道自己身在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是永远存在的。他从神灵那儿得到警告,说四面八方都有反叛的阴谋。他清楚地知道所有那些不忠于他的人的共同特点,那些人的头脑里都藏着邪恶的念头。他想把他们清除掉,把他们统统清除掉,但不知这么干他们会怎么样。他怀着这种心情说了半个钟头,最后他又平静下来,用俄国人能听懂的欧洲语言说话了。

  当两个俄国人走进阳光里,钻人使馆的汽车时,他们都出了一身汗。一部分是因为热的缘故,总统府里的空调又坏了;一部分原因是金巴像往常一样对他们产生了影响。

  “我很高兴总算谈完了,”在驶回大使馆的途中,沃尔柯夫对他的同事喃喃地说,“无论如何,我们得到批准了。我明天就安排我的人去。”

  “我要让矿山工程师们尽快到这儿来,”多布罗沃尔斯基说,“但愿在英国人的勘探报告里真的有些可疑之处,否则,我可不知道怎么去向那个总统作解释。”

  沃尔柯夫咧开嘴笑了。

  “你去解释比我合适。”他说。

  香农住进了骑士桥外的朗兹饭店,这是他在离开伦敦前和“沃尔特·哈里斯”约好的。他们约定,香农大约走10天,而订了房间后,每天早晨9 点哈里斯就给饭店打电话,找基思·布朗先生。香农中午到达那儿,他发现三小时以前哈里斯已经给他打来了第一个电话。这样一来,明天之前他还有空。

  他慢慢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吃了午饭,然后先给侦探代办处打了个电话。代办处的头儿思索了一会儿就想起了基思·布朗的名字,香农听到他正在挑拣桌上的卷宗。他终于找到了需要的一份。

  “对,布朗先生,我这儿有一份,寄给你吗?”

  “还是别寄,”香农说,“长吗?”

  “不长,大约一页纸。我在电话里读给你听好吗?”

  “好吧。”

  那人清了清嗓子,读了起来:“这天早晨,根据委托人的要求,我的一名探员在离曼森大厦地下停车场人口处很近的地方等候。他很走运,他的目标昨天和委托人在斯龙大街谈话后坐出租汽车曾回到这儿。这时,那个目标又来到汽车旁。探员清楚地看到他摇摇摆摆地走进隧道式停车场的人口。毫无疑问就是这个人。他站在”柯维蒂“车旁。探员在当汽车开下坡道时记下了车号。然后,本代办处即与郡政厅的执照局联系,查得该车系由一个名叫西蒙·约翰·恩丁的人登记,此人住在南肯辛顿。”侦探代办处的头儿停了一下。“布朗先生,你需要那个人的地址吗?”

  “不需要”,香农说,“你知道这个叫恩丁的人在曼森大厦里干什么?”

  “知道,”这个私家侦探代理人说,“我问过一个在中心商业区当记者的朋友。那个叫恩丁的人是曼森联合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詹姆斯·曼森爵士的私人助理和心腹。”

  “谢谢。”香农说,挂断了电话。

  “越来越奇怪了。”他喃喃着离开了饭店的门厅,溜达到杰明街去兑换一张支票,买几件衬衫。这天正是4 月1 日愚人节,太阳明晃晃的,海德公园角周围的草地上缀满了水仙花。

  香农走后,西蒙·恩丁也一直很忙。这天下午,他在穆尔门上的顶楼办公室里,向詹姆斯·曼森爵士汇报调查结果。

  “博比上校。”他走进办公室对他的上司说。这个矿业公司的头儿听了皱起眉头。

  “谁?”

  “博比上校。赞格罗前军事领袖。现在流亡在外,被让·金巴总统永远驱逐出境了。顺便说一句,那个总统已经下令以滔天的叛乱罪判处他死刑。您需要知道他在哪儿吗?”

  这时,曼森坐在桌旁,点点头,沉人回忆中,他依然没有忘记那座水晶山。

  “对,他在哪儿?”他问。

  “流亡在达荷美。”恩丁说。“要不露痕迹地去找他可真费了不少气力。他现在住在达荷美首都科托努的一所房子里。他一定有些钱,但可能不多,否则,他就会和别的有钱的流亡者一起,住在日内瓦市外四周有高墙的别墅里了。他在达荷美有一幢租来的别墅,日子过得很安定,也许这是保证使达荷美政府不让他离境的最安全的办法,因为据信金巴要求把他引渡回国。再说,由于他离得很远,足以使金巴确信他永远也不会造成威胁。”

  “那么香农呢?那个雇佣兵怎么样了?”曼森问。

  “今明两天他应该到了。”恩丁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从昨天开始给他在朗兹饭店订了房间。今天早晨9 点他还没到。明天我应该还在那个时间给他打电话,看他在不在。”

  “现在就打。”曼森说。

  那家饭店向恩丁证实布朗先生确实到了,不过他出去了。詹姆斯·曼森爵士在分线电话里听着。

  “留个口信,”他对恩丁吼道,“今晚7 点打电话给他。”

  恩丁留了个口信,两个人都挂断了电话。

  “我想尽快得到他的报告,”曼森说,“他应该在明天中午完成这份报告。你先和他碰头,读一遍报告,要查对里面所包括的我对你说过的我要问的一切细节,然后把报告交给我。这两天把香农撇在一边,给我时间去消化这份报告。”

  下午5 点刚过,香农就得到了恩丁的口信,7 点他在房间里接到打来的电话。晚饭后到上床睡觉这一段时间里,他把从赞格罗带回来的笔记和备忘录整理一番。这是一组草稿,是在一叠巴黎机场上买的蹩脚画纸上随手写了消磨时间的,其中有些是他在克拉伦斯散步时,取固定两点用脚步量出的比例尺图。他带回一本《旅游画删,内有各处“名胜风景”,惟一使人发生兴趣的是一页题为《殖民地总督阁下的官邸》的图,标的日期是1959年。此外,他还有一张经过百般美化的金巴标准像,这是那个国家不短缺的少数几种东酉之一。

  第二天他漫步到骑士桥时,店门才开,他就进去买了一台打字机和一叠纸,花了一早晨的时间写他的报告。报告里包括三个题目:简述访问经过,首都的详细描绘(一幢建筑物一幢建筑物地作了说明,并且附了图),对军事情况同样详细的描绘。他提到他没有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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