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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北京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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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有勾结，故被打成了反革命。
于是，一家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女的离异后回到上海老家定居，男的则被押到了四川某劳改农场服刑，多年来彼此已没有任何来往。专案组人员分别从双方的供词中得到证实，“珍珠港事件”爆发前，这对夫妇和弗利确实曾是好友。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的一天，弗利也确实曾将两个箱子送到他俩家中，拜托他俩一定好好代管，等将来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于他。
但是，这对夫妇却一口否认箱子里装有什么“北京人”化石，而说这两个箱子一个装的是医疗器械，另一个装的是弗利的衣服和一些中国古董瓷器，此外还有５００元美金。二战结束后，弗利回到美国，不久便来信谈及两个箱子之事。后来取得弗利本人的同意，箱子里的古董瓷器和５００元美金，由天津领事馆拿走了，其余衣物之类的东西，则由他俩给变卖了。
专案组人员对这对夫妇采取的是背靠背的办案形式，而结果是，两人的说法都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他俩虽然确实曾为弗利真诚而精心地代管过两个箱子，但箱子里装的东西，却不是“北京人”。而这对离婚后的男女相处异地，且多年没有来往，不可能存在相互串供的问题。
专案组人员再度陷入困境。
不久，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兴起，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察“北京人”下落一案，宣告流产。
然而问题是，弗利当年留在中国友人家中的这两个箱子早已时过境迁，他为什么还要声称前来中国寻找呢？他执意要来中国寻找的，究竟又是什么呢？莫非其中真有关于“北京人”的什么秘密？
七十年代的弗利终究没有踏上中国的国士，但到了八十年代，弗利要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依然没有破灭。听说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弗利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后来被征入伍，成了驻天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医。１９４１年１１月间，当中美双方决定将“北京人”化石秘密转移出国时，据说护送化石的任务就落在了弗利的头上。但弗利还来不及将化石带走，就成了日本人的俘虏。于是弗利便成了最后接触、掌握“北京人”化石下落的关键人物。
然而，美国的大夫弗利终生未能了却到中国寻找“北京人”的心愿，美国的人类学家夏皮罗却终于实现了来中国寻找“北京人”的梦想。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６日，经历了几十年的折腾和渴盼之后，年近７０岁的夏皮罗在女儿的陪同下，从纽约机场登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
夏皮罗父女搭乘的客机在北京机场平稳降落后，前来机场迎接他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青年人类学家董兴仁。
就在三个月前的一天，夏皮罗又得到了一条重要信息，一个当年曾在天津驻守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告诉他，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曾辗转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这个箱子被埋藏在了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６号楼地下室的木板下面。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北京人”至今应该依旧安然无恙地躺在那里等着知情者去营救。这位美军老陆战队员在向他提供这个信息的同时，还交给了他一叠１９３９年拍摄于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６号楼建筑物的照片复印件。
这一情况的出现，使他寻找“北京人”的欲望之火再度燃烧起来，平静不久的心又一次掀起了阵阵波澜。他觉得不管此事情是真是假，再也不能这样长久而被动地等待下去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亲自去中国寻找一次“北京人”，否则，愧对祖宗，愧对历史，也愧对自己。
在这样一种心境的撩拨下，夏皮罗很快向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吴新智主任发去一封请求信，信中除透露了部分他新得到的线索外，再三希望吴新智先生能设法促成他的中国之行；同时还强调说，他此次来中国寻找“北京人”，不管结果如何，所有费用全由他自己掏腰包，无需中方承担分文。
这样，中国方面终于促成了夏皮罗的中国之行，还为他的到来做好了周密的安排。
１９８０年９月１８日下午，夏皮罗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与女儿一起，在中国青年古人类学家董兴仁的陪同下，踏上了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
第二天一早，在黑延易馆长以及中国古人类学家黄维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了自己的寻找计划。几经查访，他们首先找到了原美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来到兵营旧址后，夏皮罗第一件事就是从包里掏出那张原天津美海军陆战队兵营６号楼的照片，然后，他一边拿着照片查看，一边与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夏皮罗最后确认，这个地点与照片上的地点完全吻合。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昔日美国军人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踪影不见了，如今留下的尽是校园内中国少男少女们的纯真与欢笑。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尽管原来美军陆战队兵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了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第６号楼，偏偏不见了踪影。
他们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那位负责人告诉夏皮罗说：“第６号楼已于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６号楼地下室铺设的地板？”因为那位老陆战队员告诉他说，箱子是埋藏在地下室的木板下面，所以只有先找到木板，才可能找到箱子。
那位负责人说：地震前，他们没有发现过６号楼地下室铺有地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的军用木箱。
这一回答使夏皮罗几乎陷入绝境。但性格倔强的他在原地看了看，接着又用脚蹭了蹭身边的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可以。”对方回答说。
很快，卫生学校有关人士找来几把铁锹，又叫来一些学生，不一会儿便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然后自己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实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痕迹，这才叹息一声，从坑里艰难地爬了出来。之后，在黑延易馆长和黄维龙的引导下，夏皮罗又访问了卫生学校的另一人士，这位人士想了想告诉他说，其实在卫生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就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６号楼了。因此，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这６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他们并不知道。
夏皮罗听了这一情况后，绝望的脸上又露出喜色。于是怀揣着一线希望，他们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住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询问，得到的回答同样是：第６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未发现过什么箱子。
但颇有经验的夏皮罗并不肯就此中止寻找的脚步，他指着旁边的第７号楼说：“这７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６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７号楼的情况，说不定从７号楼里我们能看出一点什么。”
馆长和黄维龙觉得夏皮罗言之有理，便又来到了７号楼。进了地下室后，他们便分头对各处进行仔细辨别观察。按理说，如果７号楼地下室曾经铺设过木板，那么６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铺设过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可惜的是，他们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一块小小的木板。
但一个极为细小的细节却引起了夏皮罗的注意，即：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为低一点。于是夏皮罗再次蹲下身，又用手在那儿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１９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９日，我们来到了天津，在黄维龙先生的引导下，走进了７号楼的地下室，只见赤身裸背的民工们正躺在那儿酣然大睡。经仔细查看，我们发现地下室的水泥地与门框交接处，确实略低点。那么这儿原来是否确实曾经有过地板，后来被人撤除后改成了水泥地呢？”）
从７号楼地下室出来的夏皮罗依然没有死心，他拿出一些相关的资料看了看后，指了指对面一栋楼房问道：“过去那儿是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时常出没的一个妓院？”经过就近一番询问，确实是如此。夏皮罗便提议说，再到那儿找找看。于是他们又到对面的楼群里转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有些垂头丧气的夏皮罗只好重新回到原美军天津兵营大院的旧址上。那个秋日的下午，这位年近七旬的美国老人站在那儿，反复地看着手中的照片，留恋地望着四周，似有颇多感慨，却又无从说起。很久很久，他才转过身来，以沉痛而又遗憾的心情对黄维龙等陪同说道：“‘北京人’化石没在这里找到，看来美国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这一线索并不准确，我本人为此甚感遗憾。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死心，也许‘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这个操场下面的某个角落里而一直未被发现。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争取再来一次天津，到时我想法把美国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带来，和中国的朋友们一道对这个操场的地下作一全面探查，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也许我会重新找到新的线索！”
说罢，夏皮罗转过身去。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女儿发现，父亲的眼里满含着泪水。
夏皮罗离开天津回到北京后，又对相关的人士和相关的地方作了一番寻访，依然没有结果。最后，他特意去了一趟周口店。那天，他站在周口店当年裴文中发掘第一个头盖骨的地方，深有感慨地对中国同行们说道：“人类的历史真是有趣极了，半个多世纪前‘北京人’好不容易在这儿被寻找到了，没想到一场罪恶的战争又给搞得下落不明。也许，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没完没了的寻找史。等着吧，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中国寻找的！”
可惜的是，带着一腔遗憾回到美国的夏皮罗，直至１９８９年离开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中国的领土。
饮憾而去的，不单单是美国的夏皮罗，还有中国的史前考古大师、“北京人”头盖骨的第一个发现者裴文中。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８日，裴文中静静地躺在了北京海军医院的一张病床上。
这是大师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里，大师似乎什么也不牵挂，惟一牵挂的，便是“北京人”。
“文革”中，由于裴文中已是年过花甲之人了，生活上的突变，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肉体上的迫害，使得本来身体强壮的老人变得极度虚弱。可在１９７０年，尚未得到解放的他竟然拖着病躯，跋山涉水，赴往鄂西考察巨猿。
粉碎“四人帮”后，裴文中迎来了又一个科学的春天。刚一获得解放，他便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忧愁烦恼、恩怨是非统统忘于脑后，而抓紧生命中最后不多的时间，积极投身于对古人类文明的寻找与探索之中。１９７８年，他与青年人一起前往河北省阳原县的泥河湾参加挖掘工作。在那里，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要把７５岁当作５７岁来过。这话，后来成了好多老科学家的座右铭。
１９７９年，裴文中出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这时的他虽已年迈，却仍不改年轻时的习惯，星期天也常去馆里转悠，或替观众“排忧解难”，或与有关人员一起制定博物馆的发展规划，帮助解决具体疑难问题。这年，适逢“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５０周年。从１２月７日至１２日，中国科学院举行了为期一周的学术讨论会，又一次隆重纪念他在５０年前的这一震惊中外的伟大发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尹赞勋分别在这次会议的开幕和闭幕式上致词。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还亲临会场并讲了话。已是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裴文中，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并发表了他和学生张森水一起刚刚完成的关于“北京人”石器再研究的重要论文。
由于裴文中是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并开创和推动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因而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尊敬和推崇。１９７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学和原史学协会推选他为荣誉常务理事。之后，他又被当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荣誉委员。这是他继１９５７年被授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后，为自己和自己的祖国赢得的又一崇高的荣誉。
可是，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工作的繁忙，裴文中的身体日渐衰弱下来。
１９８０年２月，他因脚趾头突然疼痛，住进了阜外医院。经医生检查，他患了下肢血栓。这是一种较危险的病，可他并不在意，经中药治疗了两个月，便出院了。
出院不久，他由学生陪着，便去了内蒙古考察。
１９８０年９月，即刚从内蒙古回来不久，他又东渡日本讲学。
就在这次日本讲学期间，百忙之中的他还对“北京人”的下落情况进行了寻访，并听说了一点有关“北京人”的线索。从日本回国后，他便给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资助他寻找“北京人”化石。这封信的大意是：１９８０年９月我在日本听日本人讲，在美国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仓库里发现的两个木头箱子，很像是中国的胡承志装的那两个箱子。希望你们资助我去看一看。我今年已经７７岁了，在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找到这“北京人”化石，归还我的国家。
裴文中的这封信发出不久，便收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复信，同意资助他去寻找“北京人”。裴文中看完信后，非常高兴，急急忙忙地便开始准备起来。但研究所的领导和家里人考虑到裴文中已是一位年近８０岁的老人了，再加上身体又不是太好，若是出门寻找的话，行动肯定多有不便，若是万一有个闪失，谁也担当不起，于是都不同意他去。
当他的夫人把这个意见对他讲了后，他却有些生气地说：“那也不一定是我去呀！但国家起码应该重视这件事情！”
由于生命的衰老而使他无法了却心头这桩最大的心愿，他的情绪多少受到一些影响，渐渐开始低落起来。他常常在家一边踱步，一边叹息，整日不肯多说一句话，脑子里好像总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家里人问他有什么心事，他只摇摇头，叹叹气，什么也不说。
有一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然后静静地坐下来写一封信。信写好后，他并未急于发出去，而是反复修改了好几次，等改到他认为比较满意了，才郑重其事地用毛笔把信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然后再在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上六个大字：胡耀邦同志收。
他在这封信中首先简略地介绍了“北京人”从发现到丢失的经过，然后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想干成这件事的意见，希望胡耀邦同志能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促成到美国寻找“北京人”化石一事。
如果这封信当时能顺利地发出去，并能顺利地到达胡耀邦同志的手上，那么依据胡耀邦同志的性格和为人，中国派人到美国去寻找“北京人”一事，很可能会成为事实。何况，胡耀邦对裴文中是熟悉的：１９７５年胡耀邦到研究所时，就亲自看望过裴文中；就在前不久，在政协礼堂召开茶话会时，胡耀邦还特意到裴文中的座位前表示过亲切的慰问。
遗憾的是，历史又一次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使裴文中的这一计划再一次落空。落空的原因，既不是来自单位领导的反对，也不是来自社会的直接压力，而是来自家庭的过于谨慎。
他的夫人说：“这封信我看不用发了。就是发出去了，也不会有人管的，起不了什么作用。”他的儿子裴申也说：“这件事你跟胡耀邦说什么？胡耀邦同志那么忙，怎么有时间来管你这件事？你要是把信发去了，不是给人家中央领导添麻烦吗？我看这信就别发了吧！”
面对夫人和儿子恳切的劝阻，裴文中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发上，而后紧紧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由于家人的反对，这封本该及时发出的信最终还是被裴文中压在了自己的枕头底下，一直陪伴着他熬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第一位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裴文中大师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然而人们对“北京人”的寻找，却并未因此中断。
１９９６年初的一个夜晚，在日本东京的某医院里，一位日本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自己将要离开人世，便急召亲朋密友前来身边，对有关后事一一作了安排。而后，他示意身边人员全部避去，只留下了专程赶来看望他的日本剧作家久三枝先生。
当晚，这位日本老兵与久三枝先生进行了一夜密谈。就在这次密谈中，老兵向久三枝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１９４１年，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中国北平，他作为日军７３１部队的一名大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来北平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鉴于日军大势已去，并面临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焦急、恐惧而又万般无奈的他，趁外部一片混乱之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藏匿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并在夜幕的掩护下，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２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然后挖坑埋藏了。当这些化石、标本埋藏完毕后，为了便于日后查寻，他还特意用军用砍刀在距埋藏地点不远处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划掉了一块长约１米、宽约２０厘米的树皮，作为标记，以便来日辨认。当这一切在悄无声息中完成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
之后不久，他被俘了。再之后不久，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位经历了人世沧桑、九死一生、罪恶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原７３１部队的日本大尉军医，始终将这个秘密埋藏于心底而从不肯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终于向他的好友、剧作家久三枝吐露了此事。而且，当他讲完这个秘密后，还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后的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早日回到中国的怀抱。
这个日本老兵为何要吐露这个隐藏了几十年的重大秘密？剧作家久三枝解释说，他的朋友作为日本军队的一员，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即将撒手归天之际，他反思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愧万分，很对不起中国人民；尤其是他偷藏了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巨宝“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种罪恶缠身不得解脱的冰冷”。为解脱这种罪恶感，使自己进入天国后能轻松地得以再生，所以他愿将隐藏在心中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公之于世！
这个日本老兵说出这个秘密并留下遗嘱后，便很快撒手人寰了。而剧作家久三枝却感到了事情的严重。在尚未弄清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久三枝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根据老朋友的生前遗愿，将此事悄悄告诉了自己另一位经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腾刚清。
嘉腾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然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时年６５岁，１５岁时曾受日本共产党的派遣，随日本少年开拓团来到中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担任对日播音员，直到七十年代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仰木道之先生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并出任过日本旭日观光株式会社社长。再后来，仰木道之又出任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
当得知上述辗转传来的消息后，他既震惊又兴奋，凭借自己多年从事文化交流工作的敏锐嗅觉，立即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情。于是为了证实那位原日本７３１部队大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没有向外界透露半点信息，而是凭着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按嘉腾刚清告知他的线索，首先在协和医院以东一带悄悄进行了一番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终于在协和医院东南侧２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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