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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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餐人数画一丛兰草，根部注明钱数，一般为四、五、六角，这样多数人将抽到四、五角，这种方式比较活泼；四、饭馆为中小餐馆，六七元一桌，自然也就不能轮流去品尝上海名餐馆的佳肴了。”参加这个聚餐会的作家有王统照、张天翼、沙汀、艾芜、陈白尘、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等。聚会不预设谈话主题，“大家随便海阔天空地聊，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新作，都可以谈。”聚餐会不固定每周一次，但固定在星期一举行，故茅盾命其名为“月曜会”。
　　　　画家陈石遗八十寿辰时，章太炎、李拔可、黄秋岳、冒鹤亭、金松岑、龙榆生、张默君、范烟桥等咸集苏州胭脂桥给陈祝寿。贺客之一的彭鹤濂见状赋诗云：“到此不敢吟，名流皆在座。”
　　　　吴梅在《鸳湖记曲录》中记下他所经历的一场盛会：“丙子七夕，啸社同人约禾中怡情社诸君子，会于南湖之烟雨楼，奏曲竟一日夕，凡四十有二折，四方来会者，达七十余人，盛矣哉，数十年无此豪举也。”
　　　　上世纪30年代，清华教授有的住校内，有的住城里。金岳霖住城内北总布胡同，与梁思成一家是前后院。他回忆说：“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碰头时，我们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南京的情况，那也只是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而已，对那个安排，我们的兴趣也不大。我虽然是搞哲学的，我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
　　　　1934年8月，徐悲鸿夫妇游历欧洲、举办巡回美展后回国，接下来在南京“欢宴洗尘，竟无虚夕”。某日戴季陶请客，席上问徐悲鸿：“你有这么理想的一位夫人，为什么要取名悲鸿？”徐悲鸿听了略微一怔，说：“我取这个名字，是在认识碧微之前。”
　　　　蒋碧微在中法友谊会供职期间，因工作关系，参加过由外国太太组织的一种联谊茶会，这个聚会每周一次，轮流做东，以闲谈为主。蒋碧微说：“这些嫁给了中国人、具有双重国籍的洋太太们，常常出语讽刺，批评中国，使我听了十分愤慨。有一次，时任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法籍太太到南京参加这个茶会的时候，听到了那些无聊的话，便使用国语向我说：‘我真不懂，她们为什么偏要说这些？’”
　　　　1939年1月，方令孺、宗白华、蒋碧微等11人在重庆发起一个聚餐会，每周一次，固定在蒋碧微家。除这11人凑一桌为主人外，再另请一桌客人，客人每周不同，按专业区分。例如请文学界的，就叫“文学专号”，考古界的叫“考古专号”等等。每聚一次称为一期，每12期为一卷，每卷设一主持人，称“主编”，第一卷的主编自然是蒋碧微。张道藩、老舍、蒋梦麟、傅抱石等都曾被请去作客。蒋碧微说：“小集时宾主非常和谐，谈笑风生，轻松愉快，或则讨论学问，或则评论时局，有时也不免月旦人物，古今中外，无所不及。对于个人的学问见识，都有很大的裨益，不仅是吃吃喝喝而已。”
　　　　民国初年，邵飘萍任《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某次他在北京饭店宴请全体阁员、府院秘书长等要人。他事先做了精心布置，在隔壁室内预备好电报纸，让两辆自行车守在门外。这些大员们兴致勃勃，无所避忌，酒后吐出很多重要消息。邵飘萍则随得随发，宴会尚未结束，各种消息已电达上海。
　　　　吴湖帆寓居上海拉都路时，每月找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邀三四友人来家里小酌，郑逸梅回忆说：“菜肴几碟，都很精美，且酌且谈，尽半日之欢。”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到清华工字厅参加国学院第二班学生的毕业宴会，后来有人记述了这一场面：“毕业宴席共设有四桌，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于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所以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进行畅谈。”谁也没有料到，第二天，王国维便自沉于昆明湖。国学院的毕业宴会，也成了王国维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常在寓所邀友人聚餐，通常是事先发出邀请信，如1935年11月19日，他致信许寿裳：“廿一日下午约士远、兼士、幼渔、玄同四五老朋友来谈闲天，晚上就吃乡下厨子做的便饭，乞兄参加，并不是吃饭，乃只是为谈天计而粗具茶饭耳。如天气尚早拟令家中小孩为照一相，故下午希望早来，但冬天天短，不知大家能来能及否也。”
　　　　《文学季刊》的编者为了拉稿和联络作者，1934年1月6日在北平请了一次客，应邀赴宴的季羡林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文学季刊社请客……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三三两两一小组，热烈地谈着话。”
　　　　民国后期，梁思成夫妇住在清华园的新林院8号。梁家每天下午4点半喝茶，除梁思成夫妇外，常来的茶客有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等。林洙回忆说：“金岳霖先生风雨无阻总是在三点半到梁家，一到就开始为林先生诵读各种读物，绝大部分是英文书籍，内容有哲学、美学、城市规划、建筑理论及英文版的恩格斯著作等。”
　　　　李准字直绳，宣统年间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兼巡防营统领，参与镇压黄花岗起义。晚年他在天津当寓公，一次宴会与扬州名士方尔谦同桌，方有意戏弄李，说：“今日见一西洋女子裸体画册，有人告我女子之美，全在曲线。”李点头甚表赞同，方接着说：“用曲线女子对直绳将军，可谓工巧。”众大笑，李自知被耍，也无可如何。
　　　　14．交游
　　　　张宗昌任北京暂编第一师师长时，认识了财政部次长潘复，两人打得火热。潘复在京津都有大宅子，张宗昌每到两地，必以潘家为寻欢作乐之落脚点。有一次张在潘家与其他显要打牌，输出去万余元，被“打立”了，无法付现，更不能一走了之。尴尬之际，潘将其亲信、边业银行经理王琦找来，代为垫付。张对潘非常感激，视为可共患难的朋友。
　　　　1927年，康有为来天津见溥仪，住在日租界息游别墅。一日，潘复请康吃饭。康有为早年以变法名世，晚年则以书法名世。他在潘家当众挥毫，凡是来赴宴的客人人手一幅，来者不拒。结果从早8点到晚8点，康有为连续写了12个小时，始终兴致勃勃，毫无倦意。
　　　　潘复退出政界后，天津小营门家中仍是一派“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热闹气氛。商震、于学忠、宋哲元、孙殿英等在朝在野的军阀及金融界闻人陈亦侯、王孟钟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偶有家中不宴客时，他便外出消遣。潘本来不抽大烟，由于天天熬夜应酬，体力日益难支，渐渐也染上了烟瘾。
　　　　老牌军阀陈调元喜交际，好热闹，出手阔绰。他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时，其南京龚家桥的公馆每天车水马龙。南京政府的大员如张群、顾祝同、张厉生、蒋作宾、贺国光、张笃伦、熊斌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其公馆熙熙攘攘，俨若一招待所。一日，一乡下老头找来，从容地朝里走，门卫问他找谁，对方答：这是我的公馆。门卫说：你弄错了，这里是陈调元总指挥的公馆。老头说：陈调元是我儿子，这不就是我的公馆吗？其时陈父已死，陈母尚在。老头确实弄错了。陈调元事后说：“这才倒霉呢，哪里钻出个爸爸来哩。”
　　　　萧乾十几岁时，考进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给不少名人送过刊物或稿酬。多年后，他在上海见到鲁迅，问鲁迅还认不认得他。鲁迅定睛看了萧乾好半天后，亲切地笑了起来。
　　　　上海书画名家王一亭（名震）交游甚广。他的作品虽有润格，但常有熟人介绍，不付润资，王也一律应酬，只是在下款“王震”两字的上面，加“白龙山人”四字。“白龙”为“白弄”的谐音。
　　　　上世纪30年代，段祺瑞定居上海，蒋介石曾登门拜访。段祺瑞的小女儿段式巽回忆说：“那次蒋氏来访，管门的不认识，竟未启大门迎车入内，听任蒋车停在路旁、局促车内坐待。我从二楼遥见似有客至，下楼向仆役询问，接过名刺，则赫然蒋氏。急忙迎入，并扶老父出见。蒋氏向老人先致问候之意，坐定后又对老人的起居寒暖、身体现状及医疗情况等，询问甚详。情意殷勤，言词亲切。坐了一个多小时方辞去。”
　　　　曹聚仁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先在上海当了三年家庭教师，后拜章太炎为师。他的交游生活，也就此开始。曹晚年回忆说：“就在《国民日报》那一小圈子中，除了邵力子先生和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诸师，我便认识了诗人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安诸氏，同时也结识了陈仲甫、戴季陶诸氏和孙中山先生。我还记得亚子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写得非常潦草，他附了一句有趣的话：‘你如不认识的话，我当面念给你听。’孙中山呢，在环龙路接见我们时，因为袁业裕兄多了嘴，他笑语我们：‘你们小孩子，还不懂！’”
　　　　韩亮侯留学日本时，有一次去听西洋音乐会，身边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观众，与满堂附庸风雅的阔人们形成鲜明反差。韩不免有些诧异：他的门票是如何得来的呢？散场时，彼此打了个招呼，此人邀请韩到其寓所坐坐，韩为好奇心所驱使，就跟着去了。步行片刻，两人来到一所很讲究的洋房，主人住在二楼，一进门，韩大吃一惊，满壁皆书，书架上摆着许多精巧的玩意儿，屋角有一架钢琴，韩被弄得越发糊涂了。主人随后脱去破衣，换上笔挺的西装，请客人出去吃饭——此人便是李叔同。
　　　　1936年5月，弘一法师到青岛讲律，住了半年。其间，沈鸿烈市长和朱子桥将军曾联名请他吃饭，并事先约好时间。弘一法师当日爽约，托人带去一张纸条，上写一首打油诗：“昨日曾将今日期，短榻危坐静维思。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沈看后表情尴尬，有点下不来台，觉着堂堂市长请一个穷和尚吃饭，对方居然不给面子；朱则大喜：“今天得到一件最珍贵的墨宝，收获不小！”
　　　　比起弘一法师，拈花寺住持全朗则是另一副做派。他与不少皇亲贵冑、达官显宦、实力派人物如那亲王、摄政王、庆亲王、吴佩孚、张镇芳、孙传芳、卢永祥等都有密切来往。吴佩孚甚至一度住在拈花寺。此外北京银行界、商界的富豪们，也不乏全朗的好友。
　　　　法源寺住持梵月也利用寺中开吊、停灵等机会，结交了不少“人物”，每逢这些人光临，梵月必显出无微不至的关照，为他们备好名厨、美酒、鸦片等等，赌博更是这里一种时常消遣的娱乐。
　　　　现明和尚任广济寺住持几十年，九度开坛传戒，有统计说他所收弟子在万人以上。当中包括军阀、官僚、政客、地主、富豪、妓女、地痞、流氓等等，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收。如阮忠枢之妾、潘复、张学良、靳云鹏、姜桂题、江朝宗、王怀庆、王琦、王揖唐、潘毓桂、殷汝耕夫妇、荣臻、褚民谊、万福麟、石友三夫妇、曹汝霖、吴佩孚的亲属、袁世凯的第六妾、张宗昌的小妾等等，都是他的皈依弟子。
　　　　著名买办雍剑秋曾不惜本钱结交权贵。民国初年，他花7000两银子在德国定购一辆Pvolos卧车，送给了权势人物徐树铮。这是当时北京街头最新款的一辆顶级轿车。1925年，雍在天津英租界旁边的荒地上盖了一个西湖饭店，室内设施极尽欧化，一时鹤立鸡群。张学良到天津时，曾慕名亲临观览，雍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后来，军阀显要频频光顾，雍以招待这些人为乐。商震与雍都是基督徒，过从甚密。他有时来这里一住就是半年，膳宿费在所不计。
　　　　1919年前后，载漪一家客居甘州。其子溥僎结识了中卫县县长高景寰、曾任左宗棠幕僚的龚运。三人初系文友之交，后友情日深，有结为异性兄弟的意思。溥僎将此意禀告载漪，载漪沉吟片刻，说：“结拜兄弟要彼此换帖，写上祖上三代的名字……咱上三代曾祖父是道光皇帝。”载漪认为皇帝的名字不能随意使用，只允许三人结为不具形式的口盟兄弟。
　　　　张宗昌平时好花钱交友。冯国璋任江苏都督时，陈调元是冯的宪兵司令，与张宗昌有交情。两人一起嫖赌，不分你我。张甚至还出资帮陈娶了上海名妓花四宝当姨太太。后来两人分属的两军在苏北对垒，陈下令把大军调开，让张不费一枪一弹而占领徐州，直迫浦口。
　　　　蒋经国善交际，待人豪爽。1945年10月，他和熊式辉、张嘉璈等到长春，与苏联方面谈判接收事项，住在东北外交特派员公署。公署所雇厨师在吴佩孚家做过饭，中西菜通“吃”，拿手的是红烧鱼翅、海参等。蒋经国常在这里设宴，来吃饭的既有张嘉璈、杜聿明、王叔铭、莫德惠等人，也有来采访的记者如中央社刘竹舟、《大公报》吕德润等，还有空军飞行员等工作人员。蒋经国在东北逗留期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酒酣耳热之际，蒋谈笑风生，气氛极为热烈。
　　　　1925年，徐树铮到欧洲游历时忽发奇想：推选张謇当总统。他先把风吹到南通。当年11月，徐树铮回国，即到南京拉着孙传芳同去南通访张謇。张对二人设盛宴招待，酒劲上来后，徐树铮戏瘾大发，正好有上海去的昆曲名票搭配，徐便高唱一曲。唱后徐很得意，向张索诗，说：“能与梅郎一例否？”张謇便口占一绝赠徐：“将军高唱大江东，气与梅郎角两雄。识得刚柔离合意，平章休问老村翁。”徐心领神会，未再游说。
　　　　聂绀弩在《中华日报》编副刊《动向》时，从不约稿，稿件全部从投稿中选取。一天，他收到一份用普通白纸而不是稿纸写成的稿子，毛笔字，通篇没有任何涂改，署的是笔名。聂绀弩读后感到这文章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就去找友人叶紫辨认。叶与鲁迅有来往，一看即说：“肯定是老头儿（指鲁迅）的。”聂绀弩因此与鲁迅有了交往，并把鲁迅网罗为一个主要作者。聂还征得报馆老板林柏生的同意，凡是鲁迅的短稿，稿酬一律每篇3元，而一般稿酬是千字1元。鲁迅后来和聂绀弩开玩笑说：“那我以后投给你的稿子要越来越短了。”
　　　　上世纪20年代，北大的一些名教授如钱玄同、胡适等都看不起写通俗小说的张恨水，独刘半农不这样。刘主编《世界日报》副刊时，因登出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钱玄同耻于与张为伍，给刘半农写公开信声明从此不再给《世界日报》副刊撰稿。刘半农却不为所动，依然与张恨水保持交往。一次刘应邀去张任校长的学校演说，他对学生们说：“你们张校长是当今的小说大家，他的成就越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这些人。你们在他办的学校上学，是很幸福的事情。”
　　　　方光焘曾介绍许杰到上海立达学园兼课。一次方请许在江湾街上一个小酒馆喝酒，席间方写了一张字条，让跑堂的去请丰子恺、刘薰宇也来，末了并未署名，写了个“致风流（丰、刘）二君子”。许杰就此感到，立达学园一班人“讲友情，讲义气，讲生活趣味”。
　　　　耿济之不到20岁时，曾和三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混在一起。他们是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后三人的名声后来都超过了耿济之。当年四人都是北京的穷学生，都喜欢文学，每天到耿家读书、讨论。1921年成立文学研究会时，四人都是发起人。
　　　　老舍是个喜欢和各色人等闲聊的人，和尚、琴师、厨子、花匠、剃头匠……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抗战期间在重庆，老舍常到中苏文化协会的茶座上同茅盾喝茶聊天，或去郭沫若家聚会，也常到剧院看他的剧本排练，同演员闲聊。
　　　　1918年，张元济两到北京，公私兼顾，连办事带出游。一些名家如蔡元培、傅增湘、辜鸿铭、林纾等闻讯后接踵而至，到北京饭店探访他。这种拜访方式是来客在大厅由办公室接待，将名片送到房间，张元济便下楼会客。辜鸿铭来访时身穿接衫，上身白夏布，下身为青灰色熟罗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条盘在头顶的灰白色辫子。
　　　　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两个围棋名手王子晏和陶审安曾在名流张淡如家相遇并对弈。两人棋力相当，但陶家在浦东，当年不便经常碰面。两人便约定下通讯棋，每次在棋格上填写一子寄给对方，如此往还，这局棋共下了187手，自1922年8月起至1926年1月终局，历时近四年。1926年夏天，两人开始下第二局通讯棋，来往数十子后，陶审安不幸病逝，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张中行说：“（胡适）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傅斯年回忆说：“记得九一八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丁文江），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了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徐志摩死后，女作家方令孺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叶公超说：“志摩与人认识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
　　　　谢冰心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受到隆重接待。随后萧北上平津，被胡适婉拒，胡适说：“欢迎萧伯纳，佛说不迎是迎。”
　　　　段祺瑞一次过生日，齐燮元派人送去价值巨万的寿屏，段未收；冯玉祥派人送去一个大南瓜，段欣然收下。吴佩孚鼎盛时期，在洛阳过50岁生日，贺者云集，有人送去赤金打造的麻将牌。冯玉祥则派人送去一坛子白水，意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康有为送去这样一副寿联：“嵩岳龙蟠，百世勋名才过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二、章太炎，三、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吾答或问：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
　　　　徐懋庸和曹聚仁在上海时是邻居，私交甚密。但彼此交心的程度有所不同，用曹聚仁的话说：“他有一段时期，和某某热恋，什么都对我不隐瞒；倒是我也在热恋中，他并不知道多少的。”
　　　　曹聚仁说：“梁实秋自视甚高，笔者和他同事过几天，但他是属于‘我的朋友胡适之’派，我们则是‘我的朋友不属于胡适之’一派的，因此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是点头招呼而已。”梁实秋则说：“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适之’。”
　　　　旧《大公报》的创办人王郅隆是“大茶壶”（指旧时妓院中的青年男仆）出身，后来自己开妓院。一次，安徽督军倪嗣冲来逛妓院，打牌时三缺一，王老板应邀作陪。倪当夜输了几万块，王把他开的支票当场在烟灯上烧毁，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条件甚苦。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个教授同居一间房。吴宓规定每晚10点熄灯，此前各干各的事情。闻一多读书写作；吴宓备课；沈有鼎说：“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说：“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胡适在北平时，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蔡元培回忆说：“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的中学生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演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指鲁迅）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我完全不懂音乐。’”
　　　　郁达夫说，鲁迅在北京时，疏于交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