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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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则扶植他在南部联邦区的副全权代表、44岁的联邦特工机构将军穆拉特·贾济科夫。在印古什共和国内部，穆拉特·贾济科夫还不为人知。就民族成份而言，他是印古什族人；就接受的教育而言，他是历史学家、法学家。在苏联时期，穆拉特·贾济科夫曾在共青团及党政部门工作；在此之后，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安全部门联系在一起。　
　　1999年，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与穆拉特·贾济科夫相识。到2002年，穆拉特·贾济科夫在印古什联邦特工机构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由于与阿乌舍夫发生冲突，结果被迫调到邻近的阿斯特拉罕州的联邦特工机构。稍后，穆拉特·贾济科夫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驻南部联邦区的副全权代表。　
　　尽管印古什总统竞选公告上有30多名候选人，但主要的竞争是在阿利汉·阿米尔汉诺夫与穆拉特·贾基科夫之间展开的。第一轮选举结果，穆拉特·贾济科夫居第二位，只获得18％的选票，但在2002年4月28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穆拉特·贾济科夫以绝对优势取得了胜利。　
　　在穆拉特·贾济科夫宣誓就任印古什共和国总统的仪式上，10多年来第一次响起俄罗斯联邦的国歌，位于马加斯的政府与议会大楼及印古什各级行政部门的大楼上出现了俄罗斯联邦的象征性标志。　
　　阿乌舍夫没有出席总统宣誓仪式，甚至没有发来贺电，但印古什的社会及人民内部并没有发生分裂。穆拉特·贾济科夫邀请共和国前总统属下的大部分人与其共事，并委以他们重任。几个月后，不仅克里姆林宫、印古什国内，甚至邻近的北奥塞梯、车臣、格鲁吉亚都感觉到印古什政权发生的变化。　
　　这些变化从2002年5月底及6月开始。印古什共和国内部不符合宪法的机构被取缔，印古什共和国的法律以全俄立法为基础制定，成立了审计署和人权机构。　
　　穆拉特·贾济科夫当选总统后，车臣难民返回家乡的进程迅速加快了。2002年的夏秋季节，每天有近500车臣人返回故乡。　
　　印古什难民也开始返回他们在奥塞梯的居所。2002年5月30日，穆拉特·贾济科夫与北奥塞梯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谢尔盖维奇·扎萨霍夫举行工作会晤。两共和国很快签订了合作与睦邻友好协议，结束了印古什与奥塞梯人民之间长达十年的冲突。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3）　　　
　　一些俄罗斯家庭也陆续举家迁往印古什。他们在这里分到了土地，在修建住宅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帮助。计划修建的三个东正教教堂也已开始施工。　
　　印古什没有躲过2002年席卷北高加索全境的严重自然灾害。在共和国境内，虽然没有人员损失，但苏尼冉斯克与芝依拉赫斯克地区12座居民点的数百座房屋倒塌，近千座房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25座桥梁被冲毁，几十公里的电线与天然气管道被损坏。穆拉特·贾济科夫领导了灾后修缮工作。到当年秋天，他已将新房的钥匙交到灾区数百位居民手中。在俄联邦中央的支持下，印古什共和国共修建了约300栋房屋。　
　　在印古什共和国与格鲁吉亚接壤的村落奥利格梯，被肆虐的山洪冲刷后得以抢救的只有一座清真寺。这里没有人记得过去曾发生过类似的灾难。村落的长者宣布，莫斯科及马加斯政府不管他们的事，他们应该寻找新的地址建村。穆拉特·贾基科夫立刻来到山区，经过多方努力才劝服居民留下。　
　　几个月后，政府在离河不远处修建了数十座新的砖房。奥利格梯的村民现在才相信，莫斯科及印古什政府的确需要他们，他们不能抛弃祖先生存过的土地。　
　　村民将修缮后的第一条街命名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普京”街。莫斯科的媒体曾以戏谑的口气报道这个事件。穆拉特·贾济科夫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居民不要将修复后的第二条街命名为“穆拉特·贾基科夫”街。　
　　2002年9月印古什共和国又经受了新的考验。车臣武装分子及其雇佣兵从邻近的格鲁吉亚潘杰斯峡谷窜入共和国境内。武装分子想在这里寻求支持，或至少是对他们友好的中立态度。但调遣至此的俄军第58军所属部队在印古什当地警察及安全机关的帮助下驱散了武装分子。　
　　在印古什格拉什金村外进行的战斗并没有发生枪战。经过印古什共和国总统、村落长老与军队的共同协商，在解放村子的过程中，军队没有对村子进行“清算”，村民没有为此流血，从而巩固了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当地的居民没有卷入战争，武装分子的期望破灭了。　
　　与一两年前比较，车臣武装分子感觉已经置身于另外一个印古什共和国。正如2002年10月19日印古什共和国当地报纸《塞尔达罗报》所说：“近几个月，在我们的共和国几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又几乎什么都没有变。”因为，最大的变化是印古什人民意识的转变。　
　　莫斯科的剧院劫持事件　
　　许多观察家将2002年10月23～26日在莫斯科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与2001年在纽约及华盛顿发生的“九一一”事件相提并论，尽管二者的过程、规模及遇难者的人数不尽相同。　
　　对于搞分裂的武装分子及雇佣兵而言，10月是非常难熬的月份。因为森林开始光秃，大雪与严寒封闭了大部分山间隘路、大道。设在森林里的军营也不得不缩减，武器不得不隐藏在伪装的掩体里，直至春天。在最难以抵达的山区，战斗的主动权也转到联邦的特种部队方面。此时人们预想的是武装分子的地雷战、针对车臣警察和地方政府首领的行动会加剧，10月23日发生在莫斯科的事件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很显然，在莫斯科市内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恐怖行动是经过了事前的精心策划的。为此所做的准备工作应该不仅是在车臣的高山峡谷或者俄罗斯境外的某一恐怖中心，而且也在莫斯科市内秘密进行的。这次行动在计划与经济支援上也一定有富有实施此类活动经验的人参与。2002年5月，大部分自杀性恐怖分子已被组织起来并接受训练，最后，加入“自杀性侦查破坏营”的有30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男性武装分子与20名女性，她们主要是已经阵亡的武装分子与战地指挥的妻子、姐妹。“车臣最高军事埃米尔”沙米利·巴萨耶夫负责全面指挥这个小组。其直接指挥莫夫萨尔·巴拉耶夫是最后到达莫斯科的武装分子之一，他完全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小组负责人，实际上听命于自己的主要助手阿布·巴卡尔。　
　　10月23日21点10分，自杀性恐怖分子劫持了位于莫斯科杜布罗夫卡大街上的一家大型剧院，当时剧院里刚刚开始音乐剧《东北风》的第二幕演出。这部以作家维尼阿明·卡维林的原著《两个船长》改编的反映爱国题材的剧目在此已上演一年多，颇受莫斯科及外来游人的欢迎。剧场共有1100个座位，这天售出700多张票。参加演出的演员、乐队演奏员及工作服务人员也有100多人。观众及演员中还有不少孩子。　
　　不同于莫斯科其他剧院的是，位于第一杜布罗夫卡街与梅利尼科夫街交汇处的这家剧院几乎没有什么安全防卫。剧目演出期间，剧院正门只有两个没有配备任何武器的保安值班。剧院建在“莫斯科轴承厂”的文化宫能容纳大量观众的大厅内，文化宫内还有许多其他建筑设施，许多技术与服务专用出入口根本无人看守。文化宫内的一些设施还出租给一些社会组织（甚至是同性恋俱乐部）。位于侧翼的建筑正在维修当中。　
　　事后调查证明，一些武装分子被安置在这里工作，他们提前将部分武器与弹药隐藏起来。他们还事先对剧院大厅及周围的设施进行了侦查。实际上，恐怖活动的组织者曾对莫斯科的其他一些剧院及表演中心进行过侦查，位于杜布罗夫卡的文化宫最受他们的“青睐”。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4）　　　
　　实施恐怖活动的那一天，武装分子的行动非常迅速，而且非常专业。他们中只有一部分人乘坐两辆汽车赶到现场，其余的人早已提前潜入文化宫。他们在剧院四处安置好拉线炸弹后，从内部封锁了剧院的出入口。　
　　匪徒们冲入大厅，宣布所有的观众、演员都成为他们的人质，并开始在池座和楼座布置炸弹。大厅的各个角落分散着身穿黑衣、脸遮黑纱的妇女，每人腰间都捆绑着重约0。5～2公斤的爆炸物及装有尖钉与螺钉的包裹，这是为了增强爆炸物的杀伤力。大厅中央安置了重达50公斤的弹药。匪徒们拥有各种手榴弹、自动枪、手枪及火箭筒。大部分男性恐怖分子都身着迷彩服，他们的攻势极强。　
　　各家通讯社与报纸通过被劫持的人质得知剧院被劫持——他们是通过移动电话将这一消息告知新闻机构的。人质中有一些记者、一个联邦安全局的特工，还有许多外国人。莫斯科警察局与联邦安全局是在人质被劫持后10～15分钟后得到这一消息的。21点30分～22点，来自“阿尔法”和“信号旗”两个特种部队的成员陆续到达剧院并占领了大楼的周边地区。他们先包围并封锁剧院，之后封锁了剧院的外围地区。大约在22点20分，普京总统获知所发生的事件。他抛开所有事务，亲自担任解救行动的总指挥。而解救行动的具体工作由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巴特鲁舍夫领导。参与解救行动的还有鲍里斯·格雷兹洛夫领导的特种部队与内务部军队。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也迅速赶到剧院。　
　　此时，人们立刻产生了俄罗斯联邦特工机构是否存在重大失误的质疑。　
　　几十名训练有素的自杀性恐怖分子如何能不被人察觉而潜入首都？他们如何能将数量如此巨大的武器、爆炸物运到莫斯科，运到杜布罗夫卡的剧院？他们住在莫斯科的什么地方？在哪里接受训练？与谁保持着联系？这么大规模的行动需要经验丰富的专家参与，并进行长时间、精心的策划与训练，特工机构与内务部怎么能没有察觉呢？他们在高加索及莫斯科的相应地区是否布置了情报网点？他们对怀疑对象是否进行过跟踪，是否监听过他们的对话？　
　　毫无疑问，莫斯科市特工机构的失误更大。莫斯科市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对市属特工机构的有限自治权。莫斯科及其近郊有地下武器及弹药市场，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巴萨耶夫的武装分子完全可以在莫斯科市内获得大部分武器弹药，而不用从俄罗斯南部运到莫斯科。打着建筑材料及建筑工具的幌子，武装分子提前将机枪、火箭筒、弹药、100多手榴弹、自动步枪及迷彩服藏在杜布罗夫卡的剧院里。在这种长期、复杂的准备过程中，一定有人非常谨慎地帮助这帮自杀性恐怖分子。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为什么一些10月25日和26日出版的莫斯科报纸刊登了莫斯科内务总局局长弗拉基米尔·普罗宁将军、联邦安全局所属莫斯科市及莫斯科州下属机构负责人维克多·扎哈罗夫将军的大幅照片，并要求他们辞职。要求俄罗斯内务部部长、联邦安全局局长辞职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在一些国家，法律明令禁止特工部门与劫持人质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特工部门在反恐部队调集到被劫持的现场之际，马上就开始对恐怖分子控制区域发动进攻。而在另一些国家，政府及特工机构首选的还是进行谈判，有时谈判可能持续几天、几个星期。尽管在俄罗斯，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劫持人质事件，但俄罗斯还没有制定出类似情况下该采取何种措施的法律条文或严格的规定。这使人联想到1995年6月在布琼诺夫斯克、1996年1月在基兹利亚尔发生的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就被劫持的规模而言，莫斯科剧院的劫持行动可与布琼诺夫斯克、基兹利亚尔的医院劫持事件相比。但恐怖分子现在采取的不是那种具有突发性质的鲁莽进攻，而是在俄罗斯的首都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俄罗斯总统、政府已更迭，特工部门的力量更加强大、训练更加有素。　
　　10月24日，许多专家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劫持事件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进行分析与推测。这些预测不容乐观。恐怖分子的数量太多，他们为在这栋建筑内进行恐怖活动而进行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充足。观众大厅内的爆炸物安置非常精细，整体爆炸只需几秒钟的时间，而且完全可能是全部恐怖分子与人质同归于尽。如果“安拉的意志”有需要，恐怖分子与人质同归于尽的决心不容怀疑。　
　　在这些前提因素下，大部分专家认为进攻是不可思议的。大概只有前苏联英雄、预备役少将维克多·卡尔普辛坚持发动进攻。他曾参加在喀布尔对阿明宫的进攻，之后曾指挥过“阿尔法”特别行动小组。　
　　卡尔普辛说：“这样僵持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他们已没有出路，这帮恶人会坚持到底。所以，应该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我相信能找到最适宜的行动计划。我们有专门的设备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被劫持的大楼内发生的一切，监听到他们的对话。无论怎么说，车臣人的装备都不如‘阿尔法’成员。如果准备充分，行动迅速、果敢，胜利将属于我们。我们一定能歼灭他们。”　
　　谈判与进攻准备　
　　到当晚23时，“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成员已占据了离剧院最近的位置。首先是大楼的两翼与后侧。根据恐怖分子的要求，聚光灯昼夜照射着剧院正门。这里停放有几十辆观众、演员及剧院工作人员的汽车。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5）　　　
　　特种部队成员控制了一些还未被恐怖分子控制的文化宫辅助设施。在莫斯科市地下管道管理人员的帮助下，解救人员侦查了文化宫地下通道。借助于专门的设备，人质与恐怖分子所处的剧院各个角落都受到监听，恐怖分子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也在监听之列。他们的电话交谈对象有的在车臣，有的在俄罗斯境外，有的在莫斯科市内，也有的在文化宫围观的人群里或者是在封锁圈内。　
　　离文化宫剧院不远，梅利尼科夫街对面坐落着老兵战地医院。解救行动指挥部暂时设在这里。指挥部由几个分组组成，独立决定并完成各种任务。其中一个小组负责与报刊、电视台及政治活动家的联系；第二小组负责警察与内务部部队的指挥，他们对剧院进行了先是两层、之后是三层的包围；人质的亲属们可以与第三小组的工作人员接触；紧急情况部的救助人员及救护车、医生也等候在被恐怖分子所占领的建筑附近。　
　　指挥部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准备对大楼进行攻击的特别小组和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队及内务部的指挥员们。众所周知的日里诺夫斯基先生建议立刻组织进攻，但这个决定并不理智。许多因素，如恐怖分子的性格特点及其行动规模、拥有的充裕武器与爆炸装置、解救人员不熟悉大楼的建筑结构等都不允许采取瞬间的强制性行动。行动要快速，但也要小心谨慎，要在准确地侦察及最大限度了解整个形势的情况下进行。　
　　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弗拉基米尔·帕尼切夫中将担任指挥部的总指挥。代表俄罗斯内务部的主要负责人是内务部副部长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夫中将。莫斯科市市长尤里·卢日科夫成立了独立的支援队，在三天的人质危机中他一直守在剧院附近。为封锁区的军队提供饮食与服务、组织莫斯科的一些医院准备接受伤者、疏散老兵战地医院的病人及位于梅利尼科夫街一栋住宅楼内的居民、成立新闻发布中心、为人质准备饮食……所有这些刻不容缓的事务都由莫斯科市政府承担。与尤里·卢日科夫在一起的还有扎哈洛夫将军、普罗宁将军及很多市政府官员。还有一些任务需要国防部、情报部门、外交部、卫生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共同配合才能完成，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亲自担负起这些任务的指挥协调工作。　
　　进攻的准备工作成为指挥部的首要任务，一切进行得非常紧张有序。作为大型企业的文化宫一般都缺乏个性化的特征，是根据大众化的设计建造完成的。经了解，莫斯科有几家设计与轴承厂类似的文化宫。在莫斯科的另一个方向，卡卢加地铁站不远的子午线文化宫就是位于杜布罗夫卡大街的轴承厂文化宫的翻版。自10月24日早晨开始，“阿尔法”与“信号旗”特别行动小组在这里进行了为期两昼夜的高强度训练，除了吃饭，他们几乎没有休息。这对特种部队来说是非常大的成绩，是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剧院外围也有恐怖分子的侦察员与帮手，但上述准备活动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没有外泄任何消息。只在剧院附近建筑物顶层布置狙击手的信息没有被很好地保密，一个电视摄影师拍下了狙击手占据楼顶的画面，并做了现场直播，密切关注所有电视频道的恐怖分子也看到了这个镜头。　
　　无论是普京总统，还是指挥部的将军们，原则上都不反对进行谈判。况且劫持剧院的恐怖分子在23日晚上就列出可以接触的人员名单，希望以他们为中介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他们拒绝尤里·卢日科夫作中间人，也反对莫斯科的一些车臣著名活动家参与谈判。他们同意可以与下列政治家见面：鲍里斯·涅姆佐夫、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伊琳娜·袴田、卢斯兰·阿乌舍夫，稍后也同意与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会面。记者中他们选中的是《新报》的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俄罗斯的社会活动家中，他们同意著名的演员、歌唱家约瑟夫·科波逊及儿童外科医生列昂尼德·罗沙尔作中间人。一天后，即10月25日，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同意接受“独立电视台”的访问。　
　　恐怖分子指定的人员都来到行动指挥部。为此，亚夫林斯基不得不结束西伯利亚之行提前返回莫斯科，而安娜·巴利特科夫斯卡娅放弃了她的美国之行。俄罗斯总统驻俄南部联邦区全权代表维克多·卡赞采夫也被召到莫斯科。大约一年前，他被授权与阿斯兰·马斯哈多夫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莫斯科的某机场已准备好加满燃料的大型伊尔…62型飞机，飞机随时可以起飞，载着恐怖分子飞往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　
　　但是，不管是在10月24日，还是在25日，没有一位谈判参与者能够向指挥部或者普京总统做出任何有益的报告。除了要求俄联邦军队立刻撤出车臣之外，恐怖分子也没有提出更具体的要求。他们同意释放12岁以下的儿童和部分妇女，甚至允许给人质提供一些饮用水及药品，但不是食品。恐怖分子说：“我们什么都不吃，让他们也饿着肚子坐着。”　
　　形势在逐渐明朗化，主要的决策者并不是莫夫萨尔·巴拉耶夫，而是位于剧院之外的另一个人。莫夫萨尔·巴拉耶夫与阿布·巴卡尔宣布：“我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已劫持到人质，现在就准备牺牲。我们想死的愿望比你们想生的愿望都强烈。”武装分子的行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们说，他们尊重马斯哈多夫，但只听从沙米利·巴萨耶夫一个人的指挥。俄罗斯著名的学者谢尔盖·卡比察呼吁俄罗斯领导与巴萨耶夫进行谈判。“与罪恶行径也得交涉。该接受他们的某些条件，与车臣方面进行负责任的谈判。因为，布琼诺夫斯克人质危机正是在切尔诺梅尔金与巴萨耶夫会面后得以解决的。”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6）　　　
　　但布琼诺夫斯克的“谈判”是政府对恐怖分子做的一次真正妥协，绝不允许再有类似的重复。况且没有可进行谈判的对象。夜间曾与武装分子会面的普里马科夫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向普京总统汇报说：“那里没有可交谈的人。”议员拉马赞·阿卜杜拉季波夫认为：“时间在流逝，最坏的结果正在变成最可能的结果。”此时，恐怖分子也加速了事件的发展进程。他们宣布10月26日早晨起开始屠杀人质。莫夫萨尔·巴拉耶夫在电话中对他的一个同伙说：“我们将从最有来头的开始。”许多人质的承受力也到了极限。有一个人质从自己的座位跑向大厅，被恐怖分子击毙。　
　　抉择的时刻已来临。能够而且应该做出决定的只有一个人——弗拉基米尔·普京。　
　　普京最痛苦的决定　
　　在2002年10月以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来说，“库尔斯克”核潜艇沉没的那些天是他最难熬的日子。那时，对于走向死亡的潜艇官兵，他无能为力。但现在，在莫斯科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而且应该做出最重要的决定。在这几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任何看似最佳的解决方式也都可能成为最坏的决定。　
　　10月20～22日，除去其他事务之外，普京正忙于重要的出访准备。俄罗斯总统需要出席于10月26～27日在墨西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例行会晤。飞往西半球途中，普京还计划在柏林、里斯本停留，与有关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　
　　当普京总统得知剧院人质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