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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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调查活动仅仅是一方面，政治和军事上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所以，毫不奇怪，在调查结束前，普京就下达命令中断与车臣的铁路和航空运输。紧接着，经政府同意，联邦军队切断了车臣境内的能源运输和通信联络，并关闭了石油和天然气管道。车臣的主要机场、临近格罗兹尼市不远的北方机场遭到空袭。又过了两天，俄罗斯空军大规模的轰炸和导弹打击了车臣军事基地、营地、交通枢纽、燃料库、桥梁和道路。在车臣边境大规模的联合集群部队开始组建，后方基地和所有必须的地面设施也建立了起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使用武力彻底消灭俄罗斯领土上的伊斯兰恐怖政权的决心在增加。　
　　众所周知，在1994年由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领导的俄罗斯军队领导层曾经以压倒性的优势认为，借助于军队在车臣恢复俄罗斯宪法秩序将是非常轻松的任务。格拉乔夫非常认真地说，在几天时间内，用几个空降团就可以完成任务。根据格拉乔夫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提交的计划，车臣的整个军事行动可以在1个月内完成，其中3～4天就可以歼灭位于格罗兹尼的杜达耶夫分子。　
　　但是，俄罗斯军队在1995～1996年遭到严重损失之后，在俄罗斯政治圈和部分军事领导人当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在车臣进行的任何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都必定失败，而车臣恐怖分子和战斗人员也强化了俄罗斯某些政治家的这种观点。被匪徒们绑架的俄罗斯公民接近2000人，并且这一数目正在增加，这些“奴隶贩子”感到逍遥法外和拥有无限权力是正常的事。谢尔盖·斯捷帕申后来承认，无论是他还是他领导的政府都没有制定在车臣领土上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任何计划，他在许多方面都不赞同新总理普京的指示和命令。最坚决地反对在车臣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的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和斯捷帕申组成了政治联盟。尤里·卢日科夫和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呼吁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建议有限度地使用特种行动并围绕车臣周围建立“隔离区”。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伊戈尔·斯特罗耶夫公开宣布，俄罗斯不应当急于开展地面行动。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罗曼·波波科维奇9月中旬也称：“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当前却不合时宜。”面对有关车臣进行地面军事行动可能性的问题时，萨拉托夫州州长康斯坦丁·季托夫回答：“对俄罗斯来说，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还会是一场灾难。”　
　　当时，有关保卫俄罗斯领土、使其免受车臣武装分子侵犯的最激进提议也仅仅是俄军推进到捷列克河左岸——这可以实质性地缩小“隔离区”的宽度。在9月初，甚至连那位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和在达吉斯坦地区作战行动中表现突出、而且思想也比较激进的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将军，在被任命为驻扎在靠近车臣行政边界地区的第58集团军司令时也宣布：“军队将不会进入车臣共和国境内。”沙马诺夫坚信自己的实力，但却怀疑俄罗斯政治家们是否靠得住。　
　　所有车臣首领，其中包括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和哈塔卜，显然都很害怕俄罗斯的军队开进车臣共和国。正因如此，莫斯科那些所有亲车臣和西方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在9月份开始加足马力、大肆宣传。但是，在车臣和俄军驻扎地区，记者们的工作程序发生了决定性改变，进入叛乱的车臣共和国内的只有个别西方记者，并且还是靠非法的手段。已遭解散的“士兵母亲”组织的代表们不被允许进入车臣共和国内。能够证明战争正在日益迫近的迹象还有，当时不仅许多西方报纸和杂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大众传媒上都充斥着大量谎言和虚假信息。　
　　摩夫拉特·乌杜格达互联网站上开始散布有关俄罗斯特工部门曾与巴萨耶夫和哈塔卜的部队相勾结进攻达吉斯坦、并与莫斯科居民楼爆炸有关等恶意诽谤性的消息，一些报刊则纷纷转载、传播。俄罗斯《新报》、《说法》以及英国《独立报》等报道了一些离奇的侦探故事，说克里姆林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沃洛申和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早在1999年夏天就乘坐私人飞机和土耳其快艇秘密抵达法国的蓝色海岸。在阿拉伯亿万富翁阿吉纳·卡绍吉所有的一栋高级别墅内，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他们两人同在土耳其特工护卫下赶到那里的沙米尔·巴萨耶夫举行了多次会谈。后来，在这个天方夜谭一般的故事中，沃洛申的名字又换成了那时还是联邦安全局局长的普京的名字，但秘密会见沙米尔·巴萨耶夫的地点不是法国，而是西班牙；普京与巴萨耶夫一起共同制定了获得一场“小规模战争的胜利”的计划，以帮助自己登上俄罗斯权力顶峰。　
　　又过了一段时间，当重复传播这些谣言已不再合时宜时，一些西方报纸的记者开始向普京发难，责问他为何不通过法律程序对谣言的始作俑者和传播者们提起法律诉讼，而仅限于并不十分清晰的辟谣。但是，与报纸和记者们走诉讼渠道可能要耗上几年的工夫，而那时迫切需要做的并不是雇律师打官司，而是尽早采取行动。普京非常明确地做出了决策，确定了在车臣领土内采取密集军事行动的规模和任务。他还说服叶利钦总统，让他相信通过采取军事行动来消灭俄罗斯境内的伊斯兰恐怖分子和瓦哈比教派分子策源地的必要性。1999年9月和10月份，叶利钦总统完全支持总理。最后，普京没有做任何隐瞒，将所拟定的措施全盘报告给了叶利钦。这个计划由强力部门制定，其发起人和实施者是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将军。是的，对盘踞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武装分子，军方决定不采取简单的驱逐战术，而是要将他们全部歼灭——采取这样强硬的行动可能会带来各种严重后果。尽管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性质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事先并不能完全预料得到，但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由普京的对头们针对此所提出的一切质疑，只会使车臣问题、高加索问题以及俄罗斯问题的“死结”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车臣问题（3）　　　
　　由普京做出决定的、全部彻底地歼灭车臣匪帮和消除恐怖主义分子的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联邦军队在车臣的第二次失败可能会彻底断送俄罗斯军队和国家的威望与尊严。因此，普京和将军们的行动既坚决果断、毫不妥协，同时也很谨慎，这一点直接决定了10月和11月的军事行动的战术。无论是整个行动，还是其各个阶段，都没有限定具体的结束日期，战役的细节由总参谋部制定，但战略和战术的主要问题则是在有普京、强力部门领导人以及特邀人员共同参加的作战会议上决定的。军人接到的命令是“可以不吝惜弹药”，但一定要尽量减少伤亡。　
　　与那些叶利钦已经不满普京威望上升的谣言正相反，叶利钦总统不但没有限制，反而颁布了一系列命令来扩大普京的权限。恰恰是普京采纳了总参谋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和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的报告。普京先是飞抵达吉斯坦，然后又来到所有军兵种的联合集群司令部所在地莫兹多克。正是由于总理以及直属机构紧张、有条不紊的工作，才保证了开始于10月份的俄军在车臣实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取得的重大成果。　
　　俄军的秋季攻势　
　　1999年8月和9月初在达吉斯坦实施的作战行动证明，俄罗斯军队和内务部队比我们看到的他们在1994～1996年车臣战争中的表现要强得多。当然，也发生过一些不协调和操之过急的事例：有时空军轰炸自己的部队；强攻高地和村落时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个别内务部队的将军惊慌失措；莫斯科作战总部下达的命令也并非总是与战场的实际情况完全符合。　
　　在10月和11月的车臣，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幅场景。令西方军事观察家和俄罗斯政治家、媒体感到惊奇的是，在车臣作战的俄罗斯军队表现出了与几年前完全不同的崭新风貌。对于这一点，甚至部分俄罗斯将军们也都非常吃惊。一些报纸发出疑问：“这些自信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士兵和军官们是从哪儿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就连那些8月份还对俄军的作战能力持怀疑态度的记者们，现在也承认他们是已经调试好的‘军事机器’，那以前这十万大军都躲在哪里睡大觉呢？从哪儿弄出来三位将军——维克多·卡赞采夫、根纳季·特罗舍夫和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尽管他们看起来有些粗鲁，但却非常内行并具备专业精神，他们分别从北、西和东三个方向层层推进，在有生力量和武器遭受最小损失的情况下，在秋末时控制了车臣60％的领土。”　
　　一家西方报纸写道：“弗拉基米尔·普京并不是仓促上阵。”的确，俄罗斯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很缓慢，小心翼翼，避免进行强攻和突破。在执行更为复杂的、新的作战任务之前，俄军甚至还进行教学射击演示和军事演习，以加强对敌人的打击力度。　
　　俄罗斯军队聪明地使用自己火力猛烈的优势，采取“火力开道”的战术，令车臣武装分子的抵抗显得软弱无力。在这种战术下，俄罗斯联合集群部队没有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俄军既不与车臣武装分子正面交锋，也不准备摧毁车臣境内修建在各处的筑垒阵地，而是绕开它们，拉开在开阔地带作战的架势，迫使害怕被包围的敌人慌忙撤退。俄军既没有强攻村庄，又绕开了城市，只用向前推进的战术迫使车臣人要么宣布投降，要么选择逃离。曾经很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幅场景：在车臣一些小城市和镇子里，不只俄罗斯人，还有车臣人开始支持和帮助俄罗斯军队恢复秩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拯救自己的家园和财产。几万难民离开了家园，他们大部分逃往印古什共和国，在那里，他们不仅受印古什当局的保护，也得到俄罗斯军队的保护。　
　　尽管战争明显没有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而且一些新的分队以及部分军官和将军是从俄罗斯各地赶赴战场的，但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整体军事机制的运转。在各兵种之间、军队和内务部队之间没有产生明显的矛盾。10月和11月，俄军有生力量和军事装备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点，过去那场（车臣）战争的损失与之相比简直就无法相提并论。有一段时期，军队甚至实现了“无伤亡”向前推进。　
　　俄罗斯部队并没有选择留在捷列克河一线，而是等后勤部队赶上来以后，快速强渡了这条河流屏障，开始解放位于车臣山地与捷列克河之间的人口稠密地区。从在达吉斯坦打响防御战，到解放古杰尔梅斯、阿尔贡和合围格罗兹尼，战争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每次战争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之前，都要总结所实施行动的经验和教训、巩固和肃清解放区的残余之敌，此外，还要认真评估俄罗斯军方自己的军事实力、敌方的兵力、车臣居民的行动和俄罗斯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等。　
　　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俄罗斯军队取胜的纯军事因素，在车臣，俄罗斯部署了一个庞大的集群：到1999年12月1日，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内务部队军人以及警察的总人数已接近15万人，而车臣武装分子只有2万，更不用说俄军在装甲车、火炮和飞机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其他优势，例如，俄罗斯军人得到了许多生活在达吉斯坦的穆斯林民众出乎意料的支持。在上次车臣战争中，位于边界地区的达吉斯坦民众对俄罗斯军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好感，相反，他们还带有明显的敌意。当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和一部分空降部队被空投到这里时，将军们的期望值是，当地居民能够保持中立就算不错了，但事实是，俄罗斯军队得到了他们的赞赏和帮助，其中快速组建起来的民兵也为俄军提供了战斗支援。　　　
　　车臣问题（4）　　　
　　对于军队来说，能够得到几乎整个俄罗斯社会舆论的支持是最为重要的。人们对瓦哈比教派分子肆无忌惮地侵略达吉斯坦以及在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市的居民楼制造系列爆炸事件感到极度震惊。“民主派”媒体习惯发起的、矛头直指“无能将军们”的运动也得到了压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1999年秋，那些对普京不友善的人开始慌了起来，他们没有料到事态会如此发展。在那些受某些势力资助出版的报纸版面上，互相矛盾的报道比比皆是。一会儿，这家报纸说俄军损失惨重，但（军方和当局）竭力掩藏事实真相；一会儿，另一家报纸又讲，内务部队和空降部队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塞满了从车臣平民家中掠夺来的贵重的波斯地毯，在车臣的公路上横冲直撞，那些喝得醉熏熏的士兵和军官朝车臣人胡乱扫射。　
　　在这场编造新闻的大战中，《生意人报》、《新报》、《共同报》、《总结》杂志和《政权》杂志表现得最为起劲。在这些媒体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报道，诸如“在车臣，真正的战争尚未开始”；“主要的战斗和损失还在后头”；“军队不得不强攻格罗兹尼”并进行山地战；武装分子并非简单的实力不济，而是在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制造“按压弹簧”的效果；车臣武装分子尚没有显示自己从后方打击俄军的力量，“俄罗斯士兵的士气下降”，车臣武装分子的反击能力在一步步上升，等等。　
　　但情报显示的是，车臣南部和格罗兹尼市的领导人和战地指挥官们已成惊弓之鸟，他们相互争吵，弹药和粮食也已接近告罄。一些报纸甚至表达希望西方干预的意向，让西方领导人向叶利钦施加压力，将普京从总理的宝座上弄下来，让俄军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俄罗斯和西方的观察家们在10月写道，不付出惨重代价，俄罗斯军队休想强渡捷列克河，古杰尔梅斯也将成为一座无法攻克的堡垒。但是，实际上俄军几乎没有遭遇重大抵抗，兵不血刃地成功强渡捷列克河，而那些控制古杰尔梅斯市及周边地区的车臣领导人和大部分战斗人员也倒向俄罗斯方面，为古杰尔梅斯这座车臣第二大城市成为车臣共和国临时首府创造了条件。　
　　在古杰尔梅斯和其他车臣山区，车臣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格罗兹尼前市长比斯朗·甘捷米洛夫召集了成百上千的车臣人。他们主张，作为一个联邦主体留在俄罗斯大家庭当中的车臣共和国，准备对瓦哈比教派分子和外国雇佣军、实际控制车臣政权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宣战。早在1999年秋天，普京总理就在白宫会见了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德罗夫和其他一些有威望的、移居外地的车臣族活动家，宣布将采取军事、政治相结合的手段来解决车臣问题。在车臣共和国已经解放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由当地人领导刚刚组建的地方政权。1995～1996年间担任过扎夫加耶夫政府副总理的铁道兵将军尼古拉·科什曼被普京任命为全车臣临时行政当局的领导人。　
　　简单推翻1999年前俄罗斯在车臣所采取的所有政策以及否定那些参与实施这些政策的人都是不可能，也是不应当的。与此相反，能够恰如其分地运用上次战争特别是结束阶段的所有经验，成为了新的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那些1994～1996年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表现优异的军官在1999年首批被任命为各个部队和分队的长官。　
　　俄罗斯在1998年8月对车臣叛军做出的“事实投降”决定，是武装力量最为痛苦的时刻，当时甚至有军官选择了自杀。的确，在车臣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但也正像许多将军和军官认为的那样，那时他们正接近取得胜利的边缘。然而，车臣战争的失利也刺激了俄罗斯上层着手推动实施军事改革，还推动了指挥官的更新。　
　　在各个军区、兵种中建立起常备作战部队和分队，这是改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既然国家财力暂时无法保证满足全军所必需的资源，那么就应当至少优先充分保障部分军队的必要资源。恰恰是这些常备作战分队和训练精良的合同兵们，而不是那些刚入伍的、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新兵们构成了车臣攻势的主力部队。这成为了车臣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促进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例如，俄罗斯吸取了北约针对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的经验；从根本上提高军人津贴措施的施行让每一位参加军事行动的人员都从中受益，大大提高了俄罗斯士兵的战斗士气。而俄罗斯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将军还是士兵，大家都理解、也感受到或是猜测到，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俄罗斯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巨大功勋恰恰在于，他特别注意认真阐释在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动武的原因和必要性，而不只是夸夸其谈地称坚决“在车臣恢复俄罗斯宪法秩序”。　
　　当然，因为车臣战争，普京又增加了不少反对者。　
　　战争爆发的原因　
　　曾经有不少观察家和分析家认为，车臣战争是争夺里海石油的战争。还有许多对俄罗斯、对新总理和老总统怀有恶意的人则称车臣战争是“普京总理的战争”。根据这些人的看法，一场小规模战争的胜利能够帮助失去威信的现政权体制从政治死胡同中走出来；只有在北高加索战争中取得胜利，才能够帮助叶利钦安然地离开克里姆林宫，实质性地提高普京登上总统宝座的几率……　　　
　　车臣问题（5）　　　
　　另外一些人认为，新的车臣战争是按照自身的复仇逻辑展开的，而这场战争的性质是由俄罗斯将领们的利益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官方的说法是俄罗斯在镇压叛乱，反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瓦哈比匪帮的侵略，后者试图在俄罗斯南部从里海到黑海的广大区域内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新穆斯林国家。　
　　毋庸置疑，所有这些原因和动机都是客观存在的，并对战争进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还有更为深层的冲突原因和动机，其根源见于全俄罗斯、整个高加索、北高加索和车臣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历史。　
　　最接近真相的观点，可以认为俄军（采取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护俄罗斯联邦的统一和完整。因为作为国家，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不仅生活着俄罗斯人民，还有其他民族的人民。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还是作为一个国家，俄罗斯历史上不仅是俄罗斯人的、斯拉夫人的和东正教的构成体，而且还是多民族的、多种族的和多宗教信仰的国家和社会。苏联的解体和作为新的主权国家而建立的俄罗斯联邦都没有改变俄罗斯的这一主要特征。对于俄罗斯领导人来说，这一主要特征不仅带来许多有利条件，同时也给他们出了许多难题。　
　　当人们说俄罗斯是一个保持东正教价值观的欧洲国家时，弗拉基米尔·普京曾不止一次地回应：这可以被用来表示和界定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俄罗斯，但只是其特点、本质的一个方面。在俄罗斯，持有如此观点的人大多分布在俄罗斯的西部、北部和中央区，但是对于北高加索地区、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则就不太适用了。在俄罗斯联邦南部和东部的广袤地区，生生不息地生活着其他一些民族，尽管他们也积极地应用俄罗斯语言和文化，但却信仰其他宗教，有其自身的传统和文化。客观地说，今天的俄罗斯汇聚了许多地区以及没有俄罗斯国家的保护就很难保障自身富足安康、生活繁衍的众多民族。达吉斯坦居民在1999年秋天曾说过：“过去，有人靠武力让我们归顺俄罗斯；但现在，只有用武力才能将我们从这里分离出去。”　
　　主张将俄罗斯建成一个单纯的东正教国家，拒绝接纳不是东正教信徒、而是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的首先是车臣（而这也正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曾不止一次地提出的　“自我限定”的观点）。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将破坏历史上形成的、俄罗斯作为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所构成的形象和实质。在90年代，许多俄罗斯思想家、政论家和政治家都在探寻民族国家的主要思想，但问题的提出未必真正有效。因为“俄罗斯民族思想”和“俄罗斯国家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方案，两者之间不存在一种解决方法。　
　　俄罗斯不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也不再是一个帝国，但它也不是俄罗斯民族的国家，犹如法国是法兰西民族的国家、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日本是日本人的国家那样。作为一个国家，现今的俄罗斯联邦要维护各民族的正常生活；帮助各族人民在联邦内进行文化财富交流和经济合作，享受、掌握世界经济和世界文明的成果。俄罗斯文化的成就并不能够给予作为民族存在的俄罗斯人以任何优越地位。无论是多民族的达吉斯坦还是奥塞梯，无论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还是巴什基尔和鞑靼，无论是卡尔梅克还是布里亚特，今天都没有想过要独立于俄罗斯之外，去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