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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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油田国有化的传言和威胁甚嚣尘上，这反映出世界的新秩序。一些石油国开始获得越来越多慷慨的、具有竞争性的新待遇。例如，美国石油富豪约翰？保罗？盖蒂（J。　Paul　Getty）为沙特与科威特之间中立地区的开采权支付的费用，几乎是其他中东地区的两倍，这引发了那些受制于早期协议的国家的抗议。这不仅使得它们对资源被征用的方式感到不满，而且促使它们提出了国有化的要求，并变得更易受到共产主义花言巧语以及莫斯科示好行动的影响。
　　　　随着美国放低贸易姿态并重新商定了一些交易草案，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例如，1949年美国财政部从西方石油公司财团阿美石油公司（Aramco）获得了4300万美元的税金，而沙特阿拉伯的收入是3900万美元；两年后，随着税收减免机制的修改帮助企业能够冲抵开支，企业交给美国政府的税金为600万美元，而给沙特的则是1。1亿万美元。这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国都重新制定了特许开采条款，这些新的条款更有利于当地的统治者和政府。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次资金流的重新分配与伦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的权力转移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它的影响更像是发现美洲大陆以及随后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控制着特许开采权并且主要供应欧洲和美国的西方企业开始向中东输入资金，并因此开启了世界重心转移的过程。蜘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输油管道连接着东方和西方，标志着该地区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此时，在全球流动的不再是香料或丝绸、奴隶或白银，而是石油。
　　　　然而，英国人却没有像他们的美国盟友一样认清形势，他们有着别的想法。在伊朗，英伊石油公司成了抨击的焦点。原因很简单，缴纳给英国财政部的税金和支付给伊朗的授权费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尽管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同样在抱怨从石油行业获得的利润太少，但是伊朗的分配失衡使得该国陷入了更为糟糕的局面。1950年，尽管阿巴丹是此时世界上最大炼油厂的所在地，但是这座城市自身的电力供应量仅仅相当于伦敦的一条街道；由于缺少学校，25000名学龄儿童中只有十分之一能够上学。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英国进退两难、走投无路。头脑精明而且人脉广阔的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认为，让英国人重新商定特许权条款几乎是不可能的。英伊石油公司由英国政府控股，自然被视为是英国及其外交政策的延伸。像东印度公司一样，英伊石油公司的企业利益和英国政府利益之间界限模糊。它的权力巨大，实际上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它的力量“就是英国的力量”。艾奇逊指出，如果英伊石油公司最终屈从让步并给予伊朗更好的条件，这必将“粉碎人们对英国力量和英镑最后的信心”。他预言，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英国将在数月内失去全部的海外资产。
　　　　艾奇逊意识到，伦敦对该公司严重依赖，这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他在电报中写道：“英国正处在破产的边缘，没有了重要的海外利益和无形的收益项目，她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要运用所有的外交手段大肆宣扬迫在眉睫的苏联入侵威胁。艾奇逊对此一点儿都不相信，与他们的宣扬相反，“英国人最主要的目的不是防止伊朗落入共产党之手，而是要保住他们最后的财源”。
　　　　于是，当英国在1950年向伊拉克提供新的条件，并惹人注目地拒绝给予伊朗同样条件的时候，事态变得严峻起来。伊拉克石油公司的部分股权属于英伊石油公司这一事实就好像是在伤口上撒了把盐，在伊朗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民族主义政治家猛烈地宣扬英伊石油公司的垄断是多么的邪恶，试图以此激起民众的愤慨。伊朗议会的一名议员称，伊朗所有的腐败都是英伊石油公司直接造成的。一位煽动者断言：“如果什么都不做，伊朗女人的罩袍早晚会从头上掉下来。”另一位议员说，让整个伊朗石油工业都被原子弹炸毁，也比被英伊石油公司用来剥削伊朗和其人民要强得多。摩萨台的态度没有这么生硬，据称他曾经说，如果他成为首相，他“不会与英国达成妥协”，相反，他将“用泥巴把油井全都封起来”。
　　　　反英的言论已经沸沸扬扬地持续了一代人，如今更是进入了主流舆论：英国是伊朗问题的罪魁祸首，绝对不能信任它；英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伊朗民族尊严的缺失连同反西方情绪开始深入人心，这注定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摩萨台迅速抓住这一时机，他呼吁：一切都到此为止了，是时候为保障伊朗繁荣和“捍卫世界和平”而战了。一项激进的提议在1950年底被提出，称伊朗人的利益不应与英伊石油公司分享，相反，“应该宣布伊朗的石油工业统统国有化，不允许有例外”。刚刚结束逃亡回到伊朗的卡沙尼（Kashani）是一位民粹主义阿訇，也是一位知名的反西方人士，他非常支持这项提议，并要求他的拥护者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这一转变。没过几天，伊朗首相阿里？拉兹马拉（？Alī　Razmārā）遭到刺杀，之后不久，教育部长也遇刺身亡。伊朗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当摩萨台本人在1951年春天被议会选举为新一任的首相后，英国人最怕的事情成了现实。摩萨台立即通过了一项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的法律，并且宣布即刻生效。伦敦的媒体和英国内阁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国防大臣声称，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尾巴可不会一直蜷缩着”，如果“纵容伊朗逃脱惩罚，那么接下来就会出现国有化苏伊士运河的尝试”。英国计划，如有必要，将向伊朗投放伞兵以保证阿巴丹炼油厂的安全。这些是伟大的帝国在倒下前的垂死挣扎，她徒劳地想要挽留昔日的荣光。
　　　　摩萨台继续咄咄逼人。1951年9月，他下令给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员工一周的时间收拾行李并离开伊朗。除此之外，卡沙尼甚至还宣布设立了一个名为“憎恨英国政府日”的全国节日。英国已经成为伊朗所有坏事的代名词，并为政治联合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摩萨台告诉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您不知道英国人有多么狡猾，您不知道他们有多么邪恶，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玷污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一切。”诸如此类的言辞使得摩萨台在国内大受欢迎，甚至在海外也声名鹊起：1952年，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并当选为该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英国人强行采取的拙劣措施未能奏效。面临失去英伊石油公司及其收入的危险，英国政府进入了危机状态，并宣布对所有伊朗石油实施禁运。英国的目标是打击摩萨台并使其屈服。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弗雷泽爵士（Sir　William　Fraser）认为，最快速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停止对伊朗的资助：“当（伊朗人）需要钱时，他们将五体投地拜倒在我们脚下。”
　　　　显然，这些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类似声音几乎不可能为英国赢得公共舆论的支持，反而更加坚定了伊朗人的决心。到了1952年底，英国人已经不再相信制裁会取得效果，因此他们向刚刚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提出一项“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联合政治行动”的计划，即发动政变。政权更迭似乎又一次成为了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方法，而且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官员对英国的提议表示赞同。中东地区的特工被赋予了尝试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自由，以处理那些要么对美国不冷不热、要么与苏联打得火热的地区领导人。这群出身于东海岸特权阶层的、志同道合的年轻特工，曾经参与了1949年推翻叙利亚领导人的政变，以及三年后的赶跑肥胖、腐败、靠不住的埃及国王法鲁克（Farouk）的行动——该行动的非正式代号是“FF计划”，或称“胖子法鲁克计划”。
　　　　与一个世纪以前那些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英国中亚特工，以及那些热衷于为苏联传递情报的对手们一样，迈尔斯？科普兰（Miles　Copeland）以及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两个孙子阿奇（Archie）和克米特（Kermit）对特工事业同样极富热情。叙利亚政府倒台之后，这些年轻的美国人前往“十字军城堡和一些冷僻之地”旅行，并在沿途欣赏阿勒颇的建筑和风景。行动的决定往往就是在这些旅途中作出的。“我伪造的报告和你让你手下做的有什么区别？”科普兰问冷峻而博学的阿奇？罗斯福，“至少我的看上去破绽更少。”这些一线人员快速而卖力的工作方式很快就受到了华盛顿的注意，一位高级情报官员告诫说：“今后我们不会容忍这些不负责任的自作主张。”然而在处理伊朗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依然得到了采纳。
　　　　英国官员在1952年底公开表达了他们对国有化将导致伊朗经济衰退的担心，这引起了美国人的共鸣。在华盛顿的一次例会之后，美国开始动手。中情局驻德黑兰情报站对摩萨台感到担忧，并建议华盛顿应在伊朗“扶植一个继任政权”。政策制订者马上决定必须使伊朗国王成为统一与安定的代表，以便“合法或者准合法”地解除首相职务。
　　　　劝服国王的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这位自负且有些神经质的国王第一次听到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Operation　Ajax）的时候，他惊恐不已。英国的介入让他尤其害怕。据一位美国策划者称，国王对英国这只“看不见的手”有着一种病态的恐惧，担心这一行动是个陷阱。于是针对国王的威逼利诱开始了：BBC广播用一系列关键词语表明，这一行动得到了伦敦最高领导的批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一次广播演说中更是明确地承诺会支持伊朗，这进一步说服了他；同时，克米特？罗斯福还在私下告诉国王，如果他不合作，伊朗将会被“赤化”，成为第二个朝鲜。
　　　　为了确保反对摩萨台的“公共舆论达到最高点”，华盛顿拿出重金结交关键人物，并使他们转变立场反对首相。几乎可以肯定，克米特？罗斯福通过行贿搞定了伊朗议会中的一些领导人。他委婉地写道，其目的是“说服”他们收回对摩萨台的支持。
　　　　其他地方同样花钱如流水。据一位当事人称，巨额的美金涌入了德黑兰，以至于1953年夏天美元对伊朗里亚尔（rial）的汇率下跌了将近40％。一些资金被用于雇佣德黑兰街头的示威者，而示威的组织者是两名中情局的特工。被资助的名单中还包括一些关键人物，尤其是像卡沙尼这样的毛拉。据判断，他们的利益与政变者的目标一致。这些穆斯林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的学说和无神论是与伊斯兰教相违背的。因而，中情局与阿訇之间达成了共识，后者对共产主义伊朗的危险性尤其警惕。
　　　　1953年6月，英国与美国的策划者在贝鲁特达成了一致。之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亲自批准了一项计划；几天后的7月初，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批准了该计划。接着，情报人员对其加以改进，使之能够被“颇为啰唆且逻辑混乱的波斯人”理解：西方国家希望平稳顺利地实现伊朗的政府更迭。
　　　　但最后还是出了大岔子。计划泄密，时间表也乱了套。随着局势陷入混乱，吓坏了的国王逃到国外，连穿袜子的时间都没有。在逃亡罗马的途中，他在巴格达见到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这使后者有机会向他提议：“为了国王考虑，我建议，永远不要透露任何有关外国人参与了近期事件的消息”，这对您的名声没有任何好处；要想尽可能地保留余地，必须把美国撇干净。伊朗国王“经历了三个不眠之夜，他对事态的转变心有余悸”，几乎没有办法思考。不过，大使最终还是发回了令华盛顿欣慰的报告：“国王同意了。”
　　　　当得知国王流亡意大利后，伊朗的广播电台发布了严厉的声讨，媒体将其形容为一个男妓、强盗和小偷。这段艰难的日子让国王年轻的妻子苏瑞亚（Soraya，许多人私下说她结婚时年龄还未满19岁）难以忘怀：她身穿红印有白色波尔卡圆点的连衣裙漫步在罗马的威尼托大街（Via　Veo）上，讨论着德黑兰险恶的政局，并且悲伤地听从丈夫的建议考虑买下一小块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也许是在美国。
　　　　然而，国王的逃离却造成了戏剧般的误解：街头巷尾充斥着摩萨台觊觎王位的谣言，事态随之逆转。几天后，尽管困难重重，国王还是踏上了回家之路，并在巴格达作了短暂停留以便穿上空军总司令的制服。盛大而光荣的回国场面表示他不是一个因害怕而逃走的懦夫，而是一位回来掌控局势的英雄。摩萨台被逮捕并遭到审判，他被单独监禁，之后又被长期流放，直到1967年去世。
　　　　为了削弱西方势力并把他们彻底赶出中东，摩萨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将人们对英伊石油公司的担心激发成对整个西方的厌恶和憎恨。这使得他成为了伊朗头号的麻烦制造者，足以促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制定出斩草除根的肃清计划。不过，态度强硬的并不只有他一个，控制着东西方连接通道的西方人还遭到了其他地方的强烈批评。在埃及，不断增加的仇恨情绪引发了反英暴乱，当地人要求英国军队撤出位于苏伊士运河的基地。一位访问开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准确地描述了当地的局势。他写道：“人们痛恨英国人。这种仇恨既普遍又强烈，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英国必须制定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
　　　　时代在改变。关于西方撤出亚洲中心后该地区的新前景，摩萨台是表达得最清楚的一个。尽管情报机构将摩萨台下台的细节档案保密了数十年，并警告解密这些材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摩萨台的下台显然是西方列强从自身利益出发策划的一场阴谋。因此，摩萨台可以说是该地区众多后继者的精神之父。尽管霍梅尼、萨达姆？侯赛因、奥萨马？本？拉登以及塔利班的手段、目标和野心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核心理念，即西方人是奸诈和邪恶的，想让当地民众获得自由就必须要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要实现这一点有很多途径，但是摩萨台的经历表明，那些给西方制造麻烦的人都要为可能面临的后果做好准备。
　　　　现在，这场政变正处于一个心理上的关键时刻。伊朗国王错误地认为自己很受伊朗人民的爱戴。事实上，人们对这位国王的态度顶多只能算是摇摆不定，毕竟从他那位当骑兵军官的父亲夺取王位到现在只有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他出逃罗马无疑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懦弱表现。他坚信自己是伊朗现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但是这一身份需要很强的把握主流政治风向的能力，以及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干涉保持距离的能力。这对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受，从而为敌人提供机会、让自己手足无措的人来说，要求太高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中情局支持下的1953年政变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地区角色转变过程中的分水岭。新任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判断，伊朗还存在被“第二次”拯救的机会，一个确保伊朗留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机会。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告诉国王，鉴于“目前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建立一个民主独立的伊朗”。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自由的、“非民主的独立伊朗”，或者一个“永远被铁幕笼罩的、非民主的独立伊朗”。这与西方国家在同共产主义就自由和民主斗争中所大声宣传的内容截然相反。
　　　　美国开始介入了，介入这个被丝绸之路连接沟通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地区，并试图将之纳入自己的控制。但是前途充满了荆棘。一边高举民主的旗帜，一边实施制裁甚至策划政变，这让美国的诸多盟友都感到非常不快。脚踏两只船是十分危险的，早晚会引发信任危机和信誉瓦解。当英国之星持续暗淡，未来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能否从1953年的事件中学到什么。
　　　　
　　　　第二十二章
　　　　
　　　　美国之路
　　　　随着美国成为中东地区的老大，它也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一方面要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要支持那些令人讨厌的政权和统治者。在推翻摩萨台后的那几周里，国务院开始着手联合美国的石油企业，以接管英伊石油公司的油井和基础设施。但是很少有人热衷于此事，人们更倾向于清除随着伊朗国王的回归而给油井带来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为了稳定局势，后者正在考虑处决他的前首相，这可是个不祥的信号。
　　　　虽然其他地区的石油产量在增加，虽然一些新机会的出现能够帮助人们赚取比诺克斯？达西多得多的财富，但这些都无济于事。摩萨台下台前几周，约翰？保罗？盖蒂的一家公司在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的中立地区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罢工。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卷入德黑兰糟糕的政治局势。但是接管事宜对美国来说是首要且必须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危机期间，伊朗几乎停止了石油出口，如果不尽快恢复生产，该国的经济就会崩溃，这将为那些危险分子打开大门，并可能将该国推向苏联的怀抱。石油供应的枯竭和价格的升高同样会给战后正努力重建中的欧洲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美国国务院不得不鼓励美国生产商组成财团收购英伊石油公司的股权。但这也意味着这些生产商在科威特、伊拉克和沙特的特许权将受到威胁，如果他们什么也不做的话。
　　　　美国政府现在扮演的是驯兽师的角色，试图诱导美国公司彼此合作。正如一位石油公司的高层所言，从严格的商业角度来讲，“我们公司”对进入伊朗的石油工业“没有太大兴趣”，“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这将涉及到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准备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地”提供协助。另外一位石油商人说道，如果政府“不敲打我们脑袋”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和伊朗扯上关系。
　　　　然而，这些充当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石油公司却被指控违反了司法部的反垄断法，这让插足英伊石油公司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但正如宣扬民主的说辞能够变通，美国的法律也能够如此操作。应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长作出了表态：“针对石油公司组建财团一案，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应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1954年春天，各家石油公司得到了被免予起诉的正式保证。掌控伊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政府连它的法律条文都可以丢到一边了。
　　　　鼓励美国石油公司参与收购，仅仅是扶植伊朗并使其免受苏联支配的更广泛计划中的一部分。发展伊朗社会也是美国人需要努力的目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伊朗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他们没有土地，收入微薄。在一个地主反对农业改革的国度里，他们的机会十分有限：给予小农的借贷利率从30％到75％不等，这无疑会大大阻碍社会的流动性。
　　　　于是，大量的资金开始被投入到这些事务当中。美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为小地主制定了微金融方案。合作社的成立使得他们能够走出当地低效的棉花交易市场，而将棉花销售给欧洲的中间商。尽管效果有限，而且那些试图说服伊朗高官重视农村的文盲和不平等现象的人也未成功，但伊朗国王和他的大臣们还是被迫接受了开发农村的理念。
　　　　美国政府的直接援助也出现显著的增长，比摩萨台倒台前的年均2700万美元增加了五倍。美国还提供贷款以资助卡拉杰河（Karaj）大型水坝的修建。该水坝位于德黑兰东北大约40英里处，将极大地提升首都电力及水资源供应的能力，同时也是伊朗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
　　　　这些行动只是美国人中东策略中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巩固与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尽管伊朗的石油财富使得该国对于西方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其邻国的重要性同样在日益提升，原因是它们都位于苏联的南部边境，而此时的冷战已经开始升温。
　　　　在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一条亲西方的国家带被成功地构建了起来。它们都得到了美国可观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不苟言笑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将这一国家带命名为“北线”（Northern　Tier），主要有三个作用：充当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桥头堡；保证能源丰富的海湾地区的安全，并使其继续为西方输送石油，从而刺激欧洲经济的复苏，同时为本地区的稳定提供至关重要的财政收入；构成一连串的情报站以及军事基地，以防备与苏联阵营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开冲突。
　　　　例如在1949年，一份就南亚问题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就提出，巴基斯坦“可以充当空袭苏联腹地的军事基地，以及防御或进攻中东油田的军事集结地”。同时该报告还指出，该国无疑是一个对苏联进行谍报行动的前沿阵地。因此，向巴基斯坦及其他“北线”国家提供援助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