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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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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之是反对走极端的,总是要尽量与反对派‘刍议’些什么。”

    胡适也挺认真地站起来辩解道:

    “只要议论平心静气,反对有理有据,我们《新青年》都要欢迎。”

    李大钊一直在洗耳恭听,他正在翻阅一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这些日子,他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为北大图书馆购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籍。他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也宽厚地对胡适开起了玩笑:

    “适之这样做,只怕反对派以为你是《新青年》中的异端,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呢。”

    胡适苦笑着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绅士风度地说:

    “这不要紧,观点一致的人,见解还有先后快慢呢。”

    回家的路上,周氏兄弟又是合坐一辆包车。当周作人问起他对“陈胡”等人的看法时,周树人兴致很好地说出了一段精辟的见解: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虚。’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而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得有‘武库’的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更亲近半农呀!”

    周作人听了暗自叫绝,心想这大约就是兄长的深刻之处吧。

    4

    溶溶的月光,透过清明前槐树的嫩叶,款款地洒落在案前。

    面对着这么好的月光,那双深邃的眼里满渗出喜悦。他仿佛感应到了一种暗示,一种冥冥中等待已久的灵感已经飘然而至。他兴奋地握起笔,写什么写什么

    ——吃人!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突破的缺口。人世间一切残酷的、虚伪的、陈腐的现象,都从这样两个症结的字眼里,透出了最生动的说明。

    他又想起了那位害了迫害狂的姨表兄弟。对!就写狂人!借狂人的嘴巴说话!像果戈里写那位九等文官的小书记一样。太具体了不行,情节反而是一种累赘。对!就使用象征,用一组充满诅咒、忏悔、警示的意象,把一切都贯穿到这个沉重的主题里去,让人们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环境氛围看到那个血淋淋的现实世界

    他用笔在砚上轻蘸了一下,先用几句文言写完楔子。仿佛在记叙一种熟悉的感觉,轻松地纵笔写将下去: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经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

    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

    眼

    我怕得有理。

    

    他的心被一种痛苦的感情摄住恍惚中自己好像也成了那位神经高度警觉的疯子,正在权贵、尊长、帮凶、看客阴沉的目光下,在许许多多沉沦未醒的人们面前逃窜。他的文笔越来越犀利而悲愤,充满了入木三分的尖刻和战士般呐喊的快感。

    当天快亮时,他终于写到了尾声,怎样收笔

    他抬起头望了眼黑沉沉的夜空,轻声叹息了一声:

    “中国在黑暗中陷得太深了,非有全民族的忏悔不足以拯救未来”

    好的,就这样写。他往油灯的火焰瞄了一眼,又援笔蘸了墨汁,迅疾地写完这篇小说: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用什么笔名发表他记起了在东京时用过的“迅行”的别号,心竟不知怎地狂跳起来。他决定沿用这个“迅”字,算是保留一点青年时代并未中断的反抗精神。再冠以母亲的姓,就署名为“鲁迅”吧!

    天亮时,趁着余兴,他用隔夜水重新泡了一杯清茶,吃了几块点心,点燃了烟嘴上的半截纸烟。又将这篇与果戈理同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删改了一遍。他想尽快地誊清稿子,让钱玄同拿去给《新青年》发表。

    没想到清明节的晚上,钱玄同带着刘半农来到补树书屋。两人匆匆看了一遍,忍不住大声叫好。钱玄同兴奋地说:

    “《新青年》还没有发表过这样的佳作,真想不到小说可以这样写?”

    第二天,钱玄同将《狂人日记》交给了陈独秀。他还没有看完就说写得好,不愧为上乘之作。他看到激动时,竟顾自朗读起来: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

    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

    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陈独秀佩服得拍案叫绝,畅怀大笑起来。他没有忘记跑腿的钱玄同,感激地说:

    “玄同,这回你立了大功哪。豫才太深刻了,这是本人鼓吹文学革命以来最有分量的作品。”

    钱玄同颇有些得意起来:

    “我说豫才的文笔不错吧!其实,他还写新诗。”

    陈独秀急得放下手中的文章,说:

    “何不一块儿要了来?四卷五号上还有空处嘛。”

    《新青年》自今年四卷一号刊出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的白话诗后,每期都辟有新诗园地。钱玄同受了鼓舞,情绪大增地说:

    “好,哪天晚上我再去一趟。”

    过了几天,钱玄同又拿来了周树人的三首新诗。陈独秀尤其喜欢其中的那首《桃花诗》: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气了,满脸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有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西斋的学生宿舍里,傅斯年正召集顾颔刚、罗家伦和孙伏园等人,商量办刊之事。

    范文澜拿着刚出版的《新青年》,冲了进来:

    “快来看《狂人日记》,整个校园里都在争相传阅呢。”

    傅斯年接过刊物,飞快地翻阅起来。很快被文中那过人的思想和悲悯的格调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

    “这是谁的大作?简直是在放火”

    几位青年人都凑过脑袋,轻声吟诵起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鲁迅是谁?”

    “谁是鲁迅?”

    范文澜神情有些得意,故意慢吞吞地卖起关子。

    “听说是我的同乡周启明教授的哥哥。”

    孙伏园也是绍兴人,眼睛里充满了新奇。

    “文澜,有空时我们一起去拜访这位‘鲁迅’先生。”

    罗家伦不屑地对傅斯年说:

    “我们有胡适之这块牌子足矣!孟真兄,是”

    傅斯年会意地点点头,神色庄严地对众人宣布:

    “我们的刊物就叫《新潮》吧!它是《新青年》的小弟弟。让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去涤荡神州大地吧!”

    罗家伦热血沸腾地跳到桌子上,向窗外的蓝天举起有力的双臂:

    “我们来了!让腐朽的一切滚蛋吧!”

    当晚霞映红了绒线胡同时,长长的石板路上,张厚载正好陪林琴南出来散步。附近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生俩刚走过校门,里面涌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女学生。

    她们手上拿着《新青年》,脸上充满着好奇,争先恐后地大声叫嚷着:

    “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

    “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

    “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林琴南如临大敌地瑟瑟抖颤,面色惊愕地拉住张厚载的手:

    “今天的女师怎么成了疯人院?”

    张厚载苦笑地解释道:

    “那是因为《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林琴南想起了伤心的往事,神情黯然地喃喃自语:

    “洪水猛兽中国要亡了”

    张厚载见他累了,忙扶着缓缓地往回走去。他觉得心里很迷惑,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就趁机向老师请教起来: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像严复这样的维新派,辜鸿铭这样吃洋面包长大的人,如今都竭力维护传统的纲常礼教。而像陈仲甫、胡适、钱玄同这些国学深厚的人,却反而要向欧美寻找救国之策,竭力反对传统文化”

    林琴南轻蔑地冷笑着,说出一番经验之谈:

    “这帮赶时髦的狂妄小子,他们要为无知付出代价的。严幼陵就和老夫长谈过,他说开始总觉得中国毛病很多,可后来翻译《天演论》,搞思想启蒙费尽了气力,却发现外国的医生治不了中国的病,根本不对路。结果还是向老祖宗请罪,在中国文化里找药方。老夫当年不也曾激动过以为民国建立一时气象很是辉煌,在杭州办白话报,反对缠足,还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亏得醒悟早,老夫以为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一般少年时容易轻薄唱唱反调,但一过中年很快就会大彻大悟的。不信你看,不要十年,除了几个乱党贼子外,这帮小子多数都会重口书斋吹捧起国粹。可惜老夫看不到了,你可要好自为之”

    很多年过去了,张厚载一直没有忘记这天散步时听得的至理名言。

    5

    《校长告白》

    蔡元培校长致北大学生函:本校于春假后开设校役夜班。约计校役在

    景山东街校舍者九十余人,在北河沿校舍者四十余人,在寄宿舍者六十余

    人。于景山东街为本校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六班,又于北河沿为本校

    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四班,共十班,分为甲、乙两组,各受业三日,

    以便互代役务。

    其课程如左:国文二时,算术一时,理科一时,修身一时,外国语一

    时。

    时间在每晚七时半至九时半。

    约计每班教员六人,每人担任一点钟,十班共六十人。欲请诸君各以

    所长,分任教科。

    (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一早就起床他匆匆地擦把脸,就扑到桌前翻阅起有关北大的资料。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最近与北大来往甚密。蔡元培就在昨天邀请他参加下午的校役夜班开学典礼,还想请他担任正在筹备的新闻学研究会导师,上北大兼职讲讲课。

    他是前年七月从上海到北京的,目前正在筹办一家自任社长独立的《京报》馆。这位名扬京城的大记者,思路敏锐,才情过人。他觉得在这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蔡元培居然要为平民举办夜校,这不仅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奇迹,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闻。他想做一篇大文章,通过歌颂这一新事物来抨击时政,所以一早就起来为下午的采访找些背景材料。

    他看得兴起时,忍不住提起笔感叹了一声:

    “北大真不愧为大阿!”

    按照平时的采访习惯,他很快记下了几则有趣的小故事作为引子,简单地回顾起京师大学堂建立以来的历史。

    一是“洋教习救了大学堂一命。”说的是当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据说是西太后见各国洋教习均已签订聘约,势难中断,不得不勉强保留。所以外传北大是靠洋人救下来的。

    二是“张百熙跪请总教习。”是讲身为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主长大学堂时,为了请出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担任总教习,不惜身穿朝服,匍匐跪请这位国学大师出山。还说:

    “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

    并答应了吴汝纶先去日本考察学制三月的要求。没想到老先生一去日本,因同情学潮,被人向清廷打了小报告,结果没多久便郁郁而死了,让显赫一时的尚书大人白跪了一场。

    三是“最短的就职演说。”还记得第一任大学堂监督张亨嘉就职时,师生们均得穿朝服,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向监督行三个大揖。礼毕,这位威严的张监督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他是这样说的:

    “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总共才十四个字,真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讲词。请问读者请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四是“从请大人上课到今天的大人为听差上课。”以前的北大是一所官场养成所,听差对学生是要尊称老爷大人的。现在蔡元培敞开了教室的门,要请昔日的大人来给听差免费上课。还发动师生募捐为校役购买书籍,听说李大钊就带头捐了票银三元,而蔡校长一捐就是一百元。

    他准备从这里开始,展开正文,并对蔡先生作一次长篇访谈。

    汉花园里的丁香在清越的钟声中绽开了浅紫色的笑颜。下午一时正,二百三十余位校役身穿长衣,胸带花朵,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了文科第一大教室。

    大教室也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老人,换上了新装。粉刷一新的墙上挂着鲜艳的五色国旗,在校役的队列旁,是一排由北大学生组成的教师队伍。讲台上,站着神情肃穆的蔡校长和负责校投夜班的徐宝瑾导师。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来宾。

    开学典礼由徐宝瑾主持,先由蔡校长率领众人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再是全体校役向敬爱的蔡校长一鞠躬,最后向全体教师和来宾一鞠躬。

    接下去是担任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四门必修课的教授会主任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和康白情分别报告教学安排。这些活跃的学生领袖,今天突然提前做起了先生,还成了各学科的教授会主任,脸上自然神采飞扬。张国焘这些日子老往李大钊的图书馆跑。李大钊一接受图书馆后就开始全面整顿,空下来就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他的办公室自然成了师生们探讨布尔什维克,畅谈天下各种主义的场所。张国焘这位从江西萍乡走来的青年学生,一直胸怀着救国的大志,俄国革命的炮声,使他看见了中国的希望。尽管遭人耻笑,但他仍顽固地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政党,必须从发动农工做起。所以对办校役夜班,他特别卖力气。一有空,就钻进这些听差和门房的宿舍里海聊一通。他甚至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中国最早的社会革命活动家和工人领袖。对师生中那些满口音韵、训诂,一头钻进故纸堆的国粹派还真有点不屑一顾呢。

    蔡元培就在众人的期盼中开始了演讲。那镜片中细小的眼睛因喜悦而熠熠放彩,颧骨外突的脸在醇酒般的春风中微显红晕。他的声音在校役们听来是那样地亲切:

    “今天是北大校役夜班的开学之日,也是北京大学开办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改革。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来的,马神庙北大的门口就挂着一块匾,仿佛是威风凛凛的虎头牌。人们见了都知道这是学堂重地,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今天,这种思想终于改变了,听差的也可以上学了,于是大学中的任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所以我敬请全校师生记住这个光荣的日子,记住我们肩负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要让北京大学每一位工友享受这种权利,还要逐步让全国的每一位公民享受这种权利。兴办平民教育是我多年的理想,也是改革北大风气的重大举措。我想通过齐心协力办好夜班,很快会在全校师生、工友之间形成一种亲密无比,平等相处的校风。另外,我也希望全体学员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各种知识。我想我们办学的初衷,一是为了有益于搞好现有的本职工作,不至于因为没有文化而闹笑话。二是为了将来从事新职业的需要。在座的多数工友还很年轻,像何以庄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今后发现一个我们一定使用一个。希望诸位以他为楷模,奋发努力,把自己培育成对国家有用的新人。”

    门房老刘头算是校役中岁数最大的学员了,他胸戴大红花,手捧教师们捐赠的新课本,新鲜得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东张西望个不停。他发现何以庄正美滋滋地站在教师队伍中,穿着一件崭新的竹市长衫。这位个头瘦小的青年,见蔡校长又拿自己来勉励大家,眼眶里终于情不自禁地喷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自从到了文科教务处后,一有空仍跑去原来的学生宿舍打扫卫生。晚上,常捧着一本《文心雕龙》,去向范文澜请教疑难之处。范文澜留校后又做了北大第一批研究生,正在埋头撰写一部重要的学术专著《文心雕龙讲疏》。就在上周五的下午,范文澜高兴地跑来叫他快去校长室,说:

    “蔡先生听大家都说你德行好,非常感慨地要为你写一幅对子呢。快去!”

    他是个羞于见大人物的老实人,那天胆怯地一进校长室,就见蔡校长正伏案为他用工整的隶书写下两句殷切的古训:

    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读书耕耘。

    他至今也不敢将先生的手迹装裱上墙张挂,只是在每天就寝前深情地看上一眼。今天,他激动地望着讲台上那位散发着圣贤气息的长者,觉得在北大,在蔡先生的心目中,更重视的是一种人格的教育。

    开学典礼结束后,邵飘萍以名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蔡元培。那篇洋洋洒洒的谈访录在《申报》发表后,轰动了沉闷的中国,很快在各大高校流传开来。最精彩的还是其中一段,题为《蔡元培的大学理想》:

    记者:蔡先生,国外流传着大学校长为一校之魂的说法。据说一流大

    的校长,都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想。不知您的看法如何?

    蔡元培:我同意你的看法,鄙人在国外考察教育多年,发现世界一流

    的大学有几点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是大学校长应是学术领袖和教育大家,

    而且校长的大学理想和人格往往决定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精神风格。

    所以一所学校的优劣关键看校长,而不应该责怪教师和学生。二是一流的

    大学往往拥有一批闻名天下的大师和高水平的研究基地。三是世界一流的

    大学,还必须像孟子说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四是必须有充足的教育

    经费,经费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分。

    记者:蔡先生,您主长北大已有一年多我很想具体请教一下您的

    大学理想和办学思路,因为教育界同行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蔡元培:这首先要回顾一下我办学思想的由来,也就是一些著名大学

    和大教育家对我的启发和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前都是沿袭传统的书

    院式教学方法。百日维新后受西学影响有所变革,但多数照搬日本的模式。

    在国外留学期间,我亲身感受了德国和英法的大学教育,发现像十五至十

    六世纪的剑桥和牛津大学,已从专业训练转到道德教育为主,通过学院教

    育,培养教派的贵族和绅士美德。而这一局面到了十九世纪初,终于由于

    威廉·冯·洪堡创立了柏林大学而有所改变。这是一位影响世界潮流的伟

    大人物,他在强调人格教育的同时,强调了素质教学,坚持教学和科研并

    举,通过研究来促进教学,顺应了时代需要而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楷模。

    到了本世纪初,各国的高等教育明显地向两个方向发展。一端为学术性大

    ,循着学术性向金字塔的顶尖努力。另一端为非学术性大学,根据实用

    性原则,朝着庶民高等教育方向趋向大众化、普及化和多样化。我进北大

    后,首先强调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不是养成资格的场所,更不是

    造就官场的摇篮。主要是想端正求学宗旨,扫除以往读书做官和混文凭的

    陋习。按我的理想,是想把北大办成一所学术性大学的。我还根据国内的

    现状,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

    但是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在太黑暗、太落后、太愚昧要把

    北大办成世界著名的大学,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梦。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

    也只有一步步地前进。如成立评议会和教授会,是为了倡导民主精神。创

    办各科研究所,发动师生兴办各种学术团体,是想形成一种自由的研究室

    气。成立进德会,主要为了提倡人格和素质教育。我觉得一所名牌大学,

    应是一个国家名家大儒聚集的中心,又竭尽全力请来了一批学问大家和青

    年导师。我原想让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主,把法科和工科分出去,但

    看来还做不到,只能采取收缩主义。当然最困难的还是经费,北洋政府不

    断地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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