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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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年长的与年少的在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上的不同认识问题……这一切如同股
股小溪汇成的江河，强烈冲击着时代和现实生活，许多古老、陈腐的观念受到了从
未有过的挑战，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摆脱了盲目的乐观与政治的需要，重新注视社会
与家庭、人生与事业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得失，随之而来的便是关于人生本身命题的
新的感悟与思索，以及在感悟与探索中形成的不同价值观念与心理走向……这是一
种时代必然的产物，这是一种摆脱愚味走向新生的忧患与反思，这是人类在生命和
现实中的更高层次的拥抱。

　　　　毋庸置疑的是，秦俑的发掘与秦俑馆的建设已经走到了不得不驻足重新选择方
向与行走方式的十字路口。否则，它将越来越感到举步维艰，力不从心，直至陷于
难以自拔的泥沼。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故弄玄虚。因为事实已经在向瞩目它的人类
作出回答。

　　　　　　　　　　　　　　　　　　　　　　　　第十四章　偏离航道的滑行

　　　　参观兵马俑这一伟大的发现，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这里不仅展现了
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最重要的是中国给予这个2000　　多年前真正统一中国的伟大
人物以极高的评价。如果没有他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今天我们将不可能到这几
来参观。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穆罕默德·吝亚·哈克

　　　　悲壮的衰落

　　　　秦俑的发现和发掘，无疑向今天的人类打开了一扇早已沉没于历史烟尘中的大
秦帝国的窗口，开启了一扇使我们重新走向远古和远古人类心灵的门扉。驻足于这
帝国的窗口，走进这远古的门扉，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知了秦帝国昔日的风采，感
知了远古人类非凡的创造力与刚毅不拔的奋发图强的精神。那扣之有声、威武雄壮
的陶俑，那寒光闪耀、锐气逼人的青铜宝剑，那雍容华贵、神采飞扬的铜车铜马，
那变化多端、神秘莫测、奥妙无穷的军阵布局，那烧陶的技艺，那青铜的铸造，那
冶金的水平……这一切，组成了一部浩瀚博大的百科全书，字里行间无不展示和激
荡着秦帝国的盖世雄风，镌刻着它的创造者和组织者不朽的声名。这个消声匿迹的
帝国，正以另一种形式穿越空间与时间的隔膜再度神奇的复活。

　　　　由此，今天的我们在置身于这辉煌灿烂的古老帝国之中的同时，也更能拨去历
史的烽烟迷雾，对这位帝国大业的缔造者和中国绵延不断的文化进行更清醒地认识
和反省。

　　　　关于这位亲手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秦始皇帝那
叱咤风云、刚烈悲壮的一生，　2000　多年的历史舆论对他有褒有贬，有誉有毁，有
高亢激昂的颂歌，有沉郁凄惋的唾骂。但作为一个奠定了“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的
封建制度基础，并具有独特性格的历史人物，赞誉难掩他的错误和过失，诋毁也不
能抹煞他的丰功伟绩。只是面对着这个复活的帝国和今日的生活现实，我们不能不
将关于秦始皇的毁誉交融中最为敏感和明显的争论——焚书坑儒事件，再一次郑重
提出并加以探讨，以明历史的真实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对社会推动的得
失。

　　　　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尽管各种史料记载有不同之处，但其总体却是一致的。
当年所焚书籍有二类：一是《秦记》以外的周室六国史书。二是民间所藏的《诗》、
《书》、百家语等诸子书。除焚书之外，又以“诽谤”、“或为妖言以乱默首”的
罪名，坑杀诸生460　余人。

　　　　千百年来，人们把焚书坑儒事件作为秦始皇残忍、暴虐和毁灭中国文化的一大
罪状加以唾骂和贬低，使这位千古一帝的伟大形象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不再具
有昔日的辉煌和完美。

　　　　但是，人们在极度的愤慨、唾骂和诋毁时，却很少对一个在这次事件中极为关
键的人物进行批驳，更很少有人对这个人物本身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予以深入地解
剖和探究。这个人物就是当时的丞相李斯。

　　　　所以说李斯是事件的关键性人物，是因为大量书籍的焚毁实则是他一手促成的
结果。如果没有他那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煽风点火，事情的结局完全有可能是另
一种样子。

　　　　李斯当时尽管已身居要职，但仍未摆脱为君主驾车牵马的士大夫阶层和“伴君
如伴虎”的险境。不同的是，他比一般的士大夫更多一些实际权力而已。

　　　　令人不可思议和痛心的是，这个具有非凡才华和智慧的阶层，正如黑格尔所言
：“自信生来就是为皇帝拉车的。”因而不择手段、费尽心机依附权力，攀高结贵，
以选择为皇帝和政权驾车的最佳位置。同时，在选择的方式和驾车远行的漫漫征途
上，又开始了内部的自残和激烈的角逐。其凄苦残忍之度，绝不比古罗马打斗场奴
隶之间的拼杀格斗逊色。随意掀动中国历史的每一页，都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内部的
悲壮的自残事例。战国时期的孙膑，先是自己被同窗庞涓削去双足，受到酷刑，后
来又是他在马陵道设下伏兵，以劲弩将庞涓射死于荒山野岭。两个杰出的军事家就
这样完成了悲壮的人生旅程。而秦代的李斯，则先是以其超人的计谋，将和自己处
于同等地位的同学韩非用毒药致死后，再以舌卷风雷之势，借秦始皇之手将比自己
地位低下的诸生坑杀于荒郊野外，但自己也在和同僚的角逐中马失前蹄，被处死于
咸阳街头。这种士大夫阶层的自残，随着历史的进展，越演越酷烈凄惋。其事例之
多不可胜数，许多悲剧并不是由坐车的君主造成，而是拉车的士大夫自残的结果。
之所以历史上许多君主被冠以暴戾、无道、残忍的罪名，只是他本身被当作士大夫
阶层自相残杀的锐器而已。

　　　　令人大惑不解和扼腕叹息的是，这个出现了许多具有宏韬大略盖世英才的社会
阶层，千百年来只知一味地依仗权势，为君主驾车开道，却从未构筑起自己独特的
生存方式和生命体系，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他们始终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与
君主、权势作抗衡以争雄，并取得自身和这个整体阶层的胜利，这不能不算作是最
大的悲剧。这悲剧的深层底蕴所揭示的则是自誉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之圣杰，远没有
小小的蝼蚁聪明和清醒的哲理。

　　　　因为，那小小的蝼蚁深知自己个体的力量无法和山野丛林中的君主——猛虎、
巨蟒之辈争雄。在面对如何生存的严峻问题上，它们所作出的选择不是为猛虎开道，
亦不为巨蟒驾车，而是精诚团结，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生存体系，并以个体的智慧和
整体的力量在山野丛林的生存环境中，和猛虎巨蟒分庭抗礼，顽强生息繁衍。

　　　　人类中的士大夫可以伴君，但这小小的蝼蚁却不伴虎。它们以整体的力量和独
特的生存结构出没于山野丛林，使整个动物世界中的君主、枭雄也不得不敬而远之，
莫敢轻举妄动。假如人类能领悟了其中的奥秘，假如秦时的儒生包括李斯本人不是
纷纷跑到咸阳，依附权贵，给君主拉车开道，以图个人眼前之小利，而是建立和构
筑另一种生存体系，或许，他们的命运结局没有如此悲惨。或许，整个世界人类的
生活又是另一个样子。或许，在秦帝国陨落的千百年后，那种知识分子自残的凄苦
情景也不会在这块黄色土地上出现。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人类没有做到。所以
悲剧也就不会休止。
　　　诸多史评家把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成是毁灭中国文化，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和加
重其罪之嫌。确切地说，应是以法家为代表的秦文化毁灭以儒家为代表的关东文化。
而事实上，由于关东复僻势力的顽强抵制，对抗诏令私藏禁书者并不少见，致使儒
家学说再度死灰复燃，并见越烧越盛，直至出现了后来大火蔓延华夏的冲天之势。
与此同时，“秦虽无道，诸之尺书，文篇俱在”。

　　　　至汉兴起时，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之书陆续而出，可谓洋洋大观。战国时期百家
争鸣的余风也骤然升起，阴阳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之学与儒学并存。
各有各的信徒和市场，渐已形成燎原之势。只是自汉武帝行使“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政策后，各家学说才又陆续退出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中心。

　　　　这样的事实，已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秦始皇的“焚书”政策和文化征服所收到
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在客观上没有造成中华文化的断裂和灭绝性的浩劫。相反
的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关东复僻势力的兵燹行动，却给先秦文化和科技造成了灭绝性
的毁坏，致使辉煌的雕塑、书法、绘画、文学、音乐等艺术和杰出的烧制、铸造、
冶炼以及防化等科技精髓几乎绝迹于世，出现了金光闪烁的中华文明链条中再也无
法衔接的断裂层面。秦兵马俑和铜车马的出土，以鲜活的实物和无可置疑的事实证
明了这一论点。否则，兵马俑写实风格的雕塑艺术、烧制工艺、铜车马的冶金铸造
和青铜剑铬盐氧化处理的先进科技可能就不会失传，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是难以解
开的科技工艺之谜。

　　　　项羽发动的兵燹，仅仅是使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断裂和遭
受了重创，而汉武帝所采取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则是最终导致中国文明衰落直
至彻底沉沦的祸端。

　　　　汉初复兴的儒家学说，当时仍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在它的面前仍然是
诸家学说林立，如老子、庄子、墨子阴阳家等诸家学说在朝廷和民间的影响，大可
以和儒学分庭抗礼。只是汉武帝下令“独尊儒木”后，诸家学说才日渐萧条冷落。
而这时的儒术由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披荆斩棘、在竞争中不
断发展、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创造力和应变力，原有的单纯、朴素、贴近人生和现实
的精华也日渐受到侵蚀。这时的儒学便开始趋向呆板、陈腐和僵化，它作为一家独
立的思想学说受到时代的严峻挑战，并将沉沦于历史的泥潭之中。

　　　　导致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如果这种大一统思
想只是在语言、度量衡、历法、礼乐等社会生活的形式方面的统一，则是符合民族
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民众的需要，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可惜的是汉武帝“独尊
儒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政治一统下的思想一统，或者说是思想一统下的政治一
统，而这种一统思想或一统政治又都是君主个人意志与见解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
使中国的集权化、君主专制政治又更加集中和“一统”，使人们的精神意志和生活
方式完全臣服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之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思想怪圈。

　　　　但随着这种怪圈的形成和加固，儒学本身却衰落和日渐走向破灭。在这关键时
刻，由于董仲舒的出现，才力挽狂澜，将衰竭的儒学再度复苏。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以自然法则作为人的行为规范，以自然秩序比附社
会伦理，以天象变异比附人的喜怒哀乐，从而成功地把各种文化的行为准则和价值
取向都放置于天命的支配之下，形成了新的以儒、道、阴阳、刑名、天、人、自然
合而为一的汉代儒学。这种“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理论，为“君权神授”制造了迷
惑民众的依据。从而使封建君主的大一统思想和一统下的政权顺利地沿着这一理论
体系跨过了近千年的岁月。这种新儒学的理论不仅巩固了大一统思想和封建君主政
权，同时也在迷惑民众的过程中使中国的古代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滑向了腐蚀消磨
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歧途。所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奴性十足的官僚和满口“仁义
道德”的愚腐学子。

　　　　而这种奴性教育的最终结果是使官僚和学子的一切行为更屈从于政权并按照时
政的意志和需要去行为。秦始皇的“坑儒”事件，在西汉前期尚未见载诸典籍，只
是一些儒家学派的信徒口传而已。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有个叫
卫宏的人为迎合君主以及儒家学派的欢心，在一篇《诏定古文官书序》中，将秦始
皇坑儒的传言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编撰了秦始皇在骊山温谷种瓜，瓜熟后令儒
生们下谷观看，正当儒生们面对面前的奇异现象各持己见、争执不休时，秦始皇下
令填土，　700　　余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杀。而后来的史学家王充出于和卫宏同样的
目的，竟不顾历史事实，在《论衡》的《语增篇》中信口开河地加以证实道：“传
语曰：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烧焚诗书，坑杀儒士，实也。”王充的结
论，终于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骂名。而事实上，当年的秦始皇并未“坑儒”，
只是杀了一些靠招摇撞骗、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

　　　　当然，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暴，若在2000　　年后的今日，按照
法律以诈骗罪将这些方士判几年刑也许较为恰当。

　　　　当董仲舒提出创立的新儒学流行了近千年之后，由于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
国的兴起，这种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新儒学又日渐陈腐并受到严峻挑战。尽管正统
的儒家学派大力排斥诋毁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终还是在这两种文化的渗透冲击中，
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对汉代儒学进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于是以朱
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的理学又顺时诞生，从而，这被再一次
改造了的儒学又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

　　　　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过历代王朝的一路滚动，其中“三纲五常”、“忠君守节”、
“仁义道德”之类的思想系统愈渐强化，越来越加重了民众在政治上的被压迫和思
想上的被桎梏，扼杀了进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华民族杰出的智慧、非凡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也在《四书》、《五经》的熏染中愈渐变得愚昧并陷于僵化。延至明、
清时期，随着科举的发达、八股的盛行，专业教育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摧残，史学、
艺术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约，科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而大加诋毁蔑视，
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险要关头。

　　　　当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欧洲的科学家、革命家用血与火的代价冲
破了持续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并把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帝
国仍在儒家的传统思想怀抱里徜佯，并陶醉于中央大国的迷梦之中。屈原、岳飞、
海瑞式的忠臣不断出现，但张衡、祖冲之、沈括式的科学家却日渐减少。

　　　　直到西方人用洋枪洋炮轰击中国封闭的大门时，传统的士大夫们还在儒家文化
的祖传宝库中寻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据说古代曾有读《论语》退敌兵的战
例，只要是“仁义之师”，定能所向无敌。但面对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文化世界，
只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副武装的洋鬼子，再也无法用读《论语》的方
式和“仁义道德”的说教来阻止他们的进攻，即使那些不大拘泥于“唯经唯圣”思
维模式的清军将领，面对以自己祖宗发明的火药武装的洋枪洋炮也懵了，他们在一
番苦心孤诣的冥想后，终于从佛道二教文化中得到启示，断定这是洋人施展的妖术。
于是迅速组成了防御战术，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剑戈刺向肥猪、羊群，将一盆
盆鲜活的热血泼洒到城墙上，以道战妖、然而热血未干，国门却在炮击中摇摆得越
发厉害，大有倾刻即溃之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清帝国的将领和满
口“子曰诗云”的学子们，除再次命人将粪便和污物涂于城墙城门之上以破妖术外，
再也没有什么招数与敌一搏了。这个以儒家传统文化构筑的大一统的古老帝国，终
于在新的文明撞击中走向沉沦当中华民族饱受了外敌的铁蹄蹂躏和血腥屠杀之后，
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仁义、非礼不往”云云，原来竟是
吃人和被人吃的礼教。若这礼教专吃外敌，倒还是件幸事，遗憾和具有悲剧意味的
是偏偏去吃孕育呵护了它几千年的中华子民。所以，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
时候，以易白沙、吴虞、鲁迅、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响亮地提出了
“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去，烧去！”的
口号的同时，也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付诸了行动……

　　　　中华民族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步履艰难地走到今天。当我们面对兵马俑这扇
2000　　多年前的秦帝国向后人开启的窗口，难免要作这样的遐想：假如当时的秦文
化能够征服关东文化，假如秦始皇燃起的那把大火使儒家学说全部更新，中华民族
的进程和历史命运会是何等模样？

　　　　难以逾合的裂痕

　　　　1988　　年12　　月22　　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后，
满怀激情在留言簿上写道：“来到了伟大的历史文明地，我完全被感动了。在此地
——西安，开始了中国和印度的友好交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致敬！”
拉吉夫·甘地总理的留言，使人们想起了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同时也
想起了比这更早的年代——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与那条辉煌耀目的丝绸之路。
这是一条同样是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向西方延伸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方贸
易交往之路。在这条全长达7000　　公里的古道上，中国人将自己制造的“美丽得像
野地上盛开的花朵，纤细得可和蛛网比美”的珍贵的彩色丝绸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罗
马帝国，在“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可和黄金等重同值”的物品，曾令罗马贵族
不惜血本争相竞购。以致使近代西方历史学家发出了“罗马帝国的亡灭实是由于贪
购中国丝绸以致金银大量外流所致”的感叹。而那时的中国得到的则不只是罗马的
金银财宝，还有大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的石榴，以及其它各国的胡豆、胡瓜、核
桃、芝麻、大葱等农作物品种，也相继从西方传了进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当
然，后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也是沿着这条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
深远的影响。

　　　　不论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与贪购中国丝绸有无关系，但他们的竞购却是自愿和自
觉的。号称“仁义道德”的中国从未对它们是否购买进行强迫和威胁，况且丝绸的
本身并不存在有害于人的成分。

　　　　可是，当历史进展到十八世纪末叶，中国人又不惜以每年一千多万两白银作代
价，去购买西方输入的殷红色罂粟花。

　　　　当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种罂粟花竟是足以使一个民族毁灭的毒素，并不愿再
作这桩残酷的交易时，以“弱肉强食”的理论行事的西方列强，便使用大炮轰开了
中华帝国的大门。于是，他们以暴力得到了比做鸦片交易更为昂贵的金银财宝，中
华民族遭到了比购买吞吸鸦片更加迅速的灭亡之灾……

　　　　然而长夜迷蒙，恶梦乍醒。残痛的历史渐已生锈。血泪却难消失。当中华民族
从苦难中站起，当那些灾难的制造者洗掉脸上的血污，重新打好领结，以友好的姿
态踏入中国时，却发现面前竟横隔着一条条难以愈合的裂痕——故事之一：

　　　　1988　　年秋，西方某国一个旅游访问团来到秦俑馆参观。当这个团的成员走进
秦俑一号大厅时，顿时被面前的兵马俑军阵惊得目瞪口呆，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
势。唯有一个看上去精明机灵的青年却与众不同地没有惊觉之意。当旅游团成员在
导游娓娓动听的讲解中缓缓前行时，那机灵的青年用眼睛向四周扫了一圈，悄悄挤
出人群，在确定没有危险后，迅速举起手中的相机，对准了俑坑中站立的兵马俑。
就在闪光灯射出一道白光的同时，他又旋即躲进人群之中，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听起导游的讲解。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将青年人的相机按住，打
开盒盖，将胶片抽了出来。整个过程短暂迅速、干脆利落，大出包括照相者在内的
所有人的预料。

　　　　年青人见整个胶片已曝光，立即捶胸顿足，呜哩哇啦地叫唤起来，其悲痛之状
如丧考妣。那博物馆工作人员并未理会青年人的叫唤，抬手指指竖在坑壁旁“严禁
拍照”的白色木牌，潇洒地走向别处……

　　　　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看起来并没多大意思的故事之后，还是找到了那位工作人
员进行了一番采访。

　　　　“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在复述了别人讲给我的故事之后，为防止讹传，我特
意说出此言以证真伪。

　　　　“是真的。”他答。

　　　　“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到您带有一种奇特的心理去做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