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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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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新青年》不能靠胡适，要靠你。”
正在这时，冒出一场飞来横祸。《新青年》被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了，陈独秀顺理成章地将刊物搬到了广州，一场无为的争论终于烟消云散。陈独秀又从广州给周氏兄弟写来短函催稿，说：
“北京同人料无人肯作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们两位。”
胡适心里憋着气，也决定在京办《读书杂志》。他给住进山本医院的周作人写信，想叫鲁迅也参加进来。尽管鲁迅有苏俄倾向，但和陈、李毕竟不同，他始终是一名自由的圣战者。况且，近来周作人、钱玄同和自己也谈得来，也可以帮着影响鲁迅。
鲁迅笑着对二弟说：“现在陈、胡二位把我们看成一盘香菜呢。”
就在本年初，周作人作为发起人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小说月报》改由沈雁冰主编，成为这个新生文学团体的机关刊物。
而孙伏园主编的《晨报》第七版，也同时由鲁迅命名为《晨报副刊》，带有一定的独立性，首开了中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先河。
三家报刊同时向他约稿，鲁迅也只能在这中间搞些平衡。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病榻上的二弟：
“我们今后的作品，每月看来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有不均之消。”
周作人笑着回了一封便笺，说：“有时被友情拽得苦，兄长为了应付，也就不能不动用一点师爷式的‘世故’了吧？”
其实鲁迅也知道，搞平衡是平衡不了的。胡适果然又来了信，推荐世界丛书社出版周氏兄弟的小说集。
3
正当蔡元培忍着丧偶的悲痛，孤寂地在欧洲大陆考察教育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护法运动失败后隐居上海的孙中山，终于发愤完成了他的煌煌巨著《建国方略》。并于20年秋天乘“中国号”邮船重返广州，组建了新的军政府。陈炯明已完全控制住广东的局面，为了尽快成立一个正式政府与北京的军阀政府抗衡，孙中山电邀外地议员参加非常国会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参议院议长林森的主持下，国会非常会议发表宣言，宣告成立正式政府，并选举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孙中山是5月5日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的，他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南麓，对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军政府属下的八个部改为五个部。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并致电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催促他即日引退，以谢国人。
而那位刚和张静江、戴季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了点横财的蒋介石，也开始在南方崭露头角。陈其美死后，他又投靠了老谋深算的大财阀张静江。并由张引荐担任了陈炯明的顾问和战略幕僚，还与孙中山的第一军事助手许崇智结为拜把弟兄。陈炯明根本不信任蒋介石，他正在为新生的南方政府与陆荣廷征战。而蒋介石也看出了陈将来必背叛孙中山，多次建议孙先生先除掉他。孙中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性情孤傲的蒋介石，只能怏怏地返回上海窥探时机。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却凭借十月革命的炮声，开始在古老的东方古国上空徘徊。当我们缅怀近一个世纪的苦难与血泪，仰望苍穹，仰望那些闪烁着星辉的不朽灵魂，最耀眼的还是陈独秀那种横空出世，独立书斋啸晚风的豪迈与狂傲。
陈独秀去广州的目的就是办教育和建党。他一到后就让创办《广东群报》的北大学生陈公博、谭平山跟随左右，在寓所门口贴出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他的本意是想借南海蓝天的白云，看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立马去找陈炯明摊牌，提出了应聘的三个条件。
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
二、以广东全省收入的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总计为357万元（不合
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为215万元，社会教育费90万元，特别费
（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筑费）52万元。
三、政府的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必须相一致。
没想到这些有点漫天要价的条件居然被孙中山和陈炯明批准当时的陈炯明还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陈独秀历来办事果断激进，他抓住机遇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贫民教育院。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夜校。在他的预算表里最显眼的是宣讲员养成所要30万元的经费。而一所省立中学的预算才3万元，一所专科学校也只有10万元。
陈炯明审核时不解地问：“这究竟是什么学校呀，要花那么多钱？”
陈独秀挺牛气地点燃烟，坦然相告：“是一所宣传社会主义的学校，可以为将来造就一批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
陈炯明知道这老兄的脾气，犹豫片刻，还是提起朱笔画了一个红圈圈。
陈独秀的“看云楼”很快成了激进派的聚散之地。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参加集会，演讲，撰写了大量政论文，抨击封建顽固派和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他来之前的广州曾是无政府主义的天下，他指示陈公博和谭平山建立了中共广东支部，无政府主义就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
最好笑的是当时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广州传播革命，北京的黄凌霜很快将人地两疏的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七个中国人清一色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俄国人在广州还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他们。陈独秀来了后，情况马上就变了过来。他先找俄国人说明了真相，又傲气十足地把这些年轻人找来教训了一顿，说：
“你们必须放弃原来的观点，我才会同意你们加入共产党。”
他那种目空一切的霸气还真的震住了这帮人，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和俄国人分道扬镳于是他们又和封建顽固派联手攻击陈独秀野心专横，造了许多谣言，阴谋掀起“驱陈”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一本正经地问陈独秀：
“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
陈独秀也只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的儿子还有资格这样做，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六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来到上海。这位荷兰人刚到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又派遣尼科尔斯基来接替维金斯基工作。他们来上海之前都先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希望能在中国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完全同意这一建议，因他正和马叙伦等人率领“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天天在总统府门口请愿，便派邓中夏陪同前来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下，当时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就发信给陈独秀和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参加“一大”，决定正式在七月建党。
当时上海方面在去信前曾派包惠僧去广州，要陈独秀回沪主持党的工作。陈独秀接信后表示不能回沪，因为他还兼着大学预科校长职务，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呢。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去出席会议。
到了七月中旬，北京的李大钊也来不了持续三个多月的索薪运动终于和政府对抗起来。6月3日这天，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及全体教职员和冒雨赶来的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华门请愿。北京政府不但拒而不见，还指使军警用枪柄刺刀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被打得不能行动，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士远浑身血痕，头破额裂，惨不忍睹。李大钊也被军警击倒在地，不省人事。昏迷醒来后，他不顾头部刺伤流血，仍面对凶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议演说。李大钊不能脑袋包着纱布前来开会，接到通知后，就派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去了上海。
湖南的毛泽东自去年夏天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后，在长沙很快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不愧是位领袖人物，除了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注意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团员，并一直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保持信件联系，加深了留法学生对陈独秀和上海建党的了解。他当时和杨开慧已经结婚，心情特别好。接到开会通知后，便和不久前刚被湖南教育厅开除的何叔衡悄然赴沪。事后和他同在第一师范附小任教的谢觉哉回忆说，那是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好像要下雨一样、忽闻他俩要动身去上海，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他去参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各路代表终于悄悄地聚集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七月的上海格外闷热，毛泽东总是摇着扇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神情显得有些高傲和矜持。一些代表从窗前走过和他打招呼，他也注意不到。有人问李达：
“哎！这毛泽东可是个书呆子，会不会有神经病？”
李达正和张国焘谈天，不悦地说：“你才有神经病，他是位爱独立思考的人嘛。”
张国焘这几天非常活跃，到处找人摆谱，谈自己在‘五四”期间的英勇事迹。他暗自庆幸李大钊书生意气，幸亏没来，自己才有了一个单独表演的机会。他早已萌发了跻身中央领导层的欲望，所以一有机会总要贬低他的竞争对手。他不屑地说：
“毛泽东在北大只是个工友，不过个性很强。一次被新潮社的学生领袖奚落后，曾发誓永远不改湖南话。”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见陈独秀、李大钊不来，也很有意见。马林这天晚上约尼科尔斯基去霞飞路喝闷酒，说。
“两位党的创始人居然没有一点领袖意识；他们或许把这么重要的会议也当成一次学术活动我总觉得在中国建党条件不成熟？”
尼科尔斯基宽慰地说：“不过陈独秀事先为大会起草了一份不错的党章。看来对这个古老的国家，今后的一举一动全要靠我们直接操纵和指挥才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终于在7月23日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十三人，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他们代表了当时全国的五十多名党员。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张博文女校的大菜台，各位代表席上放着几份油印的文件。马林即席讲话，代表共产国际表示祝贺。毛泽东和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接着，代表们又在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继续开会。为了安全，大会的最后一天，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舫上进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确定了完全以俄国为榜样，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建党原则。并选举陈独秀任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负责工人运动的组织主任。并由他们三人组成中央局。一个新的政党终于诞生了，她明确地宣告，用西方工人阶级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自己的队伍，把人类解放的理想第一次写上了高悬着铁锤镰刀的旗帜，在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在专制主义和神秘主义交混而成的传统文化的丛林里，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开始了伟大、艰难而曲折的进军历程。
会后马林又派包惠憎去广州，要陈独秀尽快回沪任总书记。陈独秀想想也有道理，就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教育委员长职务，没想到这位大军阀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陈独秀，说了一通今天下文人感动的话：“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
陈独秀辞职未成，只得借医治胃病请假离粤。没想到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闹翻了脸。马林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陈独秀瞪着牛眼反驳说，中国革命应符合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凭什么要按你们的指挥棒行动？就这样，谈了几次都谈不拢。一天，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急了，在渔阳里跟陈独秀说：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呀。”
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怒斥道：“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他拿起皮包就要出门，张太雷忙笑嘻嘻地想挽留他。陈独秀瞪了他一眼，气愤地摔门而去。
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李达见他如此粗暴，不满地说：
“这家伙动不动拍桌子、砸茶碗，要是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再认错。”
不过陈独秀从这时起，就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收入当时中央局规定，脱离生产的党员每月只能给30元或40元生活费，这当然不够他一家开销。他虽然不分白天黑夜地给党刊写文章，但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找亚东图书馆，他们打算在明年出版他的《独秀文存》。每次他来时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数，见他坐久了总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去吧？”他默默地点点头，收下一元或二元小钱。再坐一会儿，就走当然这些钱都是要从他的版税里扣除的。
也许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执政党，创建初期的一些真实情况。
4
我们的胡适先生已成了名流，一举一动都会传为文坛佳话，胡适“做礼拜”便是一说。
每个星期天上午，是他的公开接待日。许多青年人，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南池子缎库后身八号，来拜访他们的朋友和导师，来聆听他为大伙解惑和布道。来的人很杂，有各种主义的信徒，也有各种性格的狂生。当时的许多人对北京政府深感失望，对没完没了的学潮和罢教也已厌倦，听说陈炯明又想请胡适去当广东大学校长，都把他当成孙中山派，都想请他拿主意，投奔革命的广东。
而昨天半夜里蒋梦麟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北大第一院有人纵火。火扑灭后，发现四楼教室内冒烟，门窗却上了锁。开门一看，有一根蜡烛正在燃烧，显然是人为的。胡适很恼火，这位留美的同窗好友代理校长后，已接连发生几起纵火事件。一次报纸上还刊登消息，说步军统领王怀庆、警察总监殷鸿寿都来了现场，就蒋梦麟代校长未到。想故意低毁蒋的失职，估计这多半是北大的倒蒋派行为。蒋梦麟颇为倚重胡适，二人关系一直很好。蒋遇挠头皮的事就会找胡适，胡适早已当了半个北大的家。蒋梦麟说今天中午他要带丁文江上胡适家吃饭，还专门点了要江冬秀的徽州锅。
这徽州锅是绩溪一带居民喜庆时的吃法，做工比较讲究。炊具得用大号铁锅，材料是猪肉、鸡、蛋、蔬菜、豆腐、海虾米等。最考究的“锅”有七层，底下一层是蔬菜，最好的是用冬笋，次之是笋衣，或用萝卜、冬瓜、干豆角等。稍上一层是猪肉，肉系半肥半瘦，每一斤肉只切八至十块。再上一层为豆腐包，一般有油豆腐果，内中装有馅子。第四层为蛋饺子。第五层为红烧鸡块。第六层为油煎豆腐。第七层为碧绿菠菜或其他蔬菜。初用猛火烧，稍后改为温火烧，好吃与否，全靠火候的功夫。江冬秀已扭动着小脚，在厨房忙了半天，还将锅中的原汁汤从上往下浇淋了几次。这安徽锅必须要烧三、四个小时，才能烧出点真味来。猪肉要烧得像东坡肉，入口就化。吃的时候一层层拨开，一层层地品尝，关键是要吃出那种热闹的气氛来。
丁文江像一阵风，准时地乘包车来到了胡府。见他蓄着德皇威廉式的八字胡，戴着一副精致的金丝眼镜，习惯冷峻地从镜片后面打量别人。他们是去年由北大教授陶孟和介绍认识的，当时丁文江和上海著名银行家徐新六正好随梁启超参加巴黎和会返京。陶孟和与丁文江、徐新六都是留英的，与胡适一样是英美派。胡适发现认识丁文江，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机。这真是一位充满魅力的行动巨人，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和效率，更有政治家的果断和谋略，还有超群的外交才干。他们都一样崇尚西方的民主自由，渴望参预政治，好像都不甘心失去引导中国社会的责任。
胡适虽留洋多年，生活习俗却是乡土化的。喜欢吃家乡菜，穿中式服装，只是吸的纸烟必须是舶来品，烟滔不大，但牌子必须要好。吃饭时，他见蒋梦麟被无望的索薪和罢教以及纵火案搞得神情沮丧，便举起酒杯，好言劝慰了几句。
蒋梦麟也想借酒麻醉一下疲乏的身心，可几杯酒下去，心里的怨言全冒出来了：
“唉！我今天才算明白蔡先生这些年受的苦。这北大校长真不是人干的，政府不给钱，教授们不上课，学生又不停闹，当校长的真是老鼠钻风箱，受气还没处说。我现在是度日如年，天天盼蔡先生能早日回国啊”
丁文江真是怪人，生活方式已完全西化。他一生笃信科学，生病了，只请西医，决不相信中医。生活又最讲规律，睡眠必须保证八小时，每天要做几件事，起床时早就安排好还极讲究卫生，在外面吃饭，必用开水或酒来洗碗筷，才肯用餐。他滴酒不沾，见胡适给他斟了碗陈年加饭，竟老实不客气地将筷子伸进去消起毒来。江冬秀的脸色有点发窘，胡适却心事重重地想起了一件正事。他终于不悦地皱了皱眉，说：
“前天仲甫又来信骂了我一通，以为是我在鼓动马寅初、马叙伦瞎胡闹。还说不应为饭碗问题而闹学潮，不能没有教授的良心。认为当下要救中国，必须尽快恢复教学秩序。”
蒋梦麟也感叹地点了点头，说：“蔡先生也从美国来信责怪我。认为索薪可以，但不能集体罢教。因为罢教吃亏的不是政府，而是学生和国家。在这点上我倒挺佩服葛利普先生，这位外聘的洋教授虽然近半年没拿到薪水，在美国还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地质系主任，可见到我不但没有怨言，还一个劲地催我快开课呢。”
丁文江威严地瞥来一眼，放下天竺筷，点燃一支进口雪茄，咄咄逼人地说：
“你们都错我想问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政治的混乱和黑暗，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救中国？”
两人见他气度非凡，知道必有高论。没想到他一开口，胡适竟惊得跳将起来。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国民程度的幼稚，也不是政客官僚的腐败，更不是什么武人军阀的专横，而是少数好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所以当前最迫切的大事，是尽快努力组建一个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而不是搞什么空洞的教育救国和思想革命。”
这真有点天方夜谭两人听得面面相觑，胡适忍耐不住地问：
“你说的‘好人’标准是什么？究竟是谁”
丁文江有点矜持地抬起头，淡然一笑说：“一个真正的好人应有控制局面的实力，超凡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如掌握军权必然像华盛顿，处理政务应该像古代的清官。具体地说，目前在政界我看有实力的好人只有吴佩孚而在知识界，就是我们这批欧美派的实干家。只要我们能携手联合，组成好人政府，直接干预政治改良，中国不是有救了”
蒋梦麟也听得热血沸腾起来，丁文江不愧是位狂妄的空谈家，一下子就把两位学者对社会和政治的主角意识鼓动了起来。
胡适还有点不放心，问：“吴佩孚这人看来很革命，还同情学生运动，但他能买我们账”
丁文江悠然一笑，说：“你们应该有所耳闻我和政界要人的关系。说实话，我已通过吴的两位军师孙丹林和白坚武，多次传递过信息。吴的意思要我们先在知识界行动起来，造些舆论，他执政后马上组织好人内阁，学英美搞民主政治。”
三个人终于眉开眼笑地边吃边谈，好像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希望。当下决定在6月1日先秘密成立一个“努力会”，由胡适起草组织大纲。并设法争取《晨报》支持，尽可能要有自己的思想阵地。在策略上胡适提议梁启超的研究系多是名声不好的旧政客，应尽量拉开距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正在各种主义中徘徊的胡适，终于和陈、李一样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一心想做圣人的胡适一开口谈政治，就把天下人吓了一大跳。那种不可遏止的激情带着少年人的轻狂，湮没了昨日那个学者型的胡适。为了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位烈士，胡适做了一首《四烈士家上的没字碑歌》。诗中竟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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