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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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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亩峄厥コ牵冶匦朐谥卸匦氯妨⒒浇痰牡匚弧２还�1189年至1192年的远征行动仍是一场惨败。腓特烈在跨越小亚细亚时落入河中溺水身亡，那儿离原定的主战场只有几英里之遥。军队指挥层还在战略目标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导致整个军队几乎停滞不前。这主要是由于“狮心王”理查力主将攻击目标从耶路撒冷转移至财富更为丰厚的埃及。最终这一行动既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也没给耶路撒冷带来更多的压力。事实上，在将领们返回家园的路上，他们又出人意料地将注意力放在了黎凡特的贸易中心阿卡——一个从圣经或宗教上讲都不具任何价值的地方。
不到十年，欧洲再次试图进攻圣地。这次威尼斯人将成为主力，负责将大批士兵船运到东方。起初威尼斯总督并不愿意协助，直至参战方承诺运输大批士兵的绝大部分造船费用将由各方分摊后才同意。威尼斯还要求参与制订战役主攻方向的决策，确保有权将战船驶向埃及港口，而不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任何地方。据某个参与决策的高层军官记载，这一决定“是高级机密；对外界，我们只说是海外航行”。
这样的远征计划还与天堂的景象相吻合，即参与者将不仅得到精神上的拯救，还能获取物质上的奖励。埃及拥有着神话一般的财富。埃及人“沉浸在奢侈的生活之中”，该时期的一位作家感叹道，他们因“海岸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关税”而富得流油，这种关税为埃及赢得了“每年大量的收入”。
威尼斯人非常明白东方通道上的危机和动乱对他们的意义。看到萨拉丁获胜后赢得的财富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动荡后，威尼斯人急不可待地想前往亚历山大港等尼罗河港口做生意。这些港口原先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13世纪之前，威尼斯和埃及的贸易仅占其总贸易额的10％。威尼斯曾一度落后于它的意大利对手比萨和热那亚，当时后两者靠的就是在与红海地区（而与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等陆路地区）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总量上所占具的优势。摆在威尼斯人面前的是长远利益，远胜于组建一支渡海舰队所冒的风险。
不过，组建一支舰队将意味着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威尼斯人必须停下手头上的其他一切工作。结果，热情参与行动的人数远不如预期，这让威尼斯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突发危机，十字军只能草草做出应对决策。1202年，舰队抵达大马士革海岸的扎拉港——威尼斯和匈牙利一直在激烈争夺的中心城市。进攻方的优势已十分明显，不明真相的市民在城墙上升起了画有十字架的旗帜，他们猜想这场战斗一定是出于误会，不相信一支基督教军队会对一座基督教城市不宣而战，而且还违反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的紧急命令。但最终城市还是被攻破了，威尼斯人从骑士们身上索取着不该讨回的旧账。
就当十字军在纠结这样做是否正确，并争论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时，一个黄金般的机遇自动送上了门。拜占庭的一个皇位觊觎者说，如果十字军帮助他在君士坦丁堡夺取皇帝的宝座，他将拿出重金作为回报。原本朝着埃及进发但始终以为自己是在向耶路撒冷进军的东征部队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拜占庭的都城下，而且还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城内各势力之间的谈判迟迟没有结果，十字军内部也在讨论究竟该如何夺取城市，特别是讨论如何瓜分这座城市和帝国的其他地区。
威尼斯早已学会如何保护它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的利益，如今又因直接控制扎拉而变得更加强势。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一遇的机会，只要成功，他们不仅能获取大量财富，还能确保今后前往东方的路上畅通无阻。1204年3月末，十字军开始包围“新罗马城”，并于4月的第二个星期发动全面进攻。本该用来进攻穆斯林城市的长梯、重锤和石弩，现在却被用作攻击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城市；原本计划用以封锁埃及和黎凡特港口的舰船，如今却被用作封锁拥有圣索非亚大教堂的金角湾（Golden Horn）。大战前夕，主教们让士兵放心，说“战争是正义的，他们攻打（拜占庭）并没有错”。说到有关教义的争论以及其他实质性问题的时候，教士们更认为君士坦丁堡的居民也该打，因为这些人叫嚣“罗马的法律一钱不值，狗才相信”。他们告诉十字军将士，拜占庭人比犹太人更坏，“他们是上帝的敌人”。
城墙很快被攻破，西方人搜刮了一切，城内一片狼藉。在愤怒的反抗和恶毒的叫骂声中，十字军无情地掠夺、亵渎这座城市的所有教堂：他们洗劫了圣索非亚大教堂，偷走了装有圣者遗物的宝石容器，挥舞着曾刺伤耶稣的长枪恣意取笑；圣餐上所用的银器和贵金属物品都被劫走；马匹和骡子被牵入教堂驮运赃物，一些战利品滑落到大理石地板上，与“血泊和污水”融在一起。更为过分的是，一个风骚的妓女坐在主教的座位上，哼唱着淫荡的曲调。据一位拜占庭目击者说，十字军简直成了反基督教的先驱。
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上面的描述绝非夸张。某个西方修道士甚至闯入12世纪皇家修建的潘托克拉托教堂（Pantokrator，意为“全能基督”）。“把你们这儿最珍贵的遗物拿出来，”他命令一个教士，“否则马上杀了你！”他发现一个装满教堂珍宝的箱子，恨不得“双手去抓”。后来别人问他战事期间人在哪里、是否也抢过东西，他笑着点点头，只说：“我们的收获还不错。”
所以当看到一个拜占庭人离开城市时曾泪流满面地趴在地上责骂城墙的时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城墙竟然无动于衷，没有眼泪，也没有被夷为平地；它们依旧巍然挺立”。然而或许应该是城墙在嘲笑他：你们怎么没能保护这城市？这城市的灵魂就这样在1204年惨遭蹂躏。
君士坦丁堡的物质财富被西欧各教堂、修道院和私人收藏者瓜分。曾经矗立在赛马场（Hippodrome）上的骏马雕像被装载上船，运回了威尼斯，改放在圣马可大教堂的门口。无数的宗教遗物和珍贵物品同样被运回威尼斯，至今仍保存完好，供游客观赏——作为基督教的精美艺术品，而不是战争中掠夺的赃物。
这还没完。年老失明的总督恩里科？丹多罗（Enrico Dandolo）之前亲自从威尼斯前往君士坦丁堡参与攻城行动，结果在第二年去世。人们认为他应该被葬在圣索非亚大教堂，于是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葬在大教堂的人。这是欧洲崛起最强有力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都向往东方并渴望在那里成名立业、实现野心——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基督教王国的陷落表明，没有什么能阻止欧洲人追求自己的欲望，没什么能阻止他们直取世界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尽管他们看上去像人，但行为却像野兽——某著名希腊传教士悲伤地写道。他还说，拜占庭人遭受着残酷虐待，处女被强奸，百姓被杀害。城市本身也被洗劫一空，某当代学者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的几年称为“迷失的一代”，因为当时的拜占庭皇家机构不得不前往小亚细亚的尼西亚重组。
与此同时，西方人却正在考虑着如何瓜分帝国。在仔细翻阅了君士坦丁堡的税收账簿后，大家签订了一份名为《罗马帝国土地分割条例》（Partitio terrarum imperii Romaniae）的文件，规定了谁应该得到什么。这并非一个临时制订的方案，而是一种蓄谋已久的瓜分计划。从一开始，像博希蒙德这样的人就已经说过，号称保卫基督教王国、以主的名义拯救十字架下所有信众的十字军，可能会被目的不纯的人所利用。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充分显示了欧洲人真正的欲望所在：与东方建立联系并逐步占据那里。
随着拜占庭帝国的陷落，以意大利比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城邦为首的欧洲人迅速夺取了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或经济价值的地区、城镇和岛屿。克里特岛和科孚岛海域的舰队频频发生冲突，双方都意在控制最佳的贸易据点和贸易路线。陆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在争夺土地肥沃、有着“君士坦丁堡的面包篮子”之誉的色雷斯时，同样也打得不可开交。
十字军又迅速将注意力转向了埃及。1218年，埃及再次成为另一场大规模远征的主要目标，行动计划穿越尼罗河三角洲，最后进入耶路撒冷。随军出征的阿西昔的弗朗西斯（Francis of Assisi）希望能劝说埃及苏丹卡米尔（al…Kāmil）放弃伊斯兰教而成为基督徒。尽管弗朗西斯获得了当面与苏丹交谈的机会，但伶牙俐齿的他最终还是没能成功。十字军在1219年夺取达米埃塔（Damietta）之后继续向开罗进发，结果他们的退路被未改教的苏丹卡米尔截断，远征行动只好以一场羞辱的惨败告终。
当大败之后的十字军首领们正在为如何接受停战条款以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争论不休时，他们收到了一个宛如奇迹的消息：一支大部队正从亚洲内陆向这里进发，帮助西方骑士攻打埃及。他们势如破竹，前来为十字军解围。
援军的身份很快就非常清楚了：他们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的部队。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一个疆域辽阔、繁华富庶的王国的统治者，他的臣民包括亚马逊人、婆罗门人、以色列遗失的支派以及其他一些神话和半神话中提到的族群。祭司王约翰所统治的不仅是一个基督教王国，而且是一个世界上最接近天堂的王国。滥觞于12世纪的一些文字作品对约翰王国的辉煌和荣耀都毫不怀疑：“我，祭司王约翰，是王者之王。我的财富、品德和权力超越世上所有的国王……在我们这儿，牛奶和蜂蜜满地流淌，毒物不会造成伤害，青蛙不会乱声聒噪，草地上没有蝎子和毒蛇爬行。”王国满是翡翠、钻石、紫晶等各种宝石，还有包治百病的胡椒和仙丹。因此，有关祭司王约翰抵达的传言足以影响十字军在埃及的决策：他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稳操胜券。
这将是欧洲人在亚洲学到的第一堂课。十字军完全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他们的认知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即12世纪40年代塞尔柱苏丹桑贾尔（A？mad Sanjar）在中亚被打败的相关传说。这一事件使人们产生了过于乐观的幻想。当大军挺近的消息传遍高加索地区之时，所有谣传都迅速变成了事实：据说“巫师”（magi）们带着十字架以及可瞬间变成教堂的行军帐篷向西挺进。基督教王国的解放似乎已指日可待。一位著名教士将这个消息进一步演绎，他在达米埃塔布道时宣称：“两印度的国王大卫正在火速赶来解救众基督徒。他带着勇猛的将士，像野兽一样吞噬那些该遭天谴的阿拉伯人。”
没过多久人们就知道这一切都是胡说。从东方传来的铁蹄声既不是祭司王约翰的部队，也不是他的儿子“大卫王”或前来解救同教兄弟的基督教大军，而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隆隆雷声。十字军所面临的，也是欧洲所面临的，并不是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反而似乎是一条地狱之路。驰骋在这条路上的，是蒙古人。
第九章
地狱之路
人们在埃及感受到的震荡来自世界的另一端。11世纪末，蒙古人是中国北部诸多草原部族中的一支，有人将他们描述为“活得像动物，既不信宗教，也没有法律，只知道四处游牧，与那些吃草的野生动物没什么区别”。另外一位作者则说：“他们把抢劫、暴力、卑鄙和无耻视作是刚毅和出色。”他们的长相同样令人厌恶，与4世纪的匈奴人一样，身上穿的都是“狗皮和鼠皮”。这是当时外界人对草原游牧部落最常见的描述。
蒙古人的生活看似混乱、野蛮、漂泊不定，但他们的崛起绝不是混乱无序的结果。果断的决策制订、简洁的组织结构和清晰的战略目标是他们成为历史上最大的陆上帝国的关键。蒙古人成功的背后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领袖人物：铁木真。他的另一些称号更为世人所熟知：“世界统治者”或“凶猛忍统治者”，“成吉思”或“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出身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的家庭，他的命运在他诞生时就已经注定：“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的一块血”，据说是寓意将掌握天降的生杀大权。尽管他在后来的中世纪时代让人闻风丧胆，但他早期奠定自己地位和权力的过程却是非常缓慢的，他必须和其他部落的首领达成协议，并谨慎地挑选战略同盟。他在选择对手方面也特别讲究，他总是能在最佳时机将对手干掉。他用最忠实的随从作为贴身保镖和战士，组成最牢不可破的核心集团，并给予他们最大的信任。这是一个精英人才体制，本领和忠心远比部落背景及他们和首领的亲缘程度重要。作为对忠诚效力的回报，首领会在货物、战利品和职位上给予奖赏——这些做法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因为成吉思汗的军事天赋足以让他慷慨解囊来保证部下的忠诚。
这些巨额奖赏是以一系列成功的征服行动为基础的。他靠着武力或恐吓连续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部落，直到他在1206年成为蒙古草原上无可争议的真正霸主。随后，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族群，如吉尔吉斯人（Kyrgyz）、斡亦剌惕人（Oirat）和居住在中国西部及中亚地区的回鹘人，这些人都曾发誓效忠蒙古帝国。1211年回鹘人的归顺极为关键，在回鹘首领巴而述（Barchuq）宣布愿意成为成吉思汗的第五个儿子后，蒙古首领立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巴而述。这一方面说明了回鹘人在塔里木盆地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也说明了回鹘人的语言和文字，对蒙古人来说显得越来越重要。蒙古人将有文化的回鹘人收编为文书和官员，其中就包括塔塔统阿（Tatar…Tonga），他后来担任了成吉思汗儿子们的老师。
然后蒙古人将注意力转向了更大的目标。从1211年开始，他们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最后挺进到中国金朝的国土，夺取了中都，迫使金国皇帝出逃，并几次向南方迁都，使入侵者可以毫无顾忌地掠夺。蒙古人朝其他方向扩张的时机也恰到好处。穆斯林政权在12世纪始终萎靡不振、难以统一，各个大小不一、强弱不均的地方势力都渴望挑战巴格达政权的至上地位。危机到来之时，花剌子模的统治者正忙于应对国内的对手，同时还用一只眼睛觊觎着东方的中国。很显然，只要蒙古人打败了花剌子模——他们后来也确实做到了，花剌子模的统治者被逐入里海的一个岛上，不久便去世——就意味着通往中亚的大门会统统敞开，道路上将没有任何障碍。
大量的文献资料生动地描绘了1219年蒙古人进攻花剌子模时的凄惨场景。入侵者“来了，打了仗，放了火，杀了人，抢了东西，然后离开了”，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我宁愿没生在这世上，那样就不必亲历如此残酷的场景了，另一位作者说。穆斯林只求消灭他们的基督教敌人，但蒙古人不一样，他们“谁都不放过，他们杀女人、杀男人、杀孩子，甚至将孕妇开膛破肚，杀死还未出生的胚胎”。
蒙古人是在有意制造这些恐怖景象，因为事实上，成吉思汗使用暴力也是有选择性的，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洗劫一座城市的目的是想让其他城市和平投降、快速投降，并用这些恐怖的屠杀昭示其他统治者，最好的做法是谈判而不是抵抗。
你沙不儿（Nīshāpūr）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里成了重灾区，所有的生物——从女人、孩子和老人，到牲畜，到家禽——都遭到了屠杀。因为上边下达了命令，连小狗小猫都不要放过。所有的尸体被堆成小山，警告着世人，如果和蒙古人作对将会是什么下场。这足以让其他城镇放下武器、进行谈判，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有关残忍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那些还在为如何抉择犹豫不决的地区。一则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有一位地方高官被命令面见一位新来的蒙古统治者，在这之前他的眼睛和耳朵里都被灌入了熔金。据说这是一种正常的惩处，所有“行为不轨，粗暴残忍”的人都应受到这样的刑罚。这也是对其他打算阻挡蒙古前进步伐的人的一种警告。顺从屈服将得到奖赏，顽固抵抗将受到严惩。
成吉思汗有着高超的用兵能力，同时也具备过人的智慧谋略。长时间地围攻某个据点是很费力费财的事情，在草原上长期屯集的大部队将很快耗尽周围地区的资源。因此，能够帮助部队快速取胜的军事技术师就成了香饽饽。比如在1221年的你沙不儿战役中，蒙古人共使用了3000张巨弩、3000架投石机以及700台燃物发射器。后来，蒙古人又对西欧人发明使用的一些军事技术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抄袭了他们的石弩和十字军攻城器械的设计，并在13世纪用它们来攻击东亚的敌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使蒙古统治者们得以接触到大量的信息和思想，并将之复制、运用到千里之外的战场上。
考虑到蒙古人的坏名声，有人对13世纪初蒙古人在中国、中亚等地取得奇迹般的胜利颇感好奇，并给出了一种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其实并未被一直视作压迫者。花剌子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地人曾接到花剌子模政府的命令，需要预先支付一年的税金，用以建设撒马尔罕周围的新据点、组建骑兵射手来防范蒙古军队。将如此沉重的负担压在百姓头上显然不得人心。相反，蒙古人却将大笔资金用作被征服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位中国道士在撒马尔罕被征服后不久访问该城，他惊奇地看到这里竟有那么多来自中国的工匠，有那么多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在帮助照看荒置的田地和果园。
历史似乎在重演：资金投向城镇，以利于重建和再生，艺术、手工艺和生产力也重获新生。从这些角度看，蒙古人所有的野蛮形象都不见了。这说明后来写成的历史过分强调了蒙古人带来的毁灭和灾难。这种偏见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课，如果一个统治者想要流芳百世，那么他就必须善待那些热衷于记录当时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们——蒙古人显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也不要误解，蒙古人的武力的确让对手毛骨悚然。蒙古铁骑一边席卷西进一边追击那些准备抵抗或出逃的人，他们的威力让敌人闻风丧胆。1221年，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统帅部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横扫阿富汗和波斯，可谓所向披靡。你沙不儿、赫拉特和巴尔克被攻破；梅尔夫被夷为平地，所有百姓均遭屠杀，据一位波斯历史学家说，只留下400名工匠被带回到东方的蒙古宫廷服役。土地被死者的鲜血染成了红色，据少数幸存者统计，遇难人数超过了130万。其他地区有关死亡人数的报道同样令人窒息，有些当代学者更认为这无疑是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大屠杀的比例超过了人口总数的90％。
我们很难精确统计战争中人员死亡的规模，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甚至可能是全部）在进攻中被摧毁的城市都很快得到重建，这说明那些后世的波斯历史学家或许过度夸张了蒙古人进攻的负面影响。然而尽管如此，来自东方的暴力之风都毫无疑问地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蒙古人并未停下脚步。他们很快攻破了中亚的重要城市，征服了高加索山脉地区，随后出现在了俄罗斯南部。他们还追讨部落劲敌奇普恰克人（Q？p插q）或库曼人（Cuman），这些部落不愿降服，必须给予教训。成吉思汗大约在1227年去世，但他的继承者毫不逊色，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13世纪30年代末，窝阔台在父亲死后成为大可汗，即最高首领，他率军在中亚取得了非凡的胜利。此后不久，蒙古人发起了历史上最大的攻势之一，在速度上和规模上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已经跨越草原挺进到俄罗斯疆土的蒙古大军“数不胜数，如同蝗虫一样”，一个诺夫哥罗德的僧侣如是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去往何处。只有上帝知道，因为是他们上帝派来惩罚我们罪恶的。”教科书上的说法是，蒙古人杀来的时候，要求各个国家进贡，并威胁若不服从将被全部消灭。一座座城池遭到攻陷，梁赞（Ryazan）、特维尔（Tver），最后是基辅，统统被收入囊中。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他的家人，连同城里的主教和权贵一同躲到圣母大教堂避难。蒙古人放火烧了教堂，里面的人都被活活烧死。某位继任主教写道，教堂被毁，“圣器惨遭玷污，圣物被肆意践踏，神职人员死于剑下”。此情此景如同凶狠的野兽在吞噬强者的肌肉、渴饮贵族的鲜血。这不是来自东方祭司王约翰的拯救，而是蒙古人带来的世界末日。
蒙古人带来的恐惧反映在后来人们给他们起的一个名字上：鞑靼人（Tatar），暗指“塔耳塔洛斯”（Tartarus），古神话中地狱的代名词。据说他们前进的足迹远抵苏格兰，导致不列颠东海岸港口的鲱鱼都卖不出去了，因为原先从波罗的海来的商人们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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