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的饱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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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武器的真面目

　　在哈尔滨特务机关会见记者的过程中，M记者还清楚地记着另一件事情。

　　记者会见快结束时，M记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我最后再提一个问题。据我们这次来满洲以后，从关东军司令部人士处获得的信息，目前在苏满边境三个方面（东部、西部、北部）都部署有苏联远东军。尽管苏联以德军为对手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但是却没有向苏德战线调动兵力和车辆的迹象，毋宁说，正在增强中。”

　　M记者讲到这里，稍停顿一下，窥视着浅冈特务机关长助理的脸色，又继续问道：

　　“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出现了苏军突然从正面进行作战的事态，关东军的北方战略设想是什么呢？能否圆满地完成北方作战呢？”

　　当时，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和关东军首脑之间订有一个密约，那就是一旦有事时，即展开叫做“北方作战”的军事行动的设想。

　　通过1941年的所谓“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完成了从满洲（中国东北部）、朝鲜至南库页岛的战略体制。原来只有36万人的关东军一下子增加了近一倍，达70万人。

　　“关特演”并非单纯在满洲地区的一次军事演习，而似乎具有更大的火药味性质。驻陆军省的记者模模糊糊地感到这一点。

　　日俄战争以来，日本陆军是以苏联为敌的。打倒苏联已成为日本陆军的传统使命。“保卫北方”的关东军以苏联为假想敌，拟定各种作战计划也是基于这一传统的。关东军的绝招是无视中央意向的独断专行。这也多半是源自以苏联为敌的日本生命线边防军的强烈意识。

　　“关特演”初年度的计划打算把14个师（加上驻朝鲜的两个师）一下子扩充到34个师。企图在远东苏军的威压前取得优势。

　　陆军为了取得在全军中的主动权，必须把国民的关心引向北方，必须把日本的舆论引向日本的生命线——满洲，正是由于这种缘故，关东军才独断专行地进行了多次示威行动。“关特演”迎来了它的全盛时代。

　　全盛时代正值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激化，（日本的）军事力量全被吸引在南方的时候。派遣记者团来满洲正是这个全盛时代出现缺口的时候。

　　总之，一旦和远东苏军打起来以后，关东军有无胜利的把握——“苏联通”的M记者提出的问题集中在这一点上。

　　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表情变得认真起来，他做了如此回答：“我完全明白了你提问的意图。目前，日军的主力正在南方战线不断同美、英进行激烈战斗……您似乎担心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和远东军进行作战的问题。但是……我关东军的对苏战略是毫不动摇的。”

　　“是否有点过于抽象……”，记者团中有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

　　接着，特务机关长助理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回答：“我丝毫也没有搞抽象论的想法……我关东军实际上有着取得对苏战争胜利的保证，从很久以前，为了对苏作战就一直在认真地研制新式武器，近来好不容易才走上轨道，在数量上也已处于令人满意的状态……剩下的是提高质量的问题，估计这一问题迟早也会得到解决的。”一听研制新武器，记者团中许多人马上明白了。因为离开日本前，东条首相在帝国议会的预算委员会上回答咨询时表示说，“目前，正在认真研制新武器”云云。他说的新武器和关东军研制的“已经走上轨道”的新武器是否相同呢？

　　浅冈特务机关长助理听完记者团提出的疑问以后，边舐着嘴唇边说道：

　　“对了……今天碰巧，请各位看一部有趣的记录影片吧！”

　　“喂……”，他向在座的一个年轻的大尉命令说，“立即准备那部影片！”

　　从哈尔滨市傅家甸大魔窟的话题一转，会见记者转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

　　人们能够想象到即将上映的这部“电影”同新武器有关，但却不了解它的内容。充满好奇心的记者们边低声交谈边等待着。不一会儿，那个刚才接受命令的年轻大尉回来了。

　　跟随在年轻大尉后面走进室内的是一个手中拿着16毫米放映机、白色银幕和黑色窗帘的放映技师。

　　放映技师和大尉把哈尔滨特务机关用来会见记者的那间屋关起来，用黑色窗帘挡上窗户，并在房间的正面挂起了银幕。

　　8月的晌午，这间窄小而又昏暗的房间里，像蒸笼一样，十分闷热。熄灯后，银幕上映出了电影的数字：“八、七、六、五、四、三、二……”

　　接着一架飞机突然充满画面。

银幕映真情

　　银幕上映出的是关东军拥有的99式双引擎轻轰炸机。地勤人员把两种大小不同的炸弹形状的容器装进了两翼涂有太阳旗标志的轰炸机内。

　　大型容器，与其说是炸弹，不如说它的外形像一个运牛奶用的大型容器。在不了解情况的外部人员看来，似乎是正在把装饮水用的大桶装入机内。

　　小型容器则像装入木箱内的成套工具那么大。由于是记录影片，根据影片放映场面，速度有不同，人的动作显然拙笨而又慌张。飞机发动前，地勤人员繁忙地相继从轰炸机的下腹部把大型容器装了进去。

　　这是在记者团围绕着关东军试制成功的“新武器”提出问题和进行答复之后进行的。

　　银幕上映出的东西肯定就是成为问题的“新武器”。在哈尔滨特务机关这间挂上了黑色窗帘的房间里，记者团的记者们用手背擦着汗，充满好奇心地注视着银幕。

　　在机内满满地装上了15至20个左右的炸弹似的东西之后，银幕上映出航空兵表示可以起飞的小白旗。小旗的对面，一架双引擎轰炸机的螺旋桨正在迅速旋转，不一会儿，它驶入跑道，闪耀着银翼起飞了。

　　接着，银幕上映出的是从空中俯瞰的辽阔的平原，好像是中国大陆的某一座城市的上空。平原的一角，可以看到正在飞行中的轰炸机机翼的一端。无疑，是从搭载“新武器”的这架轰炸机上拍摄这些镜头的。

　　平原变成了特写镜头，打开了轰炸机的弹仓，不断地投下了小型的白色容器似的东西。它们从飞机向地面落下，越来越远，不一会儿，变成了一个小点落了下去。

　　这大概就是“新武器”。记者们吃惊地注视着银幕。在这间封得严严的闷热的暗室里，只听见放映机的马达转动声。

　　投弹的场面刚一结束，画面就突然转为中国的某一街道。在栉比鳞次的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小巷里、道路与一排排的房屋之间，身着白衣好像是中国军队医疗队人员的士兵们脸上显示出一副紧张的表情，正在忙着工作。他们的手里提着一个细长的铁筒，利用手压式水泵正在忙着撒布药剂似的东西。

　　这个场面只有几秒钟，一瞬间就从画面上消失。接着出现的场面是，开始出现在画面上的那架机翼上涂有太阳旗标志的轰炸机返回了原来出发的基地。

　　同刚才几秒钟前消失的场面一样，又映出了几个身穿白衣的士兵，但是，这次是日军的卫生兵。这些带有大型电动喷雾器的卫生兵进入了返回（基地）的轰炸机内，正在对机内仔细地进行消毒。白衣士兵从轰炸机走下来时，电影放映机发出空转声音的同时，银幕变成了白色。电灯一亮，人们连忙打开了这间已经变成蒸气浴室似的房间的窗户。

　　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助理浅冈以一种不知怎么说才好的表情环视了一下解开衬衣钮扣、正在搧扇子的记者们，高兴地期待着每一名记者做出反应似地慢腾腾地说道：

　　“这部记录影片是驻哈尔滨大直街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拍摄的，只是略微进行了一点尝试……在华中战线使用了细菌。”

　　记者团中嘈杂起来。电影中没有任何字幕解说词，只映出了轰炸机和饮水桶似的容器装载场面、身着白衣的中日两军卫生兵的活动场面。感觉敏锐的记者边看电影边进行了大概的猜测，但是，有的记者似乎直到最后也未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浅冈特务机关长助理短短的这一句话才使他们恍然大悟。所谓“新武器”就是细菌！

　　M从记者说：“当听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个名称时，我只是答应着点点头。当时根本无法知道731部队实际上正在以急性传染病菌等作为素材制造武器，并进行了数千人的活体实验。在看过这部记录影片的记者团中，听了浅冈助理的说明之后，仍有不少人并未注意到这一新武器所具有的重大的意义。他们只感到他们干着了不起的事呢……”

　　但是，让记者团看了当时列为“绝密”等级的这部使用“新武器”的记录影片，似乎是浅冈助理的失算。后来听说由于一个有洞察力的记者向关东军司令部的领导干部谈了看电影以后的感想，关东军司令部很不高兴，认为浅冈助理轻率地向新闻界泄露了军事机密，为此给予浅冈助理以严重警告处分。

培养毒菌的温室

　　731部队拥有一个十公顷多的大农场。坐落在宿舍区北部的这个农场一直由八木泽班（负责研究植物）进行管理。乍一看，这是一个同恶魔的细菌战部队极不相称的农场。

　　农场里种植了大豆、高粱、玉米，到了收割期，包括妇女在内许多中国农民从邻近的四屯来到这里，整天干农活。除这些“临时雇工”外，农场里经常驻有40名左右的中国“苦力”。所谓“苦力”就是不折不扣地从事各种苦役劳动的底层劳动力。

　　关于这个广阔的自营农场，部队内部做了如下说明：“这是为了保证部队吃粮自给自足而建立的，一旦731部队失去周围的援军而陷于孤立时，如果储备了农场生产的谷物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731部队将以这里为根据地进行战斗……”

　　但是，这个说明存在着三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部队在大大小小的仓库里储备了充足的粮食，而部队人员日常的饮食生活中从未吃过高粱和玉米，不，甚至连大豆作为主食出现，每个月也只有一次，特别是在粮食方面，部队并不存在着必须建立谷类自给自足体制的必要性。

　　第二个矛盾是，八木泽班的研究人员经常保持在15个人至20个人之间。作为一个单纯的农场来说，研究人员太多了。仅仅生产粮食的农场，是不需要这么多研究人员的。

　　第三个矛盾是，指挥731部队的石井四郎军医中将十分重视这个农场（八木泽班），队长室多次派人前往八木泽班，同班长进行谈话。

　　石井军医中将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擅长精打细算，不会悠然自得地经营一个不急需的农场。

　　实际上，八木泽班并非只管理农场，它还有一个约一百多坪（一坪为3。3平方米）的漂亮的玻璃温室。温室里种植着中国和苏联的主要农作物，栽培着各种大麦、小麦、燕麦、玉米、小米和黍子等许多标本作物。

　　中国东北地区的冬季和春季虽然十分寒冷，但是在八木泽班的玻璃温室中，通过锅炉日夜24小时不停地供气加温，保持植物最易于生长的温度和湿度。

　　在八木泽班研究楼的一角，还细心地“培育”着患病的麦子、高粱和黍子等农作物。经常保持适当温度的大玻璃温室和被病菌所侵害的农作物“标本”——这里面隐藏着八木泽班的秘密。

　　我接触过的原八木泽班人员讲话都十分严谨，但是，一个有关人员透露说：“八木泽班秘密地进行了黑穗病的研究。他们管理菌种，研究黑穗菌的特性以及发生黑穗病的机制。”

　　所谓黑穗病，是由于黑穗菌引起的稻科等高等植物的一种疾病，是在大麦、小麦、燕麦、玉米中发生的重要病害。从大麦、小麦中吸取来的黑穗菌侵入花的子房，随着植物的生长，它在寄主的体内发育，危害花的子房。受黑穗菌侵害的大麦、小麦产生了一种被称为腥膻病的疾病，割下来的穗发出一种恶臭。不到收获期，外壳不破，很难发现。患病的孢子生存下来，又会产生新的感染。

　　由于黑穗病不均匀地发生于广大的麦田之中，收获期的麦子不可能逐棵检查，除去病麦。如果污染严重的话，就不得不烧掉整个麦田，使收获受到沉重的打击。

　　部队劳务班一个曾经“征集”过在八木泽班劳动的中国农民和苦力的人做出了如下证词：“731部队中经常有三五百名满人劳动。为了管理部队雇佣的满人，还有十几名满人翻译。……1945年8月9日到10日731部队开始崩溃时，劳务班把在八木泽班农场工作的满人全部都枪杀了……为什么要这样干呢？主要是因为担心他们向外部泄露八木泽班的主要任务……八木泽班进行的关于黑穗病的研究内容，和农业实验场进行的研究一模一样……八木泽班还进行过从空中撒布黑穗菌的研究。农业实验场是为了保护麦穗，而八木泽班是为了破坏它……研究方法相同，但是目的却完全相反，利用黑穗菌是否能够直接袭击苏联的谷仓地带呢？这项研究是赋予八木泽班的主要任务。”

　　不仅对人而且还要对谷物进行细菌战的准备和研究——这就是这个大农场和玻璃温室的“秘密”所在。

　
　
第07章　恶魔的姊妹
　
　
　
　——100部队

奇怪的灾难

　　1939年731部队搬到哈尔滨市南约20公里的平房附近军事特区以后，哈尔滨市内及其附近地区不断发生了奇怪的“灾难”。

　　所谓“灾难”就是突然流行各种急性传染病。

　　1940年夏，在距当时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西北约50公里的吉林省农安县突然发生了混合性鼠疫。

　　开始时，鼠疫发生于县城内，几天以后，蔓延到城郊的农村地区。这种疾病像燎原烈火似地在农安县一带迅速地扩散开来。

　　鼠疫共有五种：一、腺鼠疫；二、肺鼠疫；三、皮肤鼠疫；四、眼睛鼠疫；五、鼠疫败血症。

　　农安县发生的鼠疫，是两种以上的混合鼠疫，县内到处相继出现患者，并一个个地死去。发生鼠疫的紧急报告传到了驻平房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后，总部出动卫生兵进行消毒，但是：对于来势迅猛的鼠疫却几乎无计可施。

　　死者达300多人，这是农安县发生的惨重的鼠疫灾害。关东军当局却将死亡人数说成是120余人。尔后怪事相继发生。以哈尔滨市傅家甸地区为中心发生了肠伤寒。所谓傅家甸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大魔窟。转眼之间，伤寒病从该地区蔓延到哈尔滨市内，出现了许多死者。

　　这次流行伤寒病，把当时居住在哈尔滨市内近10万名的日本人也卷了进去。其中，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经营文具的日本商人的孩子患了病，护理他的母亲因受到传染而发病，后来，父亲护理他们两人后，也染上伤寒病。结果，全家死亡。伤寒病患者越来越多，一般医院容纳不了，只好送到哈尔滨陆军医院。

　　“我上学的哈尔滨高等女子学校（后改称富士高等女子学校）里也不断出现患者，所以提前放了署假，但是署假结束后举行追悼会时挂起了20名同学的遗像，这次的记忆是十分清楚的。据传闻，是‘特务在水源中撒下了病菌’……这是一个突然开始、短期内结束的像暴风雨般的事件”，谈起当年伤寒骚动时，一位曾住在哈尔滨的女学生K·S这样回忆道。

　　在哈尔滨市发生伤寒病的同时，在新京（今长春）火车站的后面以北大约一公里附近的贫民密集区——三不管地区突然发生了鼠疫。

　　“三不管”这个地名，是俄国、中国和日本三国都不管的意思。日俄战争以后，日俄之间为了避免发生国际纠纷，在南满铁路新京车站附近设置了军事缓冲地带，即使在满洲国成立以后，“三不管”仍然作为一种治外法权地区杂居着许多白俄人、中国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形成了一个小傅家甸似的魔窟。

　　山田清三郎在《细菌战军事审判》一书中写到三不管地区发生鼠疫时的情景，他做了如下的记述：

　　“当时，在三不管这个狭小的有限区域内，集中居住着700户、5000名贫民。身着白衣的防疫队像雪崩般地涌进这一地区，隔离患者、强行检查、打预防针、逐户进行消毒等等。整个魔窟像捅了马蜂窝似地闹得天翻地覆，陷入了难以形容的混乱之中。”

　　传染病的发生，并不限于这些。接着，在哈尔滨市东北20公里附近、松花江南岸的滨江省阿城县的满蒙开拓团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们饲养的羊、马患了原因不明的疾病连续大量死亡。

　　在一系列传染病蔓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细菌的人靶

　　关于1940年夏季在哈尔滨市内及附近城市发生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关东军当局说明了种种原因。

　　农安县流行的鼠疫是“由于大兴安岭的老鼠窜入市区，把鼠疫跳蚤传播到人家的缘故”。而哈尔滨市内以傅家甸地区为中心发生的伤寒病和三不管地区产生鼠疫患者的原因被认为“饮食街不卫生，灭鼠不彻底”。

　　“……在团营的大羊困里，饲养着1000只左右的羊，每天由二三名放羊的的苦力（指雇佣的中国牧羊人）放牧饲养。母羊生小羊，小羊再生小羊……本应不断繁殖却越来越少。既没有被偷走，也没有被屠宰，而是患了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大量的羊死亡，至战争结束时，减少到不足200只，我们每天吃羊肉都吃腻了，剥下的皮涂上食盐，送往鞣皮工厂（由开拓团的一家老百姓经营）进行加工，然后，用经过加工的鞣皮做成大衣、背心和袜子等，由于满洲的冬天严寒，深受开拓团团员的欢迎……”

　　当时，住在三棵树附近的天理开拓团团员风间博曾就“难以理解的大量羊群连续死亡”一事寄来一封信。羊群发生病死的同时，731部队派调查部队进入了开拓团，最后以“原因不明”而了事。

　　急性传染病的蔓延和结束，有着以下共同的现象：其模式是：一、传染病突然发生；二、为查明原因和预防蔓延，出动731部队；三、短期宣告结束；四、强行赶走居民，并拆除发生传染病地区内的民房、整顿街道、强制患者进行检查和隔离。

　　例如：三不管小魔窟内发生鼠疫而死亡的患者只有几个人，但是，当鼠疫骚动告一段落之后，关东军命令全体居民迁往两公里以外的“宋家窪子”临时修建的村落去居住，工兵队以“彻底防疫”的名义把三不管街巷全部炸毁（据山田清三郎著《细菌战军事审判》）。

　　傅家甸地区发生伤寒病时，731部队诊疗部人员前来进行消毒、隔离患者和给居民进行检查时，还派来了许多关东军宪兵队员、特务机关人员和工兵队人员。

　　据有关人员的记忆，“在预防伤寒的名义下，关东军宪兵队一个不漏地搜查当时居住在傅家甸的白俄和中国人聚集场所——地下赌博场——这里是由武装的中国土匪把持着，并以‘隔离预防’为借口抓走许多俄国人和中国人，然后破坏了建筑物”。

　　曾在原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工作过的一个宪兵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虽然没有明确断定就是如此的根据……但是，当时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哈尔滨市内来历不明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蠢蠢欲动，间谍潜入了傅家甸企图侦察设于平房的731部队的秘密以及关东军的兵力部署和装备内容等，必须以发生某件事情为契机对大魔窟进行彻底搜查，并将它置于我们的全面控制之下。这是宪兵队司令部经常在研究的事情……发生伤寒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

　　731部队内有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叫做“密特”的集团，他们一到晚上就化装外出，潜入哈尔滨市内。这些人属器材部和第三部，都是经过选拔的擅长格斗和外语的人。

　　“密特”人员负有何种任务，在干什么？只有石井部队长等极少数领导人才知道。

　　“密特”人员利用黑夜乘上涂黑了的汽车，不知去向地离开部队，有时一个多月才归队。“出差去南京”、“出差去海拉尔”、“联系工作”……这就是“密特”人员销声匿迹的名义。

　　当时曾在特别班（负责管理“马鲁太”）工作过的人员说：“有时夜间把已作为传染实验体的‘马鲁太’悄悄地运往部队以外地区。”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人们怀疑1940年在中国东北各地发生的伤寒和鼠疫，很可能是731部队和关东军宪兵队总部以及特务机关三者进行的秘密“联合作战”。

　　那么，当时，在“满蒙开拓团”的部分地区内猖獗一时的“原因不明的羊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除731部队外，在关东军还有另一支叫做“军马防疫厂”（满洲100部队）的细菌部队。

　　1935年编成的满洲100部队的最高负责人是当时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兽医中将。在高桥兽医中将领导下由若松兽医少将任第100部队的部队长。

　　100部队是一支以731部队的研究实验人才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