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1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难道是施工材料实在太缺乏，饮用水实在太紧张，弄得电报员连编密码的时间都没有了？或者，是因为在不毛之地作战，通讯纪律开始松弛？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前面两种假设都不存在，那么很可能是苏军在有意识地拍发假电报。
　　问题是，苏军为什么要造假呢？
　　真假情报
　　答案都装在朱可夫的肚子里。
　　松本的父亲告诉松本，不要撒谎骗人，这条戒律在战场上尤其指挥高层并不适用。
　　朱可夫不是经常撒谎骗人，但必要时他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可以做到极致，早在制定进攻计划的同时，他就制定了各种迷惑战术。
　　苏军建有专门的无线电干扰部队，在第三次诺门罕战役中曾建有奇功，战役结束后他们便奉朱可夫之命，停止了对诺门罕地区的通信干扰，否则关东军又怎么可能截获到电文？那些明码电文不用说，全是假的，为的是让日军相信，苏军将会老老实实地过上一冬。
　　此外，修筑永久性防御工事，散发小册子，也都是朱可夫有意为之。
　　除了命令施工队不停地修筑工事，以便让日军“眼见为实”外，朱可夫还把一架大功率的音响设备运到前方，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只放一个内容，就是模拟打桩的声音，刻意营造大修工事的热闹氛围。
　　这些都是故意散布的假情报，你要从苏军手里得到真情报，那就比较难了。
　　朱可夫制定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反攻计划在前线只有五个人知道，分别是朱可夫本人、军政委尼基舍夫、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作战部部长，所有战役计划、命令、口令、文书，统一由司令部的一名打字员负责打印。
　　朱可夫规定，一直到大反攻到来的前两天之前，所有部队一律不准进入进攻出发地域，需要潜伏到前沿勘察地形的指挥官，必须要换成士兵着装。
　　1939年8月12日，关东军司令部拟订了“诺门罕事件处理纲要”，在“纲要”中，提出要在严冬季节“确保既得成果”，同时借机摧毁苏军战力，以便使“敌人野心破灭”。
　　在假情报的蒙骗下，植田、辻政信这些人真的以为苏军要过冬了，他们还准备趁苏军过冬麻痹时，给以突然打击哩。
　　辻政信随即带着“纲要”，到前线与荻洲、小松原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于8月24日对苏军发动攻势，以组织“第四次诺门罕战役”。
　　1939年8月13日，在小松原的陪同下，荻洲巡视了诺门罕一线战场，他仍然没有发现苏军有主动进攻的任何迹象，于是第二天就动身去了海拉尔。
　　“第四次诺门罕战役”还早，荻洲在海拉尔要处理的，是小松原给他遗留下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比如辎重人员、车辆不足，以及一线士兵老是喝不上水等等。这些问题过多过滥，够荻洲折腾上一阵子了。
　　关东军的眼睛被蒙住了，唯有参谋本部情报部仍对那些假电报持有疑问，他们还侦察出，苏军在博尔集亚到蒙古之间铺了铁路，只是列车是否已经通行，具体情况尚未掌握。
　　1939年8月13日，就在荻洲巡视战场的当天，情报部向关东军提供了一份敌情判断，对已集结于哈拉哈河地区的苏军兵力做出了推测。
　　朱可夫一直在运兵，关东军始终侦察不到，仍然是因为迷惑战术在起作用。
　　所有即将投入反攻的部队，都是利用晚上或恶劣天气，才向进攻出发地域集结。从大炮到坦克装甲，以及其他一些军用器材，都采取了伪装分散措施，上面盖有用草木编成的伪装网。
　　尽管如此仍免不了会有些动静，尤其是坦克部队，动静更大。朱可夫就出动轰炸机编队，通过编队的低空飞行，来掩盖坦克的嘈杂声，同时前沿值班部队也经常利用小口径机步枪进行连续射击，以分散和转移日军的注意力。
　　到反攻发起之前一连十几天，前线的坦克越来越多。朱可夫索性拿出一些坦克，拆掉消音器，沿着前线不停地来回开动，通过这样的办法，使日军逐渐习惯苏军的坦克声音，一方面继续为隐蔽中的坦克群打掩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日军在正式反攻时摸不准苏军的进攻方向。
　　在参谋本部情报部的敌情判断上，揭示了朱可夫偷偷运往前线的兵力概数：步兵营30个，坦克装甲5个旅，蒙古骑兵师2个，野炮级火炮130门，重炮50门。
　　情报部推测出来的兵力概数，与实际情况虽非完全一致，但已经相当接近，这个涌现出“麦克阿瑟的参谋”的情报部门果然非同凡响。
　　任何有作战经验的人，只要拿到敌情判断，就会知道朱可夫已具备随时发动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并且一定已有相关计划和安排。
　　然而情报部又一次失望了。敌情判断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根本就没人答理。
　　事后，情报参谋们也承认，关东军的作战参谋是否接受了他们的分析，是件颇有疑问的事。
　　辻政信他们究竟是怎么了？
　　两码事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争斗，如今在辻政信脑海里占据主导地位的，便是这些扯不断理还乱的江湖恩怨。
　　关东军和其上级机构参谋本部的关系闹得越来越僵，第6军的设立和取消轰炸禁令，更加深了这种感情上的对立，以至于他们与参谋本部逐渐互不联系。
　　参谋本部倒不像关东军这么小心眼。只是在当时汪精卫叛逃的情况下，张灯结彩，来年扶植汪精卫成立南京伪政权，已成为参谋本部的头等大事。这件事还牵一发而动全身，汪精卫做了汉奸老大，其他汉奸怎么安排，以及华北、华中、华南的日军如何统一编组与指挥，都一齐涌了上来，从中岛次长开始，参谋本部的一众作战参谋忙到昏天黑地，既然关东军不来联系，他们也乐得先丢下不管。
　　关东军不同，是真耍起了性子。这些哥们与参谋本部之间既不通电话，也不发电报，情报部的敌情判断来了，没人当一回事。
　　其实这时关东军通过空中侦察，也发现苏军的运输车队很是反常，运输汽车日夜不停，川流不息，有时一天竟然达到千辆左右。
　　这是在运输“御寒物资”吗？怎么看都不像。
　　如此重大的情报，按规定应向参谋本部汇报，但关东军方面根本没这么做，他们认为，离开参谋本部的控制，关东军这部军事机器不仅能够照常运转，还可以更好地放开手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自由多惬意。
　　关东军从一般自恋滑到极度自恋，连与参谋本部的正常联系也中断了。
　　情况传到了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的耳朵里。载仁觉得很不是滋味，就派分管作战的中岛次长亲自到长春，做出虚心求教的样子，并承诺，第6军不会绕过关东军，仍受关东军指挥和管辖。经过多方疏通和解释，植田、辻政信等人的脸色才缓和下来。
　　关东军又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指挥位置，辻政信指手画脚得越发起劲，哪里轮得着情报部来给他提供什么指导。
　　前线日军从一名战死的苏联军官身上得到一份地图，这份地图到了辻政信手上。他从地图上得到的信息是，苏军在哈拉哈河地区至少部署了三个师，而且背后在修临时铁路，但是他仍然没放弃自己原先的那套理论，也就是“兵站极限论”。
　　就算是有临时铁路，总不至于修到诺门罕吧，还不是要载重汽车卸货。一个大兵团会战所用的物资，苏联人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载重汽车呢？
　　没有足够的物资，苏军三个师攻个三天，也就到顶了，其效果很难超过“八日攻势”。再说了，不是还有“第四次诺门罕战役”吗，就像“处理纲要”中说的，没准这一战就可以摧毁苏军战力，破灭其“野心”，所以根本就不用着急。
　　辻政信关于苏军“汽车不足”的观点根深蒂固，因为日军自身经验在那里，要知道，日军在诺门罕的运输汽车，全部加起来还不超过700辆。辻政信预计，苏军可能会多一些，不过满打满算，千辆出点头，就不得了了，而这一数量，难以负担大兵团作战的实际所需。
　　的确，大反攻需要的物资，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么短的时间和这么恶劣的条件下，要将它们从博尔集亚火车站运往诺门罕前线，在他人看来，完全是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如果你只会按照设定的游戏规则玩，将永无出头之日，朱可夫要打破游戏规则，创造新的奇迹。
　　再按部就班地去博尔集亚卸货，显然已经行不通了，朱可夫投入两个铁路工程兵团和一个筑路工兵营，开始抢铺一条临时铁路，就从博尔集亚一直延伸到蒙古境内。
　　铺铁路是大动作，难以完全保密，所以参谋本部和关东军都隐隐约约侦测到了，但他们不知道这条铁路的具体进度。
　　修筑临时铁路本身就是一个工程奇迹，经过58天的日夜施工，在总攻发起之前，铁路已铺设到了乔巴山市，而且早已通车。这条铁路长达324公里，将原先的兵站线缩短了近一半。
　　到这里，辻政信的思路起码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剩下的一半兵站线，总得用载重汽车运吧，所以辻政信说朱可夫一定“汽车不足”。
　　朱可夫的确不足，他也为此伤透了脑筋，可问题在于，辻政信所认为的不足，与朱可夫的不足，完全是两码事。
　　在朱可夫开出的清单中，仅炮弹就需要一万八千吨，航空炸弹六千五百吨，加上食品燃料等其他物资，总计六万吨。朱可夫计算了一下，运输这些物资，需要三千五百辆载重汽车、一千四百辆油罐车。
　　8月14日前，朱可夫想尽办法，弄到了一千七百多辆载重汽车和九百多辆油罐车。
　　这可不是千辆出点头的问题，如果辻政信知道的话，准得仰面摔个大跟斗。
　　让朱可夫愁容满面的，正是与辻政信概念完全不同的“汽车不足”。为了调集足够车辆，朱可夫忙到了席不暇暖的程度，特别是在大反攻进入倒计时的那段日子里，他的身体疲劳到了极点，双眼布满血丝，嗓音嘶哑，特别想打瞌睡，为此桌子上总是放着几杯浓浓的酽茶，借此提神醒脑。
　　1939年8月14日以后，国内又陆续拨来一千多辆载重汽车和三百多辆油罐车，还少几百辆车，不过缺口已经越来越小。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
　　苏军是怕未来的补给不够用，日军却是早就不够了。
　　按照关东军后勤部门的战后分析，当时日军起码缺少3000辆运输卡车。荻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向前线补充了1500吨物资，连苏军的一个零头都不及，这使前线日军提前陷入了饥寒交迫、青黄不接的窘境。
　　荻洲解决问题的办法倒也实在，不能做加法，就做减法。他下令尽可能节约第一线兵力，从第23师团抽出部队去后方修筑过冬工事。
　　1939年8月17日，松本的卫生队奉命随抽出部队转移，他们来到了一处“森林地带”。
　　说是森林，其实不过比别的地方多一些灌木和小松树。在这里，松本碰上了秦医长带领的另一拨人，两边都有三十来个卫生兵，人多力量大，短时间便在林子里建起了临时医务所。
　　建了医务所还得建用于休息的战壕，秦医长和松本虽是上下级关系，但彼此相处融洽，于是决定给两人挖一个双人战壕。
　　在挖什么样的战壕时，双方有了争论。秦医长主张在断崖下挖猫耳洞，松本则竭力反对。
　　猫耳洞内比室外温度低，蹲在里面要相对凉爽一些，但是松本认为不安全，有塌方危险。
　　自从那次差点被活埋后，松本对掩体塌方特别敏感，他觉得还是找一个平坦地方挖“章鱼罐”比较好，就算塌了，还可以靠“土遁秘法”自救。
　　秦医长大大咧咧，说断崖上面还生着灌木，怎么会说塌就塌呢，你就别大惊小怪了。
　　松本争不过秦医长，只好迁就了对方。
　　晚上秦医长呼呼大睡，松本哪里睡得着，他时刻都担心猫耳洞会塌下来，只有抬头盯着顶上的土壁，迷迷瞪瞪，一晚上没能合眼。
　　还好，这是个平安夜。
　　第二天，秦医长接到命令，步兵晚上要对苏军发动夜袭，需要卫生队跟从。秦医长便用商量的口气，问松本能否带队前往。松本人老实，又觉得秦医长待自己不错，就爽快地答应了。
　　这天夜晚确实很适合发动夜袭，天上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四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是夜袭的阵容让松本有啼笑皆非之感。
　　那是一支步兵小部队，人员尚不足一个中队，就这么一丁点人，能干得了什么？
　　大家在黑暗中摸索了约有4公里路程，步兵指挥官告诉松本：“卫生队原地待命，没有命令不准擅自行动。”
　　步兵把卫生队扔下，自顾自地往前面去了，手无寸铁的卫生兵们趴在地上，就像被遗弃在荒野中的儿童，那个怕啊，连松本自己都不知不觉浑身哆嗦起来。
　　以为前面要打仗，不料好久都听不到一点动静，没有枪声，没有呐喊，既不见夜袭部队返回，也不见任何人来跟他们联系。
　　卫生队在焦虑和不安中，一直熬到凌晨三点，相互之间已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对方的脸，还是不见有人前来招呼。
　　松本在诺门罕出生入死，已经成了半个老兵，凭经验和直觉判断，他认为夜袭部队其实什么都没干，虚张声势地绕了一圈后，早就撤回去了。
　　这就算是夜袭了？
　　松本又惊又气，不由佩服起指挥官们的智慧和勇气，原来夜袭战术竟然已经进化到这种层次了，连自己人都可以欺骗。
　　另外，松本其实能够理解夜袭部队。凭那几个毛人，如果傻乎乎地真去攻击苏军阵地，不啻于羊入虎口，也许一个都回不来，你别看步兵在卫生队面前显得神气活现，但这个世上，历来只有烈妇没有烈夫，面对苏军的坦克和大炮，他们还不一样地怕死？
　　让松本感到特别气愤的不是这个，而是夜袭部队用“原地待命”给卫生队画了个圈，不准他们“擅自行动”，撤退时又不派人来知会一声。
　　这也太自私了，天一亮，卫生队就算想回去都回不去。
　　眼见得“待命”就是送命，松本再也顾不得许多，当即下令全体后撤。
　　撤退时，松本一边走一边警觉地观察着周围情况，不料走了一会儿后，他发现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卫生兵，其他人早就像兔子一样跑得没影了。
　　这不知道是多少次死里逃生了，但当松本撤回小森林时，他才知道，死神伏击他的位置并不在夜袭路上。
　　猫耳洞塌了，把秦医生埋在了乱石堆中。挖出来时，身体已经冰冷僵硬。
　　松本既为秦医长难过，也为自己的侥幸逃生感到恐惧和后怕。
　　秦医长的今天，会不会是我的明天呢？
　　为什么
　　卫生队再次接到转移命令。估计是补给情况又有所缓和，因此他们又被从后方调到前线，新阵地是山县联队驻守的2号阵地。
　　对去哪里，卫生兵们并没有任何决定权，就算前线是地狱，一个命令一来，也得睁着眼睛踏进去。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人的求生欲望反而格外强烈，在往前线开拔的途中，狂风卷着黄沙儿漫天飞舞，行军异常困难，但没一个人敢脱离队伍，都怕因此而丧命。
　　2号阵地与苏军阵地已经相当之近，等于是在对方眼皮子底下，但让松本感到诧异的是，苏军并不向这里发射重炮，所有重炮炮弹都带着呼啸声，嗖嗖地从头顶掠过，奔后方日军阵地去了，落在2号阵地的主要是重迫击炮。
　　为什么苏军不重炮轰击2号阵地？这问题问得很贱，然而答案十分简单：正因为离得近，苏军怕误伤自己人，所以轻易不朝此处发炮。
　　尽管只使用了重迫击炮，但给日军造成的伤亡一样不小，而且苏军坦克还经常来袭。
　　在第二次诺门罕战役中，日军步兵发动肉弹攻击，用燃烧瓶来对付坦克，当时确实使苏军坦克受到一定损失。事后经检查，苏军受损坦克有百分之八十都不是被反坦克炮炸掉的，而是毁于日本步兵之手，其中又有一多半系步兵投掷的燃烧瓶所引燃。
　　作为坦克专家，朱可夫不仅重视整体战略战术，对许多具体细节也绝不放过。他意识到，连燃烧瓶都能炸坦克，说明坦克本身一定有问题，最后症结就集中到了苏军坦克的汽油发动机上。
　　朱可夫从苏联国内紧急调运几百台柴油引擎，战地修理营加班加点，把坦克装甲车的发动机全部改造成了柴油式，同时在车尾要害部位加装了钢丝铁刺网或防护板，确保燃烧瓶即使投在上面，也很难使坦克燃烧。
　　日军仍然给一线步兵普遍配发燃烧瓶，连卫生兵们也人手一只，但对苏军坦克的威胁已经不大。
　　燃烧瓶不管用，就发反坦克雷。
　　反坦克雷从外表上看，像一块夹馅面包，因此俗称“面包地雷”。无论燃烧瓶还是反坦克雷，投掷之前都得先靠近坦克，这可需要做肉弹的勇气，第二次诺门罕战役时，当苏军坦克逼近时，松本也只敢大喊“快埋反坦克雷”。
　　在2号阵地，松本看到了敢贴近坦克的“无敌勇士”。一名叫渡边的士兵用竹竿绑着反坦克雷，利用向坦克匍匐前进的方式，接连炸毁两辆坦克。
　　只是第三次不行了。
　　苏军把诺门罕作为武器试验场，所有类型坦克全开了过来，其中甚至包括尚在试用中，还很不完善的t…35重型坦克。
　　t…35堪称坦克家族中的航母和巨无霸，它有分为两层的五个独立炮塔，共拥有3门火炮、5挺机枪，火力超强。当渡边离t…35还有二三十米距离时，他就被机枪打成了蜂窝。接着，坦克很冷酷地开过去，把渡边的尸体碾为肉酱，压成肉饼。
　　t…35后来没有得到推广，是因为它的弱点同样致命，那就是行动非常缓慢笨拙，很容易被“肉弹”找空子，但苏军在t…35背后还配了狙击手，坦克看不到的死角，他们用子弹补上。
　　肉弹攻击的场面，就在距离松本仅150米的地方上演，后来这些悲惨的镜头再也没能从他脑海里抹去，终其一生，都在折磨着他。
　　看到渡边死去，松本就好像自己也死过了一次，他绝望了。当晚上山县联队也传令下来，说是要组织夜袭，让卫生队派人跟随的时候，松本立刻举手报了名。
　　前面是地狱，后面也是地狱，左是死，右也是死，比死更可怕的却是对死亡的等待，谁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活多久。
　　处于这样的环境下，简直要让人精神崩溃。松本想，与其坐在阵地上受罪，不如冲到苏蒙军阵地里，挨上一枪是痛快，要是能杀掉一两个苏联兵，也算是够本了。
　　这次夜袭跟上次夜袭的基本程序差不多，卫生队还是得先“待命”。
　　“待命”的过程中，松本既紧张又亢奋，一直暗暗念叨着：“马上就要打起来了，马上就要呐喊冲锋了，一场厮杀就要来临！”
　　可是规定时间早已过去，臆想中的刀光剑影不仅没有出现，前方还静得可怕，一点不像夜袭前后应有的景象。
　　莫非夜袭部队又熊了？
　　超强预感
　　如果一个人拥有许多次死里逃生的经验，他一定会成精。
　　松本就是这么一个“精”，联想到上次的教训，他判断夜袭部队肯定撤退了，而且又把卫生队给遗忘了，于是断然下令撤退。
　　撤回来一打听，果不其然，夜袭部队已经撤了。不过通过这次经历，松本发现两次夜袭行动，他其实都有些冤枉夜袭部队。
　　夜袭不成功，并非日军步兵胆怯，或是有意作假，蒙骗上司。事实上，夜袭部队两次都摸进了苏军阵地，但那里早就空无一人，一个苏军士兵看不到不说，连枪支弹药甚至食品和水都没有找到。
　　撤退时，也不是夜袭部队不想通知卫生队，只是两边都怕被高台上的苏军所发现，尽量把身子压得很低，结果就是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
　　松本所亲身体验到的，正是朱可夫所实施的“夜退昼攻”战术，即天一黑苏军就撤出阵地，天一亮再靠炮火夺回来。
　　在越打越聪明的苏军面前，夜袭和肉弹攻击一样，都让日军陷入了食之无味，然而弃之将更加无术的可悲境地。
　　每时每刻都与危险打交道的经历，让松本本能地拥有了一种对危险的超强预感。2号阵地有一座工兵联队修筑，专供军官们隐蔽的战壕。相对于士兵们自己挖掘的掩体，这座战壕显得十分坚固考究，壕顶上不仅建有两层松木、木板、沙袋构成的隔离带，而且还铺了五层厚厚的钢筋水泥板。
　　壕分内外两洞，内洞宽敞，住着高级军官，外洞低矮，中下级军官都集中在那里，像松本这样的最底层级军官，只能在外洞口挤上一挤。
　　人人都以为越靠近隐蔽壕越安全，唯有松本觉得悬，因为他注意到，一辆苏军坦克曾开到离隐蔽壕一百米的地方，一停就是二十分钟。
　　无事不登三宝殿，苏军坦克绝不会浪费这二十分钟，松本判断，隐蔽壕可能已经被发现了，坦克这是在进行侦察。
　　随后，苏军侦察机也盯住了隐蔽壕，在上空来来回回低空盘旋了好几圈。
　　松本深知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