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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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凶兵”配上一个“苏联通”，往蒙古边境一扎，那就是虎视的意味。苏联也毫不示弱，第23师团前脚刚进海拉尔，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属的第57特别军后脚便跟入蒙古，其敌对目标就是第23师团。
　　一辈子都是参谋
　　“北攻苏联”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之一，虽然因抗战爆发而被迫暂时搁置，但从参谋本部到关东军都对此念念不忘，相关作战方案也一直在秘密研讨和制定中。
　　对苏作战的主设计师是石原莞尔，时任参谋本部作战指导课长。就在张鼓峰之役结束不久，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等人，便根据石原的设想，提出了一个对苏作战的“八号作战计划”。
　　这一计划预计到1943年，日本便可以发展出对苏一击的能力。至于怎么击，稻田设计了两个方案，一为甲案，一为乙案，甲案是从苏联沿海边疆开始攻击，乙案是沿“满”蒙边境进行包抄。
　　关东军反复研究了两个方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先是派出军事测绘队，秘密潜入两处边境绘图，继而又让高级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组织人员调研。
　　在昭和时代的日军幕僚群里，辻政信的知名度非常高，远非稻田可及，跟他的名气处于同一档次的，陆军中有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海军中有山本五十六、米内光政。
　　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这些人无一不是职位很高的将军，石原莞尔虽是做幕僚出的名，但他后来也晋升到了关东军参谋长，唯有辻政信，一辈子都是参谋。
　　有人说，如果陆军中没有姓辻的这位参谋，日本所走的道路也许会大大不同，就这一点而言，他在昭和时代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一个著名将军。
　　辻政信性格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爱出风头。早在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时，学生们夜间集合行军，别人总是尽量减少辎重，他不仅身上一个家当不少，而且还要特意在铺盖里塞上几块砖头。教官检查时，看到了这几块砖头，当然要喜出望外加极力表扬，结果辻政信就成了“学生的榜样”。
　　实事求是地说，仅以军校表现而言，辻政信确实当得起这个榜样。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为此还获得了天皇恩赐的银表，到部队实习后，又接着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陆军大学是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毕业时成绩排在前六名的，可由天皇授予军刀一把，称为“军刀组”。
　　辻政信在他那一期“军刀组”中排第三名。记者前来采访，辻政信很神秘地对记者说：“本来我应该是第一名，就因为对手是皇子殿下，所以才排到了第三。”
　　“皇子殿下”指的是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当时也在陆军大学就读，与辻政信同期。辻政信认为他遭遇了“潜规则”，其实这是件没影的事，皇室子弟并不参加名次排列，只享受特别待遇。
　　辻政信自信心爆棚，本人也很能吹，但考试的本事还是有的，毕竟能进入“军刀组”，并坐到相当于探花的位置，本身就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
　　成为“军刀组”成员，预示着今后将会有不错的前程。当然，预示还只是预示，要想真正混出头，修行的路还长得很。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辻政信回到了原来实习的部队，这就是第9师团，师团长正是植田谦吉。
　　不久，第9师团参加了“一？二八”淞沪会战，担任中队长的辻政信第一次进入真正的战场。在上海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士兵们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庙行阵地发起冲锋，然后纷纷被打倒在地。在此之前，因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想象中的中国兵就是东北军的长相，是裕仁天皇所称的“豆腐军”，但淞沪一战使辻政信改变了印象。
　　冲锋失败后，辻政信站起身，高举着双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走去，一边走一边指着日军的死尸，意思是请求对方容许他收尸。中方看到后果真停止了开枪。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把对方看成与自己对等的军队，辻政信又怎么肯用举手的方式去收尸呢？
　　最危险的一次，辻政信坐在装甲车里掩护步兵冲锋。原以为躲在铁皮壳子里再保险不过，没想到车子中途出了状况，竟然在中方阵地前熄了火。
　　这一惊非同小可，车里众人急忙跳车逃命。辻政信刚刚跳下车，左膝盖就挨了一枪，幸得部下用机枪掩护，才得以慢慢地爬了回来。
　　与辻政信一块坐在装甲车里的还有大队长空闲升少佐，这位没爬回来，被中国军队活捉了，释放后自杀于吴淞。此外，辻政信所在联队的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也中弹身亡。
　　“一？二八”淞沪会战让辻政信见识了真正的中国军人。后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解，说假如大家武器一样，单纯比较士兵优劣的话，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就是支那兵（中国兵）。
　　鬼中队长
　　辻政信在淞沪会战中吃足了苦头，但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他得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毕竟是军校特优生，在第一线中队长中，辻政信的指挥才能显得相当突出。某次往前推进时，辻政信所率中队遭到中国军队的射击，士兵们赶紧卧倒，队形乱得不成样子。
　　辻政信不顾危险，站起来发号施令，他先把士兵们排成阅兵式的正规队形，然后又把队伍疏散开来，这样可以保证指挥命令的通畅，以便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
　　当时一名大队副官看到后，大加赞赏，认为辻政信的临场布阵非常灵活和巧妙。
　　辻政信也不乏一般日本青年军官悍不畏死的作风。除了敢于举着双手跟中方交涉外，在几次作战中，他都挥舞着天皇御赐的军刀，一马当先地冲在队伍最前面。
　　其实日本陆军中向来讲究这个，几乎每个中队长都得事先做好第一个中弹的心理准备，但到辻政信身上就不一样了，他可是“士官状元”兼“陆大探花”啊，光环本来就够夺目了。
　　辻政信由此获得了“鬼中队长”的名声，所属旅团的旅团长给他颁发了感谢状，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引起了师团长植田的特别关注。
　　淞沪会战结束，第9师团返回日本国内，辻政信被植田选定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巡回全国各地，专门向军队和教育界作励志讲演。
　　在海陆军参战部队中，被选为讲演代表的军官共有12人，其中最拉风的就数辻政信，倒不一定是他的事迹最过硬——说句实话，最过硬的应该是那些闭着眼睛躺在战场上的人。
　　辻政信不是最过硬的，但他是活着的人里面最能讲的，尤其是左腿中弹那段经历，被他讲得如同战神现世。辻政信说，他中弹后，仍然不肯撤下阵地，只返回阵中做了简单处理，随后便奋不顾身地跛着腿，继续指挥本中队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总攻……
　　没有演绎过的不叫故事，经过辻政信夸张的演绎，这段战地故事让会场下的人们听得心惊肉跳，如临其境。报纸在刊登相关新闻时，特地加了辻政信的照片，称他是“军人的楷模”“阵中之花”“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
　　“阵中之花”很快就红遍了日本，辻政信还因“重伤不下火线，且指挥有方”而获得军功章，并先后在参谋本部、士官学校任职。
　　参谋本部、士官学校等机构，别人想进都进不了，但对辻政信来说，却实在是件极其痛苦的事。他和许多青年军官一样，根本没那耐心在机关里慢慢熬资历，为了能早点出头，他曾频频卷入陆军内部的派系争斗，被称为“士官学校的纵火者”。
　　尽管辻政信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高层的重视和青睐，反而又由士官学校降到了联队。辻政信一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在大失所望的同时，他还感到分外屈辱，一度想脱去军装不干了，直到被调入关东军参谋部。
　　最初，辻政信所担任的并不是作战参谋，而是第三课的兵站参谋。在日军参谋系统里，兵站参谋无足轻重，作用和影响都很小，这让辻政信颇感郁闷，觉得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从一个坑又掉进了另外一个坑。
　　不过很快，这个不甘平庸的苦命人就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第三课的作战主任是花谷正中佐，也是陆军大学毕业生，比辻政信高上两届。花谷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都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蛮干混出了头，常常以此自诩。
　　见到刚分进课里来的辻政信，花谷便以一种前辈和过来人的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大学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扬扬地提到了“九一八”：“比如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地学！”
　　学什么，花谷没有讲，这段话的重点其实也不在此处，但辻政信认真了。从那以后一个月内，只要有时间，他就钻在关东军的图书室里，埋头查阅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档案资料。
　　辻政信把事变当天的原始记录从头翻了一遍，在掌握事变全貌的同时，他还在事变经过及战术运用方面发现了几处疑点。
　　辻政信带着疑点去问花谷。花谷虽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但整个事变并不是他策划的，面对这些疑点，他张口结舌，回答根本不得要领，最后实在招架不住，只好挠挠头皮，显得十分难堪。
　　从花谷的表情中，辻政信获得了极大满足，活力指数顿时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他还由此产生出了寻根溯源，去东京拜见石原莞尔的想法。
　　石原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动者，所谓一客不烦二主，走三家不如走一家，见到石原，自然就能解开所有疑问。
　　叶公好龙
　　此时的石原正如日中天，他被称为“满洲国诞生之父”，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式人物。辻政信过去也见过石原，但因双方的名气和级别职务悬殊，不过是“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么一眼”，从没有面对面接触过。
　　在辻政信的想象中，石原是战争之神，一个“连鬼都抓来吃”的人，他能不能接见自己，接见时态度会怎样，都是无法预料的。让他想不到的是，石原不仅欣然同意见面，还特意抽出时间，把辻政信叫到自己家里来恳谈。
　　辻政信那个感动和意外，高人就是高人啊，哪像花谷，只不过跟“九一八”沾了那么点边，就把谱摆到天那么大。
　　当着石原的面，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疑问，大概在辻政信看来，“九一八”完全可以搞得更干脆更直接一些，为什么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做准备呢。
　　辻政信对“九一八”的考虑很简单，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不奋起拿下满洲，把满洲地图涂上与日本相同的颜色，就对不起（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战死者的）英灵！”
　　石原微睁着眼睛，面带微笑，像是早就把眼前这个年轻参谋的心给看透了。针对辻政信提出的疑问，他一一作了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欲速则不达。
　　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怎么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措施准备，才能确保行动成功。
　　听完石原的话，辻政信的脸腾地红了，感到“过去的想法该是多么幼稚，如果有洞真想钻进去”。
　　石原担任过关东军作战主任，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手把手地教这位小参谋如何戴好“爱满洲人”的面具，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东北的目的。
　　这也是谋略，即不能把关东军的“权益思想”全部暴露出来，必要时候，还得装装好人，表现一点“道义思想”。
　　都是前辈高人所传的真经啊，辻政信听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石原的一番言论，让他的思想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不同的见识，其力量竟是如此的可怕”。
　　在辻政信的一生中，这无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见面和对话，石原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在辻政信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他百般尊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辻政信后来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其遗骨一直扔在沈阳郊外无人过问，他儿子张学良“九一八”前不过问，“九一八”后想过问也过问不了了。辻政信就举办了一个盛大葬礼，把张作霖埋葬在了张家墓地，这是张作霖死后九年的事，总计花了十万日元。
　　辻政信此举可谓是震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对关东军的形象也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仅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需要十亿多日元的事，真狡猾呀……”
　　辻政信笑而不语，就听韩云阶接着分析说：“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的效果。”
　　韩云阶在伪满官吏中，是一个洞察力很敏锐的人，他一眼便看出辻政信如此处心积虑，是在收买人心。
　　似乎又一个石原要出现了，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辻政信并不是石原，安葬张作霖这样的“妙笔”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七七事变爆发了。围绕这一事件，日本军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扩大派，一派是不扩大派，不扩大派的代表就是石原，而石原坚持不扩大的原因，就包含在他与辻政信的东京对话中，也即“满洲国建设思想”。
　　别人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可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辻政信完全不管这些，他一屁股就坐在了扩大派的凳子上，而且在军部讨论尚未有结果的时候，就经常跑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煽风点火，说：“军部太软弱，我们要在卢沟桥拖着他们……”
　　时任“华北驻屯军”作战主任的池田纯久中佐属于不扩大派，他没理睬辻政信，结果有一天辻政信就跑来对他说：“明天关东军要用山海关的轰炸机去轰炸卢沟桥，我要坐战斗机去。”
　　池田吃了一惊，反问道：“你说的是真心话？”
　　辻政信把头一扬：“当然是真心话。”
　　池田见他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立即表示反对：“真是帮倒忙，这是在做为矫正牛角而杀牛的傻事！关东军要轰炸中国，军部同意了吗？恐怕不会同意吧，别那么干！”
　　辻政信气势汹汹：“军部磨磨蹭蹭，所以要果断地去干。”
　　怎么劝都不听，池田也来了气：“要是这样就没办法了。那你就去干吧，不过我们将用华北驻屯军的战斗机来击落关东军的战斗机，请明白这一点！你要回头再发牢骚，我可不管。”
　　辻政信愣住了：“你是说友军互相攻击？”
　　池田毫不相让：“是的，没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我来负。”
　　池田当然不会真的这么做，但他的恫吓却成功地吓住了辻政信，后者乖乖地找台阶退了下去：“既然主任参谋说到了这一步，那就算了吧。”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其实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换句话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的，是石原发动“九一八”所获得的好处和光环，一旦需要他熬的时候，他是根本憋不住的，所以类似于安葬张作霖那样的表演只能偶尔玩那么一次，所以他才会置精神导师于不顾，想要迫不及待地亲自驾战斗机去卢沟桥，哪怕那里并不属于关东军管辖的范围。
　　可是辻政信又是聪明的，因为他迎合了“潮流”，而石原已经不合“潮流”了。果然，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日渐式微，扩大派占到上风，在天皇裕仁的支持下，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辻政信正是搭乘这列快车，一跃成为“华北方面军”最年轻的参谋，而且还是他本人最热衷的作战参谋。
　　等到出口转内销，返回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时，辻政信的处境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出名得趁早
　　关东军已经进行了人事更换。辻政信过去在第9师团的老领导植田谦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新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曾是辻政信的上司，两人都很器重辻政信。
　　在作战课内，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是陆军大学“军刀组”成员，在军校算是辻政信的学长。辻政信在参谋本部任职时，两人曾同在一课，而且关系好到能穿一条裤子。
　　辻政信的军衔并不高，少佐还是刚刚晋升的，课里的很多参谋不是中佐就是大佐，但在这些参谋里面，以辻政信来关东军的时间最早，资格也就最老。另外，辻政信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强项，那就是他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会战，实实在在地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不像其他参谋，都是从军校到办公室，再从办公室到办公室，所谓“桌子上打仗”，从没真刀真枪地历练过。
　　因为这些原因，辻政信在作战课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发言权，那些军衔比他高得多的同事常常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
　　重回关东军，辻政信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他自己颇为感慨地说：“通观前后，像当时关东军司令部那种上下一体、滴水不入的人际关系，是不曾有过的。”
　　辻政信天生就是一个没多少生活情趣的工作狂，这下干得更起劲了。同事形容他：精力旺盛，体力充沛，张起嘴来哇啦哇啦，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一时间，就好像整个司令部都在随着他一个人转一样。
　　在没情趣、有干劲方面，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倒与辻政信十分相似。辻政信好歹还娶了老婆，植田为免后顾之忧，连老婆都不想要，在“一？二八”淞沪会战后期，他和重光葵一起挨了炸弹，并且都被截去一条腿，自那以后，便誓不婚娶，成了一个单身将军。
　　对辻政信，老植田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他倍加赏识和信赖，称辻政信“言有说服力，动有实行力，是个杰出的人才”。
　　辻政信跟植田在一起，算是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植田让他组织调研，他就不畏劳苦，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到诺门罕进行了详细考察，从当地的气候土质，再到河流道路，一一进行分析记录。
　　在测绘队和辻政信所取得资料的基础上，植田和他的幕僚们重新对稻田的两个方案进行了对比，认为乙案要强过甲案。
　　苏军在沿海边疆构筑有纵深达200公里的要塞阵地网，还有十几个步兵师，纵然能从此处突破，日军也需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是甲案最大的缺陷。
　　按照辻政信的考察，乙案不仅可以避开甲案的问题，而且从海拉尔到哈拉哈河的路线，正是当年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及欧洲的进兵路线，史有前例，在日本陆军中素有小老虎之称的关东军，完全有望成为日本的“成吉思汗”。
　　两碗迷魂汤一灌，植田顿时飘飘然，便铁了心支持乙案，并得到了参谋本部的认可。当时陆军省更倾向于甲案，双方在内部进行了辩论，最后二比一，甲案输给了乙案。
　　因为要靠关东军来执行乙案，参谋本部同意今后非特别需要，不再从关东军中抽调部队，以便关东军一心一意地进行备战。
　　假如只满足于乙案，那你就小看了辻政信。
　　一直以来，辻政信都是以纯粹功利的角度理解石原莞尔，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像石原那样，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走红，红到底朝天，从而成为日本的“民族英雄”。
　　出名得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了。稻田的作战方案，脱胎于石原的指导，石原一贯主张慢火炖汤，所以最后无论甲案，还是乙案，都把对苏作战的时间设计到了1943年，扳着指头数数，还有四五年哩，如何能等得及？
　　最好就是能出点事，然后以此为借口拨快时间表。
　　在日本陆军内部，无人不知辻政信喜欢制造事端的特点：一有什么事，他就会立即赶往现场，装作上级有命令，指挥这个驱使那个。
　　张鼓峰事件发生不久，辻政信就兴致勃勃地乘机飞往张鼓峰，在第19师团一个参谋的陪同下，他察看了现场，并且特地鼓动那位参谋：“喂，把那座山（指张鼓峰）拿下来，关东军在必要时会支援你们的！”
　　“朝鲜军”司令官知道后，赶紧命令这个祸星退出了张鼓峰。
　　辻政信和关东军虽未能插足张鼓峰事件，也知道第19师团在对苏作战中遭受了重创，但他们从中得到的不是教训，而是启发。1939年4月，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一份由辻政信草拟的“边界纠纷处理要纲”新鲜出炉。
　　对边境纠纷处理，辻政信的原则是“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为了突袭并歼灭越境苏军，哪怕暂时进入苏联境内也在所不惜。
　　他还通过“要纲”告诉驻边境的各师团长：当你们遇到与张鼓峰类似的问题时，用不着再瞻前顾后，完全可以自行划定边境线，然后决定是否要动用武力！
　　这哪里是处理纠纷的预案，根本是一份找机会打架的通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