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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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几至效尤成习。而吴中民情素属浇漓浮动，即如米价腾贵，地方官既为之劝谕，筹划平粜，而匪犯顾尧年仍复挺身而出，借端挟制，岂非光棍之尤？若不严行惩创，何以示警！并拟议在苏州添设八旗驻防（未果）。
　　顾尧年杖毙后，街巷出现匿名揭帖，内有立毙二十一人之语。随即青浦县罢市首犯二人也被毙于杖下。如此法外行刑，颇滋谤议。＇10＇
　　*　*　*
　　＇1＇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戊辰谕：民间物价。本自不齐。祇可随时调剂。不能概绳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项。今谓意在恤民。而欲官为立制。务使市价损之又损。闾阎皆得贱食。意则美矣。欲其行之于事。能乎不能乎？
　　＇2＇　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合编《康雍干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北京，1979）一书所示。
　　＇3＇　《啸亭杂录》卷7《徐中丞》。
　　＇4＇　对于此类事件，以前则往往责之于官，并不治罪于民，如乾隆九年五月，直隶总督高斌参奏滦州知州李锺俾不能体察民情，及时出借口粮，致有刁民罗天才等乘机纠众，抢割麦田，强借粮食等事。即将其掣回，并未究治“刁民”之罪。
　　＇5＇　雍正十三年十月谕。
　　＇6＇　乾隆四十四年三月甲辰谕。
　　＇7＇　乾隆十三年五月己丑。
　　＇8＇　袁枚：“上两江制府请停资送流民书”，《袁枚全集》2，页240。
　　＇9＇　据美国学者李明珠研究，乾隆十三年（1748）出现了粮价的南北“异常”，对此也许能试着作出一个解释：这一年江南粮价的特别上涨，只是一个“个别现象”，它原因于局部的灾害，一方面，它是“真实”的，并足以造成当地价格的异涨，一方面，它又不够“大”，不能引起其他地方（如华北，如广东）的“连锁反应”（与李明珠教授的讨论及来往信件，2005年）。
　　＇10＇　《永宪录续编》：乾隆十三年，江南米价昂贵，苏耆吁请平价，触安宁怒，立拘三十八人，多毙杖下。及后奉旨枷责，只余六人。原安宁放米出洋，暗受其贿，乐米贵，商船始来。布政辰垣奏之，斥回京。是其背景原因甚为复杂。
　　六、乾隆十三年
　　17。自失
　　在乾隆十三年这个不祥的年头里，还发生了哪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呢？
　　苏州一案是所谓“大不称心”几件事中，没有提到的一件。之后复因各省屡有聚众抗官事件，特命刑部照陕甘刁民聚众之例，立即正法。
　　到乾隆十四年的秋审、朝审，皇上还一改从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即行处死。
　　一时大狱叠起，形成前所未有的恐怖气氛。据说，昔日时的宽仁皇帝，一下子变成了铁腕皇帝，整个朝廷为之震惊。这一切似乎都是由于丧妻后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皇上在处决他的大臣时，不再垂泪颁谕，心中戚戚，而是怒气冲冲，心安理得。由寅畏小心，一变而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1＇
　　刘松龄的书信中并未提及此事，但他所说假如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是否也有所指，我们就很难断言了。不过，对于“金川之役”，他却是有很多看法。
　　乾隆十三年处理的另一大事，正是“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为了这场意想不到的挫折和惨败，处死了经略大臣讷亲、川陕总督张广泗、大学士庆复等。＇2＇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它成于另一个亲信大臣、皇上的妻舅傅恒之手），以之挽回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3＇
　　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上谕：朕实为大不称心。如果说表达了对皇后丧仪风波的一丝自责之意，对这两次战争就更明显了。针对瞻对之役，上谕：
　　既已失之于前，不可文饰于后。此一事，我君臣皆不得辞未曾妥酌而率尔兴戎之咎。＇4＇
　　对于金川之役，更屡次谕及：
　　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5＇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部库帑藏，内地民力，皆所当惜。＇6＇
　　而更重要的则无过于对乾隆初政第一大事——粮政努力的自责。
　　乾隆初年，政府成倍增加了仓储和扩大了赈恤力度，至少它在救灾中——那几年灾害颇多，＇7＇特别是乾隆六到八年——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但它也带来很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积因已非一日，皇上早也有所觉察，但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罢了。
　　在乾隆八年两江赈灾时，皇上就有过一番检讨。＇8＇但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短期现象，因此只采取了一些权宜措施。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欧堪善重提这一问题。＇9＇十二月戊辰，终因“迩年以来，（米价）日见腾贵”，发动了一场对粮政和粮食问题的大讨论。时距皇七子永琮出痘而殇，尚有半个月时间。上谕：
　　朕思米谷为民生日用所必需，而迩年以来，日见腾贵，……夫商贩流通，贵则征贱，间或暂时翔踊，何至连岁递增，有长无落？
　　若谓囤户居奇，此实弊薮，然自地方官力所能禁，何至全不奉行，任其垄断累民？……
　　若谓户口繁滋，则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加增，何独至今日而一时顿长？
　　若谓水旱偏灾，则亦向来所有，何以从来未闻如此之贵；且亦当歉者贵而丰者贱，又何至到处皆然，丰歉无别？
　　若谓康熙年间仓储有银无米，雍正年间，虽经整饬，亦未详备，今则处处积储，年年采买，民间所出，半入仓庾，未免致妨民食，此说似乎切近，……朕反复思之，不能深悉其故，亦未得善处之方……
　　因此令各省督抚“详求得失之故，据实陈奏”。＇10＇
　　其后几个月时间里，在经过一番小心的试探之后，各省督抚纷纷把他们的意见奏告上来，共有二十余份。＇11＇自乾隆初年以来，这种“汇议”已有过多次，如有关矿政、水利，以及禁铜、禁烟、禁酒，＇12＇　等等，而这一次恐怕就是最著名的了。
　　粮政方面的努力已持续了十几年时间，现在要求“下马”，这能行吗？对这样一个政体来说，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所谓“失败”了，它可能引起各种连锁反应，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因此即使没有那些政治风波，那些官员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格外当心了。
　　封疆大吏们各执一词，又像是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各个角度开说着各自的道理，生怕没能团弄好皇上，事与愿违，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毕竟由皇上先带了头，他们那些大胆的言论，也就不显得那么尖锐和冒失了。终于，矛头都对准了人事上的原因——采买过多。＇13＇或可与这些地方大员媲美的，是大学士傅恒在金川战事中如何“诱导”和“维护”皇上下定“收局”的决心的。＇14＇
　　其时“运度驳杂”，＇15＇特别是“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16＇诸项大事交织在一起，交互作用，没想倒促使皇上下了决心。乾隆十三年七月，讷亲在金川的败报传来（同时关于粮政的大多数奏议已经上报），与其拖延下去，似不如快刀斩乱麻为好。新的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上谕：
　　迩年以来各省米价不见其减，而日见其增，反复推究，莫知致此之由，……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米价益昂。因思生谷只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朕既知初意之失，不可不为改弦之图……
　　令各省常平仓谷悉照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多贮者，以次出粜，著大学士等妥议具奏。＇17＇所谓“既知初意之失”，已与“罪己诏”相去不远，跟着政策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其时，几乎接到一个败报，即有一个新的决定出台。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等议复：通计十九省应贮谷三千三百七十九万石，较之乾隆年间定额四千八百万石，计减一千四百余万石。＇18＇
　　为此皇上不惜回到雍正朝苛严的老路上去，乾隆十四年二月己亥，上谕：
　　朕恭阅皇考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见批示原任浙江巡抚黄叔琳缓征一折，备悉外省官民，沽名邀誉，藉端逋欠情弊，曲中隐微。仰见皇考聪明睿智洞达治体，朕远不能希踪万一。
　　迩年来各省督抚，凡有奏请缓带旧欠钱粮，朕必降旨俞允……督抚身任地方，固当爱养斯民，亦宜兼筹国计。如偶遇水旱歉收，民力果属拮据，自应据实陈奏。不然，则违道干誉之积习，与顽户猾胥之浇风，亦当深戒而切禁之，毋谓殊恩之可以滥邀也。
　　乾隆十七年，谕：
　　所有存贮实数得十分之三四，即不必亟资买补。其动帑委员采买之处，似可概行停止。＇19＇
　　随后，米价也随之下降并趋于平稳。
　　但此一事中，亦不免有虚夸、好名之一面，日后曾于《御批纲鉴》（卷40）中写道：
　　常平亦不过救什伯于千万耳，曾力行之，终无实效……利不什不变法，废之而其怨者将益众，毋宁仍旧贯而不为其已甚，斯可耳。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上谕：
　　事当据理据实，慕虚名而为多损少益之事，初年或有好名之心，今则经事久而见理真，不为此矣。
　　乾隆初年的“粮政事件”就这样中止了。它前后贯穿了乾隆初政十几年时间，到乾隆十三年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以致粗看起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清代史书中几乎没有关于此事的记载。又像是有人蓄意隐瞒，清廷档案缺失最严重的就是乾隆朝前十三年这一段了（比照前后两个时段都少了很多）。＇20＇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从此，皇上放弃了他“回向三代”的宏大目标。一个常人对于普通的“失败”都难以接受，何况关乎到他——要知他虽未经民选，却是抱着一番信念，有理想，有抱负，而充满自信的走上这个位置的——的毕生事业呢！此刻皇上心中的痛苦，真是不可言喻。
　　历史是一个大整块，在“乾隆十三年”这件事上，不能不看到皇后之死和金川之败的原因，也很难说哪一个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而只能说，粮政困扰是时间更持久，层次不同，或者也是更应引起我们重视的一个政治事件。它的一“进”一“退”，都亟富有意义。
　　皇上也多少意识到了，这一“退却”决非无谓。他后来追述说：乾隆初年，打算充盈仓储，一举解决粮政和粮食问题；实行一个时期以后，“旋因市价增长，即令停罢”。开始认识到，“陈编所载余三余一之文，固为足食本计，第在当时原属地广人稀，又列国各守其封域”；而今情势变易，“何如即以此留之民间”，政府“临时善为补偏救弊”而已；除此之外，恐“无他一劳永逸之计也”。＇21＇
　　又说：“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诚不易之论”；若“举身家衣食之切务，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济之？”＇22＇“大概市井之事，当听民间自为流通；一经官办，本求有益于民，而奉行未协，转多扞格”。＇23＇
　　事隔多年之后，还说：“（米粮）何如留于闾阎，听其自为流转？”＇24＇米粮盈绌，“总在转运流通，源源接济，方不致市价腾涌”；“若概欲官为经理，势必有所难行”。＇25＇
　　当时还很少人认识到这一高度，唯袁枚批评流民留养资送制度时说：昔日“病在恩之过少”，今之“病在恩之过多，遍地皆赈，故转而生游惰之志”，与其如此，“何必纷纷官办”？＇26＇
　　由此可见，乾隆十三年粮政决议的真正含义，是在政府角色的深刻转变，而并不在于粮政一个方面，以及国家粮食储备的数量多少，更不是为节约钱粮起见，或为一时的财政紧张所致。＇27＇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粮政方针的改变，其他一些方面也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28＇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29＇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30＇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31＇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32＇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33＇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34＇
　　定满洲相杀例，于秋审时俱入情实；＇35＇
　　停止由大学士、九卿通行甄别现任科道；＇36＇
　　著停止进呈经史；＇37＇
　　著停止使用奏本，一律改用题本，“以示行简之意”。＇38＇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定关税赢余，一照雍正十三年额；＇39＇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40＇
　　从初期对天主教较为和缓的做法，改为厉行禁止传教；＇41＇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42＇
　　在其他一些地方，则出现了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类的现象，……等等。＇43＇
　　皇上为此也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经过十几年的执政，有了更多的实际经验。乾隆十四年十月戊寅，上谕：
　　盖执两用中，必随时消息。当临御之初，因人命攸关，实切切而不忍，宁失之宽。今阅历既久，灼见事理。若一味姑息纵舍，则失之懦弱。裁度因时，方得权衡不爽。非有意从宽，亦非有意从严。且非前此从宽，而今又改为从严也。此中斟酌苦心，众人安能尽喻，是以详悉谕令知之。
　　所谓“阅历既久，灼见事理”，或“天下事有言之近理，而行之了无实际者”，＇44＇“知其一不知其二”，＇45＇以及“务虚名而受实祸”云云，＇46＇大约也都是指这一类情形。
　　“收敛”的那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
　　不过，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可是还要“严”了；甄别僧道，也不能说就是“宽”；对于“聚众”，始终都是“严”的；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47＇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亥，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朕降此旨，非于即位之初申饬诸臣以示威，欲其畏惧也。
　　明摆着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的。乾隆元年以后，即发生若干从严的实例，五月庚申谕：
　　朕御极以来……去其烦苛，与民休息，并非宽纵废弛，听诸弊之丛生而置之于不问也。而内外臣民，不喻朕意，遂谓法令既宽，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之事，渐次干犯……
　　朕看此等情形，天下臣民，竟有不容朕崇尚宽大之势。《传》曰：宽则得众。《易》曰：元者、善之长也。朕以天地好生之心为心，岂肯因一二无知之辈，即自改其初志。但治贵得中，若于玩法之徒，亦用其宽，则所谓稂莠不除，将害嘉禾。倘不速为整理，恐将来流弊，无所底止。是以近日处分臣工数案……
　　为治之道，固当如是。朕岂忽变而为严刻者哉……总之治贵得中，事求当理。不当宽而宽，朕必治以废弛之罪；不当严而严，朕又必治以深刻之罪……则朕之百姓，可以永久受朕宽惠之泽矣。
　　乾隆六年七月癸亥，谕：
　　近来鄂善、喀尔钦、萨哈谅及赵国麟、卢焯等案，皆朕准情酌理，不得不如此办理者。而外人不能深知，未必不以为涉于严峻。即进言进讲诸臣，颇有以效法皇祖崇尚宽大为敷陈者，则外人之议论可知矣……
　　从古帝王，以优柔寡断而致败者恒有之，从未有振纲肃纪，生杀予夺，大权不移而致败者也……夫栽培倾覆，惟人自取。或宽或严，总归一是。成心不可有，定见不可无。朕岂中无主宰，忽然而宽，忽然而严者乎？……
　　若有意从宽，必且流为市恩姑息而失宽之正。则所谓宽者即严之因，而所谓严者即宽之害。是则有意从宽，尚且不可矣，而况有意于严乎？
　　表明对于贪官，从立法到执法都是“严”的；而对那些部院堂官、督抚大吏，也经常严加训斥。谕：
　　朕并非优柔无能之主，诸臣若少错会意，致趋废弛之路，朕惟地方大吏是问。＇48＇
　　又于《汉元帝论》中写道：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谒，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49＇
　　所以皇上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就此而言，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层次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如乾隆元年三月上谕所云：
　　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元年五月戊午谕：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朕谆谆训诫，而诸大臣等不能仰体朕意，惟逞私臆揣测。
　　并于日后在《御批纲鉴》中说：
　　倘滑吏刁民窥见意旨，交通惑听，流弊伊于何底？＇50＇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遂以新奇可喜之说杂沓并进。渐至海内棼然，民生重困。苏轼云：待事之来然后应之。深得致治大体，不止为当时药石。＇51＇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52＇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53＇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54＇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东西。他在《经筵御论》里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55＇
　　雍正十三年十月庚寅，上谕：
　　宽厚二字，非可一概视也。厚民生，纾民力，加惠于兵丁，施恩于百姓，乃为宽厚。朕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孳孳者此耳。若夫姑息以养奸，优柔以纵恶，听若辈贻民害而蠹国事，以待善良者待奸蠹，则适所以成其惨刻残忍，而为不宽厚之尤者也。
　　表明所谓“宽”的对立物并不是“严”。＇56＇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乾隆十六年江西巡抚舒辂奏：江西省夏月溪涧水发为患，例系有贷无赈。今则无论夏秋，一遇水发，地方官即携银前往抚恤。在小民以为例当如是，望恩幸泽，无有餍时，所费实多无益，亦于风俗有关。六月辛酉，上谕：
　　舒辂此奏非是。他方偶遇旱潦，虽属偏灾，而所关于民瘼者甚重。竭力补救，尚恐小民或有向隅。……岂得因愚民望泽无餍，豫存裁抑之见？况今当国家全盛之时，……库有余帑，仓有余粟。何必以一方偶需赈恤，鳃鳃计较？且朕宵旰勤求，恫瘝在已，时切于怀，亦何忍以嗷嗷待哺之穷黎，撙节锱铢升斗之米？……舒辂着严行申饬。并将此通行各督抚知之。
　　多年后在《御批纲鉴》（卷14）中写道：
　　贾谊首议积贮，晁错继之以重农贵粟。其言虽杂，出于管、商，然崇本抑末，实为足食之源也。
　　昭槤《啸亭杂录》亦云：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57＇
　　如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58＇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59＇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而非一路下滑。尽管有些变化并非是一时的，如施政风格等较为表层的一些东西。
　　乾隆九年，流民留养资送制度初次取消之后，面对进退两难境地，五月丙申谕：
　　本年春间有旨，流民不必资送回籍，……今既雨泽沾足，究不若归而谋食之为是。亦应树之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