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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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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八位教授走后，他留下了袁希涛，透露了自己的计划。他不无悲哀地说：
“我已决定明日不辞而别，部务就暂时由兄全权代理我走后，你可派沈彭年金事南下挽留蔡先生。”
袁希涛不明白他为何急于出走，傅增湘只好和盘托出底细。原来徐世昌见挽蔡声势日增，又让钱能训去征询段祺瑞的意见，恰巧徐树铮也在场。只见徐树铮指着钱能训鼻子训斥道：
“今年的一切骚乱，全由蔡元培一人挑起。先是什么‘林蔡大战’，后又搞‘五四学潮’，现在他自己躲在西湖边逍遥，又引发了‘挽蔡运动’看政府笑话。光北京乱还不算，又搞得全国学界一片混乱。这次政府千万不能再姑息养奸了，不能再由他一人牵着鼻子跑。国会和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傅增湘又接着关照袁希涛说：“现在的教育部已成了风口浪尖，谁当总长都进退两难。倘若跟着学生跑必遭免职，但跟着政府跑又必遭全国学界声讨，弄得将来都无法做人所以我还是劝你要真心挽蔡，因蔡公在北大乃至全国学界地位不可动摇。我估计徐世昌也会在学界和安福系之间搞些平衡。他才不会乖乖地给段祺瑞做儿子呢。现在前线直、奉已联手反皖，南北和议又陷入僵局。我看安福系最终绝没有好下场，为兄也要好自为之”
第二天他果然一走了事，袁希涛还算明白，按傅增湘旨意一一照办。但是北京政府对于挽蔡仍无表示，全国学界见傅增湘出走，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大总统和国务院。北京各校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又在北大开联席会议，再次表明挽蔡决心，并准备罢课。最厉害的还是北京各高等学校校长也相继宣布辞职，以示声援。而医专校长汤尔和与工专校长洪熔，干脆在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以示与蔡元培共去留的决心。
就是这天晚上，北大评议会和教授会召开了联席会议研究有关事项。会后向全校师生发布了再次掀起挽蔡斗争的布告。
徐世昌就是在这样的巨大压力下，不得已在5月14日下达挽蔡的命令：
令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为奉职无状恳请解职由。
呈悉。该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
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但是北大师生很快发现徐世昌这个命令语意极不诚恳，明为挽留，暗存责备之意。同时他又玩弄了一个花招，就在同一天，他把挽蔡的命令和挽留三个卖国贼的命令一同发表，阴谋以挽蔡为名把卖国贼也保护下来。更令人发指的是就在同时，他又连续下达了两道继续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并在第二天，将同情蔡元培的傅增湘明令免职
也许徐世昌是想施展他官场老手的韬略，一举摆平天下的各种政治势力。但此时的北京，已非他人能扭转乾坤。结果事与愿违，引发起一场更大的风潮。
蔡元培其实这些天一直在天津，隐居在新旅社楼房四十一号里静心养病。他见政府毫无诚意可言，终于哀叹一声，于5月16日中午离津一路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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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自从免职后，终于从前台退居箭杆胡同，潜心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撰稿和编务。但他始终关注着北大的一举一动，俨然以学生运动总司令自居。尤其是蔡元培被逼出走后，他心中原有的芥蒂也自然消失今天，他一听说北京学界针对徐世昌的丑恶表演，又准备联合向政府提出四项交涉条件，觉得事关全局，必须从策略上好好组织一下新的攻势。便叫来了胡适、李大钊和新潮社、国民社的一些学生骨干，把他那间书房兼会客厅挤得满满的。
胡适已赶回北大帮助维持校务，正脸色沉重地坐在那里。他对学生被捕深表同情，但对上街游行一直很反感。学校都罢课了，还有谁来听他和杜威演讲实验主义哲学？他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白话文运动和学术革命岂不半途夭折他不止一次地向钱玄同和周作人抱怨，说仲甫完全又恢复了当年那种革命党的腔调，把《每周评论》当作他宣泄情绪的惟一武器先是在5月4日这天，陈独秀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激昂地宣布：“我看国内的南北和会巴黎和会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是没有好结果的。”
“天哪，仲甫是想直接行动”胡适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见“五四”以后，《每周评论》上几乎期期都是仲甫的文章。仅在北京，发行量一下猛涨到了五万多份，就知道这份刊物离最终查禁已不远
李大钊却用欣喜的目光，关注着陈独秀的思想激变。虽然在北大，他成了最早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但只要这位老兄一旦觉悟，立刻就会走到自己前面。他的气局决定了他必然成为领袖群伦的大人物。不是自“五四”以后，陈独秀就果断地用《每周评论》的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版了三期“山东问题”专号，居然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段祺瑞，他也一下成了“五四”期间煽动国民奋起反抗的鼓动家。
陈独秀以他的气魄和胆识又成了最受激进青年敬佩和拥戴的思想领袖。今天除了两个学生组织的负责人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以外，他还请了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这位湖南人曾是毛泽东的密友，于去年秋天来京后就留了下来。他受陈独秀行动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秘密成立了一个跨校的行动小组，直接受命于陈的指挥。
会议由李大钊主持，他沉稳地扫视了一眼众人，说：
“北京学联提出了四项交涉条件，一是切实挽留蔡校长，二是教育总长不予更动，三是准许学生自由集会，四是惩办曹、章等人。我估计政府不会轻易答应，学联也作出了于5月19日北京学界全体总罢课的决定。仲甫先生认为，现在已不仅仅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挽蔡斗争’了，北京的市民已开始觉醒，于5月12日召开了十余万人的国民大会。现在的形势已到了关键时刻，如何因势利导，他有一套很成熟的看法，我们欢迎他作指导。”
陈独秀气势逼人地站了起来，挥动了一下有力的手臂，大声地说：
“蔡校长的毅然出走，使刚平息的学生爱国运动又掀起了滔天巨浪。现在北京学界流传着一句口号，‘罢不罢，看北大’！而北大如何行动，就看在坐诸位我今天刚为《每周评论》写完下一期的稿子，题目叫《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大家记得我在年初时，曾提出了科学和民主这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但是我们现在无论国内国外都面临着一个强盗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公理不敌强权的时代。怎么办？我们必须实行民族自卫主义！万万不能袖手旁观，否则就成了下等无血动物。我在这篇文章里指明了国民彻底觉悟的惟一途径，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等待少数垄断政权人的觉悟。记住，公理是不会自己发挥的。是要靠强力来拥护的。德、俄两国的皇帝，都是我们平民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现在已成了两国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敌人所压。中国的政治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只有发动平民征服政府。也就是说，由多数的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阶级——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些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我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是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见。所以我今天要明确告诉你们对付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两条对策。那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李大钊的眼角露出了赞许的神情。张国焘和许德珩、邓中夏欣喜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纷纷表示拥护。
邓中夏激动地说：“待学界总罢课一开始，我们就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还有十人团、国货维持会等深入大街小巷，向民众宣传先生的思想主张！”
张国焘双目熠熠放彩地站起来，痛快淋漓地说：“蔡先生提倡劳工神圣，陈先生干脆明确地宣布：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我看下一步学生运动的重点，就是发动全国的劳工团体，罢工、罢市、罢课、罢教，一直罢到军阀政府倒台为止。”
罗家伦有点胆怯了，面色苍白地问傅斯年：
“是不是要暴动了”
他这几天为了想探听些虚实，曾征得傅的同意，去安福俱乐部听过几次演讲。没想到被北大学生看见了，一传开来自然很狼狈
傅斯年也开始迷惑起来，胡适终于不满地站了出来：
“我不主张将学生运动引向极端的政治行动。这样做不但你自己很危险，北大也将成为学生监狱”
陈独秀终于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现实。在北大，以他为首的文人集团和以胡适为首的文人集团，在关键时候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政治态度。
他开始气愤地回敬了胡适一句，说：“我现在是脑筋惨痛至极，极盼望政府能早日捉我下监狱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见他生气了，胡适便找个理由想先走一步。他还有许多正事要办，杜威夫妇马上就要来京讲演。他精心安排的这场学术活动，眼看将在罢课声中泡汤
陈独秀还不肯放过他，还在大声地教训他说：“适之我要正告你一声，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处。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的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类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胡适气愤地摔门而出，在心里咒了一句：“让你的荒诞文明观见鬼去吧！”
但是他回家后想想还是不踏实，就约沈尹默一起给蔡元培拍了一份电报：
潮惟公来可以收拾，群望公来。
北大果然成了关押学生的临时监狱。
令人难忘的5月18日，北京各校的五千多名学生，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地来到北大三院，哀悼一位为国事忧愤而死的爱国志士。他就是北大文预科学生郭钦光。郭钦光曾奋勇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激于当局滥捕学生之举，回校后胃部愤然大痛，呕血盈斗，竟卧床不起。临危之际，仍以国事为念，每每呕血不止，长叹不息，最后以一声“不复青岛宁死”告别人世，终年才24岁。那天乌云密布，群情激奋，追悼大会成了又一次反政府行动的动员大会。第二天，全市学生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总罢课。这次活动组织的很严密，北京大学仍承担起领导骨干的责任。尽管北京政府先点名限令北大三日内首先开课，但北大学生就是置之不理。以后政府又连续两次下令三日内复课，学生仍不为所动。并严正声明：卖国贼不罢免，罢课要求不满足，决不复课。在北大的影响下，又冒出了“北京女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学联并肩行动。并模仿北大组成了许多演讲团四处宣讲，她们的行动口号也是：“罢不罢，看北大！”
快临近月底时，各种谣传又像瘟疫一样流传开来。听说段祺瑞已像一头被刺痛的野兽，狂怒不已。他亲自去慰问了三位卖国贼，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一怒之下，先撤换了镇压学生不力的李长泰，换上了有“屠夫”恶名的王怀庆为步军统领。还警告钱能训，再不平息学潮，将换龚心湛出任国务总理。学生们已得知政府在酝酿镇压阴谋了，局势突然严峻了起来。
但北京学联仍不为所动，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均是北大学生领袖，已完全接受了陈独秀的行动理论。他们勇敢地在5月28日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界震惊的决定——
凡罢课各校同学，自明天起均将行李书籍等收拾整齐，只要政府一声
解散令下，就全体出校另谋救国生路。
钱能训傻眼了，徐世昌也束手无策但是迫于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淫威，他们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徐世昌先在6月1日连下两令，一是继续往曹、章、陆脸上贴金，明令必须挽留。一是威胁各校复课，否则就要出动警力查办云云。
面对军阀政府的凶残，本来已经束装等待解散的学生决心以更大的反抗来回答强权的挑衅。北京学联又一次秘密开会，而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三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中外学运史永远震撼不已的大胆决定——
自6月3日起，各校大举出动，示威讲演。凡参加的学生要把胸膛挺得
更高，声音放得更大，要在通衢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讲。如果军警来捕，就
让他们逮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体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
发演讲。如果第二天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一倍。直到北京中等以
上学校学生三万五千人全体被捕为止，即使鞭笞杀戮亦情甘共受。
这是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勇气当他们一行人走出北大时，都为刚才自己那种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流下了感慨的热泪。他们想象着明天将面对的枪口和马蹄，都觉得生死离别的时辰已经逼近。张国焘悲壮地提议去学士居喝酒饯别，大家顿时豪气满怀地击掌响应。
士居因罢课已生意清淡了多日，张掌柜见拥来一群豪士，顿时眉开眼笑地上前伺候。许德珩令他先斩五斤牛肉，再给每位斟一碗白酒。见他仰脖一饮而尽，砰地一声将碗摔碎在地上，自豪地以拳击案道：
“古有田横五百壮士同死，被誉为中华侠烈史上一大异彩。自明天起，我们三万多壮士要增添的异彩，必将超过他们数百倍！”
6月3日的北京天气骤变，只见各校的爱国学生，不顾雷鸣电闪，大风扬尘，遮天蔽日的恶劣天气，按事先安排公开赶往演讲地点，在风雨中大声地疾呼救国。北京警备总司令段芝贵出动了军警马队，冲击各路演讲团和听讲群众。并令侦缉队、保安队四处逮捕学生。到了下午6时，学生被捕者已达一百七八十人。其中以北大学生为最多，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被捕学生太多，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军警又奉命包围了北河沿的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军警们还在校门外贴上“学生监狱”四个大字，将军警驻扎在校内，支起了二十多个帐篷，摆出了准备长久围困的架式。
6月4日清晨，风沙依然遮天蔽日。而北京各校却英勇无畏地涌出了多一倍的演讲团，他们在尘沙飞舞中沿街演说，目无旁物，面无惧色。北京政府也派出了更多的军警拘捕学生。这一天，各处演讲学生被捕者近八百人，加上昨天被捕的已近千人。见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军警又占用了北大理科楼房，并在门口挂起了“学生第二监狱”的牌子。警察厅国抓来的人太多，饮食无法供应。也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竟恬不知耻地给北大发来一道公函，要学校设法供应饮食。
李大钊一直焦虑地和马叙伦、马寅初、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红楼里。他们几次想入内探视，均被军警挡驾。见贴出了可以送饭送水的布告，忙冲了进去。发现关在法科的百名学生，自早到晚滴水不沾，粒米未进，饥寒交加，情状至为惨烈。慌忙以私人名义，去学士居等店铺购馒头三千个分别送入两处学生监狱。
更为壮烈的6月5日终于来到这一天上午，学生讲演如旧，捕人也依然继续。警察已不够用了，出现了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学生又演讲起来。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搞了很久，听的群众个个鼓掌，少量的警察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不敢动手而到了下午，学生不再分开行动，而是集合大队出发。大队之后，跟着学生干事会事先雇好的大车，满载各人的行李卧具。也有学生个人自背衣包的，随时准备被捕入狱。当浩大的学生演讲队出发时，当局急忙增派侦缉队和保安队。但终因学生太多，捕不胜捕，没有办法，只得改变方针，只赶听众，不捉学生。于是学生们趁机手拿旗帜，高呼口号，沿长街游行。他们个个沿途奔走，疾呼爱国，直至声嘶力竭。最后决定集体奔赴北大学生监狱，要求一起入狱。并与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砸烂了许多兵棚。而被关的学生也纷纷奔到临街楼窗，向外摇旗呐喊。学生们内外呼应，军警无法遏止，因没有吴炳湘的命令，又不敢开枪弹压。
情急无奈的吴炳湘始终记住徐世昌的一句话：“只可捕而不可杀！”他灵机一动，慌忙派人赶到各校教职员开会的会场，请来了医专和法专的两位校长汤尔和与王家驹，狡猾的请他们将学生分别保释出去。汤尔和又不是等闲之辈，也巧妙地说：
“保释一节，决难办到。政府如有意释放学生，应请先将军警撤退，允许学生出入自由。”
吴炳湘已无路可走，想想再冲突下去必然要发生流血事件。只得下令撤退，一时间，北大法科和理科门外的军警抱头鼠窜，二十几个帐篷也霎时全无。愤怒的学生哪肯轻易放走他们，冲出来反拘了七名警察作为人质，并截留帐篷二具作为纪念。
生运动发展到今天已完全进入有组织阶段。北京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军警撤出之后，被捕学生仍不出北大校门一步，他们的两条决议一公布学生就欢呼雀跃起来。第一，被捕学生暂不出校，并推举纠察员维持秩序。第二，向政府要求集会、言论、出版等不受限制的自由。如政府不答应这些条件，宁愿饿死在狱中。会后，学联便派代表去警察厅索要被囚千余人的伙食和卧具。弄得警察厅窘迫万分，但又不敢不应，只好设法拖延，真是骑虎难下自此，北大校园内的千余名学生，日日集会，纵议天下大事，不管言论再如何出格，也无人敢过问半句
6月6日这一天，北京学联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一是继续派学生外出演讲，警察再也不敢于涉了，只是照例象征性地驱赶听众而已。二是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顿时有二十多个城市群起响应，上海各界又号召罢工罢市罢课，声援北京学生。三是学联又派出八位代表到教育部交涉，提出如要被捕学生回校，必须令包围学校的军警在当天下午向学生道歉。教育部答应向总统府上报，但因时间太仓促，怕办不到，要求延缓半天。
总统府里已闹得一团糟，徐世昌没想到把学生抓来容易，放出去反倒难吴炳湘还告诉他被捕的学生里还有两位活宝呢，一位是李鸿章的孙子，一位是黎元洪的侄子。徐世昌真是哭笑不得了，大水淹了龙王庙，抓来抓去竟抓到老中堂和黎菩萨的头上他真是有点黔驴技穷了，也开始掂出了蔡元培这位同科进士搞新文化运动的厉害他知道安福国会已执意要钱能训下台，唉！为了一个蔡元培，他的政府将连损一位国务总理，一位教育总长，一位京师步兵统领。看来这位姓蔡的再也不能挽留了，否则将后患无穷。他命令先让国务院和教育部派大员前去安抚道歉，可去了没多久就来了电话。因无军警代表，学生坚决不买账。又派吴炳湘低三下四地去北大礼请学生回校，昔日飞扬跋扈的警察头子又被学生拒之于门外。学生们口径一致地说：“你前既捕，今又无故放我们，视学生如儿戏呀！”
北京学联又趁机提出一揽子解决的要求，吴炳湘只得哭丧着脸跑回来求援。徐世昌沉思片刻，异常冷静地走进办公室，给段祺瑞挂了一个电话。他已想好了对策，决不步黎元洪后尘，在‘俯院之争”中一败涂地。但也决不能给这位段歪鼻子垫底当牺牲品，糟蹋了堂堂前清翰林的一世清名。段祺瑞为了扶徐树铮做“西北王”，已开始放出风声，下一步将任命他出任西北筹边使、边防军总司令、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等要职。而曹锟、吴佩孚和那位“东北王”张作霖，也已开始向他暗示要组织反皖的七省联盟。以“清君侧”的口号干掉徐树铮，削弱段的势力。他权衡再三，也决定一揽子解决困难时局的所有问题，无条件答应学生的要求。他不愧是位老练的政治家，在电话里再三向段祺瑞分析利弊。他说曹、陆、章已引起全国各界公愤，再不罢免你我将成为袁项城第二，看来只好让他们做牺牲品还有，政府如要顺应民意就不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再说签不签字都无法扭转日本占有青岛的事实，因为协约国已明确表态了，所以中国只有弃权最为体面。为了平息对方的怨气，最后他答应明天就下令准许蔡元培辞职，任命胡仁源出任北大校长云云。
段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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