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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饱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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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人员看来，石井部队长谈论时事和731部队使命时的那种姿态，活像一只脖子上拴着一根绳子吼叫的老猴子。
“老头子是只猫头鹰”——石井部队长是一种极端的“夜猫子”。白天，他在队长室里酣睡，傍晚醒来，到了夜晚，他的头脑清醒起来。
石井部队长的一句口头禅是：“如果你们对731部队的工作提出建议的话，无论多么小的建议，都可以来找我，半夜也没有什么关系。”部队人员背地里骂道：“他自己白天睡大觉，晚上起来，才能够说那样的话。”
石井部队长这种极端的“夜猫子习性”的“受害者”是731部队的干部们。深夜，他想出一个关于准备细菌战的想法，马上就把副官叫起来吩附说：“立即召集干部……现在就开紧急会议。”
半夜里，副官给东乡村宿舍打电话、敲打731部队干部住宅的大门。有的干部由于白天紧张的工作感到疲劳，以一副不高兴的表情来接待这位半夜来访的“部队长派出的使者”。据说，副官的身心也得不到休息。
“老头子有一种想当大将的迷”——石井部队长由于本身的经历，怀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意识。
石井四郎生于1892年6月25日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大里（今芝山町）。在当地的私塾“池田学校”上学时，一夜功夫就能够背诵教科书。他的脑子之好，使老师大为吃惊。后来他上了千叶初级中学。
石井四郎的老家是千代田村一带的地主，四郎是石井家的老四。
四郎从千叶初中毕业后，由石川县金泽市旧制四高，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大学毕业后，他作为干部后补生进入陆军。后来，作为军队委托培养的学生进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为什么四郎选择职业军人这条道路呢？这段情况尚未弄清。
从年轻时起，石井四郎就对日莲①和法华经的所谓的“王佛冥合”的理念产生共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对欧洲列强进行毒瓦斯战异常关心。他的晚辈做出的证词说，他还仰慕“铁血宰相”俾斯麦，或者说，他是一个对科学有兴趣的年轻的国粹主义者。
①日莲：即日莲宗，是日本佛教中的一个宗派。——译者
有这样一个插曲，由于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时成绩出类拔萃，当时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寄希望于石井四郎的未来，让他和自己的女儿结了婚。
离开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以后，石井四郎作为陆军干部沿着职业军人发迹的道路突飞猛进。1921年任二等军医（相当于中尉）；1924年升为一等军医（相当于上尉）；1927年他写了关于防疫学的学位论文，成了医学博士；1931年，只有39岁的石井四郎晋升为三等军医正（相当于少佐），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同时成了陆军兵工总厂的干部。石井四郎在兼任兵工总厂干部和军医学校教官的经历有着它的特殊性。
就在这个时候，在石井的脑海里开始产生了把细菌转用于武器的恶魔想法。
陆军中军医的最高军衔是中将，不能晋升大将。对于这一点，石井四郎十分不满。
许多人看到过石井酒醉以后，对自己的地位（军医中将）发泄不满的情景。有的记者也曾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老子是天才，参谋本部的那帮军官都是笨蛋！”
在731部队的队长室里，同一台当时还十分罕有的双镜头显微镜相并列，放置着永田铁山（陆军省军务局长）的胸像。
关于这座表示石井部队长仰慕的永田铁山胸像，在有关人员中间有一种传闻：这是由于永田是“对实行细菌战最表示理解的人”，也是“支持石井主张的人中最强有力的人物”的缘故。
然而，在石井四郎醉心于永田铁山的背后，却隐藏着迄今任何书籍或报道都未谈及过的人所不知的真相。
神乐坂的阔嫖客
1932年春，在东京牛込神乐坂的高级饭馆街，每天夜晚有一个挥金如土的嫖客。战前的神乐坂，仅艺妓院就有十几家，这里是从农村来卖身的姑娘们落身的烟花柳巷。
“最近，有一个挥金如土的年轻嫖客，几乎每晚都出现在神乐坂的高级饭馆里”，经营饭馆的人悄悄地向管辖这一地区的神乐板警察署报告。
接到报告后，神乐圾警察署的刑事警察暗中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位“嫖客”的来历有点怪。
第一，这位“客人”身材魁伟，身高一百八十多厘米多，似乎通晓武术，动作十分敏捷。精神集中的时候，形成独特的三白眼，几乎看不到黑眼珠了。他穿的服装是三件一套的漂亮西服，头发从中间分开。一到傍晚，他就乘车由市谷方向来到神乐坂，迈着大步走上坡来。
“有没有弄到年轻的姑娘啊……你们这家店的艺妓都是些老太婆！”在高级饭馆内宅客厅里，他以这样一种语调大声问道。
仅从这一点来看，是职业军人的可能性很大。神乐坂警察署把这位“嫖客”的情况报告了牛込宪兵队。因当时警察不得随便对现役军人进行调查。
宪兵奉命继续进行秘密调查，发现那种挥霍的豪游令人吃惊。
这位“嫖客”一听说那家妓院刚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就强迫饭馆的女主人说：“让那个雏妓到这里来，和我睡觉！”作为妓女初次接客的钱，他一下子就拿出100日元。当时的100日元，约相当于刚开始参加工作的年轻工薪人员三个月的薪金。
听说有一次，这个“嫖客”还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带上几个艺妓前往湘南海岸，以“实猃”为名，在旅馆里和几个艺妓一起睡觉。其费用之多，依靠职业军人的月薪是无法支出的。他的玩法和一般男人相比，也是相当异常的。
牛込宪兵队进行秘密调查的结果，查明这个“嫖客”就是当时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三等军医正石井四郎。
石井军医正从哪里搞到如此巨额的娱乐费呢？又查出还存在一个叫“帝国医疗株式会社”的医疗器械制造商。
“帝国医疗株式会社”是一家根据陆军的订货，专门承包生产“石井式滤水器”的公司。所谓“石井式滤水器”就是后来让陆军防疫给水部和石井四郎的名字轰动前线的细菌过滤器：让污水或江河的水通过一个利用桂藻土烧成的素陶器制成的过滤室，通过素烧的细微粒子，排除细菌，可以保证饮水的安全。
根据这一原理制成的“石井式滤水器”，经过后来多次改进，1939年发生诺门坎事件以后，生产了许多种类，大的像卡车搭载的水槽那么大，小的像携带用水枪那么大。
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可以说明它的性能是优越的。石井四郎亲自利用滤水器过滤小便，制作出透明的水，拿到陆军参谋本部喝给他们看。
由于日中战争的扩大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官兵“转战”于中国大陆和南方（指东南亚等地区——译者注）。对他们来说，“石井式滤水器”成了防疫上的“新武器”。
当牛込宪兵队对石井四郎挥霍的豪游秘密进行调查的时候，只有陆军上层的部分人知道石井四郎这个名字。
宪兵队查知：“帝国医疗株式会社”一手承包生产“石井式滤水器”，作为一个陆军御用企业而迅速发展起来。在它的背后，存在着石井四郎涉嫌接受巨额贿赂。据说，不久，牛込宪兵队掌握了石井四郎曾经受贿五万日元的事实，逮捕了“帝国医疗株式会社”有关人员和石井四郎。
牛込宪兵队把石井四郎军医正拘留了10天，进行了严厉的审问。正当石井四郎被起诉，一般认为不可避免地即将做出有罪判决的时候——到了第十一天时，陆军的上级机关突然下达了一道秘密命令：“释放石井四郎三等军医正！”
石井四郎斜楞着眼睛看了一下顿足捶胸后悔莫及的牛込宪兵队，满面喜悦地走出了陆军监狱。他了解到在突然释放的背后，是他的上司——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当时是大佐）做了工作。
从此以后，对石井四郎来说，永田铁山就成了他终生难忘的“救命恩人”。永田确实是拯救石井四郎军人生命的恩人。“这个即将有所作为的人，被当做罪人用绳子捆绑起来，太可惜了”，于是，永田铁山在陆军上级机关里上下奔走。这是石井四郎至死也难以忘怀的。
在队长室里放置永田胸像的背后，隐藏着有关滤水器的大贪污事件。
着眼于鼠疫菌
石井四郎有着把细菌转用于武器的这种恶魔的想法，并产生了在日本完成细菌战战术的野心。其契机是1930年春天赴欧洲的视察旅行。
虽说这次是视察，其实后来据石井四郎自己讲，是一次同驻各国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保持着联系的秘密侦察，也就是说，是一次军事间谍旅行。
派石井四郎到欧洲去的是当时陆军省的一个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那时，石井四郎是一等军医，作为“石井式滤水器”的发明者，他的名字在陆军领导人中开始有所知晓（当时还在研制中，实际上两年后才研制出成品来）。
1931年秋，石井四郎结束对欧洲各国的“间谍旅行”回到日本。在他回国前的9月，在关东军的策划下，发生了柳条湖事件。
石井四郎一边旁观着日中战争扩大，一边为了报告在欧洲一年半的视察成果，前往陆军省访问了永田课长。据说，当时，石井报告说，欧洲列强尤其是纳粹德国都在进行把细菌转用为武器的尝试，主张“日本如果不立即开始进行基础研究，那就赶不上马车了”。
石井四郎回国后不久，便开始在陆军第一医院工作，并晋升为三等军医正，兼任陆军兵工总厂的工作，又是陆军军医学校的教官。
据认为，石井四郎从这时起开始着手进行细菌的毒性研究，不，并非单纯的细茵毒性研究。石井四郎成了设置于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的陆军防疫研究室（有关人员的证词说，在1933年时叫别的名称，这一点尚未弄清）的负责人。虽说使用助手进行小规模的研究，但是却开始了相当有组织、有系统地培养细菌和感染实验工作。
《陆军军医学校50年史》（1936年11月7日发行）在谈到石井四郎和新设的“防疫研究室”之间的关系时，有如下一段记述：
其三设立防疫研究室
设立宗旨：防疫研究室作为有关防疫作战业务的研究机关新设于陆军军医学校内。关于新设这一机构，1928年陆军一等军医石井四郎作为国外研究员访欧期间察知各国形势，深感我国缺乏相应设施，乃国防上一大缺陷。1930年结束对欧美的视察回国后，他指出国防上这一大缺陷，并向上级呈报说建立这种设施乃当务之急。尔后，作为陆军军医学校教官，他利用指导学生之余暇，彻夜不断进行实验和研究。1932年，在小泉教官的大力支援下，获上级批准，在军医学校内新设了以该军医正为首的研究室。
开设防疫研究室1932年8月，石井军医正等五名军医新配属给陆军军医学校，开设了防疫研究室。当时，把防疫部的地下教室加以改造。为了进行基础研究，他们夜以继日地进行作业。
随着防疫研究室作业的进展，感到设于防疫部地下室研究过分狭窄，石井军医正向上级呈报意见的结果，在近卫军医部部长小泉的支援下，从靠近军医学校的近卫骑兵团占用的土地中让给他们5000余坪（每坪3。3平方米——译者注），着手新建防疫研究室。1933年4月，以约20万日元的施工费开始施工，同年10月竣工。
新研究室是一幢两层的钢筋水泥建筑，占地约79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795平方米，附属建筑物有39。7平方米的木造动物房，863平方米的办公室、变电站、机械室和仓库等。
设立满洲防疫机构随着基础防疫研究的进展，为了进行防疫实地应用研究，石井军医正排除万难，挺身奔赴满洲，为建立防疫机构而尽力，并取得各项研究的实际成绩。驻满洲各部队同内地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为了在防疫方面满足皇军作战上的要求，于1936年新设了防疫机构。
该机构同内地防疫研究室遥相呼应，不仅成为皇军防疫的中枢，而且在防疫方面为完成驻地作战上的重要使命而向前迈进。
“在军医学校任教官时代，石井就使用助手进行过活体实验，几个当过石井的助手从事细菌研究的人都因为细茵感染而死亡……在许多急性传染病中，石井最关心的是鼠疫。这些助手们死亡是由于何种细菌感染而造成的，至今尚未弄清，估计可能是鼠疫”，原陆军防疫研究所的有关人员这样说道。
石井四郎很早就注意到鼠疫菌是进行细菌战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是有原因的。
那是因为“石井四郎在前往欧洲列强国家旅行的过程中发现，包括德国在内，各国像事先约定过似的，都把鼠疫菌排除在细菌战用的‘武器’之外”。
欧洲各国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把鼠疫菌排除在“武器”之外呢？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笼罩欧洲大陆的悲惨历史经验。
14世纪中期，鼠疫在欧洲大陆蔓延，而且来势凶猛。当时拥有一亿人口的欧洲大陆，约有四分之一的生命被鼠疫夺走。由此可以看出它是多么凶猛了。
当时的鼠疫袭击的地区，南至西班牙、希腊、意大利、整个巴尔干半岛、英国、法国、德国，北至荷兰、丹麦、挪威、瑞典，东至俄国的部分地区，大约有2500万人丧命。
据说，从那时起，欧洲各国国民把当时令人不寒而栗的鼠疫猖獗情况视为“上帝发怒”——称之为天刑，并把当时的悲惨情况世世代代地传了下来。
在欧洲各国统治阶层的内心里，14世纪中期鼠疫大流行的恐怖心理作为后遗症留下来。出自鼠疫等于上帝的惩罚这种思想，他们把鼠疫菌排除在细菌战“武器”之外。
石井四郎在访问欧洲各国的过程中，听到过许多关于鼠疫的恐怖传说。他似乎把各国都不研究的鼠疫菌，反而看做是“日本应独自研究的最好的细菌”。
永田铁山自始至终支持石井四郎提出的“要进行日本独自的细菌战研究”这一主张。永田从滤水器的贪污行为被揭发的事件中，把石井救了出来，这在前一章中已写过。
永田铁山于1935年8月12日在陆军省军务局长室里被相泽中佐刺杀身亡。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皇道派对陆军统制派总帅永田的“天刑”。关于这一事件的详情，请允许在这里割爱。
后来，石井四郎为了怀念永田铁山的“遗德”，从京都请了一位著名雕刻家来到哈尔滨，雕制了永田的胸像。
腐蚀的培土
研究一下731部队的历史沿革，就会发现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令人难以理解的人事调动。
1942年7月，石井四郎被调离731部队部队长的职务，由北野政次接任他的工作。
石井被解除部队长职务之后，进入南京，指挥了日中战争史上臭名昭著的“浙赣作战”——大规模的细菌战。
但是，当时突然解除部队长职务的原因，并非为了进行细菌战的战地指挥。解除职务的原因是发现包括挪用预算在内，他有一笔巨额的经费用途不明。通俗地说来，就是石井四郎和哈尔滨宪兵队总部参与的贪污和侵占公款的败露。
察觉犯罪的直接契机是发现他在修建731部队设施——63号楼大礼堂问题上有违法行为。
据有关人员做出的证词，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的修建63号楼大礼堂的计划和实地建成的礼堂有很大的差别。陆军参谋本部注意到那里建有一座没有列入修建计划的豪华舞台和舞台设备。这成为发觉犯罪行为的开端。但详情不明。
731部队作为关东军的一支秘密部队，领有巨额的秘密预算。例如：1940年，731部队领到的预算总额达1000万日元，其中，研究事业费500万日元，人事费500万日元。（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公审记录）
当时，军队中最高级的将官（大、中将）的年薪为8000日元至10000日元，由内阁总理大臣的通知来决定“行情”。委任官的年薪，包括战时津贴在内，平均为2500日元。雇员为1000日元，佣人为400日元左右。
1940年731部队实有人数为2000人。假如佐级军官、高级官为50人；尉官、委任官为600人；剩下的雇员为700人；佣人为700人。计算一下全年的人事费，大致如下：
高级文职人员（高等官）50万日元
中级文职人员（委任官）150万日元
下级文职人员（雇员）70万日元
下级文职人员（佣人）28万日元
共计：298万日元
主管财务的人提供的证词说，在1940年前后，包括危险津贴在内，“部队人员的人事费总额每年不超过400万日元”。
虽说是单纯的估算，每年仅人事费一项就能多余100万日元。
研究事业费500万日元的内容则更是离奇。1940年731部队的主要设施，除部分宿舍外，几乎巳全部建成。实验器材、印刷机械、药品和医疗器材也有大量库存。根据原部队中一些老人员做出的证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这样，每年还有100万日元以上的剩余金额。
此外，在731部队还有临时支出50万日元至100万日元的巨额“临时机密费”。发生违法腐败行为的根源就在这笔庞大的秘密预算上。
石井四郎被解除731部队长职务的理由有三：
第一，石井四郎本人有把巨额公款挪用于娱乐费的嫌疑。白天睡大觉的石井四郎，一到傍晚，就和副官一起溜出平房，跑到新京（长春），远至奉天（沈阳）沉迷于游荡，常常几天几夜也不回部队。
关东军司令有急事联系时，副官们全体出动，分头到新京的大街小巷逐个饭馆寻找“石井部队长”。这种笑话是很有名的。
奉天市浪花町的日本式高级饭馆“粹山”是石井四郎喜欢去的一家店。石井来到奉天，必定要到这家店去，他从傍晚五六点钟起，就让年轻的艺妓伺候着，游兴很高。
第二，怀疑经常来往的军火商人对石井四郎行了贿。731部队的主要设施是由日本特殊工业公司等十几家公司承包，负责施工和供应器材。用途不明的巨额经费大部分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这些“军火商人”供应滥竽充数的物品，而作为相应的报酬，由这些“军火商人”负担石井在哈尔滨、新京、奉天、大连等地同情妇玩乐的费用。
第三，怀疑他同负责押送“马鲁太”的哈尔滨宪兵队及特务机关之间有违法的经济往来。因为“马鲁太”对731部队来说是宝责的实验材料，但又是宪兵和特务机关人员最好的摇钱树。每一个“马鲁太”究竟从731部队支付多少“内部手续费”，不了解准确的情况。
但是，同731部队有关的宪兵和特务机关人员挥金如土的游乐是当时人皆共知的秘密。
以怀疑63号楼大礼堂建设费开支为开端发现了财务上的违法行为，后来发展到由陆军参谋本部进行特别侦察，先后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相继查出了他的犯罪，牵连的人也不少，最后宣布：“给予石井四郎严重警告处分，解除部队长职务。”这就是真相的大致轮廓。
口头上高唱爱国主义的忧国之士，背地里却好色游荡、违法腐化者为数不少。731部队正是这种违法行为最好的培养基。本来军队上层集团中的腐化行为并非仅731部队存在。对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出身的将官来说，别国是应该侵略的对象，军队是自己谋求发迹的手段，在爱国和保卫祖国的正面招牌的背后，他们把军队一直当做一个工具来利用。
另外，犬山市M·H先生就石井四郎问题寄来如下的一封信：
我没有特意把石井四郎说成是一个反派角色的意识。为了恢复石井“私人部队”似的731部队的真实面目，不得不谈他的个性和他的影响。也并不是要揭露石井四郎个人的隐私，而是追究当时作为‘公务人员’的军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石井的贪污和游荡同731部队的战争犯罪是互为表里的。但是，部分读者却得了下述来信中所记述的印象。这是不能否认的。我还感到笔者对石井四郎军医中将有一种极端的异常看法。
笔者最后断言说“真正可怕的是，犯下如此残酷行径的人们和我们一样，并非另一种人这一事实”。这一点在《恶魔的绝食（续集）》中再三强调过。尽管如此，仍有蔑视石井四郎军医中将之嫌。
在故事中是有反派角色的，故事中的反派角色是一直坏到底的。但是，我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却没有那种坏到底的人。
在其他部队人员匿名的情况下，对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强调，特别显眼。
笔者在书中把战争定义为“集体发狂”我也同意。如果是集体发狂的话，那么，存在一名慢性狂人，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我不觉得，在这本书中石井四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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