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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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葡萄牙人真是费了好大力气才弄清楚他们的亲眼所见——正如哥伦布当年的经历一样。满是印度神像的寺庙被误认为是供奉基督教圣人的教堂，圣洁仪式上的泼水被误认为是基督教教士在弹洒圣水。欧洲一直流传着耶稣门徒圣托马斯（St　Thomas）抵达印度并使众人皈依基督教的传说，因此达？伽马等人不断得出错误结论并将之传回欧洲，尤其是声称东方有众多基督教王国准备和伊斯兰世界开战。许多人们从东方世界发回的报道最后都被证明是以讹传讹。
　　　　与卡利卡特首领萨摩林（Zamorin）的谈判对达？伽马来说是更艰巨的考验，他必须解释为什么虽然葡萄牙国王拥有巨量财富，远超“这里的任何国王”，但他却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当他拿出帽子、脸盆、珊瑚串、白糖和蜂蜜作为礼物时，廷臣均大笑不止：即便是麦加最穷的商人，都不会用这些可怜的礼品羞辱他们的首领。
　　　　紧张局势逐步升级。葡萄牙人发现他们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周围有很多人监视他们的人，“这些人都带着长剑、双刃斧、盾牌和弓箭”。达？伽马和他的手下也非常紧张，但萨摩林突然宣布，他将允许葡萄牙人卸载货物并从事正常贸易。于是葡萄牙人迫不及待地将香料和其他商品装上货船，以展示他们旅行的收获，然后起航回家。这些被他们带回欧洲的物品将会改变世界。
　　　　历经两年的伟大航行后，达？伽马在家乡受到了疯狂的欢迎。在里斯本大教堂的庆功仪式上，人们甚至公开地将达？伽马比作亚历山大大帝。这种比喻一直延续到当代，许多作家（不仅仅是葡萄牙作家）用它来描述打开通往东方世界新道路的成就。
　　　　国王曼努埃尔将抵达印度的航行视为一种壮举，他立即写信给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自己的岳父母），极力夸大达？伽马取得的成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他手下的人带回了“桂皮、丁香、生姜、豆蔻和胡椒”及其他香料和花卉，还有“各种珍贵的石头，比如说红宝石”。“毫无疑问，”他还高兴地添上一句，“阁下听到这些消息时必定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哥伦布当时说的是可能，达？伽马给出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当然，西班牙统治者也得到了一些安慰。第一次跨大西洋远航后，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曾向教皇游说，请求批准西班牙拥有大西洋彼岸所有新发现地域的主权，就像教皇对15世纪以来葡萄牙在非洲探险的结果所做的。仅1493年一年，教皇就发布了至少四封训令，规定了新发现的地域该如何分配。在就如何划定经线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双方终于在1494年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条约确定了位于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的一条分界线：“一条笔直的、从南到北、从地球的一极到另一极、位于上述海洋区域的分界线。”界线以西的一切归西班牙所有，界线以东的一切归葡萄牙所有。
　　　　三十年后，这一条约的重要意义才体现出来。到1520年，葡萄牙船队向东方的探索更进一步，航行越过印度后直达马六甲海峡、香料群岛和中国广州。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不仅意识到他们发现了南美洲和北美洲两块大陆，而且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环游全球的壮举：一位航海家成功穿越了太平洋，抵达菲律宾和香料群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率领这次远航的是葡萄牙人，他为西班牙服役，因为西班牙愿意资助他从西方探索香料群岛，并征服该地——不是以他祖国的名义，而是以邻国和敌国的名义。当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开启他这一史诗般的航行（1519—1520）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又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他们同意在太平洋上再画一条分界线，与大西洋上的分界线对应。于是，这两个伊比利亚邻国瓜分了整个地球，他们得到了教皇的祝福——当然，更是上帝的祝福。
　　　　此时，欧洲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适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强势崛起。1499年，达？伽马回国的消息在威尼斯引发了种种复杂情绪：震惊、焦虑、歇斯底里。一种主流声音是，经由南非抵达印度的海上通道的发现，直接意味着本城命运的终结。威尼斯总督吉罗拉莫？普列里（Girolamo　Priuli）说，事实已经非常明显，里斯本将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贸易的中心。“毫无疑问，”他写道，“匈牙利人、德国人、佛兰德人和法国人，以及所有翻山越岭到威尼斯花大价钱购买香料的人，如今都将转向里斯本。”其中的道理在普列里看来非常简单。人人都知道，他在日记里说，货物从陆地抵达威尼斯，必须经过无数道关卡，并缴纳关税；而从海上运输货物的葡萄牙人则不用承担这些成本，他们能够开出让威尼斯根本无法与之竞争的超低价格。数字说明了一切，威尼斯的厄运真的来了。其他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6世纪初，定居葡萄牙的佛罗伦萨商人吉多？代迪（Guido　Detti）同样坚信，威尼斯人将失去对贸易通道的控制权，因为他们无法与通过海运抵达里斯本的货物竞争价格。威尼斯人将重新去做渔民，威尼斯城将退回到它发迹之前的潟湖。
　　　　然而，威尼斯即将没落的传言实在是令人多虑了，至少在短期内确实如此。正如某些头脑清醒的声音所说，经由海路前往东方的通道上并非没有风险。许多葡萄牙海船并没能安全回家，114艘船中只有不到一半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平安返回——文森佐？奎瑞尼（Vicenzo　Querini）议员于1506年向威尼斯议会报告说：“19艘满载香料的货船已确认全部沉没，另外那40艘船至今下落不明。”
　　　　不管情况如何，威尼斯还是很快派特使前往穆斯林埃及，讨论如何共同抵抗葡萄牙，并建议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甚至想到了是否能开挖一条通往红海的水上通道，让“多艘舰船随意通行”——这一想法要等到几百年后苏伊士运河竣工后才告实现。
　　　　葡萄牙人坚信，16世纪初期在红海地区及印度海岸针对他们的抵抗行为，是由威尼斯人策划的联合举动，但事实上，埃及人不用联合也会奋起保卫他们自己的水上航线。越来越多的葡萄牙商船的出现已经让他们非常不安，更不用说这些新来者都非常具有攻击性和侵略性了。有一次，达？伽马本人截获了一艘装载着几百名穆斯林的大船，他们是从麦加朝圣后返回印度的。船上的人百般求饶，表示愿意支付巨额赎金，但他仍然下令烧毁大船。这种行为简直不可理喻，一位观察家声称，“此情此景将每天浮现在我脑海中，终身难忘”。大火和海水中的妇女高举着珍珠首饰求饶，也有人举起她们的婴儿以求不被淹死。对于这一切，达？伽马无动于衷，“毫无悲悯之心”，眼睁睁看着船上最后的乘客和船员被淹死。
　　　　令人担忧的是，埃及的港口和战略要地正不断遭受攻击。麦加的吉达港（Jeddah）于1505年受到侵袭，此后不久，波斯湾重镇马斯喀特（Muscat）和加尔哈特（Qalhāt）相继陷落，寺庙被焚为灰烬。葡萄牙人也有担忧，他们开始考虑建立成网络的据点链，直通家乡里斯本。葡萄牙殖民长官、探险家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在1504年说，没有什么比“在红海海口附近建造一座城堡更为重要”，因为那将意味着“所有印度人都会和我们做生意，否则他们会发现自己太不理智”。
　　　　面对如此暴力行动和危险局势，开罗的苏丹开始派遣军队在红海及附近地区巡逻，下令若有情况出现可直接采取行动。对此，一些葡萄牙指挥官认为他们应该相应地更改策略。有人向葡萄牙国王禀告说，他们没必要将货船暴露在危险区域，更好的做法应该是放弃以前在红海海口索科特拉岛（Soqotra）等敏感地带修建的港口，而去考虑如何与穆斯林埃及建立友好关系。
　　　　虽然葡萄牙最初的海上探险一直都伴随着残忍、暴力和偏见，不过这种局势并没有持续太久，人们开始更注重实际利益，当初那些宣扬基督教胜利、伊斯兰灭亡的虚张声势已经逐渐被更为乐观、更为现实的策略所取代。商业机遇随处可见，人们对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敌意也逐渐开始缓和，正如十字军东征时对待各行省的态度一样——冲突逐渐转化为理解，人数过少的群体必须和他人建立友好关系，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
　　　　这种改变是相互的。在彼此敌对的印度各统治者以及澳门和马来半岛等地看来，他们更愿意互相竞争为欧洲商人提供更为优惠的贸易条款，以便让更多的货币流向自己，而不是流向自己的对手。这种情况下，各方都在尽可能地减少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不过仍然有人喜欢张扬和自喜，比如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就认为，夺取马六甲海峡意味着“开罗和麦加将统统完蛋，威尼斯人将再也得不到香料，除非他们的商人向葡萄牙购买”，因此他下令屠杀城里所有的穆斯林——其结果只能是贸易的中断并引发更深的仇怨。当地的统治家族撤退了，在霹雳州（Perak）和柔佛（Johor）重新建立了一个苏丹国，以应对来自欧洲持续不断的强势竞争。不过，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这一东方航道的发现与美洲大发现完全不同，它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相互合作，而不是一项征服行动。其成果便是东西方贸易的大幅增长。
　　　　随着欧洲人尽享来自美洲的财富，他们购买亚洲奢侈品的能力也与日俱增。没过多久，里斯本、安特卫普和其他欧洲商场便充满了中国瓷器和明朝丝绸。不过，从需求量上讲，进口最多的商品还是香料。价格高昂的胡椒、豆蔻、丁香、乳香、生姜、檀香、小豆蔻和姜黄，自罗马时代起就成为烹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改善口感的作料，而且还具有药用价值。比如说桂皮，据说它对心、胃、脑都有好处，还能治疗癫痫和瘫痪；肉豆蔻油被认为是一种治疗腹泻、呕吐的良药，对一般的感冒也有效果；小豆蔻油能缓解肠道不适和胃肠胀气。当时地中海地区有一份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文献，其中有一章的标题是“小部位雄起之秘方”，说的是用生姜和蜂蜜的混合液涂抹私处，会有相当神奇的效果，保证让男人的性伴侣“欲罢不能”。
　　　　供应此类商品的新兴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尽管达？伽马首次航行的消息让威尼斯人大感不安，但建立已久的传统商业通道并非一夜之间就可被取代。当然，他们更应该感谢欧洲人不断增长的需求。同过去一样，消费者并不关心商品怎样抵达市场，他们唯一在乎的，是价格。
　　　　贸易商们嫉妒地观察着对手的行动，记录着他们都买了什么、进价是多少。葡萄牙人甚至雇用了黎凡特的马修？比克度（Mathew　Becudo）等商人刺探来自埃及和大马士革的货车及船队的规模，汇报运载货物的数量。有关作物歉收、货船失踪或政治动荡的传言都会影响商品每日的价格，这让生意变得更加捉摸不定。香料船队出发时间的细微差别可能引起供应渠道的大幅动荡，这对东地中海商人来说更有利，因为他们的消息更灵通，他们的商道比绕非洲大陆的海运路线风险更小。
　　　　与此同时，选择投资也是一件费神的事。1560年，威尼斯的年轻商人亚历桑德罗？马格诺（Alessandro　Magno）焦急地看着亚历山大港的胡椒价格持续飞涨，数天之内就上涨了10％，这迫使他撤销订单，将投资转向丁香和生姜。避免陷入泡沫而落得血本无归是最为关键的，作为中间商，他必须对进货做出正确抉择，并为他的客户提供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
　　　　每年有上百万吨的香料（主要是胡椒）运抵欧洲，这种原本属于上等阶层的奢侈品，如今在广泛的需求驱动下迅速成为文化和商业的主流。为了这些潜在的巨额利润，葡萄牙决心建造一条属于它自己的丝绸之路：将所有的港口，将里斯本和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东非的各商业据点都连接在一起，从印度到马六甲海峡到香料群岛都建立永久的殖民社区。他们的此番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达？伽马航行到印度后的几十年间，葡萄牙政府从香料贸易中获得了很大一部分收入。
　　　　当然，他们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各方竞争对手不会坐以待毙，将市场份额拱手相让。在近东和中东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动荡之后，奥斯曼于1517年夺取埃及，一跃晋升为东地中海地区的霸主，并成为欧洲的头号威胁。“来势凶猛的土耳其人已经占领了埃及和亚历山大港，”罗马教皇里奥十世（Leo　X）写道，“他们觊觎的不仅是西西里和意大利，而是整个世界。”
　　　　奥斯曼在巴尔干的成功及进一步深入欧洲中部的势头强化了人们的危机感。大哲学家伊拉斯谟（Erasmus）在16世纪初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一场决定世界命运的激战即将来临，“这世界无法允许天上有两个太阳”。未来要么属于穆斯林，要么属于基督教，但绝不会同时属于两者。
　　　　伊拉斯谟错了，对手奥斯曼也错了，虽然后者依然认为“既然天上只有一个上帝，那么地上就应该只有一个帝国”。尽管土耳其人在匈牙利南部的莫哈奇（Mohács）战胜了西方人，并在近东和远东一段时间的动荡之后，于1526年将大部队朝匈牙利和中欧挺进，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战争恐慌，但殊死之战并未出现。然而，这些行动导致的长期敌视和对立，其影响一直蔓延到印度洋、红海和波斯湾。
　　　　奥斯曼帝国信心十足，为强化它在亚洲的商业地位投下重金：建立海外贸易代理网络，重修、加固众多城堡以确保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海上运输的安全。从波斯湾经巴士拉到黎凡特的各条公路保障了贸易的畅通无比、安全快捷，就连葡萄牙人都开始逐渐使用这条通道，用于和里斯本之间的交通往来。
　　　　这对通常用武力来对抗葡萄牙的奥斯曼来说，真是有点不可思议。1538年，奥斯曼向印度西北部的第乌港（Diu）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还连续袭击葡萄牙的舰船。其中一位奥斯曼舰长名叫赛菲尔（Sefer），他在16世纪中叶凭借一系列成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奥斯曼“尽享葡萄牙的战利品，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富有”，一名欧洲船长这样说道，并详述了塞菲尔的船队变得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凭借几艘小船取得巨大的成功。“他究竟还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究竟还想把多少财富运回家乡”？奥斯曼显然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据另一位观察家在1560年的记载，每年都有几百万磅的香料运抵亚历山大港，“难怪运往里斯本的货物变得那么少”。
　　　　到了这一时期，香料贸易的利润已经开始慢慢回落。所以葡萄牙人开始把投资从香料转向其他商品，特别是棉花和丝绸。这一转向在16世纪末令人瞩目，此时的纺织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运往欧洲。某些当时的评论家认为（当代学者也表示认同），导致这一结果的是插手香料贸易的葡萄牙政府高层的腐败，以及许多来自皇家的错误决策：不仅征收高额的进口税，而且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效率很低的物流系统。奥斯曼帝国的成功给葡萄牙以及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称霸印度洋的关键在于谁能从卖往欧洲的商品中争取到最大的税收。奥斯曼顺利地从中分得了不小的份额。红海、波斯湾和地中海港口的物流不断增加，君士坦丁堡中央银行的收入也与日俱增（尽管国内需求的增加同样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整个16世纪，人们的年收入均有大幅度增长，这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也让乡村焕然一新。
　　　　黄金时代的黎明并不只属于欧洲。从巴尔干半岛到北非，大规模建设工程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纷纷上马，而支撑这些项目的则是越来越多的关税收入。许多极负盛名的辉煌建筑都是由苏莱曼大帝（Sultan　Sulaymān　the　Magnificent，1520—1526年在位）——这位大帝的名号本身就是当时时代精神和富裕的象征——时期的首席建筑师希南（Sinān）所设计。希南建造了80多座清真寺、60多所伊斯兰学校、32座宫殿、17家救济所和3所医院，还有在苏莱曼大帝及他儿子的统治时期设计的多座桥梁、水渠、澡堂和仓储货栈等建筑。赛里米耶清真寺（Selimiye）建于1564年至1575年间，坐落在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埃迪尔，是建筑学和工程学上的辉煌成就，“值得人类膜拜和敬仰”，当时人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宗教野心的宣言：“世人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像圣索非亚大教堂那样伟大的建筑，埃迪尔的清真寺证明他们错了。
　　　　在波斯，类似的辉煌建筑同样拔地而起，同时还发展出了完全可以与欧洲文化繁盛时期相媲美的视觉艺术。一个新帝国于15世纪初帖木儿去世之后在大汗的领土上突然崛起，它就是萨法维（Safavid）王朝。到阿拔斯一世大帝（Shah　？Abbās　I，1588—1629年在位）时，帝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大帝目睹了伊斯法罕（Isfahan，今伊朗中部城市）令人惊叹的重建过程：根据精心规划的城市布局，旧市场和旧街道被全部拆毁，取而代之的是店铺、澡堂和清真寺；大型灌溉系统能确保伊斯法罕新城的用水供应——这对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园林杰作国王广场（Bāgh…i　Naqsh…i　Jahān）来说至关重要，它被誉为“润饰世界的花园”。辉煌的国王清真寺（Masjid…i　Shāh）也建于这一时期，人们希望它能与埃迪尔一样，成为伊斯兰世界最璀璨夺目的明珠。如当时某评论者所说，阿拔斯大帝使伊斯法罕看上去“如同一座充满华丽建筑的天堂，公园里花香四溢，为花园和小溪平添生气”。
　　　　在一个自信、求知以及越来越国际化的文化环境中，书籍、书法和其他视觉艺术，特别是细密画（miniature　painting）开始走向繁荣。一些作品专门论述如何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卡隆苏瓦尔》（Qānūn　al…？uvar），它用韵文的形式巧妙而优美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技巧。不过作者也警告读者，虽然人人都想掌握绘画技艺，但“你必须知道，若想在此领域取得成就，天赋是必不可少的”。
　　　　财富和繁荣带来了一番新景象：伊斯法罕的加尔默罗会（Carmelite）教士能向波斯国王呈上一本波斯文译本的《旧约？诗篇》（Book　of　Psalms），并受到了热情的接纳；教皇保罗五世（Paul　V）送上的中世纪插图版《圣经》也让波斯国王非常高兴，国王还让波斯学者解释图中描绘的内容；当时正值当地犹太人以波斯语（但用的是希伯来字母）抄写《托拉》的时代，展现出波斯人不断增强的宗教宽容和文化自信。
　　　　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发了大财，这要归功于远东贸易中的关税和过境税，当然还有欧洲本土新富对各种奢侈品需求的增长——从皇室到商人，从宫廷大臣到富裕农民。然而尽管这些近东国家在从美洲跨大西洋涌入黄金、白银和珍宝的冲击中获益甚多，但最大的收益来源还是要属那些出口量最高的货源地，即印度、中国和中亚。
　　　　欧洲成了黄金白银的交易所，这些贵金属都来自资源富足的地方，比如波多西（Potosí）——安第斯山脉上的银矿（位于今玻利维亚）——它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单一银矿，仅一个世纪内的产量就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用汞提炼白银的技术也得到了发展，使得整个采矿运作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利润更高。这一发明极大加快了南美资源经伊比利亚流向亚洲的再分配进程。
　　　　大量的贵金属被熔铸成钱币，然后运往东方。自16世纪中叶开始，每年都有几百吨的白银出口到亚洲，以换取人们紧缺的东方商品和香料。16世纪80年代佛罗伦萨的一张购物清单显示出人们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de　Medici）公爵出资高额赞助佛罗伦萨商人菲利普？萨塞蒂（Filippo　Sassetti）到印度远航，同时还给了他一张购买各种海外商品的清单。公爵最后收到的礼物包括斗篷、绸缎、香料、种子和腊塑植物模型，还有各种药品，包括一种治疗毒蛇咬伤的药。这些都是公爵和他的弟弟费迪南多主教（Cardinal　Ferdinando）特别喜爱的东西。对于当时高层权贵来说，这类奢欲是十分普遍的。
　　　　因美洲的发现和非洲海上通道的开辟，欧洲及近东地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要论辉煌程度，可能当时世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印度。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该地区在帖木儿去世后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整合过程。1494年，帖木儿的后裔之一巴布尔（Bābur）在继承了中亚费尔干纳谷地的全部领土后，将扩张的目光盯向撒马尔罕，并迅速取得成功。在遭到乌兹别克对手的驱逐后，他率军南下，经过数年收效甚微的征战，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他方。他先将喀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