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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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岂林琴南辈迂儒所能料及哉！”

　　　　见蔡元培面露笑容，辜鸿铭又中气十足地说：

　　　　“此文由你随便处置，我本想上门痛斥林琴南，又恐伤了身份。这样吧，尽管平日我极鄙视刘申叔当年为人，但这次一定正告他和黄季刚。在北大，只要我等不动，谁敢呼应林琴南？”

　　　　他见蔡元培异常感动，又得意地指着两位学生教训道：

　　　　“还记得我当初的话这世界上只有两位好人，我不帮蔡元培，谁帮？”

　　　　“林、蔡大战”终于因那篇《妖梦》又搞得舆论哗然。各地报纸纷纷谴责林琴南，挖苦他竟堕落到学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他终于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不得已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骂人的错处。为此，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随感录《林琴南很可佩服》，向这位知道认错的先生表示敬意呢。但那位迷不知返的造谣学生张厚载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由于一意孤行，引起学生众怒，终于在三月底由校方刊出布告令其退学。

　　　　想不到在军阀势力重压下的北京，这场由“林、蔡大战”引发的新旧思潮的激战，居然会以新派的胜利而告终。

　　　　9

　　　　梁启超注定要当一回二十世纪的民族英雄，他没有错过历史给他的最后一次机遇，他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明星。

　　　　当他和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一行，揣着一腔美好的梦幻，在海上孤寂而缓慢的航行中漂泊到巴黎时，想不到举世瞩目的战后和平会议，早在一月前就在华贵的凡尔赛宫隆重开幕

　　　　他一下码头，就四处奔走，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角色。他先是吃惊于这次会议的规模，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共约一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后又惊叹各国关注会议的热情，由于这次将讨论如何分享战争带来的各种实际利益，各国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美国总统威尔逊亲自出马，代表团的顾问及工作人员竟多达一千三百余人。而日本更是作了充分准备，起用曾任日本首相的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担任首席全权代表。英、法等国就不用说了，反正巴黎所有的大小饭店都人满为患。而值得讽刺的是一个泱泱东方大国，一个想通过外交周旋收回德国被占领土的中国，居然派出了一个超小型的代表团，还有梁启超那个栅栅来迟的六人观察团。

　　　　梁启超匆匆赶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见陆征祥爱理不理，一副支支吾吾的应付样子，便去找驻美专使顾维钧。他对这个团的办事能力本来就不抱希望。惟一看好的就是这位既精明强悍精通西洋事务，又有正义感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见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到了，顿时双眼放光，异常兴奋。见周围人多嘴杂，便相约去一家咖啡馆密谈。

　　　　巴黎的夜灯红酒绿，大约又碰上了什么喜庆的日子，人们正沉浸在狂欢之中。而两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却在一种嘈杂的氛围里，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顾维约长叹了一声，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透露出积压多日的苦衷：

　　　　“会议开幕后的第十天，我才轮到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长篇发言。我严正指出中国在对德宣战后，既已声明废止中、德间一切约章，胶州租借条约原系德国以武力强行索得，自当废除。而且条约中也有明文规定，德国不得将此项特权转让给其它国家；因而日本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

　　　　梁启超赞许地点点头：“你说的很有见地。”

　　　　顾维钧苦恼地垂下脑袋，说：“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早已预谋好的命运已在等待我们。”

　　　　梁启超惊愕地抬起头，听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不祥之音——

　　　　“由于北洋政府在去年9月就和日本政府为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款问题秘密议定了《山东问题换文》，规定了日本享有在山东筑路，在青岛和济南驻军等一系列权利。所以日本以此为依据，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向欧美各国进行了充分的外交疏通。这就使中国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我们提出的要求受到了蔑视，山东问题一直拖到第14次会议才提出来讨论呢。”

　　　　梁启超终于愤怒了，愤怒于他曾寄予希望并为其忠心服务过的段氏政权，更愤怒于中国政府的这次外交政策。他“砰”地一拍桌子，责问道：

　　　　“你们来之前政府是如何交底的？陆征祥身为外交总长，怎会一无所知”

　　　　顾维钧的眼眶里突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委屈地说：

　　　　“我是到巴黎才明白，除陆征祥一人外，我们全被蒙在鼓里段祺瑞的态度是，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许成功。而徐世昌呢，因刚上台又没参与私订密约，所以他的想法是能扳回多少算多少，只要将损失缩小到最少就可以回去交差所以这些天陆征祥整日吃喝玩乐，非常轻松。梁任公，国之安危，现在只有寄希望于你我二人了！”

　　　　梁启超突然觉得五雷劈顶，眼冒金星，整个世界都疯狂地倒旋起来。他气喘吁吁地扳紧桌子一角，才没摔倒在地。刚痊愈的肺炎又因剧烈的干咳，呕出一大口血痰。想不到自己生不逢时，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将要压在一介书生羸弱的肩上，顿时哀情大恸，与顾维钧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法国人以为碰到了疯子，忙四处躲避。

　　　　梁启超一回旅社就开始发烧咯血，他已顾不得身体慌忙叫来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人，利用舆论压力，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的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竭尽全力对英、美、法等国开展外交攻势，力争挽回败局。

　　　　蒋百里不愧是位军事战略家，他悲枪地譬喻道：

　　　　“我们好像是一支已被统帅部出卖的军队，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巴黎将导火线引向国内，借用民间的力量点燃火种，逼迫敌方投降。”

　　　　丁文江这位留英回国的第一代著名地质学家，一生主张用科学精神做行动的巨人。他已应蔡元培邀请，加盟筹建了北大地质学研究所。他不无感叹地说：

　　　　“我们真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唉！这些年军阀政府忙于争权夺利，穷兵黩武，惟一做的好事是，放松了对大学和报刊的控制。以我之见，汪、林等下台官僚包括中国的工商界，根本没有力量给安福国会施加压力。惟一的希望就是蔡元培的北大，那里有一群思想自由容易激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更有几千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才是我们要点燃的火种！”

　　　　梁启超闻言大悦，连夜带病起草电文，拍发给国内。此电迅速在上海《申报》发表，国人大惊。从此国内的爱国力量，一直与梁启超频繁联络，始终保持着行动的高度一致。

　　　　梁启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以二十年前那场维新运动领袖的巨大影响，以其“善辩”的外交魅力，很快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各国代表团之间争相追逐的政治明星。在众多法国名士中，他最感得意的是见到了十年来梦寐已久的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新派哲学巨子拍格森，一位是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他特别喜欢同法国学者打交道，有约必赴，甚至与丁文江戏言道：“如果再停留半年，恐怕全巴黎的书呆子都要成为我的知己”

　　　　而那位美国国务卿蓝辛，甚至被他的肺腑之言打动突然在大会上提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先移交协约国，表现出反对日本吞并山东的倾向。日本政府闻讯急了，慌忙拿出在1917年签订的《英日秘密协定》和《蓝辛——石井协定》胁迫英、美。并严厉训令其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如果再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要求，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

　　　　一天晚上，这位被梁启超的穿梭外交逼得精疲力尽的老人不无感叹地说：

　　　　“这位梁任公一人之攻势，不亚于十万雄师呵！”

　　　　而最令梁启超感动的还是那封由蔡元培领衔拍来为他辟谣的通电。屈指算来，二十年前活跃政坛和思想界的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当他扶病在榻前反复诵读时，眼眶里满噙着晶莹的泪花。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

　　　　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仍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

　　　　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问题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

　　　　极动各国视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

　　　　10

　　　　蔡元培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未眠，还是无法接受一个严酷的现实——

　　　　陈独秀居然在他手里下台了！

　　　　但是，陈独秀确实是在他手里下台

　　　　就在昨天，清明节刚过后的第三天，在他主持的各教授会主任会议上，决定提前实行三月初评议会通过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将文理两科合并，从十一位教授会主任中推选一名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为一年。投票结果，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随同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自然辞职，由学校改聘为教授。

　　　　虽然对外也有公开的理由，一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假南归，因此提前变动了内部机构。二是废除学长制是教学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迟早的事。按蔡元培当初的设想，第一步先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取代过去的学监。第二步改革，就想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机构。一是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的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决策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教授会主任组成，推选教务长一人负责。三是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想真正保证教授治校。按蔡元培平时的说法，只要学校内部的制度完备了，就是谁来当校长，都不能搞个人专制。即使像德国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成问题这些仲甫平时都是赞成的，而且三月初的那次评议会他也亲自参加了，对迟早要废除学长一职应该有思想准备。

　　　　但是，蔡元培扪心自问，仍然无法回答这个严峻的问题。为何要提前采取措施按原定计划是要暑期后实行的。他还为此痛斥过那位张厚载，并要求在《神州日报》上辟谣呢。

　　　　他痛苦地更衣起床，怕吵醒了黄仲玉，悄悄地步入书房。窗外天色未明，正下着濛濛的细雨。他在叹息中又想起了三月下旬的那个晚上，准确地说，是3月26日的晚上。那是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博士的客厅里，这是一间西式风格的屋子，墙上悬挂着一张油画。一侧是两张旧式单人沙发，呈八字形分开。蔡元培和汤尔和就坐在沙发上，好像是一对判官。对面是一张雕花圆桌，两把椅子上坐着沈尹默和马叙伦，犹如那带点阴森气的牛头马面。在吊灯昏暗的光线下，蔡元培看上去非常疲倦，靠不停地喝浓茶强提起精神。

　　　　北京的空气越来越恶劣了，北洋政府已开始不安，开始对他和北大恫吓和施加压力。前几天，徐世昌亲自召见了他。今天，这位大总统又指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要北大停止越轨行为。傅增湘也是翰林出身，只能无奈地写信规劝几句。他自己心情不好，就请傅斯年代为执笔回了封语气委婉的信应付了事。今夜，汤尔和出面请他来，就是想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

　　　　汤尔和知道他不想撤换陈独秀，但仍苦口婆心地极力劝说：

　　　　“孑民兄，现在陈独秀已成众矢之的，成了关系北大存亡的矛盾焦点。我看还是趁学制改革，撤销文理科界线之机，免去他职务算此人对北大有过功，但也有过。为人实在太霸道，去年五月，居然连我也敢在《新青年》上随意乱骂。唉！我们也是从大局出发建议呀。总不能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牺牲整个北大，牺牲整个北方读书人赖以生存的机关。孑民兄，我们可为多年老友了，按目前的时局，要想实现你教育救国的宏愿，只有这一步棋我们若解聘了陈独秀，对胡适之也是个制约。这两个皖人，一唱一和，北大在社会上的诸多是非，都与他们的闹腾有关哩。”

　　　　见蔡元培一直板着脸，沈尹默和马叙伦也不敢插话。但是很明显，他俩的态度是和汤尔和一路的。在当时的北大，汤尔和与沈尹默，是被众人公认的谋客。蔡元培平时对他们言听计从，这已不成什么秘密

　　　　可是今天，任凭汤尔和软硬兼施磨了几个钟头，蔡元培仍不表态。最后他绷着脸站了起来，有点意气用事地说：

　　　　“谢谢诸位的好心，但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负重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身上，与陈、胡二人毫不相干。况且，我年初还和玄同说过，驱逐陈仲甫，除非‘上谕’将我革职。我不能为了迎合外人的心，而做让林琴南之流高兴的事。”

　　　　沈尹默总是在关键时候插话。他举起几份报纸说：

　　　　“光是凭旧派的谣言，当然不是解聘仲甫的理由。只怪这位先生太不检点，被人抓住了把柄。看今天的报纸，又在传他有嫖娼之事。还说他因争风吃醋，抓坏妓女的私处呢。倘若再让他任文科学长，大学不斯文扫地了”

　　　　蔡元培记得自己冷冷地盯了这位“鬼谷子”一眼，反问道：

　　　　“你就这么相信报上的谣传？你亲眼见过”

　　　　马叙伦见沈尹默窘住了，突然站起来证明道：

　　　　“我们虽然没见过，但一次仲甫酒后私下言谈时曾吹过牛。说他去逛过八大胡同，还说北京的妓女比上海有味多”

　　　　“夷初、尹默说得极是。记得去年此公还参加了进德会，该会不是有‘不嫖之戒’——‘

　　　　汤尔和得意地眯起眼睛，一会儿瞅瞅沈尹默，一会儿又瞅瞅马叙伦。

　　　　沈尹默连忙附和道：“有！有！进德会基本三戒是：不嫖、不赌、不娶妻，不嫖首当其冲呢！”

　　　　见蔡元培沉默不语，汤尔和又紧逼了一句：

　　　　“‘私德不修，祸及社会’，孑民兄，这话可是你说的呀！陈独秀私德太坏，这是我和尹默、夷初当初没有想到的。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极力向你推荐。唉2事到如今，说起来我们也有责任呢。”

　　　　汤尔和的话真正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微微蹙紧了眉，脸色已开始发青。好半晌，才说：

　　　　“现在张厚载正造谣说陈独秀已被辞职，我如果辞掉他，不正证明了张的谣言是原本不错的”

　　　　沈尹默见他口气有所松动，连忙接住话茬子说：

　　　　“校长过虑了，张是说他去职后到了天津，实际情况是北大调整制度，不设学长，仲甫他是体面下台，不同于辞职。何况正在出国的理科学长夏元琛和代理学长秦汾也同时免去，更是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台阶。再说他不当学长，还可聘为教授，这也不同于张的流言呀！”

　　　　三个人的轮番进攻将他的心彻底搅乱了，他敦厚朴实的脸上满是凄苦、抑郁的表情。攻击陈独秀私德，确实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林琴南等人的攻击并不可怕，这是学理之争。陈、胡、钱、刘四支大笔足可抵御各方进攻，自己也可披甲上阵，况且还有李大钊、豫才和傅斯年又在一旁助威。可是私德？嗳！讨厌的私德呵！

　　　　那天三人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弯弯的下弦月不时地穿出云层，给静寂无声的北京医专校园抹上了一层神秘的凉意。可是就在第二天，校园内外就传开了陈独秀将被解职的话。胡适甚至听说了汤宅密谈之事，跑来为陈独秀大鸣不平。他不好意思将账记在蔡元培身上，只能怨汤尔和听信谣传，怪沈尹默和马叙伦在背后捣鬼。

　　　　现在想想自己确实有点浑，不！简直浑透大约是前天吧，沈尹默听说仲甫快要回京，马上跑来催他快开会造成既成事实。还说全北京都传遍了，长痛不如短痛算自己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将此事提前了，连招呼都忘了跟仲甫打一声。唉！仲甫回校后会怎样伤心

　　　　他又想起当年三顾小旅社请仲甫出山的情景。想起了仲甫为辅佐自己，为北大的今天付出的心血和遭受的压力。真是肝胆欲碎，愧疚地独自流起泪来。

　　　　他决定亲自上门去向仲甫解释赂罪，挽留他先接受聘约，给假一年，在下学年开一门宋史新课。只要一有机会，只要对方愿意，他还可以设计一些新的职务，譬如聘请他出任总务长之类的等等。

　　　　三天以后，南行而归的陈独秀碰巧在回寓所途中遇到了汤尔和与沈尹默。陈独秀怒目而视，脸色极其可怖。两人见不是滋味，只得匆匆低头而过。而胡适反应最为敏感，他不无担忧地对傅斯年说：

　　　　“仲甫的性格是一受压就要反抗，我担心他从此因怨恨将更加激烈，大谈而特谈政治”

　　　　他匆匆跑去安慰和挽留这位当初请他来北大的兄长。陈独秀虽然也把账记在汤尔和等人身上，但对蔡元培听信流言也感到窝囊。他面容沮丧地说：

　　　　“走是迟早的事，当初老蔡请我来，我说过先干三个月试试，想不到这一干就快三年只是现在废去职务，让林琴南一班人看了笑话。所以这次不是我丢面子，而是整个新文化运动丢尽了面子。”

　　　　说着说着，这位刚强的汉子心头一酸，委屈地侧过脑袋，落下几滴热泪。

　　　　果然，没过几天，当胡适翻开《每周评论》第十八号时，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仲甫越来越左倾了！”

　　　　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激昂地写道——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

　　　　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胡适记得不久前陈独秀自己就骂过，好像是在第四号的《每周评论》上。好像陈独秀说过“十月革命，是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云云。

　　　　看来他要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进行战斗胡适倒吸了一口凉气，可他马上就要去上海杜威夫妇应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等的邀请，将于4月30日来华讲学，而且要在中国停留两年。正像陈独秀对李大钊说的那样，胡适是不甘寂寞的，他这次请来杜威就带有预谋性，他的本意是想借杜威来宣扬实验主义的哲学，为自己在中国学界争得一席地位。同时，打击梁启超的研究系。研究系在当时被视为落伍的守旧派，同时又因与北洋政府瓜葛大多，名声不太好听。但是凭借梁启超的声望、才学和多年的努力，他的门人早已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胡适一心要作圣，必然想先扳倒这块拦路的老石头。

　　　　11

　　　　巴黎的列强们终于扔掉了威尔逊的和平橄榄枝，露出了坐地分赃的本意。梁启超殚尽心血，仍无力回天，以一纸电文，告急于他的四万万同胞：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动。吾

　　　　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

　　　　决心。

　　　　外交危急！国事危急！！民族危急！！！

　　　　徐世昌大总统的特聘顾问，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先生，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外交警报敬告国人》，沉痛宣止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

　　　　于是，身为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紧急召集林长民、蔡元培等名流商量对策。众人悲愤地听着他的叙述，真是忧心如焚

　　　　由于日本代表以拒签和约，退出和会相要挟，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担心和会陷入困境，先劝说威尔逊总统对日本让步。威尔逊出于利用日军在远东反对苏俄的考虑，同意了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无理要求。4月30日，英、美、法三巨头就山东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将德国权利移交日本。梁启超深表愤慨，立即将有关事实公诸报端，美国舆论大哗。上议院为此展开论战，甚至扬言与日本宣战也在所不惜。威尔逊特为此事赶回了华盛顿，亲自向议会作解释才算通过。梁启超见此计不成，又在参加各国政要及新闻界著名人士的宴会上，即席发表演讲，激愤地警告出卖公理的列强们：

　　　　“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国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就是和平公敌！”

　　　　今天是5月1日，这些平时温文儒雅的名宿，听说陆征祥已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竟群情激奋地挥舞起老拳，当即以国民外交协会名义致电陆征祥：

　　　　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已完全绝望，他觉得再开这种会已毫无意义。就缓缓地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