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北京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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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由清王室某后裔携带一部分去了承德……因沈阳已被日本人占领。　
　　　　　　　　　　　　　　　　　　　　　　　　　　　　　　　　　　　　　　　　　　　　　　　　　　　　　　　　　　　　何振明　
　　　　　　　　　　　　　　　　　　　　　　　　　　　　　　　　　　　　　　　　　　　　　　　　　　１９９８年７月７日夜　
　　　　对何教授在这封信中的种种说法和新提供的线索，圈内人士有各种议论：有人说是一家之言，值得注意；也有人说是奇谈怪论，不足为信……而我们认为，是对是错，可信不可信，有待专家、学者和历史去作验证，我们在此只作探讨，不作定论。虽然我们对他的某些观点，同样不敢苟同，但我们感兴趣的是，何教授对寻找和探究“北京人”的执著精神和痴迷态度。　
　　　　何教授对“北京人”头盖骨可能埋藏于北大未名湖畔数处以及其他几个地点推断的主要依据，是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多种碑文。北京大学校园现有碑文数十块，大多刻于满清和民国时期。这些碑文看上去都说明了一件或几件众所周知的事情，其语句也极其简单明了，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可供研究和破译。但何教授却解释说，这些看上去极其简单明了的碑文，其中却内含着丰厚的隐秘，这些隐秘现在看来既让人惊心动魄，又有些不可思议。当初立碑时，古人故意以秘写的手法，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事件隐含于外表看来极其简单明了的语句之中。现代人要真正读懂这些碑文，就必须了解古人的秘写方法，只有了解了古人的秘写方法，才可能真正理解碑文的确切含义。　
　　　　何教授说，他为了破译北大校园内的碑文，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总算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些成果就包括了“北京人”头盖骨下落的线索。经过他的一些实际调查，这些被发现出来的线索有极高的可信度。　
　　　　为搞清何教授所谓的破译的依据，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我们希望何教授能让我们实际感受一番。何教授欣然同意，领着我们来到北大未名湖畔，一一观看了翻尾石鱼碑和乾隆诗碑等。于是，在１９９８年那个奇热的夏日的傍晚，在火球般落日的映照下，我们从一块乾隆诗碑的碑文上，读到了这样一段尘土斑斑的文字：　
　　　　诗作于乾隆五十二年，记乾隆十三、十四年事。十三年九月，“诣畅春园恭请皇太后圣安，即视事于观澜榭，引见于大西门”，“爰亲御孤矢”，“连发二十矢，中一十有九”。十四年，“陈马技以娱慈颜，亲发十矢，复中九，且破其的三焉。”此碑当为畅春园之遗物。　
　　　　当我们问及此段文字如何解读时，何振明教授有些神秘地说，我的解读方法须请众多专家、学者认真鉴定后，方能公布。故，我们无法知道何教授到底是用怎样的一种方法破译碑文的。他只说按他的破译方法，类似以上的碑文都隐隐约约地暗合有“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之说。写说明的人就是他在致贾兰坡信中所提到的杨××之子等人。所以，何先生推断“北京人”的下落与杨××等人似有关。　
　　当我们问及信中所提到的白××时，何先生的解释是，白××之子原为北大校医，退休后在北大考古博物馆守护。白××本人原为燕京大学校工，是专看大门的。某日清晨，白××尚未起床，突然听到汽车喇叭的鸣叫声，他急忙披衣走出传达室借着朦胧的灯光一看，只见任教于本校（燕京大学）的外国人林迈克先生坐在一辆小型卡车的驾驶室里，正起劲地按着喇叭，样子很着急。林迈克在中国是颇有些名气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受宋庆龄委托，购买了一批药材和仪器送往晋察冀边区，后被誉为“国际友人”。当年的著名记者斯诺，正是通过林迈克夫妇的帮助才到达延安。斯诺曾在燕大当过讲师，和林迈克夫妇相识并结下了友谊。由于白××和林迈克平时熟悉，所以一见之后，便借开门之机顺便问了一句：“林先生这么早就要出去？”林迈克只是略微地点了下头，便急踩油门，驾车急速冲了出去。　
　　　　“林迈克汽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我们问道。　
　　　　何教授说，他曾经专门询问过白××的儿子。白××之子告诉他说，其父没有看清，只猜想是一些贵重的东西，要不然，林迈克是不会亲自驾车并那样紧张和不安的。　
　　　　“那么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你为什么会想到找白××之子了解林迈克的情况呢？”我们又问。　
　　　　何教授说，因为我一直根据自己的解读法在对《红楼梦》进行解读，在一次解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偶然在北大的一块碑文上发现秘写着这段历史的秘密：“北京人”头盖骨曾藏于北大未名湖畔某处，林迈克接到转移的命令后，要将这些东西转移出去。但同时美国人在承德避暑山庄还秘藏着一批货，要同“北京人”一同运走。当从燕大开出的车走到古北口时被日本势力所挡，于是载着“北京人”头盖骨的汽车又折道驶入慕田峪长城附近。　
　　　　汽车到慕田峪长城附近后，又驶往了何处？何教授说，碑文的秘写语句中断，并告知要看下一块碑文才知后事如何。于是他找到下一块碑文，经过解读，只破译出放了一个什么木头箱子。但木头箱子的形状却未说出。他同时还破译出，林迈克的汽车在慕田峪长城下停了一夜及林迈克的心情十分焦急等内容。但碑文至此再度中断。他只好再去解读其他碑文，这才发现，林迈克在慕田峪长城下停了一夜后，于第二天驾车返回，并在红螺寺停留。碑文至此再度中断。后来，他又从北大未名湖畔一块上书“自动化污水井”的碑文中解读出，林迈克驾车返回后，将部分东西埋藏在了现在的斯诺墓地和花神庙附近。至此，关于记载此事的碑文全部终结。　
　　　　按照何教授的推理，现在的北大，也就是原燕京大学，其校长是美国著名人士司徒雷登。校内有不少美国人任教，整个局势完全被美国人所控制，同时燕京大学位于北京城外，除环境幽静外，外界干扰相对城内也少得多。或许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负责人，在接收了“北京人”之后，鉴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北平各城门被日本人控制的事实，才想起了燕京大学这个相对僻静之所，于是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其他的贵重物品，匆匆转移到燕大校园内某处暂时藏匿起来。之后，随着战争的日趋紧张，中国国内局势的越发混乱以及日本人的步步紧逼，美国驻北平公使馆以及司徒雷登等人，才决定由林迈克转移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大批珍宝，于是便有了北大看门的退休老人白××在那个凄冷的冬日的清晨，看到林迈克慌忙驾车冲出校门的一幕。　
　　　　何教授由此推断道，当林迈克从慕田峪长城以及红螺寺返回后，将“北京人”头盖骨以及其他珍宝藏于燕大校园另一个可能的地点，就是校东边的石榴园故址（在今北大理科中心楼群下）。这个故址原属圆明园的一部分，里边有一口古井，这口古井名字称井，其实是个秘密洞穴，元至清朝、民国期间，里边藏有很多贵重珍品。在这个地洞的不远处，是著名的方楼（现遥感中心楼北），日伪期间，日本７４１部队曾在这座楼旁的烟炉多次焚尸（此烟炉１９９８年初已被拆除），故又称焚尸楼。其中所焚烧的有日本军队情报人员死于中国的，也有被谋杀和暗害的中国人。按照何教授调查了解的情况，日本侵华军队中，共有７支秘密部队，番号从７１１一直排到７７１。何教授说，现在人们对７３１这支细菌部队有所了解和认识，但对其余的６支秘密部队却不甚了解。而驻于燕大东门及西黄寺内的这支番号为７４１的秘密部队，主要任务是搜集中国各个方面的情报，同时搜集清皇室的文献秘籍和文物。当时中国的情报以及清皇室大量的情报和珍贵文献落于日本人之手，与这支秘密部队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九十年代中期，位于焚尸楼不远的北大理科楼决定扩建整修，就在这次扩修中，民工们在石榴园挖地基时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不但有金、银、铜、铁、瓷等器具，还有破碎的人头骨、骨骼、鹿角、镀金玉佛等物。其中一个民工见到这些挖出的宝物后，私藏一颗用波斯文嵌刻的金印偷跑回河南老家，企图转手倒卖给文物贩子，后来这颗金印被北大保卫部门追回，现藏于北大考古系。至于挖出的头骨等已被民工们砸烂捣碎，无从寻找。按何先生的推断，这些砸碎的头骨，不可排除有内含“北京人”的可能。　
　　　　……为对上述有关问题进行核实，我们曾拨通了何教授家的电话。何教授解答完我们的问题后，又兴奋地说：“最近我又再次做了推测，‘北京人’并没有离开中国，还在北京大学校园附近。而且，我又有了一个新发现！”　
　　　　“什么新发现？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有些好奇地问。　
　　　　“当然可以。”何教授说，“我刚刚从一秘文中解读到，魏敦瑞的那个女秘书（指息式白），可能是个特务；她在通知胡承志装箱前，美国人其实已经使用调包计将真正的‘北京人’事先隐藏起来了。也就是说，胡承志装进箱子里的‘北京人’头盖骨，是假的模型，而不是真品。”　
　　　　听罢何教授这个有些耸人听闻的观点，我们大吃一惊，马上强调说：“胡承志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北京人’头盖骨最熟悉不过了，相信他装箱时不会把模型当真品。”　
　　　　何教授道：“正因为胡承志先生对‘北京人’最熟悉，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最容易引起疏忽。你们可以进一步考证一下，最好是亲自去问问胡承志先生，当年那位女秘书通知他装箱时，是不是有脸红这一细节？”　
　　　　真没想到，“北京人”不仅上了网，出了国，进了北大校园，而且漂泊流浪了半个多世纪后，现在居然又绕到了当年最后为它装箱的胡承志的身上。　
　　　　那么，“模型大师”胡承志又会是什么说法呢？　
　　　　我们再次来到胡承志先生的家中，是一个秋日的下午。　
　　　　我们之所以再次拜访胡老先生，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证实北大何教授提出的“北京人”在装箱前是否已被调包的问题，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希望从胡老先生手中看到一张图，一张与“北京人”有关的秘密图！　
　　　　关于这张秘密图，１０年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便听说了，说此图是一个美国人从日本宪兵队队长手上搞到的，它已在世上隐藏了近半个世纪。后来，我们又听说，这张图就在中国胡承志先生的手上。所以，１０年来我们一直很想亲眼看到这张图。可由于胡老先生几十年来谢绝中外一切人士采访“北京人”之事，故这张被他视如珍宝的秘密草图，自然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有幸的是，后来胡老先生不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而且通过几次交谈，对我们的友情和信任与日俱增。至于那张图的事儿，尽管我们也曾婉转地与胡老提起过，但胡老似乎没有拿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始终未能如愿。于是，为了掌握事实根据，搞清历史的某个疑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很希望这次能在胡老先生家中亲眼目睹到这张图的神秘与风采。　
　　　　走进胡老先生的家门，胡老已经为我们沏好了一壶上等的花茶。胡老今年已８６岁有余，依然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尤其是记忆力，好得令人吃惊，连半个多世纪前的每一件细小事情，他都能如数家珍。问候寒暄之后，谈话便开始切入正题：　
　　　　“胡老，有人怀疑息式白可能是个女特务，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不知道。我对此不作评说。我只知道息式白当时来新生代研究室大约只有几个月时间。息式白来新生代研究室，并不是凭什么真本事，而是走的后门。她是犹太人，魏敦瑞也是犹太人，她的父亲在南京行医，和魏敦瑞熟悉，就通过魏敦瑞的关系把她弄来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听说她被日本宪兵队抓起来过。１９４７年４月，我在东单还偶然碰见了她，她问我日本宾兵队是如何对待我的？我说我逃掉了。后来，她到了美国，听说在一个小学还是中学教书。七十年代，还写了一本关于‘北京人’的书，我看了，尽是胡扯，里面居然还说当初是我帮着她装的‘北京人’的箱子，简直是胡说八道！前不久，我听说她还给贾兰坡来了一封信，要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大概又要写什么了。”　
　　　　“有人说您当年装箱之前，‘北京人’头盖骨有可能被美国人调了包，也就是说您装的是模型，而不是真品。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我们又问了胡先生第二个问题。　
胡老断然否认道：“不可能！‘北京人’头盖骨是我一个个亲手装的，当时我还叫了解剖科的吉延卿帮我把箱子从楼上抬下去，然后帮我一起装，而且，之前我已经装过一次了，怎么可能是假模型呢？！”　
　　　　“那么‘珍珠港事件’之前，新生代研究室除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过外，还有别的日本人来过吗？”　
　　　　“有一个。”　
　　　　“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惊喜，因为在我们的采访中和查到的所有文字记载里，还从来没有这条线索。　
　　　　“这个日本人的日本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胡老说，“他大约是１９４０年底或１９４１年初被日本的一个科研机构派来中国的，在解剖科Ｂ楼呆了６个星期。我当时是很警惕的，但没有发现这人有什么活动，他每天埋头看书，不怎么说话，也不多问什么问题，看样子挺老实本分的。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有位朋友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那儿看见过这个日本人，所以这位朋友劝我躲一躲，说万一被这个日本人认出来后，就麻烦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当年日本人设在北平的一个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机构，中国的不少珍宝，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弄到日本去的。那么这个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的日本人，后来为什么会出没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种地方呢？此人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文化特务？他当初之所以到新生代研究室呆了６个星期，会不会也是为了“北京人”？于是我们问胡老：“‘北京人’的失踪，有没有可能与这个日本人有关？”　
　　　　“你们问的问题都很怪。我不知道。”满脑智慧而又经历过“文革”的胡老对此类问题总是持谨慎态度，从不作主观推测，更不轻易下结论。　
　　　　但我们还是又问了一个问题：“胡老，据您所知，当时存放‘北京人’的保险柜的钥匙，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　
　　　　“保险柜没有钥匙，使用的是密码。”胡老纠正道，“协和医学院始终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也一直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魏敦瑞离开中国前，一直由他自己掌握着保险柜的密码，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打开保险柜。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去美国后，保险柜的密码便掌握在了他的秘书息式白的手上。不过，魏敦瑞走时对息式白有交待，只要我需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打开，因为我要给魏敦瑞赶做‘北京人’的模型，每天都要从保险柜里取出‘北京人’头盖骨。所以，每天上班时，息式白给我打开保险柜，下班前，我再把头盖骨放回去，然后锁好保险柜。”　
　　　　由此看来，问题不可能出在胡承志装箱之前，而肯定出在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美国人博文手上之后。那么，“北京人”到了博文手上后，他和胡顿院长到底是将“北京人”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还是直接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半个多世纪来（准确地说是５７年来）一直是个未知数。中方所有当事者和西方部分人一致的说法是：博文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而后再送陆战队。但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几乎都是“听说”———贾兰坡听胡承志说，胡承志听裴文中说，斐文中又听王锡炽说，王锡炽又听博文说……就是缺少一个能支撑这种说法的根据。而我们又听说，胡老手中的那张图好像与日本宪兵队搜索“北京人”有关，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若能亲眼见到胡老手中的那张图，也许能从中破解和领悟到一点什么。于是我们再一次试探性地向胡老问道：　
　　　　“胡老，您手中的那张图……”　
　　　　“不错，我是有一张图，大概已保存了快２０年了吧。”胡老说，“这张图我除了给贾兰坡看过外，还从来没给人看过。”　
　　　　“胡老，那能不能……能不能请您把这张图给我们看一看？”我们见胡老兴致不错，便很谨慎地提出了请求。　
　　　　“可以。”真没想到，胡老竟然慷慨应诺。　
　　　　片刻，胡老便从里屋取出一个大纸袋。那纸袋鼓鼓囊囊，里面装的大概都是与“北京人”有关的重要信件，或重要资料。胡老将纸袋放在茶几上，一边解着袋子，一边说：　
　　　　“这里还有一封信呢！”　
　　　　“信，谁写的信？”　
　　　　“皮特森。一个美国人。你们想看的这张图，这是他寄给我的。”　
　　　　“是吗？那太好了。”　
　　　　胡老接着告诉我们说：皮特森是美国一位很有名的记者。美国军队当年办了一份报，叫《太平洋星条报》，皮特森就是这家报纸最有名的记者。　
　皮特森对“北京人”失踪一事很有兴趣，二战结束后，他一直在调查、寻找“北京人”，跑了很多地方，像美国华盛顿总部、美海军陆战队总部、洛克菲勒基金会总部等地，他都去调查寻找过，不仅和当年盟军的许多调查官员熟悉，而且手上还掌握了大量有关“北京人”的资料和线索。１９７１年，皮特森在日本寻找“北京人”时，还找见了那个曾到中国来寻找过“北京人”的日本著名侦探锭者。据皮特森说，锭者的确没死，还活着，只是日子过得不太理想。但锭者对“北京人”的事，仍念念不忘，一直在寻找。锭者还对皮特森说，他很想到中国来找我，可又不知道我是否还在，地址也不清楚。因为当初他把所有与“北京人”有关的中国人都找到了，就是没找到我。但我没有理睬这件事情。　
　　　　胡老说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信纸已略略发黄的信。　
　　　　信是用英文写的，我们看不懂，只有听胡老说。胡老视力极差，英文却极好，他拿起一个微型放大镜，将脸匍匐在信纸上，看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对了，这封信是皮特森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写给我的。”　
　　　　“皮特森怎么会和您联系上了呢？”我们问。　
　　　　胡老说，皮特森找“北京人”找不着，就到德国去找一直研究爪哇猿人的大科学家孔尼华。他向孔尼华谈起他寻找“北京人”的事，孔尼华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了他，让他给我联系。　
　　　　“孔尼华又怎么知道您的通讯地址的呢？”　
　　　　“孔尼华１９３８年就来中国了。后来他又多次到过中国。大概是七十年代末还是八十年代初，他写信给贾兰坡，想找曾经和我一起装过箱的吉延卿，他以为我不在了。贾兰坡就把信转给了我，让我给他回信。后来我和孔尼华相互就有了通讯联系。皮特森从孔尼华那儿得到我的通讯地址后，先给我来了一封信，接着就给我寄来了这张图。”　
　　　　胡老说着，便将那张我们期盼了１０年之久的所谓“秘密图”，缓缓展示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是一张看起来好像很普通很普通的草图：一张１６开的纸上，画了１０余处圆圈，圆圈之间，均有箭头所指；每个圆圈旁边，都标有英文字；图的左边，依次用英文写着１１个人的名字，有的英文名后面，还注有中文名字。尽管这张图已在世上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但看得出，由于保管者的慎重与精细，图纸依然还算清晰，只有个别字迹，很难辨认。凭直觉，我们感到这的确是一张非同寻常、大有文章的秘密草图。　
　　　　果然，胡老一边用放大镜看着图纸，一边解说到：“皮特森来信告诉我说，这张图是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不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调查官在北平查寻‘北京人’时（笔者注：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很有可能就是前文中写到过的美军善克中校。因为从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其他美国军官前来中国插手过‘北京人’之事），找到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后，从这个日本宪兵队队长那里得到了这张图。后来，这位美国的调查官将此图带回了美国。再后来，皮特森好不容易从这位美国调查官员手上得到了这张图。”　
　　　　“皮特森为什么要将这张来之不易的图寄给您呢？”　
　　　　“主要是希望我能根据此图为他提供一些新的情况。因为皮特森在信中说，尽管他对‘北京人’的寻找已有１０年之久，且手中的材料也有２英尺厚，但有价值的线索却不多。另外，这张图上有两个地方都标有我的名字，而且在我名字的下面还画有两道红杠！您们看———　
　　　　我们随胡老所指的地方看去，在图的左下方和右上角两处，标有“胡承志”三个字，既有英文又有中文。而且，在两处写有“胡承志”三个字的下面，确实都重重地画了一道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