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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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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进行到第三天；泗县仍无法攻克；陈毅遂命令部队撤离。
对泗县的攻击令山东野战军主力遭受很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军集中重兵；在苏中、山东和淮北三个方向上同时并进。身在淮北地区的陈毅对去苏中还是回山东难以抉择；就在他与粟裕电报商讨未果之时；坏消息再次传来：国民党军向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开始了大规模进攻。淮阴无论如何不能失守；陈毅和粟裕立即部署保卫淮阴的作战。但是；陈毅部主力的正面有国民党军的阻拦；部队被缠在战场无法迅速脱身；粟裕部主力远在海安；距离淮阴至少有两百公里的路程；且一路上全是河网地带；雨季里道路泥泞不利行军；临时又无法调集大量船只。因此；无论是陈毅部还是粟裕部；都无法迅速集结形成作战能力。
向淮阴进攻的是国民党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虽在整军后对外称师；但整编七十四师实力堪称为军；乃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这支全副美式装备、攻击意志强盛的部队；注定要在解放战争中与共产党军队有决死之战。此时；整编七十四师攻势迅猛凌厉；华中野战军的“皮旅”和九纵奉命阻击；尽管官兵不惜生命；英勇作战；依旧无法阻挡整编七十四师对淮阴的一再逼近。“皮旅”甚至把淮阴城边大运河的堤岸扒开；将整编七十四师的攻击路线淹成一片汪洋；但是整编七十四师的进攻还是没有停止。九月十九日拂晓；整编七十四师以两个连的兵力轻装突进；捉到一个共产党士兵并获取了口令后；国民党军冒充共产党军骗过淮阴城的岗哨潜入城内。紧接着；整编七十四师的大规模攻击再次开始。内外夹击、里应外合的作战使淮阴城内瞬间陷入混乱的巷战。
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攻占淮阴后；继续南进；于二十二日占领淮安。
两淮相继失守；使共产党人在整个苏中和苏北地区失去了立足之地；大片的解放区由此变成了敌后游击区。严峻的形势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意志；残酷的战争考验着共产党官兵的意志。事实证明；面对强敌的进攻；分散迎敌是不行的；必须勇于舍弃一些地盘；集中兵力击敌弱处；才有可能扭转被动局面。一九四六年九月间；粟裕与陈毅经过多次的商榷与争论；先后分别致电中央；建议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共同坚持淮北地区以寻机歼敌。
整编七十四师从刚刚占领的淮阴出发向涟水发动攻击。此时；连续的作战失利让华中野战军官兵憋了一肚子的火；于是；他们在迎敌的时刻表现出鱼死网破的决绝态势。守卫涟水城的部队顽强阻击；粟裕调集主力星夜增援。交战双方官兵黄河大堤上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最终巨大的伤亡迫使整编七十四师放弃攻击退回淮阴。涟水一战；华中野战军也伤亡六千多人。
就在涟水战斗进行的时候；除粟裕因指挥战斗未到之外；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局领导人连续召开会议总结教训。陈毅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干部的责备；他们因解放区的连连丢失而十分痛苦。陈毅诚恳地承担了责任；表示愿意接受批评；真心实意地维护团结。
但是；国民党军的大规模进攻很快重新开始了；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战局前景更加扑朔迷离；陈毅与粟裕部的命运依旧无法预料。
古老的中国战术和漂亮的美国帽子
自一九三八年一月；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就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之后；他便和著名将领刘伯承共同指挥一支部队；直至中国共产党人夺取全国政权。这种长达十三年的牢固合作关系；在中外战争史上十分罕见。他们共同指挥的部队在战争中被广泛地称为“刘邓大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位于中国国土腹地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当时共产党人控制的面积最大、兵力最多的区域；它东起津浦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南至黄河南岸；北至正太铁路和德石铁路；面积达到十六万多平方公里；区域内人口两千多万；县城百余座；首府设立在河北邯郸。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总兵力二十七万。
在一九四六年那个多雨的夏季里；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对突围中的李先念部的追击。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率领第二、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共五万人；向国民党军守备相对薄弱的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出击；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共两万人；攻击胡宗南部已经占领的同蒲路南线的各要点。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还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能力；迟滞敌人进攻并打乱其军事部署的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攻击其兵力和军火调动必须依赖的铁路线。
陇海路袭击战；是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首次出击。陇海铁路线上的危机直接迟滞了国民党军兵力和物资的调动；并迫使蒋介石从追击李先念的部队中调回了三个整编师；从攻击粟裕和陈毅部的部队中抽回了五个整编师；从而缓解了中原、苏中和山东方向共产党军队的压力。
解放战争字数：3255 字号：大 中 小 但是；主动出击将刘邓主力的位置和实力暴露了。因此；撤离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刻发现他们已经处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合围之中。
刘邓别无选择；只有坚决作战；力求在避免重大损失的前提下取得局部胜利以扭转危险的局势。
国民党军从两面合围而来；必须首先力挫其一路；使战场上的钳形攻势随之瓦解。刘邓选择的作战目标是：从郑州开来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这一选择是颇费思量的：虽然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的国民党军有三十万之众；但向豫东和鲁西南方向攻击的只有二十三个旅；二十三个旅中一线部队仅为十五个旅约十万人。
整编第三师原为由陕军发展来的第十军的部队；现在与四十七师共同隶属于第五绥靖区司令长官孙震指挥。该师师长赵锡田一向不把孙震放在眼里；彼此之间隔阂很深。
为了确保足够的攻击兵力；刘邓从冀南急调陈再道的第二纵队到达战场；加上已经结集的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兵力是整编第三师的四倍。
陈赓的六纵派出两个团负责引诱赵锡田；纵队主力则在前面布置了个大口袋。整编第三师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连续进攻；攻到哪里都会发现刘邓部刚刚撤离的痕迹。战斗进展令赵锡田十分得意。他的参谋人员提醒说；刘伯承是打仗的好手；如此顺利有些异样；小心中了埋伏。而赵锡田的反驳听起来很有理由：你们这些年轻人和共产党打交道的年头不多。看看防御阵地上丢弃的这些东西就知道了；除了军装和背包之外；还有扔掉的枪支；如果是从容撤离的话；他们绝不会丢弃哪怕是一块擦枪布和一根烤火的柴禾棍儿。况且；共产党军队一向离开村庄的时候；都会打扫院子挑满水缸；现在他们住过的村子里又脏又乱；不是仓皇逃窜还能是什么？
每占领一个村庄；赵锡田都向刘峙报一次捷；蒋介石的嘉奖电报不断地发来；赵锡田很有些飘飘然。他给刘峙去电报说：“飞机不需要了；凭我现有的装备；不把共军赶下黄河；就让他们回太行山去！”刘峙显然也被胜利的前景冲昏了头；他竟然临时改变作战部署；放弃原定的整编第三师和整编四十七师共同攻击定陶的计划；改为由整编四十七师单独攻击定陶；整编第三师前去攻击菏泽。这个改变却加大了整编第三师与四十七师之间的间隔。
九月二日；刘邓命令部队继续放弃前沿阵地；引诱整编第三师继续往大口袋里走；同时命令一部迅速楔入整编第三师与四十七师之间的宽大的缝隙；从而对整编第三师形成包围之势。刘邓的作战命令发布之后；解放区内八千多名民兵拿着土枪、大刀开始在田野的庄稼地里集结；近两万民工携带着一万多副担架、五千多辆装满粮食弹药的大车；浩浩荡荡地向这个狭小的战场蜂拥而来。
与整编第三师齐头并进的整编四十七师已经被调动到距整编第三师四十里开外；而从徐州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行军速度更为迟缓；距离战场尚有百里之遥。
九月五日；刘邓决定全力攻击；速战速决。
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的大难降临了。
午夜二十三点三十分；赵锡田的师部和三旅、二十旅所在地同时受到猛烈攻击；赵锡田赶紧向刘峙求援；刘峙急令整编四十七师向整编第三师靠拢。但是；由于受到陈锡联的第三纵队的拼死阻击；整编四十七师师长陈鼎勋不愿意再前进一步。
绝望的赵锡田决定自己突围。他再次向孙震请求援救；说只要派一个团到天爷庙附近接应一下就可以。孙震说派出的部队受到共军阻击无法前进；整编第三师要突围就必须自己想办法。赵锡田跑到一排汽车下面；正准备继续抵抗的时候；发现身前身后全是指向他的枪口。
刘伯承在电话里说：“派一个班把他送到我这里来；不要让他跑了！”
来到在国共两军中皆赫赫有名的刘伯承面前；赵锡田问：“你们从开始就一路撤退；辎重丢得遍地都是；难道是在骗我吗？”
刘伯承说：“你应该读过兵书；难道不知道孙膑减灶赚庞涓的故事？”
定陶一战；刘邓部伤亡三千五百人；国民党整编第三师死伤近五千；被俘者高达一万两千人。由于被俘的人太多一时不好看管；在国民党军飞机盘旋轰炸的时候跑了四千多。
消息传来；蒋介石震怒。
最大多数万岁
就在中国内战爆发的那一刻；一个美国老人骤然卷入了中国政局。
没有哪一个美国人像他一样在中国当代史上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人生轨迹。他的大半生与中国的当代教育史密不可分；晚年的生活更与纷扰的中国政局密切关联。无论历史给予他什么样的评价；他那静卧在中国北方一所著名大学里的墓碑；至今依旧是一道令人心绪复杂的风景。
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光绪二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司徒家族对教育和传教的热爱与执著在近代美国史上颇具盛名；家族成员先后独立创办或参与创办过五所学校；先后出了五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女子学校校长；同时；从司徒雷登的曾祖父开始；家族中曾有十三位男性成员成为传教士。一八六八年；约翰·林顿·司徒来到中国传教；几年后；他把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私立女校校长也带到了中国；他们在中国杭州城北的贫民聚集区盖起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这就是日后在中国生活了整整五十年的司徒雷登的老家。
有着与父亲一样惊人的耐心；但更具社会干预欲望的司徒雷登；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动荡岁月。他在南京的一所神学院里当教师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他因为对革命十分向往而结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宣布辞去大总统的演说会上；他是在场的唯一一位外国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受教会委托来到北平筹建燕京大学；筹款、选址、确定校名都是他一手操办；他决心把这所风景如画的私立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学府。他的努力成功了。燕京大学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而学生多数成为开创中国新时代的前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为了能使中国军队齐心抗战；他甚至以南京国民政府特使的身份去东北劝说张学良“易帜”。他与很多国民党官员与国民党军将领私交很好。因为真心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革命的唯一继承人；他对蒋介石的倾慕几乎到达了崇拜的地步。
他已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符号。
美国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日军将其逮捕。日方试图用他作为与美国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人质；同时也是对燕京大学不接受“奴化教育”的一种威胁。但是；日方没能让司徒雷登低头；他宣布已把生命交给了他信仰的上帝和他热爱的中国。日本投降后第三天；被囚禁三年零八个月的司徒雷登出狱了；他立即被飞机送往重庆；流亡在那里的燕京大学的师生们看见面容憔悴的老校长；与他相拥而泣。
就在马歇尔为国共两党的难以调解感到万分苦恼的时候；司徒雷登在蒋介石夫妇的建议和安排下会见了马歇尔。——他坦率地承认；在这之前；他只是听说过马歇尔的名字；之所以前去拜会；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承担着特殊使命的人有点好奇。司徒雷登并不知道；这种老年人的好奇心会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巨大的麻烦。初次会见；他只是耐心地听马歇尔详细介绍了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他在北平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他和蒋介石都感到吃惊。司徒雷登已经准备退休了；为此他已提出辞去燕京大学校长一职；同时；他根本没有任何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而令蒋介石吃惊的是；虽然他与司徒雷登私人关系很好；但在中国政局万分敏感的时刻；司徒雷登并不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合适人选；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的驻华美军司令官魏德迈已经做好了就任的准备。更让蒋介石愤怒的是；马歇尔事前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却征求了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周恩来鼎立推荐的人就是司徒雷登。而马歇尔选择司徒雷登的理由也让蒋介石有口难言：“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反应；他是一位具有独一无二地位的、受到普遍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乃西方世界最后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
四天以后；司徒雷登告别燕京到南京上任。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马歇尔一起制止中国的内战蔓延。
但是；在河南、湖北、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国共两军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而且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司徒雷登立即感到自己几乎无能为力；他和马歇尔共同预感到；他们的调解面临着最后破裂的危险。而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劝告是：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
司徒雷登的劝告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只关心两个字：接收。“接收”二字至少包括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十万火急地开赴战争中的沦陷区和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这就是“为国收复失地”的概念。而在经济上；所有的政府和军队大员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火燎；因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金库银行；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已经失去了主人；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财产就是谁的；这就是“个人发财致富”的概念。
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国民党军陆军部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也就是以国民党的名义成立的“接收”机构。可能觉得以一个政党的名义这样做有点不合适；很快；“行政院派驻陆军总司令部收复区全国性事业临时接收委员会”成立了。各省市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军队高级将领混杂在一起；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成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处长、科长和科员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高级家具和名牌汽车；甚至连日伪办公楼里的地毯都扛走了。房产、财物到手之后；最有油水的查封“逆产”行动随即开始。“逆产”二字几乎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厂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的一件古董。南京原来的“伪中央政府”官员和重庆来的国民党大员互换名片之后；成为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像亲兄弟分家一样商量着如何把“敌产”变成“私产”；把“逆产”变成“民产”。
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各地的官员想出一个可以让重庆来的“同志”一夜暴富的好点子：以行政命令或者军事命令；将原来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储备票一律兑换成重庆国民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
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各“接收机构”之间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共党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
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道：“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
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
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然后他们用恳切地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张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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