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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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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心教义，也是伊斯兰教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所在。“不要再让阿拉伯世界存在两种宗教”，这是穆罕默德的最后嘱托——8世纪的一位知名伊斯兰学者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
穆罕默德逃到耶斯里卜时只有少数追随者，他的教义看似毫无希望。向乌玛（umma，即穆斯林公社）灌输教义的进展十分缓慢，前来消灭叛教者的麦加军队越来越近，局势非常危险。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开始寻求武装抵抗，通过一系列以商队为目标的大胆突袭，他们迅速积累起了优势。面对麦加贵族以寡敌众的胜利——如公元624年的白德尔（Badr）战役——极大地鼓舞了人心，这证明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得到了真主的护佑，而丰厚的战利品同样让观望者兴趣倍增。经过一轮与麦加古来氏部落首领的紧张谈判后，双方达成了和解，并签订了《侯代比亚和约》（al…？udaybiya），规定麦加和耶斯里卜停战十年，并取消对穆罕默德追随者的种种限制。于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开始与日俱增。
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长，该宗教的野心也越来越大。首先是要确立一个宗教中心。过去人们朝拜的时候都是面向耶路撒冷，但在公元628年，再获天启的穆罕默德宣布说，之前的做法只是一个考验，现在进行修正，今后朝拜的方向不再是别处，而是麦加。
于是，过去阿拉伯最出名的多神教中心克尔白天房（Ka？ba）被认定为麦加城内的朝拜圣地。天房据说是由以实玛利（Ishmael）——亚伯拉罕的儿子，公认的十二个阿拉伯支派的祖先——建造的。穆罕默德宣布，外来的朝圣者都要呼唤着真主的名字到这一神圣的地点朝拜，以便履行天降以实玛利的教诲：凡来自阿拉伯和远方国土的朝圣者，无论是步行还是骑着骆驼，都要参拜天房中央的那块黑色石头——那是天使从天堂带来的圣石。将克尔白定为伊斯兰圣地，无疑能够继承历史传统、强化文化认同。除了提供精神指导，新的宗教还通过将麦加建设成该地首屈一指的宗教中心，使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也都取得长足发展。它缓和了麦加人与古来氏人之间多年来的敌意，以至于当地的上层精英都开始宣誓效忠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的领袖才能还不止于此。随着阿拉伯地区的障碍和冲突逐渐消失，他决定向其他地域派遣远征军，搜寻任何不容错过的发展良机。巧合的是，在公元628年至632年，局势不断恶化的波斯帝国恰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段时期内至少有六位国王登基，据一位知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后来补充，其实是八位——另加两位皇后。
边防力量薄弱的波斯南部首当其冲。随着穆斯林在该地区吞并一个又一个的城镇和村庄，其宗教实力和人口也逐渐壮大。希拉镇（al…？īra，位于今伊拉克中南部）便是一个典型，面对进攻的波斯守兵迅速投诚，并答应满足敌人的一切要求以换取和平。波斯的统帅们也都士气不振，同样建议向阿拉伯军队缴纳赎金，“只要他们愿意撤军”。
仅靠纯粹的精神指导并不能赢得人们对伊斯兰教义的信赖，充足的物质资源也十分重要。据说有一位阿拉伯将军告诉他在萨珊帝国的对手：“我们不再执着于尘世的得失，远征军要做的是传播真主的启示。”很明显，传道的热情是早期伊斯兰教成功的关键，但也需要辅以创新性的战利品及财富分配方案。穆罕默德愿意通过物质鼓励来换取忠诚和服从，他承诺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财富全都归他的追随者所有。这样，物质兴趣和宗教兴趣便被密切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一个有效的金字塔型利益分配体系下，早期皈依伊斯兰教的人获利丰厚。该体系于7世纪30年代初期由“迪万”（dīwān）——监督战利品分配的官方机构——创立：伊斯兰的领袖哈里发（Caliph）能得到20％的战利分成，但全部所得应该在他的追随者和参战者之间分享。早期信众从征服行动中获利最多，新教徒也热切希望能够分享胜利成果，这便为帝国的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穆斯林军队持续向一个被称为贝都因人（Bedouin，意为“荒原上的游牧民”）的草原部落灌输政治和宗教权威，同时也进行经济渗透，并以惊人的速度赢得了大面积的疆域。尽管我们很难确切地列出一张大事记年表，但近来的研究证明，穆斯林向波斯的扩张行动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早若干年——即公元628年到632年萨珊王朝内乱之时，而非内乱之后。确认这一时间点是极具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解释7世纪30年代穆斯林在巴勒斯坦（包括刚刚被罗马人收复的耶路撒冷）的迅速成功。
面对穆斯林的威胁，罗马和波斯都显得有些反应迟钝。以波斯为例，公元636年穆斯林在卡迪西亚（Qādisiyyah）的大获全胜，极大地鼓舞了阿拉伯新军的士气，伊斯兰教徒由此信心倍增。波斯贵族在战役中纷纷败下阵来，严重削弱了后续的抵抗能力，使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帝国变得不堪一击。罗马人也同样遭遇挫折：公元636年，由皇帝的弟弟西奥多统领的一支大军在加利利海（Galilee）以南的耶尔穆克河（Yarmuk）惨败，原因是他严重低估了阿拉伯军队的人数、战力和决心。
世界的中心如今已经门户大开。穆斯林大军不断逼近泰西封，一座座城池先后陷落。在长期围困下，都城最终失陷，城中的金银财宝都被阿拉伯人掠走。波斯虽被罗马人的绝地反击所打败，但最后还是倒在了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的铁蹄下。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伊斯兰的势力究竟能够扩散到多远。
第五章
和睦之路
沙场上的军事天赋和战略专家帮助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赢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古来氏部落和麦加上层精英的支持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推动了新宗教在阿拉伯南方部落的宣扬和壮大。波斯的崩溃同样在恰当时刻为穆斯林提供了机遇。但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也可以解释伊斯兰在7世纪初的成功：基督徒的支持，以及更关键的犹太人的支持。
在一个宗教与暴力紧密相连的世界里，我们很容易忽略那些伟大信仰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一面。在现代人看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简直是水火不容，但在它们早期共存的年代，二者的关系并非那样紧张，而是和平共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关系更是如此，两者的互容性令人吃惊。中东地区犹太人的支持对穆罕默德宗教的繁衍和散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有关伊斯兰早期历史的资料并非全都可靠，但从当时的文献中——无论是阿拉伯文献、亚美尼亚文献还是叙利亚文献、希腊文献、希伯来文献——我们仍可梳理出一些准确无误的史实，并找到考古学上的证据：随着穆斯林势力的逐渐扩张，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曾极力减缓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对他们的恐惧。
穆罕默德在7世纪20年代逃到阿拉伯南部耶斯里卜的时候，他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想办法求得犹太人的帮助。这是一座渗透着犹太教和犹太历史的城镇，不到一个世纪以前，一位狂热的希木叶尔犹太统治者曾策动一起针对当地少数教派基督教的迫害行动，以此巩固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波斯曾援助希木叶尔人一起抵抗罗马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联盟。
耶斯里卜的犹太领袖答应支持穆罕默德，条件是结成防卫同盟。他们还签订了一份正式协议，规定犹太人的宗教和财产都将永远受到穆斯林的尊重。协议还要求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必须互帮互助：在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攻击时，两教的信众都要奋起保护对方；穆斯林不得损害犹太人的利益，更不能帮助犹太教的敌人；穆斯林和犹太人将携手合作，共同传递“圣言与真谛”。这些举措非常奏效，穆罕默德的教义看上去不仅充满善意，而且并不陌生：比如，它和《旧约》有很多共通之处，尤其是在敬奉先知、敬奉亚伯拉罕方面；此外，在拒绝承认耶稣是救世主这一点上，大家也达成一致。犹太人相信伊斯兰教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双方似乎存在许多共识和默契。
与穆罕默德及其信众成为同盟的消息在犹太社会中迅速传播。7世纪30年代的一份北非文献记载了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热忱欢迎阿拉伯人的情景，这表明当时的罗马及基督教在该地区已经完全失势。关于古代预言将要实现的说法开始盛行起来：“先知已经出现，和撒拉逊人一同到来，他向世人宣告受膏者的降临、基督的降临。”而一些犹太人则认为这是弥赛亚的降临，正好证明耶稣基督是个骗子，人类的末日已经到来。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比如一位犹太拉比就说穆罕默德是个假先知，“先知不会佩带长剑而来”。
还有文献提到，一些犹太人把穆斯林当成救星，因为他们让犹太人摆脱了罗马人的统治。这进一步证实了当地人对伊斯兰教所持的肯定态度。一个世纪后的另一份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则记载了天使如何降临到拉比西蒙？本？约亥（Shim’on b。 Yo？ai）的身旁，当时拉比正因赫拉克利乌斯占领耶路撒冷而被迫受洗、遭受磨难。“我们如何知道（穆斯林）是来拯救我们的呢？”据说拉比这样问道。天使对他说：“上帝带来（阿拉伯）王国，只为让你们从邪恶（罗马）中解脱。按照上帝的意愿，将这些人中挑选出一位先知。他将率领这些人征服这片土地，并在此实现伟大复兴。”穆罕默德被犹太人视作救世主，这些土地现在又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意味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更加休戚与共。
此外，与阿拉伯军队合作还有其他利益上的考虑。比如在希伯伦（Hebron），犹太人向伊斯兰统帅提出交易：“保障我们的安全，确保我们与你们地位同等，允许我们在麦比拉洞（Machpelah，亚伯拉罕的安葬地）的入口处建立犹太教堂。作为回报，”犹太人说，“我们将告诉你们一条绕过城市防线的通道。”
由此可见，在7世纪30年代初，能够得到当地人口的支持是穆斯林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近期有关希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研究证明，在早期记述中，伊斯兰军队的到来是受到犹太人欢迎的。这并不奇怪，除掉某些过于粉饰性的赞扬或敌意性的诋毁（如称穆斯林是“虚伪的恶魔”），我们能读到这样的史实：率军进入耶路撒冷的将领们在入圣城时穿着俭朴，如同虔诚的朝圣者，热切盼望与那些信仰虽然不同但至少不会大相径庭的沿途百姓共同祈祷。
在中东，还有其他一些宗教群体也对伊斯兰教的崛起抱有幻想。这一地区存在着大量不守规矩的教徒，许多基督教分支对教会的决策提出异议，甚至直接反对在他们看来是异端的教义。这种情形在巴勒斯坦和西奈（Sinai）半岛特别明显。这里有许多基督教团体暴力反抗公元451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做出的决议，即关于耶稣基督的人神二性以及他最终遭到迫害的原因。这些基督教徒发现自己在追随赫拉克利乌斯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认为当时赫拉克利乌斯之所以能从波斯魔爪下逃过一劫并展开绝地反击，靠的是他们这些东方基督教派的坚定支持。
于是这些基督教派开始转向穆斯林寻求同情和支持。尼西比斯大主教约翰达森（John of Dasen）便收到这样的消息，一位伊斯兰军官向他表示：希望能得到主教的支持，在城里站住脚；作为回报，他将不仅愿意帮助教会推翻西方基督教派的领袖人物，并且还将让约翰身居要位。7世纪40年代一封教士写的信表明，新的统治者不仅没有反抗基督教，“还帮助我们宣传教义，向我们的神职人员、修道院和圣人表示敬意，还给宗教机构捐赠了礼物。”
这种情况下，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赢得了当地基督教信众的认同。从一个方面讲，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反对多神教和崇拜偶像上也存在明显的共鸣，其自身的教义与基督教观念多有相似。《古兰经》里出现的摩西、诺亚、约伯和撒迦利亚等一系列熟悉的形象，让基督徒备感亲切；明确陈述了上帝授予摩西经文，并在他之后又派遣了许多使者，现在又挑选了另一位先知广传上帝的教义。
通过挖掘信仰中的共同来源，以及强调双方习俗和教义之间的相似性，伊斯兰教不断强化着与基督教的共识。上帝并未选择仅仅向穆罕默德传递启示，《古兰经》中这样写道：“他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他曾降示《讨拉特》和《引支勒》。”另一段内容则是让圣母玛利亚记住天使告诉她的话，伊斯兰圣书对圣母的赞美语气与基督教相差无几：“麦尔彦（即玛丽亚）啊！真主确已拣选你，使你纯洁，使你超越全世界的妇女。麦尔彦啊！你当顺服你的主，你当叩头，你当与鞠躬的人一同鞠躬。”
那些纠结于耶稣身世和三位一体争论的基督徒可能会感到吃惊，穆罕默德得到的启示居然包含着如此简单而有说服力的关键信息：世上只有一位上帝，穆罕默德是他的信使。这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全能上帝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而门徒们不时传递上帝的教义也顺理成章。
对于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激烈争辩，《古兰经》中如此评价：“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为什么和我们辩论易卜拉欣（的宗教）呢？《讨拉特》和《引支勒》是在他弃世之后才降示的。难道你们不了解吗？”穆罕默德的经文还说：“要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这些明显都是调解之词。犹太教众和基督教徒都能“没有恐惧，也不忧愁”，《古兰经》中不止一处这样说，“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
一些相似的习俗和法规也强化了三教之间的关系。它们被说成是在穆罕默德之前就已存在，后来遗失了，现在要重新恢复。比如说，截肢是对偷窃罪犯的惩罚，也是免除叛教者死刑的替代措施，这种做法现已成为穆斯林的惯例。其他活动如施舍、斋戒、朝拜和祷告等也被纳入伊斯兰教的核心仪式。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相似点后来成了一个敏感话题，部分人将此归咎于穆罕默德，说他是文盲，因而不可能熟知《托拉》（Torah）和《圣经》中的教义——尽管与穆罕默德差不多同时期的人曾明确说过他对《旧约》和《新约》都有很深的造诣。有些人更为过分，试图证明《古兰经》是以《圣经》选文为基础、用阿拉美语写成的经文，后来还经过了加工和改造。这种说法与其他试图挑战甚至否定伊斯兰传统的说法一样，虽被有限的学者支持，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摒弃。
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支持是伊斯兰教早期发展的关键，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为什么穆罕默德在有生之年会对罗马人做出肯定的评价。“罗马人已败北。”《古兰经》写道，指的是罗马人在7世纪初与波斯对抗中的一系列失利。“他们既败之后，将获胜利，于数年之间……真主应许﹙他们胜利﹚”，这一点确切无疑，因为“真主并不爽约”。这一说法听上去非常包容、顺耳，多少让当时处在崩溃边缘的基督徒得到安慰。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教心胸广阔、充满善意，似乎能够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
事实上，历史文献中满是基督徒羡慕穆斯林及其军队的例子。一份8世纪的文献表明，一位基督教僧侣被派往敌营探视，结果大为震撼。“那个民族每天晚上熬夜祈祷，”他和身边的人说，“白天则在禁欲、趋善避恶。他们夜里是僧，白天是狮。”这看起来非常值得称赞，而且有效地模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界限。这一时期的其他记载还谈到基督教徒接受穆罕默德的教义，说明教派之间的差异并非泾渭分明。早期穆斯林倡导的苦行主义也与希腊—罗马文化非常相近。
为了调和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穆斯林还出台了相关政策来维护和尊重圣书当中的人物——也就是说，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物。《古兰经》里清楚地表明，早期穆斯林并未将自己看作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对手，而是一脉相承：穆罕默德的教义从前就受到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易司马仪（以实玛利）、易司哈格（以撒）、叶尔孤白（雅各）的启示；上帝曾将同样的“经典”赐给穆萨（摩西）和尔撒（耶稣）。“我们对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加以歧视。”《古兰经》中如是说。换言之，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和伊斯兰的先知别无二致。
所以，《古兰经》中有60多处提到“乌玛”一词，不仅是指一个族裔，而且是指一个信众群体，并说在信仰产生分歧之前，人类只有一个“乌玛”。当然，在分裂之后，上帝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偏向其中一方。一些重要的一神教教义在《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adīth）中都有记载，并且均将分歧搁置到了一边。穆斯林相信，用宽容和尊重对待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不会有错的。
这一时段的许多资料都比较复杂，甚至相互矛盾，主要原因是有些文字写于事件发生的很多年之后。不过，随着近期古文书研究的进展，一些从前未知的文献资料得以重见天日，改变了人们对此一历史时期的认识。比如，伊斯兰传统一直认为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但据现代学者分析，这位先知很可能活了更长的时间。7世纪和8世纪的许多文献都记载了一个据有神赐能力的传道者——近期研究表明这个人就是穆罕默德本人——指挥着阿拉伯军队并率领他们向耶路撒冷的大门前进。
面对穆罕默德信众取得的优势，巴勒斯坦当权者的对策显得愚昧低效。某些基督教徒采取绝望的反攻手段，说阿拉伯人最阴险、最恶毒，以企图劝说当地人不要因为他们的教义简单和熟悉就盲目轻信。那些“撒拉逊人”复仇心强，仇恨上帝，耶路撒冷的元老在圣城被征服后不久就这样警告道。他们掠夺城市，蹂躏乡村，火烧教堂，摧毁寺庙；他们对基督和教会犯下的罪行，以及他们“对上帝的亵渎”，都骇人听闻。
事实上，阿拉伯征服者既不像人们说的那么野蛮，也并不可怕。据考古资料记载，在整个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人们很少能发现暴力征服的痕迹。再比如，在叙利亚北部最重要城市大马士革，当地主教和阿拉伯将领达成协议后，整个城市迅速投降，未造成任何伤亡——就算其中有故意美化的成分，但从双方达成的协议看，至少都非常理性、现实：为了能使教堂不受影响并正常开放，为了让基督徒们不受侵扰，当地居民愿意承认新征服者的霸主地位。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向君士坦丁堡交税，而是向代表“先知、哈里发及其信众”的地方管理者交税。
沿着贸易要道，阿拉伯人不断朝各个方向扩张。军队云集到伊朗西南部，随后将目标转向伊嗣俟三世（Yazdagird III）——向东部逃亡的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国王。进攻埃及的远征军只遇到有限的军事抵抗，当地人或是在内讧，或是愿意寻求和谈。地中海上的明珠亚历山大港很快缴械，被迫同意献上大量贡品以求阿拉伯人不要摧毁他们的教堂，不要伤害当地的基督教徒。消息一经传出，亚历山大港一片哀号，人们甚至叫喊着将协议签订者主教赛勒斯（Cyrus）以叛国罪用乱石砸死。“我签了协议，”赛勒斯辩护说，“但为的是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一个多世纪以后一位学者写道：这样，“穆斯林控制了整个埃及，从南至北。靠着新税收，他们的收入比之前增加了三倍”。上帝在惩罚基督徒的原罪，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写道。
这是一次近乎完美的扩张行动。面对军事威胁，一个又一个行省接连向新征服者屈服，签订和谈协议。君主在新征服领土上的权力并不强大，甚至不太引人注目。总体而言，当地大多数居民仍照常活动，未受新征服者的影响，后者建立的堡垒和据点都远离都市中心。一些专门给穆斯林居住的新兴城市被另外建起，如埃及的福斯塔特（Fus？ā？）、幼发拉底河畔的库法（Kūfa）、巴勒斯坦的拉姆拉（Ramla）以及位于今天约旦的艾拉（Ayla）。在这些地方，清真寺和统治者官邸都可以自由选址建造。
与此同时，在北非、埃及和巴勒斯坦，许多新的基督教堂也被允许兴建起来，这说明某种妥协正在迅速达成，对宗教的包容一如既往。在从萨珊帝国获取的土地上也有类似的政策——至少在刚开始，琐罗亚斯德教基本无人干预，任其自由行事。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甚至被允许使用更加正式的手段来予以保护。有一份叫《乌马尔公约》（Pact of ？Umar）、内容繁复又颇具争议的文献，其中明确规定了基督徒在新征服者的统治下应享有的权利，并规定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存的基本原则：不会在清真寺上安置十字架；不可向非穆斯林子女讲授《古兰经》，但也不能禁止任何人转信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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