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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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劝农策的提出和对有关问题的探讨，本是有感于人口的压力才产生的。清代初年中国人口大约有七八千万，经乾隆一朝，已达三亿以上。如何满足这样大量而迅速增加出来的人口需要，正是清代经济的首要任务，也是各种政策产生的最大背景。这使清人面临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并终于造成了经济面貌的整体性改变。
　　面对人口增加的重大挑战，清人从中国东部的人口稠密地区，向着其他开发中的地区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耕地数字增加了一倍左右。它与优良品种的传入、水利的增修和高水平耕作技术的普及，构成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6＇不过，上述几项因素的相乘结果，尚不能与总产量的增加相抵。在这中间，还存在一些长期为人们疏漏的因素，这就是：一，农业多种经营的大规模发展；二，省际交流的开展和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清代经济发展起到“革命性”作用的，舍棉业而无其他。经过农民几百年的调整，棉花种植从早期（如明代）的“普及”状态，终于形成为三大优势产区：华东（江浙），华中（以湖北为中心），华北（直隶、山东、河南，较分散）。棉花和棉纺织业，成为居第一位的粮食以外最重要的生产品和商品。＇7＇其结果就是引起了东西方向沿长江水路，南北方向沿大运河和近海航运，在工业产品棉布和农业产品粮食之间的省际交流，其规模和水平，是纯自给经济远不具备和不可能做到的。据近代的一个估计，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的数字可能还要高些。
　　在棉业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多种经营”特别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盆地（它在不放弃粮食生产这一优势的同时，发掘了一批新的构成一定规模的优势产品，如蚕桑、烟叶、染料、药材、茶叶、甘蔗、蔬果、猪只等），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几乎放弃了传统优势粮食生产，改为经营鱼塘、果树、蚕桑等商品生产），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浙江的经济作物），江苏长江三角洲则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业区”（其农业产品棉花和蚕丝都成为本地的工业原料）。
　　总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清朝的关税在1735～1795年间增长了四倍，尽管它只涉及全国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8＇——它可能是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它虽非由政府行为一手造成，其间政府政策的贡献亦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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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宗实录》，卷14。
　　＇2＇　官献瑶，乾隆四年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皇朝经世文编·姓名总目》）；“在史馆日，尝进《周礼讲义》，持论侃侃，高宗览而异之”；朱轼尝谓献瑶曰：“吾老矣，斯道之讬，是在吾子”（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9，中华书局，1984，页205）。
　　＇3＇　以上见《乾隆嘉庆两朝奏议》，第6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4＇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5＇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6＇　目前对清代的“多种经营”情况尚缺乏完整的数字说明，美国学者珀金斯所作研究表明，民国年间中国农产品中，粮食作物产值约占75％，其他则占居25％，如果计入蔬菜、水果、山林、水产、家禽，以及乡村工业的部分，后者的比重就要大得多。
　　＇7＇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168。
　　＇8＇　张晓棠：《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第37～40页；据说，邻国，特别是越南的统治者，为清朝非农业税收的扩张规模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越南和中国模式》（马萨诸塞，剑桥，1971年），第33页。
　　7。提倡工业生产
　　在传统经济时代，农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同时存在的还有工业部门。每当提起工业，人们往往把它与近代机器工业联系起来。其实，在工业生产中使用某种机械，以及利用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在历史中是早已存在的现象，并非近代才有。因此，它们应被统称之为“工业”。其中尤以加工、纺织、制造、营建、矿冶等等，构成传统工业的主要内容，而与农业经营判然有别。＇1＇
　　乾隆七年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从《周礼》原意而论，即已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古代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一项为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2＇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清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它背后是几亿人口的庞大需求和积极努力），自然引导它从农业的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从粗放到精耕，再超出而至商品生产，复从农业种植业走向工业，……一步步迈向更高的梯次。如果说，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梯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发展梯次的逐级攀升”。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
　　雍正皇帝曾于《圣谕广训》中说：
　　朕闻养民之本，在于衣、食。农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愿吾民尽力农桑。
　　亦非老生常谈，而具有时代意义。
　　乾隆初年，更有一批官员在各地积极推行，如巡抚尹会一疏陈豫省宜行诸事，其一即“女工之宜勤”，欲使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巡抚陈宏谋在陕西咨询地方利弊，必问：“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乾隆七年，御史包祚永言，黔省“惟资楚布，岁千亿万匹；兵民穷困，职此之由”，著令通省“教民纺织”。九年，甘肃以“种棉纺织，概置不讲”，令制造纺车，请女师教织。十年，奉天以“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拟议推广。其后总督开泰请令雇募江浙工匠到湖广，设立机局，教以染造纺织。总督方观承推行于直隶，更有助于使之成为一个棉业优势产区（这一点特别可贵，因为经济发展与赈济不同，它更需要“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这些都是乾隆时期推行女工、纺织较为著名的例子。
　　尽管清代没有实现“现代化”，没能把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但中国仍有广泛而分散的工业生产，其产值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已产生一个相对集中的“（传统）工业区”。尽管西方存在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它却并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亦不因外国没有而非。＇3＇它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4＇其中，仅棉布产量，估计每年大约就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5＇总收入将达到白银二千万两。它是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也每每为其他地区劝农时视为榜样（如在苏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
　　也许还可因此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而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
　　清代初年，政府对矿业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6＇到康熙前叶，定开采铜铅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许云南开矿；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经开采、贫民借为衣食之计者，允许开采；雍正年间矿政趋严（主要是针对广东），同时，实际开采数量却有很大增长。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时，也对矿政进行了几次重要的讨论，并对它作出了较大的改变。如乾隆二至三年，允两江总督庆复、两广总督鄂弥达之请，准广东开矿；五年，经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请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开放煤禁；八年，经大学士等九卿廷议，决定“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其后虽续有争论，但矿禁基本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乾隆十五年以后，主禁的言论也很少见了。＇7＇尽管矿业仍处于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管制之下，若仅浏览《清史稿》或《石渠余纪》一类官书的有关纪载，人们甚至看不出矿政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府开放矿禁的原因，一是因为铜斤短缺。清代货币制度为银铜“复本位”制。其特点是白银的供给全视对外贸易的余缺，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只控制铜钱的铸造及其数量（它也受到私铸的影响）。一方面国外白银大量进口，一方面铜钱紧缺，银钱比例往往发生不平衡。＇8＇因为屡患铜荒、钱贵，“禁囤积，严销毁，立官局，议改铸”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开发国内矿藏自然成为一条重要出路。＇9＇其结果，铜的供应在乾隆朝开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其他矿产的开发，也可有益于国计民生。如铁之用于生产工具，锡之用于日用器皿，煤则可用于解决“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灶”的困境。同时，也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能为解决民间生计开辟新的途径。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10＇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闲民”和众多改业的现象。＇11＇与清初以垦荒为主的移民颇有不同，投入的生产也从一般农业转入经济作物或工矿业。清人朱泽澐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三代圣王，位闲民有地，教闲民有法，……（今州县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业，教之以浚畎浍，教之以远服贾，……＇12＇
　　这些表明，工矿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特别是南方一些省份，本来“生业甚少”，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余，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因此康熙皇帝曾说：“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13＇乾隆三年上谕：“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14＇已把矿政与前述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当时“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不过，有关经济政策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无论是朝鲜李朝，还是西洋传教士，——那里似乎都没有什么反应。这是为什么？它们难道并不重要，在三百年后，却一一显现出了特有的价值？＇15＇也许，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观察重点，或是我们见识不及吧。
　　如根据早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告（集中体现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里），法国重农派学者魁奈（Qu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康熙和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极为罕见的，魁奈还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辩护：财富成倍地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就此他写下了这句格言：“但愿人们重视人口的增长，多注意收入的增加”。
　　魁奈还注意到，在中国，所有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雇工与佃农，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正是这些，保证了它的持续性。＇16＇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来，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绝对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但正“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这比马尔萨斯大约早了半个世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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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布罗代尔也说，在有关问题上，他毫不后悔使用“工业”一词，而不说“前工业”活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二卷，页311；按，《周礼》所谓四职兼修，三农九谷之外，园圃、虞衡、薮牧三者，在古代本非属于农业范围。如“薮牧”是指畜牧；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
　　＇2＇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
　　＇3＇　据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美国学者诺斯（North）也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


第一章一节。
　　＇4＇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第八章二节；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参见《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页172。
　　＇5＇　据吴承明估计，江南棉区每年产布约4500万匹。但他所计入的地区只有松江、常熟、无锡等，而遗漏了太仓州（包括嘉定）、通州、海门厅各属及苏州、常州二府的多数州县，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260。又，“小土布”是徐新吾先生坚持使用的概念，1987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6＇　参见《石渠余纪》卷3《纪矿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
　　＇7＇　以上参见韦庆远、鲁素：“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见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页113～12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页454。
　　＇8＇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


第1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2种，1981，台北。
　　＇9＇　为此高宗谕：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盖不开采，铜斤何由得裕？”乾隆九年九月，《高宗圣训·理财门》。
　　＇10＇　当时许多农民都依赖矿业生活，如四川“偷开矿厂之徒，皆是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食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食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贵州“土瘠民贫，不习织亶之业，复不擅商贾之资，止借耕获营生，而山高岭峻，转运维艰，惟矿厂一项，乃天地自然之利，……上可益课，下可便民”。广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人民繁庶，生业甚少，从前穷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为滋生之地”；“潮惠二郡民人，向来多往台湾就食”，“何如入山佣趁，使其俯仰无忧”？浙江“温、处各属，界连闽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耕作之余，别无生业”；“乡民每于八月农事既毕之后，迄于二月，无不从事采铁，以觅绳头”；“更有淘洗载运人夫，无不借此雇工受值”；“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广西“边省，山多田少，地土瘠薄，非若东南财赋之区，且耕种之外别无资生之策；亦非如他省人民，或能贸易善于经营者可比”；“惟多开一矿，即多获一利”，“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第八章一节。
　　＇11＇　李光庭《乡言解颐》：《周礼》“九职任民，终曰间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谓佣作于人，转徙不定也”，如乡村之助工、短工等，中华书局，1982，页45。
　　＇12＇　朱泽澐：《养民》，《皇朝经世文编》卷28；《清史稿·儒林一》朱泽澐传。
　　＇13＇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五日，《圣祖实录》卷255。
　　＇14＇　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对鄂弥达的朱批，朱批奏折。以上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页1—72。
　　＇15＇　参见高王凌：“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16＇　参见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
　　＇17＇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三、加强政府
　　8。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
　　在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看来，十八世纪世界史上的“共时现象”，其一为人口增长，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加强政府。
　　清朝政府制订劝农政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如同官献瑶、庄存与等人，读书治学本为“通经致用”，初非为考订而考订。因此乾隆初年，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能员和循吏，积极致力于这一政策的推行。
　　乾隆二年九月己酉，谕：德沛在甘肃巡抚任内，声名甚好，今已用为湖广总督。伊前所奏开渠凿井、兴修水利等事，皆利益民生，爱养黎元之切务。历来督抚似此留心本计者，颇不多见。是时又有署西安巡抚崔纪劝民凿井灌田，皆“能留心民食，知本计之所当先”。＇1＇
　　是月，两江总督庆复奏：浙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应令各州县官查勘该处地方，可以植桑者，官买桑秧，分给居民种植，示以育蚕之法。得旨：农桑乃为政之本，所当时刻留心。此奏欣悦览之。
　　闰九月乙丑，福建巡抚卢焯疏称：闽省不知蚕织，近加劝导。并移咨浙江湖州府，拨蚕民十户到闽，教以育蚕缫丝之法，著有成效。
　　是月，安庆巡抚赵国麟奏：查凤阳一府，每岁收获之后，即挈妻孥游行四出，沿门觅食，习为固然。究厥根由，皆因耕织不勤之故。请严饬地方官时加劝课，务令勤于耕织。
　　三年十二月庚子，河南巡抚尹会一奏：臣于上年钦奉谕旨，随饬地方官责成乡地老农，多方劝谕种树，自桑柘榆柳以到枣梨桃杏之属，遇有闲隙之地，各就土性所宜，随处栽植。一年之内，实在成活之树木共计一百九十一万有余。上谕：《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二曰园圃毓草木，可以知所当务矣。
　　四年十一月，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向来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麻、荍麦，素不出产。近年设法劝种杂粮，俱有收获。山上空地，多裁茶、桐、蜡、桕等树。苗疆向无市廛，近今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俱按期交易称便。得旨：览奏，朕怀诚慰。
　　五年九月丙子，给事中朱凤英奏：安省庐凤地方，于秋麦小米之外，别无所种。原野萧条，百无一有。宜广植树木，以收山泽园林之利。栽桑种棉，以资纺绩。谷麦之外，兼种杂粮。
　　丁酉，奉天府府尹吴应枚条奏奉天应行事宜，请饬旗人学习蚕织之事。
　　是月，安徽巡抚陈大受奏：安省高阜斜陂处所，茂草平芜，竟成荒废。春间令民试种旱稻，现在每亩收成，竟有至两石者。明岁当令各州县，广为树艺以收地利。得旨：如此诸凡留心，甚慰朕怀也。
　　六年三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省城士庶相习饲蚕，上游旧无杉木，臣捐募楚匠，包栽杉树六万株于城外各山。又附郭三处，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