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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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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汪精卫对杨度说，取消这个会算了吧，没有一点实益，徒招无穷口舌。杨度说看看吧。又过了七八天，入会的没有增加一个，说风凉话的越来越多。看来这国事共济会是绝对共济不出一个名堂来了，杨度无奈，只得吩咐方表摘牌回京。他自己写了一段简短的解散宣言，说几句“今者武汉血流，兵事方殷，和平解决之难已为天下所共见，共济会之所主张已归无效，特宣告解散，惟天下伤心人共鉴之”一类的话，交《民主报》发表了事。
杨度想：既然君宪党人不愿意与他合作共济国事，自己日后跟着袁世凯改行民主立宪，他们也没有资格指责自己背弃主义了。公开的目的虽没有达到，私下的目的则已达到了。
北京的国事共济没有任何收效，武昌对袁世凯却做出了出人意外的接纳。
已独立的十四个省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尽快组织一个临时政府，以便联合对付清廷。这个建议首先由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提出，电请革命军各省区派代表来武昌商量。
由于当时交通混乱，这个电报八天后才到上海。早在六天前，江浙两省都督就已经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建议在上海召开独立省代表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性的统一机构问题。第二天江浙两省的代表就到了上海，并致电各省，派人来上海开会。不久，各省代表陆续到了上海，通过代表大会组织提纲，规定每省派两人作为该省的代表，其中一人为都督指定，另一人由谘议局指定。黎元洪的电报到达上海后，各省都尊重武昌的首义地位，认定武昌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每省的两位代表中一人去武昌参加会议，一人留在上海专事联络。
代表们到了汉口后，正值武昌城里战火激烈，于是借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各独立省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公推谭人凤为议长。谭人凤与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关系亲密。黄兴接到汪精卫从北京托人带去的信后，与谭、刘、宋等人商量。大家都认为从实力来说，民军远不如北洋军，战争继续下去，将对革命党极为不利，停战和谈是最好的办法。尤其是袁世凯赞成民主共和，则更是难得。谭人凤对袁的突然转变立场尚有点怀疑，黄兴等人则以两年前袁向东京革命党输诚一事证明袁早有民主倾向。至于黎元洪，他觉得由袁来领导这场革命，比起革命党中任何一个人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要对自己的胃口，他力主让袁世凯做未来的大总统。黄兴等人则认为让大总统给袁世凯可以，但必须有条件。革命党当前最高的目标是推翻朝廷，袁世凯要以推翻朝廷作为换取大总统的先决条件。谭人凤同意将此事交代表大会讨论。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指示该国驻汉口领事葛福向代表施加压力。
早在袁世凯任驻朝鲜通商大臣的时候，朱尔典便是英国驻汉城领事。从那时起两人便结下了友谊。二十余年来，朱尔典一直以英国代表的身份支持袁世凯，这也是袁世凯走红官场的一个重要原因。葛福受命向会议代表转达北方提出的两个和平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和平方案，由袁内阁代表清政府与一个能代表全部独立省区的组织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方案，由北洋军在武汉方面的最高统帅冯国璋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葛福在转达这两个和平方案后，又代表朱尔典透露了大英王国政府对中国战事的看法：希望早日停战，由袁世凯妥善处置善后事宜。
英国明摆着支持袁世凯，这给与会代表很大的心理压力。既然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也都同意停火，并以推翻朝廷作为条件同意袁世凯为大总统，而与会的各省代表们又何尝不想战火早熄，新政府早日成立，以便在中央政府或在省政府里获取重要的职务？遂一致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
决议案由黄兴亲自派人送至北京交给汪精卫过目，汪立即转给杨度，杨又连夜告诉袁世凯。袁自然很高兴。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尚有许多具体事情要考虑，要商谈。独立省区推出伍廷芳为和谈全权代表，又推举汪精卫为伍的参赞。
伍廷芳为广东新会人，年轻时即赴英国留学，得法学博士学位。后经张之洞推荐，历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钦差大臣。伍廷芳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对民主宪政甚是景仰，为革命党人所尊敬。恰好他三年钦差大臣期满回国，幸运地担负起历史所付予他的重任。
袁世凯任命他的老友唐绍仪为总代表，又要杨度充当唐绍仪不公开的助手，秘密斡旋南北议和。
八 杨度对革命党人亮了底牌：袁世凯不是曾国藩
杨度的学部副大臣其实没有做多久便被免去了，袁世凯许诺将有要职相委。学部是个冷清的衙门，杨度对它本没有多大的兴趣，更何况是个副职，因此他并不在乎。他要为即将诞生的新国家建立更大的功劳，以便在未来的内阁中占取一个更重要的席位。
由袁内阁邮传大臣唐绍仪率领的北方谈判团，气势庞大排场阔绰地乘坐专车南下，杨度不是代表团的正式成员，而是作为一个宪政专家身份随团出发。专车开得很慢，每到一个较大的车站，便有当地的官员们在站台上等候，恭请赏脸下车休息。谈判大员们也不谦让，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再带着大箱大箱当地土产上了车。有的甚至还提出要看看名山胜水，观赏前朝古迹，说是机会难得不可错过。唐绍仪觉得在路上耽误太久，毕竟与目前的形势不相宜，不得不扫扫这些大员们的雅兴。杨度很气闷：这些人的心目里简直没有国家的概念，让他们去担负着如此重要的谈判，岂不是笑话！
一路上走走停停，五天后才到达汉口。武汉三镇的战事虽早已停止了，但一个月来的战火已把这座中南重镇烧得不成样子了。映入眼帘的尽是断垣残壁、废墟荒冢，街道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市面一片萧条。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市民，蜷缩在墙边树下，架起铁锅烧火煮饭。杨度看在眼里，很觉得过意不去，心想：这便是战争造成的后果，倘若不用这种暴力革命就达到立宪救国的目的，岂不可以免去老百姓的许多苦难？战火不能再起了，更不能蔓延！
昔日繁华的汉口镇居然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客栈来接待谈判团，北洋军前线统领冯国璋只好将他们安置在英国租界内。因为风闻孙中山将挟巨资从美国回国，前一向在汉口开会的代表们都离开汉口，乘船东下上海去欢迎孙中山，顺昌洋行空了下来。于是北方谈判团就住进去，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空缺。英租界没有受到战争影响，洋行里又全是西式摆设，从北京来的大员们很觉得满意。
次日上午，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派原共进会领袖、现军政府军务部长孙武过江来迎接。人们盛传孙武是孙文的弟弟，谈判大员们也信以为真。大家都怀着好奇的眼光仔细端详这位大革命家的兄弟，纷纷向他献殷勤，套近乎。后来得知孙武就是汉口人，与孙文毫无关系，于是又都很失望。
武昌阅马厂原谘议局衙门，现在成了湖北军政府办公之地，黎元洪在这里为北方谈判团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席。尽管武昌城许多老百姓已断粮断炊，但接风宴席上却是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鄂省的头面人物，无论是革命军中的新贵，还是原主君宪的谘议局议员，以及革命起后没有来得及逃离转而拥护军政府的前朝命官，都济济一堂。大家不分革命先后，也不分南方北方，频频举杯，互相敬酒，预祝会谈成功。仿佛干戈早已化为玉帛，南北已经亲善，融为一家子了。
谈判的地点选定在上海，且黄兴等人已离开武汉，黎元洪又是一个武人，一向不善言谈，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孙武、张振武、吴兆麟等人在革命党中原本没有多高的地位，所以武昌的会见实质上只是应酬而已。吃过饭后随便聊聊天，闲谈闲谈，轻轻松松地将一个下午打发过去了。晚餐又是大鱼大肉地嚼了一顿。黎元洪派人四处找戏子来唱堂会。打了一个月的仗，戏园子都关了门，找不到名角，便只得拉了几个唱楚剧的来应付。这楚剧是江汉一带的地方戏，如何能跟京师的皮黄相比，谈判大员们一个个听得没精打采。有年轻的随员耐不了寂寞，便悄悄地打听还有没有正在做生意的妓院。军政府的接待人员满脸堆笑地答应：“好说，好说。那种地方人多眼杂，不太方便，武昌城里漂亮的女孩子多的是，明晚去叫几个来陪陪各位大人。”
杨度见此情景，忙对唐绍仪说：“少川兄，武汉不要久留了，最好明天就开船。”
“这里是不能久停，明天走吧！”随从们的表现和已独立的武汉的面貌都使唐绍仪很失望。“皙子，这次谈判不能指望他们那些人，你我都是项城的老朋友了，即使不为国家，就为酬答项城的知遇之恩，也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与革命党的领袖们都熟，到上海后，我这个总代表一切都还要仰仗你。”
杨度说：“我会尽力而为的。”
航行顺利，两天三夜后抵达上海码头。着一身深色西服的伍廷芳率领一批人早已恭候在黄浦江码头上。伍廷芳虽然六十多岁了，却红光满面，精神很好。
上海城的光复似乎来得很容易，只在制造局打了半天的仗，革命军便控制了上海的局面。除几个大衙门换了人马外，其他一切依旧。城市完好无损，市面繁华如昔。老百姓没有受任何惊骇，一夜之间便从奴仆变为主人了。只不过是光复一个多月了，除开革命军中的大小头目们分到了革命成果外，这些主人公们似乎还未得到丝毫实惠。
北方谈判团下榻在外滩一家豪华的法国人开的大饭店里，享受着高规格的接待。在各处观光了几天后，南北两个谈判团开始坐下来，在英租界市政厅举行会谈。
杨度不参加正式谈判，而是私下频频拜访革命军中的旧日朋友。有时他也和汪精卫一起去，但通常都是他一人单独前往。
南北会谈并不顺利。由伍廷芳牵头，有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胡瑛参加的南方谈判团是一个强有力的会谈团体。他们个个新学知识丰富，能言善辩。以唐绍仪为首，由杨士琦、章宗祥、傅增湘、张国淦等人组成的北方谈判团，不是谈判桌上的对手。他们知道袁世凯有独断专行的个性，便常常用电报请示远在北京的总理大臣。这样一来，既降低了他们自己在谈判桌上的信誉，也使得整个谈判进行得艰难。
南方谈判团提出和谈的基础在于双方都赞成实行民主立宪制度。唐绍仪说他个人赞同，袁项城也不反对，但国体问题重大，宜召开国民会议决定。南方同意唐的意见。于是唐电请示袁。袁请皇上颁旨召开国民会议，但载洵、毓朗等皇室成员坚决反对。此事便胶住了。
以后，南北双方还进行过四次会谈，涉及到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谈判期间清政府不得提取已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洋款，以及国民会议代表的组成方式等等。但会谈成果不明显。
与南北会谈同时进行的，是革命军内部权力重新分配的激烈争斗。南京光复后，独立各行省留沪代表召开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黄兴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汉口的代表得知后，认为留沪代表无此权利，对选举结果予以否定。待到在鄂代表与在沪代表同时抵达南京后，又决定将正副元帅颠倒位置，即由黎任大元帅，黄任副元帅，因为黎在武昌，便由黄来代替。又有人公开表示，黄兴在武汉战役中指挥失误，丢失了汉口，乃败军之将，无资格充当中华民国的领袖。黄兴十分生气，宣布无论是大元帅还是副元帅，他一概不就。
这样，为了一个领袖的问题，竟弄得中华民国几乎不能诞生。幸而这时孙中山由美国回国。孙是众望所归的大革命家，大家公推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十六票投给了孙中山，只有谭人凤将代表湖南省的一票投给了他的多年老战友黄兴。同时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明年元月一日，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他一心一意在等待南北双方一致推举他为大总统的喜讯，却不料让刚刚回国的孙文抢了去。他先是恨黄兴等人玩弄了他，继则埋怨唐绍仪无能，便来电指责唐越权办事。唐引咎辞职，袁随即批准，同时给杨度一个密电，要他务必疏通南北，莫负使命。
杨度接到密电后，既感觉到使命沉重，又不免有几分得意感。
决定南北会谈伊始，他就认为北方谈判团的总代表应以自己最为适宜。因为他不仅具备总代表谈判的才能，还因为他与革命军的要员们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而一直为朝廷官员的唐绍仪缺乏这种条件，他不明白袁世凯为何不将这个重任交给他而交给唐绍仪。好了，现在事实证明唐谈判失败了，下一步看我的了！
杨度决心把这件事情办得相当漂亮，让南北两个政府里的人都知道世上有个杰出的人才。他仔细地分析当前的形势：在袁世凯方面，只要让他当大总统，其他条件估计他都会接受。至于革命党人方面，通过这些日子的多方接触，杨度隐隐看出内部似乎有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粤派。这派的主要人物有胡汉民、汪精卫、王宠惠等。另一个是以黄兴为首的湘派。这派的骨干有谭人凤、宋教仁、刘揆一等。湘派早已明确表态同意袁做大总统，而现在孙被推出来，必定是粤派人在各省代表中活动的结果。要改变这个现实是不可能的了，惟一能做到的，是说服孙公开表示，他做总统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把这个位置让给袁。若这样，袁必定满意，南北会谈也就达到了它的预期效果。离孙中山赴南京就职只有三天了，时间是如此的仓促，该怎样办才好呢？杨度想，无论如何得见一见孙先生，见面之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以期一举成功。
他先找到汪精卫。自从孙中山回国后，汪便做了孙的私人秘书。此时的汪在孙心目中地位甚高，孙每件大事都跟汪商量，由汪草拟的文件，孙也基本上不加修改便签发。汪本人自是赞同袁做大总统的，在孙未回国之前，他在各省代表中也替袁说了不少好话。杨度对汪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汪精卫说：“孙先生这几天忙得吃饭睡觉都没有时间，他能抽得出空吗？”
杨度说：“这就要请你帮忙了，务必请孙先生在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出来。另外，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袁项城的知遇之恩，在孙先生面前多多为袁项城美言美言，促成孙先生做出这个决定。”
汪精卫说：“那是自然的。我也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袁项城做总统更合适些，孙先生做一个过渡时期的大总统。”
杨度说：“还请精卫兄也给胡汉民、王宠惠两位先生说说这个意思，让他们也帮着说几句话。”
汪精卫说：“我会说的，但他们二位会不会同意，就很难说了。”
出了汪宅后，他又去找刘揆一。对刘揆一说：“霖生，你还记得那年我们在时务学堂饮酒时，对着神明起的誓言吗？”
“记得呀！”已过而立之年的刘揆一依然是一副胖墩墩的娃娃脸，给人一种大孩子似的感觉。“当时我们举杯说，今后不论是谁，只要他做的事有益于中国，我们大家就都支持他。”
“是的。”杨度很欣慰，这位如今亦被视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的革命家，没有一点胜利者的骄矜之气。“眼下你们倡导的民主立宪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我放弃自己多年的君宪主义支持民宪，我应该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吧！”
刘揆一笑着说：“你这种识时务的态度很可贵。”
杨度说：“现在袁项城也识时务了，转而支持民主共和，前向你和克强、逐初都认为只要他真心转变，并推翻朝廷，就拥护他做大总统。我想，你们的这个主张也必定是为了中国的最大利益而生发的。”
“当然是这样。”刘揆一正色说，“我们与袁项城都无私人关系，何况从私人感情来说，我们都不喜欢他。再说大总统吧，谁不想做？我刘霖生也想，但我自知够不上。现在革命党人中，论威望孙中山够，论功劳黄克强够，论品德汪精卫够，论才华宋逐初够。要论条件，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袁项城都不够。但从国家利益来考虑，袁又比谁都够。”
杨度村掌道：“霖生你这番话真是深明大义之言，同时也是恳挚实在之言。我希望你也对各省代表说说。现在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袁项城有怀疑，这对国家不利。”
刘揆一爽快地对杨度说：“行，我要把这个利害关系给大家说清楚。”
第二天下午，汪精卫告诉杨度，孙先生同意今夜在寓所会见他。
宝昌路四○八号原是法国人屠榭的房子，现在是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下榻之处。这是一座绿瓦红砖西式小洋楼，上下两层。上层为书房、卧房、办公室，下层为会客室、餐厅、厨房。洋楼四周种着树木花草，黑白相间的鹅卵石铺出一条环楼小路。一道一人多高的围墙将它与街市隔开。围墙内一片安宁、幽静、高雅的气氛，与不远处的喧嚣、浮躁、庸俗的十里洋场仿佛是两个世界。自从孙中山五天前住进来后，这里便成了各独立行省乃至整个中国的灵魂所在。正当革命派内部因为领袖的推举而陷于僵局的时候，孙中山从国外及时赶回来了。大家庆幸革命航船有了掌舵的人，中华民国有了公认的领袖。历史在这里再一次证明，威望素著众心拥戴的领袖，对一个欲成大事的政党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在一定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决定这个政党的聚散成败。
连日来，无数大事小事都涌进这座楼房，等待它的主人做出决断。即将上任的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大总统，以超人的智慧和精力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切。过度的劳累使他的面孔更加黑瘦，然而两只洞察秋毫的明眸，却比往日益添炯炯神采。
是的，孙中山的心情确实亢奋异常。从就读于博雅医院与朋友私谈推翻满清到考察北方形势图谋大举，从组建兴中会到周游世界各地在华侨中宣传革命募集款饷，从蒙难伦敦到创办同盟会，从单一的民族革命发展到三民主义学说，从密谋袭取广州的失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捐躯，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是一条多么艰难曲折充满流血牺牲的道路！不论在多大的困难面前，不论处何等挫败之下，也不管周围同志们的急躁气沮误会乃至内讧，孙中山始终对革命的胜利满怀信心，永远保持高昂的斗志。他高瞻远瞩，成竹在胸，他豁达大度，不谋私利，长期苦难的革命生涯，为中华民族锻造了一位真正的领袖和伟人。今天，当他看到为之奋斗二十多年的民主共和的构想已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所接受，当他看到大半行省已脱离了满清王朝而宣告独立，当他看到中华民国即将成立，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就要彻底覆没的时候，这位伟大的先行者的内心该是多么的快慰无比！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孙中山睿智的目光已看出了一片胜利中所潜伏的隐患。
革命酝酿运作的时间是那样的漫长而痛苦，但革命胜利的一天居然来得如此快捷而突然，这是孙中山所没有预料到的。这固然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则很多。
真正的由革命党人领导的独立行省没有几个，许多所谓的独立只是换了一个招牌而已，军政府的人依然是先前巡抚衙门的原班人马，或者是只换一两个首脑，其他人都照旧。孙中山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改换一个朝代，而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这个全新的社会秩序，能依靠那些全然不懂三民主义，满脑子封建陈腐，昨日巡抚统制今日都督的人去建立吗？除开旧官吏外，各省军政府里还有不少会党头目和投机看风向的士绅，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即使在革命党人内部，眼前的局部胜利，也使其中不少人头脑昏昏意气飘飘。他们认为革命成功了，多年的辛苦应该得到酬劳了，为官位为地盘而争斗甚而火并的事不断发生。还有人高喊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居然要取消革命党了！另有不少人在为新生的省军政府和中央临时政府的前途担忧。他们一则畏惧袁世凯的实力，二则对银钱的匮乏束手无策，许多省的藩库空空如也，不但军饷，就连军政府工作人员的薪水都发不出。有些省的代表之所以投孙中山的票，是因为听说他挟巨资回国。孙中山苦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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