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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袁世凯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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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等在汉，日围月余，视华仇甚。赖有二三员勉力办公，今均逃去。凯病如此，惟有一死。然死何益于国？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
右电后，又有唐绍仪致李鸿章电云：
现在汉城两署办公，只余二员。今闻南北进兵，均已逃去，无法挽留。仪一人译电办公，已难料理，而袁道病又须照拂，势急情迫。乞速示遵。
李鸿章接二电，即为具奏，奉旨允准。李鸿章即电袁云：
本日奉旨，袁世凯着准其调回。钦此。希将经手各事交唐绍仪代办，即回津。
袁世凯得电，即回天津。自此以后，清韩之关系遂绝，日清战事亦自此始开。
第三章 甲午战争之前后
第一节甲午之役
朝乱再起，汝昌欲至济物浦先攻日舰，将启行，总署电柅之。逮日舰纵横海上，海军始集大东沟、鸭绿江口。定远为汝昌座船，战既酣，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已，致远弹药尽，被击，总兵邓世昌战死。自是连丧五舰，不复能军。汝昌犹立望楼督战，忽座船炮震，晕而仆，舁以下。汝昌鉴世昌之死，虑诸将以轻生为烈，因定海军惩劝章程，李鸿章上之，著为令。旅顺陷，汝昌渡威海，是时两军相去二百二十余里，朝士争弹之，褫职逮问。鸿章请立功自赎，然兵舰既弱，坐守而已。
逾岁，日军陷荣城，分道入卫。汝昌亟以木簰塞东西两口，复虑南岸三台不守、炮资敌，欲毁龙庙嘴台炮，陆军统将戴宗骞电告鸿章，责其通敌误国，不果毁。待援师不至，乃召各统领力战解围。会日暮大风雪，汝昌尽毁缘岸民船，而南北岸已失，日舰入东口猛攻，定远受重伤，汝昌命驶东岸，俄沉焉，军大震，竞向统帅乞生路，汝昌弗顾，自登靖远巡海口。日舰宵入口门，击沉来远、威远，众益恐。道员牛昶炳等相乡泣，集西员计议。马格禄欲以众挟汝昌，德人瑞乃尔潜告曰：“众心已变，不如沉船夷炮台，徒手降，计较得。”汝昌从之，令诸将同时沉船，不应，遂以船降，而自饮药死，于是威海师熸焉。《清史稿》卷四六二。
“抗争之动作，实由日大鸟少将所率之混成旅团发于龙山本营至牙山。自七月二十五日开始，在牙山冲丰岛附近，日舰队遇清舰。清突炮击日舰，日舰队应战破之。日陆军亦于成欢驿大破清兵。往驻牙山之清兵遂逃之平壤，日军尾之。见清兵全挂方布一片于枪之刺刀上而逃，其色非白非黄，日军人多不解其意。即捉俘虏而诘之，始知清人知败北挂白旗乞降之例，以白旗无觅处，遂代以包足白布。清兵之弱，于此可见。”
“日军三路进攻，由平壤直捣盖平，由旅顺陷牛庄、营口，辽东全部皆为日有。海军自击沉丁汝昌四舰后，黄海上之管制权亦均属日。翌年攻陷威海卫，丁汝昌乞降，仰药自尽。山东半岛亦为日有。”（〔日〕佐藤铁治郎《袁世凯》
第一章第六节）
时日谋攻台湾及澎湖列岛，又任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大总督，将大举而北冲清京。清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诣马关议和。此日清战争之概略也。
“初，鸿章筹海防十余年，练军简器，外人震其名，谓非用师逾十万，不能攻旅顺，取天津、威海。故俄、法之警，皆知有备而退。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会订条款十二，割台湾畀之，日本悉交还侵地。”（《清史稿》卷四一一）
“1895年4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到马关，与日本政府所派全权代表伊藤博文讲和。李鸿章与伊藤本是老对手。十年前的天津会议，李鸿章虽然吃了一场哑巴亏，但他跟伊藤形式上还是平起平坐，对等会谈。此时就不同了：一个是战胜国的全权大臣，一个是败兵之将；一个漫天讨价，一个哑口无言。谈判陷于僵局时，日本方面忽然跳出来一个冒失鬼，对准李鸿章打了一枪，打得他血流满面，这才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公忿，一致谴责日本不配称为当代法治之国。日本政府慌了手脚，不得不在形式上作出某些让步，与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
“条约签定后，有人替李鸿章脸上贴金，说什么这位忍辱负重的老中堂，用了自己的鲜血，换来战胜国的宽大条件。这个条件究竟宽大到什么程度呢？请看，清政府在条约里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割让了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在中国内地加辟了沙市、重庆、杭州、苏州四个通商口岸；中国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开设工厂；允许日本船只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中国赔偿日本战费二亿两，按照中国四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半两银子。此外还有不少苛细项目，就不必一一列举了。”（《袁世凯演义》）
第二节李鸿藻举荐
袁世凯由韩归清，郁郁不自得，深怨李鸿章不用其谋，大不以李为然。虽有热血满腔，而大势已去。时清有太傅李鸿藻，为袁父执。袁往谒，痛陈时事。
“李鸿藻，字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清史稿》卷四三六）
訾李鸿章旧制之军队腐败，道我军训练之精，并自言驻韩功绩。李重其才，遂向督办军务恭亲王前道袁韬略。恭亲王乃派袁充前敌营务处。时宋庆等已败至田庄台，望风而逃。清营旧制，营务处本无事之名目，加以前敌诸统将官职多大于袁数倍。清之政界，素以位高为尊，才能非所计也。咸轻视袁。依当时清军队之溃弱状态，及军械饷需之情形，虽任袁世凯以重职，亦无能为也。不特一袁世凯，即千百袁世凯又何从补救？故袁虽在前敌，亦无所设施。及日清和议成，清之兵队解散，袁世凯仍旧赋闲。李鸿章自此遂成全国之公敌，欲食其肉寝其皮者颇不乏人，即素知李之西太后亦为众口所惑，李遂去位。而袁世凯更无栖止矣。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日清和议成后，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坐谈。李谓人材难得。伊藤问李曰：“袁世凯现任何事？”李曰：“小差事无足重轻。”伊曰：“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重轻小事，无怪无人才也。”李之书记遂记入李日记中。岂知一语闲谈，遂影响于袁世凯者不浅。
“有人传说，马关议和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曾向李鸿章问及袁世凯的近况，于是又有人替袁捧场，说什么‘日本人如此重视袁世凯，可见此人必有非常之才’。以上这些话题，在北京广泛流传，于是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也都称赞袁世凯‘通晓戎机，才堪大用’。随后清政府降旨叫袁留在北京，听候督办军务处差委。”（《袁世凯演义》）
第三节徘徊京津之间
袁世凯自日清战后随营解散，徘徊于京津之间，无所事事。适李鸿章马关议约回，李书记辈编李与伊藤、陆奥之谈词以闻，清各报亦多载李日记。清之朝野上下睹我伊藤氏答李鸿章之言，皆以袁世凯为一时人杰。于是袁世凯三字遂振振有声，留心人才者咸欲一睹其人。
袁知负时名，遂干当道名公，希有建白。
清方大挫之后，二三老臣为国求贤，于两宫前保荐袁之才略。旋奉旨召见，详询时事，袁奏对多中肯要。自负必可得志，即旁观亦谓袁必邀异数。不料召见后即交军务处差遣，袁大为失望。由是日奔走于王公之门，亦无效果，久之军事已毕，军务处亦不能存立，尚有何差可任？袁心灰意阻，加以数月来奔走酬应，支绌异常，债负累累。时西洋人贸迁中国，尚不甚久，尝以言语不通，情形不熟，多雇用清人为经理。业洋行者又须运动官场，方能发达，凡充西人洋行经理者，清人曰买办。清所需军装器械，皆仰给外人，盖不善制造故也，即今尚然。充买办者常居间收利，有暴富至数百万者。袁世凯以不能迁官，即求治富，颇羡买办业。适有西人欲开军装洋行于天津，拟聘熟习官场人为买办，盖知清此次之败，海军战舰、陆军军装器械全数告尽，势必再置。置则必须仰给外人。西人以有大利可图，故争先恐后设行以图招揽。袁欲应聘充买办，奈须保证金数万元，时两袖空空，无从措手。
第四节受诏督练新军
先是袁充前敌营务处时，与奉天举人王英楷结莫逆交。王本巨富，其人为野蛮中之最开化者。与袁畅谈时事，两情相洽，引为同调，至是途穷路迫，遂将其志愿作书告王，乞其援助。王得袁书，遂挟重金北上，晤袁于天津。责袁曰：“君何不志甚也？”袁曰：“欧人国务大臣退位后，以充当工商业会社经理为荣，君何责我不志也？”王曰：“是乃自谋其本国之生业，有独立性质。若买办者，乃外人雇佣，君又不通西语，且买办手段在奔走官场，狗苟蝇营，皆非君所能。君盛名倾中外，方王师败绩，正朝廷梦醒之时，君不思乘时兴起，大展长才，乃欲谋此奴隶事，非不志而何？”袁曰：“区区微名，虽达当轴，奈不用何？”王曰：“当此时世，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徒以空言诘纳，焉能成事？君其继以金钱，敢必有济。”袁曰：“奈赤手何？”王曰：“君如以鄙言可采，当代谋以成君伟业。”袁曰：“惟命是从。”于是王英楷侦知袁从人中有河间赵姓者，与阉宦李莲英系属戚谊，王付以资，授以意，嘱其入都代袁结纳李氏。李以袁本各大臣保荐之人才，简在帝心，舟行顺水，遂满应之，嘱赵告袁静候时机可也。自此以后，宫庭动静，大臣奏对，皆随时密报袁知。数月后适清两宫命筹饷练新军，袁得报，遂密遣人告李莲英曰：“兵事我所最稔，子曷为我图之。”李乘机说西太后，西太后于召见大臣时，遂问：“袁世凯知兵否？”拟命其与聂士成各练三十营劲旅，各大臣均赞成旨意，遂诏命袁督练新军。
“方袁世凯之为军务处差委也，奔走权门，所费不赀，而事率无效，床头金尽，遂灰仕进之心。因忆关外旧友奉天举人王英楷者，巨富也，欲向之告贷，以作外商之买办。事为英楷所知，悯其穷，即赴天津劝袁，以资购大官，己愿为之助。袁乃遣人赴京师，以巨万之金结纳于慈禧太后之宠嬖李莲英，由是宫庭之动静，大官之对奏，皆由李莲英密告。不久，而任北洋练兵大臣矣。”（《袁世凯轶事》）
第四章 练兵大臣之时期
第一节小站练兵
袁世凯自得练兵大臣后，知清国政界非金钱不能济事。既入其途，必行其术，于是广结交游，凡政界当大权负时名者，皆相结纳。时北洋大臣系浙江仁和县王文韶。袁至天津，于王之三公子并其诸幕友，皆曲意联络，至在津现任、候补各道员，亦多订金兰。然后乃选将募才，择天津小站地方为驻屯所。向知清国军队弊端百出，特先改营制，次订规则，均井井有条。惟清国精通军学者甚少，必须藉材异地。有某某等国闻清练新军，争先运动清总理衙门及军务处，为代延教习，欲揽清军教练权。总理衙门等多不明此术，遂商之袁世凯。袁颇习外交，痛陈用外国人之弊，力主不可。继由袁自延普鲁士兵目充总教练，结雇佣契约，且极严密。其重要须恪遵营规，受统将管辖，如违命令及契约，虽所规定之期未满，可以随时辞退。故袁虽用外人，终不受挟制。
“袁氏之练军也，能与士卒同甘苦，故士乐为用，而武卫右军遂为诸军之冠，英国海军提督勃拉斯福特氏亟称之。其时姜桂题、杨荣泰、龚元友、吴长纯、徐邦杰、任永清、段祺瑞、梁华殿诸将皆隶其麾下，而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吴风岭、赵国贤、田中玉、孟思远、陆建章、曹锟、张勋、段芝贵等为其偏裨。人才既众，兵力尤强，而康氏召外兵之谋，所由来也。”（《袁世凯轶事》）
“1895年11月，皇族奕、奕会同军机大臣奏请改革军制，并建议先在天津成立一支‘新建陆军’，保举袁世凯负责督练，奉旨报可。于是这位年方37岁的红道台，成了清政府建立新军的创始人之一。”
“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此时李鸿章已调离直隶总督，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王文韶。练兵地点在天津东南约七十里的新农镇，这是天津与大沽口间的一个小站。所以袁所练的兵有‘北洋派’之称，而‘小站练兵’也就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名词。”（《袁世凯演义》）
按：此类事皆袁识见过人处。袁世凯平生作用，练兵为赫赫之一端，特色甚多，兹不具论。特择录其募兵规则以见一斑。袁向知清军旧习，多老弱残疾，滥竽充数，故严订募兵之资格。其募兵资格如下：
（一）年限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一）力限平托一百斤以外。（一）身限官裁尺四尺八寸以上。（一）步限每一时行二十里以外。（一）取具邻右保结。（一）报名家口住址。（一）曾吸食洋烟者不收。（一）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一）五官不全，足手软弱，体质多病及有目疾者不收。
清国绿营旧制，每兵一名月仅给饷银三两三钱。加以种种克扣，不敷军人用度，视饷为可有可无。其军人多赖窝赌架娼为生计，遂订优给军饷。其募兵饷章如下：
（一）中选待齐以前，发小口粮，每日大钱百文。（一）募齐开差后，小口粮每日发大钱百五十文，头目二百文。有能粗通文义者，口粮照头目例。（一）到营正头目每月饷银五两五钱，副头目五两，正兵四两五钱，伙夫三两五钱，长夫三两。米价在内，柴价在外。
清国募兵，往往于未成伍之先，即酿成变故，袁谓严订刑律。其募兵律令如下：（一）强奸民女者斩。（一）擅取民物者斩。（一）聚众哄斗为首者斩。（一）沿途逃亡者斩。（一）强买民物者插耳箭。
兵律既定，遂募兵成伍，一切皆仿照东西各国兵制，一洗清国营伍旧习。时清之朝野上下，开通寥寥其人，见袁所为或者骇异，或者腹诽，甚或明加指摘。训练未久即生种种谣言。加以袁重用天津武备学堂及山海关营兵学堂之学生，往日之所谓统领、提督者既经遣散，无术营生，又不屑投袁门下。而袁虽兼用旧日勇敢将士，奈选择太苛，卒使此辈布散流言，多方运动。翌年即有御史上弹章，谓袁世凯虚糜国帑，训练新军形同儿戏。盖顽固辈从未见操演训练之法则，故皆目为儿戏，少见多怪亦至于此，清国办事之难，于此亦可见一斑。未几又有参袁肆意杀戮，视民命如弁毛，军心涣散，其军恐不可用。当此之时，袁虽有李莲英在西太后前为调护，奈诸大臣为众口所惑，不知袁究竟若何，多不敢赞一词。袁经诸御史之弹劾，虽不获究，其实亦栗栗可危。
荣禄像迨直隶总督换满洲人荣禄，荣系西太后至戚，又素稔袁之才能，袁遂大施其运动手段，拜荣门下，倚为泰山。荣思袁以道员充练兵大臣，似属望轻任重，至资物议，适直隶臬司出缺，荣遂保袁补授。尔时清国议论，多谓袁补臬司，运动费用去十数万金，不仅荣与都中当道，及荣左右人亦皆有贿遗。袁此后隆隆直上，皆基于此。暮夜馈金，无实据之可稽，不能必其有无，要之在清之官场，亦甚无怪事也。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
“荣禄以庠生赏主事，隶工部，晋员外郎。出为直隶候补道。光绪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清史稿》卷四三七）
第二节戊戌变法前后
袁既补直隶臬司后，事荣甚恭，亦若前此之事李。不料西太后退居颐和园娱老，归政于光绪帝，袁之内援李莲英遂无权可施。适戊戌会试，有广东南海县志士康有为者，以举人公车上书，邀光绪帝之优容异数，赏康军机章京。政无巨细悉以谘之。数月间百废俱举，全球皆侧目注视，谓中国将来必有所振作。
康有为像
“康有为，字广厦，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少从朱次琦游，博通经史，好公羊家言，言孔子改制，倡以孔子纪年，尊孔保教，先聚徒讲学。入都上万言书，议变法，给事中余联沅劾以惑世诬民，非圣无法，请焚所著书。中日议款，有为集各省公车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格不达。复独上书，由都察院代递，上览而善之，命录存备省览。再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议新制，别设法律等局以行新政，均下总署议。二十四年，有为立保国会于京师，尚书李端棻，学士徐致靖、张百熙，给事中高燮曾等，先后疏荐有为才，至是始召对。有为极陈：‘四夷交侵，覆亡无日，非维新变旧，不能自强。变法须统筹全局而行之，遍及用人行政。’上叹曰：‘奈掣肘何？’有为曰：‘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亦足救国。唯大臣守旧，当广召小臣，破格擢用；并请下哀痛之诏，收拾人心。’上皆韪之。自辰入，至日昃始退，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擢言事。旋召侍读杨锐、中书林旭、主事刘光第、知府谭嗣同参预新政。有为连条议以进，于是诏定科举新章，罢四书文，改试策论，立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兴农学，奖新书新器，改各省书院为学校，许士民上书言事，谕变法。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及各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河道总督，粮道、盐道，并议开懋勤殿，定制度，改元易服，南巡迁都。”
“上虽亲政，遇事仍承太后意旨，久感外侮，思变法图强，用有为言，三月维新，中外震仰。”（《清史稿》卷四七三）
袁亦欣然向慕，奈与康素无一面，不能通其悃愫。适袁书记生举人阮忠枢，时亦以公车入都，袁遂以慕康之意告阮，嘱其遇机代达。康自上书得意后，遂邀集举人中之声服素著者组织保皇会，有合会中资格、又赞成其宗旨者，皆收为会员。阮忠枢方以无门可入，莫由通居停主人之款曲，至此遂浼同会试举人为之绍介，附入保皇会，结纳于康，徐将袁慕康之忱达知。康以袁兵权在握，其人又勇敢有为，甚愿结纳，亦嘱阮达其心慕之忱。两方面皆由阮绍介，函牍往来，情意甚洽，遂结金兰之契。
光绪帝既得康有为，言听计从，变法图强，凡能有裨新政赞成变法者，皆不次超迁厥后因此而殃及其身者，如刘光第、康广仁六人是，惟袁世凯幸免。。尔时袁得候补侍郎，并得专折奏事之旨。原旨录下：
上谕：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忠勇勤奋，校练认真。着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钦此。
戊戌变政之主动力，系出自康有为。而康仅得军机章京，至阿附康者转得显荣爵位，颇郁郁不自乐。加以尚书许应骥、御史文悌先后数上弹章参劾，康有为自知为在朝诸臣所不容，此有截句云“未必汉庭容贾谊，恐妨江夏杀祢衡”。康于此时知群臣之力不足破坏其谋，群臣之言亦不能动光绪帝之听，能挟制光绪帝者惟西太后耳，深恐群臣以蛊惑光绪帝者蛊惑西太后，则大事去矣。故康以欲立非常事业，非鼓动光绪帝大义灭亲不可；欲行非常之事，又非藉兵力不能成功。而统兵将帅敢为非常者惟袁世凯。康有为遂有谋及袁世凯之思想。其时之说有三，试分甲乙丙并言于左：
（甲）说康有为自以变政为主动者，他人随而附和之，均得显荣爵位，实有不甘。以光绪帝幼弱可欺，窥窃神器，其思想为人所不及料。一面平空结撰，密告光绪帝，谓由西太后内监处探来消息，后将害帝，另立某贝子为帝；一面假传光绪帝密谕，召袁世凯，命其带兵三千入都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袁问有皇帝诏书否？康答面奉口诏。袁曰我须面君。康阻之。袁知康伪传上意，阳许从容计议，阴急报知荣禄，遂破其谋。
（乙）说光绪帝密诏康有为入内，泣告以太后不久将行废立，命康设法救护。康有为叩头流血，对以臣当牺牲此身，保皇上万全。帝又谕康宜自保，勿久居危地。于是康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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