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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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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在国际上的成功显然归功于当下的时事热点。我们生活在变革不断的21世纪，一个充满了动荡和挑战的时代。中东局势混乱，不仅敌对势力要全力控制资源和疆土，而且要应对伊斯兰各派合法化的竞争。伊斯兰国（ISIS）与塔利班的暴行，不仅给众多无辜的民众和儿童带来灾难，同时还殃及到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
然后还有俄罗斯，一个急需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国家。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后，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敌视和指责。但就在西方国家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俄罗斯时，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包括俄罗斯那些从欧洲边缘地带延伸至太平洋沿岸的邻国，似乎都对俄罗斯的举动持肯定态度，即便其中某些国家在近几十年甚至近几百年来与莫斯科的关系并不融洽。俄罗斯的未来变化不定，是恢复秩序、重振经济，还是继续将资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极力应对局势的变化，极力寻求如何更好地分配有限的资源。美国入侵伊拉克及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招致巨大争议，人们甚至因此分为两派：一派坚信美国可选择不涉外事、独善其身；一派坚信美国有责任维护其他地区的和平与民主。当然还有亚洲，过去美国一直忽略了这一地区，但如今，亚洲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家、策略专家和外交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南海问题——冲突对抗的逐渐升级实在令人担忧。
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这样就有更多新的读者能够阅读、了解到有关世界整合发展的全新故事。我希望读者不仅能清醒地认识过去，而且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
过去三十年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经济飞速增长。繁荣发展带来了健康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当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城市的快速扩张和高速发展给环境和服务带来严重压力。空气污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目前的日常生活，还会对下一代的健康造成更深远的伤害。发展同样给水资源带来了压力，在一个极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由此将整个国家编织在一起的时代，想要制订成熟周全的规划几乎不大现实。历史证明，快速增长的后果并不容易掌控。尽管人们知道压力和负担均属正常并在预料之中，但要真正做到可持续性发展并非易事。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身发展的调整期，一个学习应对“新常态”的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又不能像过去那样快速。这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学会如何处理与东亚、中亚和东南亚远邦近邻之间紧张关系的时期，并且还要学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最恰当的角色。中国正在放开眼光，以求更好地适应世界转型变化的节奏。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写作时便已将中国读者考虑在内。书中展示了今日中国的巨变如何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影子，各国权力的兴衰起落、世界各地的黎明与黄昏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规律，一个国家的资产泡沫和突发经济衰退如何能够给几千英里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带来影响。它论证了历史上诸如西安、洛阳、北京、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法罕、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等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宽容政策如何带动艺术、科技及学术的发展。它阐释了资源竞争和影响力竞争如何会导致军事冲突，其影响不仅限于当事地区，而且会波及整个世界。它还指出，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
读者还将看到，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多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曾尽力收集各国的信息，并派遣出各种特使和代表，探索哪里是世界上最佳的市场，探索如何抵达沙漠、山脉另一端的国度和城镇。无论探索后写就的报告成书于哪个年代，它们都是试图给罗马和巴格达、洛阳和北京、吉特拉和高知、福斯塔特和非斯、基辅和莫斯科、伦敦和塞维尔的统治者们提供信息和智慧，都带回了其他民族生活和劳作的相关景象，汇报了贸易交流的情况，告知人们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可能收获的利益。
两千多年以前，人们今日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就已经存在，它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了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货物流通成为可能，同样还有穿越亚洲之脊的、连接城镇和绿洲的陆上通道。
所以当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的创想之时，他是在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那段很久之前就已经熟悉的繁荣回忆。他的有关促进贸易发展、投资海陆通道并与各国建立合作交流关系的想法，都是基于一种常识——即今日纵横交错于亚洲，将中国与欧洲、里海、高加索山脉、波斯湾和东南亚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的新交通干线，追随的正是当年那些带着货物和信仰四处奔波的旅行者和圣贤者的足迹。
当然，区别在于速度——我们的旅行速度、大宗贸易的成交速度，以及我们相互交流和学习的速度。从很多方面来看，高速的开放都将呈现出新的可能和新的机遇。不过在开放的同时，日趋密切的相互联系也向人们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涉及到如何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国家在规范公民行为或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繁荣之时所应扮演的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是目前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各国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家荣辱与共：一个地方的经济减速会对地球另一个地方产生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影响；社会动乱和体制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极少能限制在国界之内，它们会四处蔓延，威胁到邻国的政府运作、经济与安全。未雨绸缪，等待转机，才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比大多数国家都更能未雨绸缪，更愿意去了解其远邦近邻的过去，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要做到这些，如中国领导人所说，需要的是尊重和谨慎。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创想，是为了造福天下这一共同事业而提出的，是一个“深度合作的黄金机遇”。习近平主席极力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友善和文明”的崛起，将会造福其他国家，而不会威胁任何国家。
这些话语在中国历史上能找到许多类似的回响。比如在13世纪，南宋就曾派特使出行，希望他们带回远方异国的准确信息——尽管他们带回的消息并非完全准确，除非“女人遇南风盛发，裸而感风，即生女也”的女人国真的存在。不过，描绘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以及南海和爪哇海众群岛的地图却非常可信，特别是出自元代朱思本之手的《舆地图》，实为精准可靠。最为著名的航海探险活动当属郑和下西洋，他的雄心带他穿越印度洋远至东非。
这些对外探索交流活动都基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成熟。国家无忧无患、长治久安，就愿意尝试各式各样的发展。因此毫不奇怪，不同的发展形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郑和“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胡锦涛在2007年对比勒陀利亚的代表们如是说。不像那些欧洲人，把非洲大多数地区都变成了殖民地。
此书的出版正值中国人热切探索外部世界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大好时机。它将为学者们的探索和批评打开新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读者提供一个通过丝绸之路观察两千多年来人类文明进程的新视角。
所以，我非常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能像其他国家的读者一样，喜欢此书，受到启发。作为作者，不停地写书是一种乐趣，知道自己写的书有人读更是一种独特的乐趣。如果本书的阅读经历能让您心旷神怡，将是对我的最大称赞。最后非常感谢上海读客图书为出版中文译本所做的细致工作。
彼得？弗兰科潘
2016年2月于牛津大学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诞生
自文明伊始，亚洲的中心就是帝国的摇篮。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世界最早的村镇和城市。系统化的农业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并扩展到整个“新月沃地”——这是一片水源充足的沃土，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在差不多4000年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这里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为他的臣民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并对违法者实施严厉的惩罚。
在所有崛起于此的王国和帝国当中，最伟大的莫过于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从位于今天伊朗南部的家园迅速扩张，统治了邻国，将势力延伸到爱琴海岸，征服埃及后一路向东，直抵喜马拉雅山脚。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波斯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开放态度。“波斯人十分乐意接受外来的风俗习惯”，他写道，如果他们觉得某个被征服者的服装样式更好，他们就会放弃自己原来的服饰，这使得他们能够借鉴米底人（Mede）和埃及人的穿着风格。
波斯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一个多民族合作、运转平稳的帝国管理体系，主动接受新的思想并进行新的实践是一个重要因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们监督着帝国的日常运转，从记载如何给皇室侍从支付酬劳，到监督市场进出货物的数量和质量；他们还负责监督维护、整修帝国内纵横交错、令古代周边国家羡慕不已的道路系统。
将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与巴比伦、苏萨（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纵横相连的交通网，使人们可以在一周内到达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希罗多德将此成就视为奇迹：雨雪、高温和黑暗都不能减缓消息传播的速度。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先进的灌溉技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吸引了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口，进而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人口不仅来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富足农区，还来自乌浒河（Oxus）和药杀水（Iaxartes）——即现在的阿姆河（Amu Darya）和锡尔河（Syr Darya）——河谷，以及公元前525年后被波斯军队占领的尼罗河三角洲。总之，波斯帝国是一片富庶的土地，连接着地中海和亚洲的心脏。
波斯还是一座代表着稳定和公正的灯塔。贝希斯敦山（Behistun）上那块分别用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得语三种语言所雕刻的石碑，记录了古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如何平定暴乱和起义、击退外国入侵者、公平对待穷人和权贵的事迹。碑铭要求确保帝国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为正义是帝国的基石。帝国对少数族裔的包容同样令人称道，某位波斯国王被称作“弥赛亚”（Messiah），即“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他的包容政策曾让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中获得自由。
古波斯帝国的贸易繁荣昌盛，为统治者的军事远征提供了财力支持，而远征本身又反过来为帝国带来了更多的资源。贸易的繁荣同样助长了统治者的奢靡之风。在巴比伦、波斯波利斯、帕萨加第（Pasargadae）和苏萨，一座座华丽的建筑拔地而起。在苏萨，大流士国王还用埃及的上等乌木和白银、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黄金、粟特（Sogdiana）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绿宝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了精美绝伦的宫殿。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以享乐闻名，仅仅是听说一件新的奢侈品便能沉迷其中。
支撑着商业帝国的是野心勃勃的军队，他们推进并保护着帝国的边界。波斯帝国的北方一直存在隐患，那里的干草原是以放牧为生的游牧部落的地盘，从黑海经中亚一直延伸至蒙古高原。这些游牧部落十分残暴，据说他们喝敌人的血，并把敌人的头皮做成衣服，有时甚至还会吃掉自己的父亲。不过，与游牧民族的交往情况比较复杂。尽管史料说他们混乱无序、喜怒无常，但他们却是牲畜特别是优质马匹的重要供应者。当然，游牧部落也会带来灾难，比如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就在试图征服斯基泰人（Scythian）的战役中被杀，他的头颅被兜在一个盛满鲜血的皮囊中。一位学者这样讽刺道：现在，他对权力的渴望终于被熄灭了。
然而，这一罕见的挫折并没有遏制波斯帝国的扩张步伐。希腊的指挥官们带着恐惧与崇敬交织的复杂心情遥望东方，希望能学到波斯人的战争策略及军事技术。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等希腊诗人用击败波斯人来赞美自己祖国的英勇军队，展示诸神的眷顾，并在史诗剧和文学作品中弘扬抵抗波斯人侵略企图的英雄事迹。
“我从神奇富饶的东方来到希腊，”狄俄尼索斯在《酒神的伴侣》的开场白中这样写道，“那里有着沐浴在阳光下的波斯平原，有着由城墙保护的巴克特里亚城镇，有着设计精美、可以俯瞰海岸的塔楼。”狄俄尼索斯所说的地方就是希腊人以前不曾见过的亚洲和东方。
没有人比马其顿的亚历山大（Alexander）更热衷于阅读这些描绘东方的作品了。亚历山大在英明的父王腓力二世遇刺后于公元前336年继位。当时，这位年轻的将军对于未来追求荣耀的方向已确定无疑。他对一无所有的欧洲没有丝毫的兴趣，那里没有城市，没有文化，没有尊严，没有利益。同所有古希腊人一样，对亚历山大来说，文化、思想和机遇——同样还有威胁——统统都来自东方。于是，他最终将目光落在了实力最强大的帝国：波斯。
公元前331年，在一次闪电战中驱逐了波斯的埃及总督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向帝国的心脏发起全面攻击。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地点则在高加米拉（Gaugamela）尘土飞扬的平原上，靠近今天伊拉克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地区的埃尔比勒省（Erbil）。在这里，他战胜了大流士三世指挥下的强大的波斯军队。胜利的原因也许是他在战前睡了一个好觉：据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记载，亚历山大那天坚持要在打仗前休息，他睡得很沉，手下的将领很担心，必须使劲摇他才能将他唤醒；精神焕发的他穿上最得意的盔甲，戴上精致的头盔，“如同最精致的银器”般光彩夺目，右手握住一柄利剑，率领他的部队打开了通往胜利的帝国大门。
亚历山大受教于亚里士多德，肩上一直负载着很高的期待。他未负众望，在高加米拉击败波斯军队后又继续东进。一座座城池向他投诚，巨大的城邦、富足美丽的城市，纷纷拜倒在这个年轻英雄的脚下。巴比伦投降了，城市居民带着鲜花和花环聚集在通往这座伟大城市的道路两旁，银色的祭坛上堆满了乳香精油和各种香料，装着雄狮和猎豹的笼子被作为上贡的礼物。没过多久，连接波斯主要城市的皇家大道、连接小亚细亚海岸和中亚的整个交通网络全部为亚历山大大帝所有。
尽管某些现代学者把亚历山大看作是“醉鬼和少年暴徒”，但他在治理新近征服的疆土和人群方面似乎还真有其惊人的巧妙手段。在对待当地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方面，他通常表现出仁和、宽容和尊重。比如，他对居鲁士大帝陵墓的年久失修感到非常不满，不仅重修了陵墓，而且惩罚了曾经毁坏帝陵的人；当得知大流士是被他的副官谋杀并扔在一辆货车里后，亚历山大下令，大流士三世应当享受符合他级别的葬礼，且必须与其他波斯统治者葬在同一陵园。
亚历山大能够治理越来越多的疆土，是因为他愿意依赖当地的高层精英。“如果我们想要守住亚洲，而不仅仅是路过亚洲，”他说过，“我们必须对这些人表现出足够的仁慈。他们的忠诚才能使我们的帝国稳定长久。”地方官员和元老可以保留原有的职位，继续管理被征服的城镇和地区。亚历山大本人也采用地方传统头衔，身着波斯服装，表示他对地方习俗的认同。他极力避免自己被塑造成一个入侵的征服者，而是一个古代王国的最新继承者——尽管嘲笑之声也提醒着人们他曾血洗大地并带来无尽的灾难。
要记住的是，我们对亚历山大征战事迹的了解，对他的成功和策略的了解，大多是从历史学家那里得来的。这些历史学家的陈述通常都带有理想化色彩，常常以极大的热情描述这位年轻将军的征战历程。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我们应当对波斯崩溃的史料持谨慎态度——亚历山大向东方疆域持续迅速扩张的故事本身就能打破一切质疑。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新城市的创建者，这些城市通常都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直到今天才有了别的名字，如赫拉特（Herat，当时的名字是阿里亚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in Aria）、坎大哈（Kandahar，阿拉霍西亚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in Arachosia）、贝格拉姆（Bagram，高加索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 ad Caucasum）。这些临时建立的堡垒城，一直延伸到北部的费尔干纳谷地（Fergana），构成一张点缀在亚洲屋脊上的全新网络。
新城市的防御能力强大，建有独立的要塞和堡垒，这主要是为了防御草原游牧部落的威胁——他们非常擅长向周边地区发动灾难性攻击。亚历山大不得不修建防御工事以保护新近征服的领土。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更遥远的东方，那里的人们也在担心同样的事情：中国已经形成了“华夏”的观念，以表示自己是文明的世界；为了抵抗来自草原游牧部落的入侵，他们不断修建、延伸牢固的防御网络，最终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这种做法的出发点与亚历山大不谋而合：一味扩张而忽略防卫，终将一事无成。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仍在不知疲倦地继续征战，他环绕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而行，又沿印度河谷直下，不停地兴建新的要塞并添置驻军——尽管此时的他已必须时常面对那些思乡心切的士兵的哭诉和抱怨。从军事角度来讲，到公元前323年32岁的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去世（此事件仍笼罩着神秘色彩）时，他一生的成就绝对称得上非凡。他东征的速度和广度令人难以置信。影响更深远的一点是——尽管常常被人们忽视——他留在身后的巨大遗产，以及古希腊文明与波斯、印度、中亚及中国文明的交汇融合。
尽管亚历山大的突然去世曾引发了一场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的动荡和内讧，但另一位领袖人物不久便出现在新征服的东方疆土上：一位叫塞琉古（Seleucus）的军官，生于马其顿王国的北部，参加过大帝发起的所有重要的远征。他在统帅去世后的几年时间里，发现自己已成为从底格里斯河到印度河流域大片疆土的领主。这片疆土如此之大，已经不像是一个王国，而是一个帝国。于是他建立了一个王朝，称塞琉古王朝（Seleucid），其统治延续了近三个世纪之久。亚历山大的胜利很容易被视作是昙花一现，但他所带来的影响绝不是转瞬即逝的：它们翻开了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这片地域的历史新篇章。
亚历山大死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古希腊的思想、观念和意象逐渐传入东方，人们目睹了渐进的但确定无疑的希腊化进程。亚历山大手下众将军的后裔没有忘记他们的希腊之根，他们积极进行宣传，比如说通过设立在贸易中心或农业中心的造币厂所铸造的标准化钱币：正面是当今统治者的头像，卷发加王冠，而且像亚历山大那样永远侧视着右方；背面是阿波罗的头像，并标有希腊字母。
在整个中亚和印度河谷都可以听到和看到希腊语。在位于今天阿富汗北部的城市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塞琉古建立的一座新城——的纪念碑上，刻着来自希腊圣地德尔斐（Delphi）的箴言：童年时，听话；
青年时，自律；
成年时，正义；
老年时，智慧；
死去时，安详。
据公元前2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的税务收据和士兵军饷账本等资料显示，在亚历山大死去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希腊语一直都是当地的日常官方用语。的确，希腊语已深深渗透到印度次大陆。古代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Ashoka）颁布的一些法令都会附有希腊文翻译，明显是为了照顾当地说希腊语的人群。
欧亚碰撞所产生的文化交流胜景令人惊叹。在犍陀罗（Gundhara）谷地和印度西部，要到当地人对阿波罗的崇拜建立起来之后，佛祖的塑像才开始出现。佛教徒感觉受到新宗教的威胁，于是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视觉形象。事实上，不仅佛祖塑像的最早出现时间和阿波罗崇拜存在关联，其外形设计也同样如此：塑像似乎是以阿波罗的形象为模板，足见希腊文化的影响之深。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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