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烨回忆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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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的秘密。凭这些文件，北朝鲜是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我这个“间谍”的。　1996年11
　　月10日，我和德弘给帮助我们亡命的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在手册纸上完成
　　的，但是那封信却一字不改的被发表在报纸上了。从1997年2月开始，新闻上出现我和德弘
　　实施亡命计划时的信件。在北朝鲜，到处都会被监视，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对话，我和德
　　弘就以散步为名，写了一些书信。　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我感到十分不安，只有靠
　　信念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也决定在生日那天（2月17日）给妻子写一封遗书。　亲爱的
　　朴胜玉同志：我瞒着你，抛弃你，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但是我感到的还是我十分爱你，我与
　　你的生命无法分开，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当想到你因为担心而低下头的样子，像我这
　　样没有人情味的人也快要疯了。　

　　智贤（黄长烨孙子）被爷爷骂，但是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他向爷爷表示抗议，躺
　　在过道的角落里；我向智成（黄长烨孙子）示好，为讨他的喜欢给他讲笑话。想到他们，我
　　的心都碎了。　

　　因为我，你和我们的孩子们都会遭受无尽的迫害，甚至死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
　　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背叛了我最爱的你、儿子、女儿、孙子们。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　，我
　　请求你们最恶毒的诅咒我。　

　　我背叛了所有依靠我、信赖我、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骂我“不是人”，我只能内心痛苦，
　　无法向你们谢罪。我不应该再苟活下去，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现在我能在平壤该有多好啊！你们在那里，我想见到你们。如果朝鲜劳动党宣布结
　　束现在的非正常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和平统一的道路，即使都是为了逮捕我而实施的策略，
　　我也会回到平壤，回到家人中间。　

　　与最爱的人生离别，我的内心十分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我还能活多久，我的余生只想
　　为民族而活。　

　　“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
　　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我想让你知道，我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我
　　最爱的朴胜玉同志！　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何时会死去，所
　　以给你留下这封遗书。　1997年2月17日　北京韩国大使馆内黄长烨写完遗书后，我本来就
　　沉重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即使我活着，此生恐怕也再无法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了，这种痛苦
　　一直折磨着我。我更努力的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稿，这么做哪怕只能稍微缓解一点痛苦。
　　文稿是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写就的，许多地方不通，要修改的地方很多。我先修改错误
　　很大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认为“只要有一点错误也要改正”的“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虽
　　然这么想，但是写字时总是有杂念蹦出来，心情无法平静。　工作完后，躺在床上还是睡意全
　　无。我每天都会向医生索要安眠药，后来医生说长期服用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不再给我药了。
　　别说对身体不好，我甚至没有活的久一点的想法。我对医生说，我能再活一年就行，接着向
　　他要安眠药。　

　　北朝鲜想强行抢回我和德弘，但是失败了。中国也发布公告，说韩国并没有绑架我们。
　　北朝鲜又发布公告，“变节者想走就走吧”。　

　　我发表声明，我和德弘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变节者。很巧的是，
　　北朝鲜发布公告宣称我是变节者的那天，正好是我的74岁生日。大使馆还为我准备了生日晚

　　
　　会，我知道后请他们终止了。“现在家人生死未知，怎么能举办晚会呢，请不要再准备了，举
　　行生日宴会只会更痛苦。”　但是，德弘对我说，“大哥如此深爱着家人，却下决断离开和牺牲
　　他们，我会保持这‘管鲍之交’的心态毕生伺奉大哥的”。“谢谢你，德弘，你的话比任何的
　　生日宴会都让我高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抱定必胜的信念。。”“大哥。。”到那时为止，我还
　　没有使用过“逃亡”一词。当年我支持北朝鲜体制时，梦想着靠北朝鲜的主体思想统一祖国，
　　对我而言，不只是北朝鲜，南北方都是我的祖国。但是现在，我反对北朝鲜和它的统治者，
　　来到南部韩国，从此，对我来说，全部朝鲜半岛仍是我的祖国，但是统一的主体已经变成韩
　　国了。　问题是，以北朝鲜为主体的祖国和以韩国为主体的祖国有什么差别？　都是以全部朝
　　鲜为祖国，这一点不会有任何人有异议。那么，从祖国的北部土地来到南部土地怎么能说是
　　逃亡呢，对这一点我感到不满。逃亡指的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去它国。然而，现在国际上已经
　　承认南北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称为逃亡才符合国际惯例。我虽然不满，也不得不接受“逃
　　亡”这一提法。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邓小平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称作
　　“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诽谤和骂他。但是在我看来，邓小平是拯救了中国的伟人，他带领
　　中国改变了原来模仿苏联的道路。　我很遗憾不能和处在国丧中的中国朋友们分担痛苦。如果
　　我现在在平壤，应该是奉金正日的命令，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吊唁。几天后得到消息，金正
　　日对邓小平之死没有吊唁。　我对金正日的评价是，“是非不分，道理不明，是一匹脱了缰的
　　小马崽子。”　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调查了我们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根据国际法
　　和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表示将妥善处理。3月14日，中国总理李鹏
　　召开记者会，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中国立场，韩国政府将在1个月内将我和金德弘转移至第三
　　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则像是流干了身体的血，吃饭时不像吃饭，睡觉也无法入睡。　

　　3月15日听到消息，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谈判达成协议，将把我们送往菲律宾。　大
　　使馆员工安慰我们说，“时间会解决问题的”。话当然没错，我也知道。但是，另一方面这样
　　一来我的心情反而更沉重。1997年3月18日，在韩国和中国政府的配合下，我和德弘被送
　　往菲律宾。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与家人分开，都差不多，但是我的心情却并非
　　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无法知道家人的情况，我自己也生死未卜，但是可能因为离平
　　壤近一些的关系，我觉得更安心一些。听说要跨海去菲律宾后，我对家人的思念更急迫了，
　　如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即使我死两次，即使家人都牺牲了，我也要推翻金正日政
　　权极其追随者，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而不顾人民死活。但是，与之前的自信满满相比，
　　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什么做错了？　大女儿常说要沿着我开创的主体思
　　想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二女儿从事免疫学研究。她们都将很有出息，现在却因为我要牺牲
　　了。我将来能做到的事情，会比她们做的更重要吗？　如果不是，我的行动首先在道德上就说
　　不过去，还不如直接在平壤丢掉脑袋。再加上如果还没有完成使命就死去，我的罪就更大了，
　　为此我非常苦闷、痛心。在那段苦闷的时期，这些是我常常思考的。　“这样吧，以后我努力
　　避开金正日的魔掌，同时努力推翻他。”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登上了开往菲律宾的飞机，
　　虽然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但还是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我抖擞精神。在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
　　地方，菲律宾政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同时无数的记者也已经赶了过去。　菲律宾政府
　　也很紧张，当天下午就用直升机秘密的转移我们，我们的住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保卫森严，
　　保卫部队的负责人每两天向我们通报一次情况。对菲律宾政府，我真的很抱歉，不过，在菲
　　律宾的第二个住处真的很不方便。　被菲律宾保卫团长称作别墅的那个地方，位于湖水边，我
　　和德弘共用一个房间，房间里还装了空调。一同前来的韩国要员们共同住在一个厨房兼卧室
　　的房间，房间里放了几张床。当然，当时不是该抱怨条件差的时候。我意识到很多人在尽他
　　们所能的照顾我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杰出的人。所以我告诉自己不应该再担心或忧虑了。　
　　几天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内心安静下来了。在北京时，每天都是韩国和北京方面的消息，神
　　经很紧张。菲律宾并没有将我们的消息泄漏出去，我也安心了。我请保卫团长向菲律宾当局

　　
　　转达了我的谢意。　没有特别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第二天5点就起床。
　　但是在北京就没能这样，到了菲律宾后又恢复正常了。还有，既然已经离开北京，我也更加
　　坚信一定能到达韩国。　

　　那天，3月23日，也是我写誓文的日子。对家人和同志们所犯下的罪，我想偿还，所以
　　以后我会全力为了祖国统一而奋斗。从那一天开始，我和德弘全身心的投入“主体思想的根
　　本问题”的工作中去。在北京，德弘通过晚上听广播来了解韩国的情势，然后告诉我。但是
　　到菲律宾后，除了从阅读当地新闻的职员们那里了解消息，我们就无法获得别的情报了。通
　　过与大使馆职员的对话，我感到韩国社会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到那时为止，（从为我们亡命拉
　　线的人那里）我们虽然被告知韩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情况复杂，但是并未从话中听出还包
　　含着“有一股韩国势力并不希望我们来到韩国”的意思。　现在到了该让我们了解的时候了，
　　来找我们的人和大使馆职员将韩国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了我们。听后，我们茫然若失。　为什么？
　　因为跟我们预想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向我们介绍韩国社会的多样性时，我们都用心在听，
　　我们当然不想听后失望。“将来到了韩国，如果遭受没有预想到的对待，绝对不要在意。既然
　　决定为祖国统一献身，努力做事就可以了。”　我长久以来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工作。所以在思
　　想方面我有自己的尺度。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了民族统一而努力的人，就是进步的，反对的
　　人当然就是反动的。所以，我有准备。那些自称进步人士，实际上却在非难我的人的话，我
　　没有必要听。金正日那么可怕，但是我“无视”他，来到了韩国。如果我害怕金正日及其统
　　治北朝鲜的追随者们，我也就不可能来到韩国了。　我们—我和德弘—害怕的事情是我们自身
　　意志的薄弱，或者说失去内心的最后一份义理；至于敌人，无论多么可怕，我们都不会畏惧。　
　　4月1日，菲律宾外务长官Siazon　Domingol谈到我和德弘，他说中国和韩国方面要求收容
　　我们“一个月的滞留”。那就是说，考虑到中国的立场，我们将在菲律宾待上一个月。我已经
　　完成了修改“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文稿，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接下来我还写了到达首
　　尔即席发表的讲话稿。最后，4月20日上午，我们很早就从菲律宾出发，下午到达首尔。在
　　我想念的（韩国）男女兄弟（指韩国同胞）前我发表了到达声明。“我离开故国的北方，现在
　　来到了南方。对于接受我的申请以及为了我平安到达而做出努力的韩国政府，我表示衷心的
　　感谢。同时，我向热情欢迎我的亲爱的国民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对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我们）
　　这一事件的中国和菲律宾政府表示感谢。（后略）”　

　　第二章　学生时代　

　　1923年1月23日（阴历1922年12月7日），我出生于平安南道江东郡万达面广贞里三
　　清洞，是四兄妹中的老小。不过申请户口时填的时间是1923年2月17日。爸爸黄炳德出生
　　于平安难道大同郡青龙面梨峴里，1910年移居江东郡广贞里，开了间学堂，招收学童，讲授
　　汉语，养活一家人。母亲名叫李德花，出生于平壤教会的高坊山蘆花枺�。我出生时，父亲41
　　岁，母亲46岁。曾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汉学学者，两人交情非浅，就结成了亲家。祖父黄有文
　　是曾祖父的三子。父亲移居三清洞，祖父与妹夫黄秉贤一起生活在梨峴里。姐姐死于朝鲜战
　　争，妹夫上了四年学，是探矿劳动者。哥哥黄成烨（也叫黄成吉）1913年生，毕业于6年制
　　普通学校，做过铁道站的杂役，后来是保险公司的职员，没能活到解放，1942年去世。二姐
　　黄吉早，1915年生，1996年去世，妹夫金钟焕毕业于六年制普通学校，后来当了货车司机，
　　朝鲜战争时逃到南方。关于幼年，我记忆最多的是位于广贞里三清洞那个生活着20余户人家
　　的祥和安静的小村庄。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家是第二富裕的，比我们家条件更好的那家姓任，
　　就住在我们前面。他们家拥有村子里唯一的二层小楼。我家耕作着2千坪的土地，爸爸教书
　　的梨峴里也有爸爸名下的土地。那片土地由舅舅耕种，舅舅伺奉着祖父母，每年春秋会给我
　　们送腌制泡菜的辣椒。　哥哥从承孝里的四年制学校毕业后，去了梅里的六年制学校。梅里距

　　
　　离我家20里地，哥哥每天都要早起去学校。为此，妈妈要起的更早给哥哥准备早饭，我们家
　　的早饭也因此比别人家都早。父亲不想让我像其它孩子一样去不同学校读书，我5岁时就开
　　始教我当时学堂里的两卷《通监》。当时周围要学新学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但爸爸还是希
　　望我先学汉学。爸爸不善喝酒，但是喜欢抽烟。当时抽烟是被禁止的，于是爸爸就偷偷溜进
　　山里抽，抽完后再偷偷溜回村子。教书和种田之外，爸爸还养蜂。我记得有15个蜂箱，因此，
　　我们家能吃到当时很稀有的蜂蜜。　母亲的记忆力非常好。千字文倒背如流，村子里的孩子们
　　的生日也大多数都记得，母亲也很懂人情，到了孩子生日时，就会送上南瓜之类。为此爸爸
　　常常警告母亲，“不要给那些小兔崽子吃的”。　哥哥长得跟爸爸很像，外貌清秀，很通人情，
　　但是性格却与父亲不同（我与父亲性格很像）。现在想来，哥哥很重义气，不过自尊心也很强，
　　常常揪住一件事不放。我长得像母亲，个性像父亲，是那种一辈子呆在井底也不会觉得无聊
　　的哲学家类型的人。　至少在我离开北朝鲜的土地时，爸爸是希望我过没有负担、不会后悔的
　　生活的。哥哥在光州学生事件后受伤了，之后有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因为后遗症，严重时
　　连续几天动也不能动。最后，年级轻轻的—我还在东京上大学的时候—就死了。　

　　我去日本后，哥哥还会经常给我寄钱，然而我却再也没能见他一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
　　我十分悲恸。小时候我们弟兄两个除了自尊心都很强之外，外貌和性格差别都很大，不同的
　　还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的程度。妈妈喜欢哥哥，但是爸爸认为我与哥哥不同，对我评价很
　　高，很爱护我。爸爸对两个姐姐也很看好。二姐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自学也达到我和哥哥
　　差不多的水平，不仅朝鲜语很好，日语也达到能阅读的程度。二姐很喜欢我，与大姐相比，
　　我也更喜欢二姐。哥哥常常打我和二姐，我和二姐打不过大哥，就联合起来。虽然都是儿时
　　的事，我和姐姐还是更喜欢爸爸，因为爸爸不像妈妈那样常常包庇哥哥。　当时冬天是漫长、
　　让人讨厌的季节。村里人一到晚上就会聚在我们家里，不来的只有那些赌徒。他们在客厅里
　　聊天，讲故事。所以很多故事我会听许多遍，因为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之间传来传去。　村里
　　人之所以来我家还有一个原因，那位村里姓任的地主家是不能去的。任姓人家信仰基督教，
　　不情愿佃农们找来。佃农家里没有足够的煤油，而我家充足一些，还有些故事书。每天晚上
　　都玩到很晚需要很多煤油的，母亲也有些不乐意，但是母亲喜欢一村人聚在一起，即使心疼
　　煤油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喜欢听故事，常常躺在二姐怀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六岁时
　　开始学千字文，后来又读了古典小说《张翼星传》和《三国志》。儿时我胆子很小，村里孩子
　　们很容易就跨过去的门栏，我总是小心翼翼的迈过去。村里人觉得我连门栏都不敢跨过去很
　　有趣，就组织小孩子们比赛。我胆子小，行动慢，但是说起大话来还是理直气壮的样子。　“你
　　啊，还不会说话啊？”　“我怎么不会说话啊！在我们家什么话都能说。不信你问我妈妈”。　看
　　到我一本正经的样子，老婆婆们都笑了，感觉很有趣。　我胆子小，行动又慢，不论与谁打，
　　自然挨打的情况居多。但是一次也没有哭着回过家。具体年岁我记不起了，大概是六岁时的
　　一件事。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是空手来的，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给了我10分钱。
　　当时春节去任家拜年，只能拿到1分钱的压岁钱。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多钱。哥
　　哥从学校回来后，看到我有那么多钱，就想抢，不过爸爸在旁边，他不敢动手，就去冲妈妈
　　撒娇，最终还是没有拿到钱。　我看哥哥的表情有些奇怪，就猜哥哥肯定想趁我睡觉的时候偷
　　钱。我把钱藏起来，然后又故意装作钱在裤子里，穿着裤子睡觉。第二天，哥哥跟家人说，
　　我的钱不见了，因为他翻我的裤子没有找到钱。我把藏在苇席下面的钱拿出来给家人看，哥
　　哥既吃惊又生气表情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我也更得到了爸爸的信任。　

　　哥哥力气大，性格又急，即使打不过也不会认输，所以经常打架，挨打的次数也不少。
　　我胆子小，也讨厌打架。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妈妈们都会教训孩子不要打架，哥哥不听，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爸爸因此更不喜欢哥哥，更喜欢我。哥哥还不喜欢干农活，大家都
　　说他很懒。　爸爸偶尔会带我去河里抓鱼，有一次，我们在河口抓鱼，但是什么也没抓到。我
　　让爸爸去草茂盛的地方试试，结果出人意料的抓到了。爸爸问我怎么会知道那里能抓到，我

　　
　　说，　“我们一开始去的地方是村里人常去的，鱼肯定少。所以就想到去人们不常去的地方抓。”　
　　“对啊！就是那样的。我都没想到呢，你那样想很对。”　晚上回到家后，爸爸当着家人又表
　　扬了我。哥哥很不高兴。　“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爸爸不喜欢哥哥”，有时想到这些，我也
　　会有些内疚。但是，哥哥真的有让我讨厌的地方。　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烤玉米吃。结果烤
　　的最好的玉米他自己吃，把烤糊的留给我。我很生气，就告诉了爸爸。这时姐姐也说了之前
　　哥哥欺负他的事。爸爸很生气。一开始妈妈护着哥哥，不过这次爸爸发了很大的火。“不干活，
　　还欺负弟妹们，给我滚！”我没想到爸爸要赶走哥哥，开始有点后悔了。结果哥哥真的走了，
　　不久听到消息，哥哥去矿山挖煤了，6个月之后才回来。不对，不是回来，是要去平壤了，
　　走之前回家一趟。几天后，哥哥真的去了平壤，然后又是很久没回来。　到了1930年代，进
　　私塾的学生大为减少。光是我们村就有4个人进入小学，后面村子的孩子们几乎都去了小学
　　读书。爸爸重视汉学，仍让家里的孩子念私塾。不过夏天过后，新学期开学，私塾里已经没
　　学生了，我也只能一个人跟着爸爸学习汉文。看到孩子们在学校里念书，我也很羡慕。　放牛
　　时我开始拿着哥哥的国文教科书像读《三国志》那样读起来。三年后，突然传来消息，说只
　　要考试通过就能进入学校读书，而且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年级。我通过了，直接被编入四年级，
　　这样就与那些比我早上学的同学一个年级了。学校生活，我最头疼的是美术、音乐和体育，
　　成绩差到需要留级的程度，不过好在其它科目成绩非常好，综合平均之后，留级就被免掉了。
　　在体育方面没有自信的我最讨厌的当然是运动会，虽然那天对堡子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场节
　　庆，所有的人都去看。我的成绩总是最后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