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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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年伊始，蔡元培正在为李四光主持婚礼，胡适就接到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的电话。这大约是一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邵飘萍急切地问：

　　　　“知道今天下午的新闻”

　　　　胡适说不知道呀，邵飘萍感叹了一声说：“‘罗案’又掀起轩然大波唉！说来话长，还是明天我邀你和蔡先生、梦麟先生吃午饭，当面谈吧！”

　　　　蔡元培也紧张起来，第二天几个人聚在东华饭店吃饭时，才知道事态已不可收拾原来罗文干一案经过一个多月的侦察，地方检察厅认为受贿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决定不予起诉，于1月11日这天宣布无罪释放。但事情并未了结，先是曹锟手下的直系五省督军通电攻击地方检察厅，要求重新处理。而吴景濂和张伯烈更是大为不满，以阁员同意案要挟新任国务总理张绍曾将罗逮捕送交法院。国务会议讨论此案时，由于缺乏告诉人，实在想不出一个定案有罪的根据来，就在这时，新任教育总长彭允彝为了讨好政客们，就献策说可以由国务院代表国家为告诉人，申请地方检察厅对罗案再行侦查。张绍曾对此大加赞赏，于是，指示代理司法总长程克给地方检察厅下了一道命令，又将刚放回家的罗文干逮捕下狱

　　　　蔡元培听得犹如五雷劈顶，人又气成了斗鸡眼。见他“呼”地一摔酒杯说：

　　　　“这彭允彝何许人也？为了卖身投靠，竟会不知廉耻到如此地步？”

　　　　邵飘萍不屑地哼了一声，说：“此公为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党，曾任众议员。后来在湖南谋官未得，由赵恒惕推荐给黎元洪，希望能在内阁谋得一席。黎为了争取湖南支持，以便拉拢西南加强自己地位，就保举他当了教育总长。”

　　　　蔡元培又愤愤然说：“罗文干的再次入狱，可见国会、直系和政府三大黑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作恶的大丑态，彻底暴露无遗尤其是彭允彝身为教育总长，不惜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作为换取国会同意他个人阁员票的条件，实在令人作呕哟！我蔡元培决不能与这样一个人格卑污的政客为伍。”

　　　　胡适也气得急火攻心，发出强烈的干咳声。他最近老是咳嗽，医生怀疑他肺里有病，劝他去南方休养一阵子。他想起了几天前的一次宴会，忙提醒蔡元培说：

　　　　“别忘了曹锟派一位姓王的幕爷请客时说的话。先是又捧又拉，说曹三爷对北京教育界很是敬佩呀，很想结交蔡先生这样的名流呀。还透露了他迟早要当总统的心思呢！”

　　　　蔡元培无限惆怅地扫视了众人一眼，终于喟叹一声道：“先拉后打，这是政客们一贯的伎俩，看来我只有先离开北京辛亥革命时清室为何倒的这样快？因为当时大家都认为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的就去参加革命，和平一点的也陆续离开北京，当时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所以袁项城一进京，清室就摧枯拉朽地倒现在又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了，我想动员国立八校不愿助纣为虐的校长一起辞退而去。自古有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之说，近年来许多丑闻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不一定全是消极，还包含着积极的抗争意义！”

　　　　胡适和蒋梦麟也很激动，也表示愿随蔡先生一起离开北大。但为了对两千学生负责，蔡元培还是执意劝他们留下。当即决定由邵飘萍代起草一份辞呈，大家心情沉重，自然也没心思消受酒菜邵飘萍很快写完文稿，分手时，蔡元培还是约胡适乘包车再去家中商议。

　　　　回到蔡府，两人觉得辞呈写得不怎么样，胡适又重写了一份。蔡元培稍作则改，就打电话请汤尔和过来一叙。这位老谋士确实智谋过人，也喜欢帮他拿主意，蔡平时对他几乎言听计从。三人当场议定辞呈改由一人署名，不邀各位校长原来胡适还劝蔡先生先留下再看看，但现在汤尔和却煽动他明日就出京，这样政府完全被动

　　　　第二天，蔡元培果真悄然离京前往天津。而北京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他为了抗议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的辞职声明。一场类似“五四”时期声势浩大的学潮，又因新的导火线触发北京学界和北大师生很快掀起了“驱彭挽蔡”运动，但军阀政府的态度却明显强硬多1月19日下午，为众议员对阁员的投票时间。北京大学等校的数千名学生前往象坊桥的众议院请愿，他们手执“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的小旗子，在队伍前举着一杆大旗，上书“警告国会”四个大字。可是，当队伍游行到众议院门口时，吴景濂竟指使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当场受伤者二百余人。当学生队伍被驱散后，多数议员居然投了彭的同意票。

　　　　众议院门前的大流血事件，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愤怒。当1月24日参议员投票的这天下午。北大等四十二校学生五千余人，又在天安门前隆重集会，前往参议院请愿。要求该院否决众议院对彭的同意案。没想到参议院不但不予接受，又当场通过了同意案。彭允彝得到国会和军阀的庇护，更加死皮赖脸地不肯下台了，还公开扬言道：“我既然经国会通过，总统任命，安能为一校长反对，就随便离去”他正式出任教育总长后，就签署了一项厉行整顿学风，严禁学生活动的命令。反动势力就这样占了上风，蔡元培愤激不可言状，终于拍案而起，在《晨报》上发表了名震一时的《蔡元培之不合作宣言》。

　　　　李大钊正陪苏俄代表越飞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双方谈得很融洽，正在起草一份《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准备发表。那天他和陈独秀在租界的西餐馆吃饭，话题很自然地谈到蔡的辞职和那份不合作宣言。陈独秀刚从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回国，他是从北京回上海的，印象中那隆冬季节里灰蒙蒙的天空，与冰天雪地中的西伯利亚并没有两样。而且北京那种于冷的寒气和腐败的政治空气搅在一起，使人更感沉闷和烦躁。

　　　　陈独秀一讲起蔡元培就直摇头，见他不满地说：“老蔡这种消极的辞职方法，已用过几次了，又有什么用尤其是那份宣言，老蔡总想依赖少数人消极的拆台政策来打倒恶浊政治、未免太滑稽，太幼稚，也太空想革命事业必须建设在民众运动积极的力量上，而不能像他那样只盯着学者官吏而看不见民众，这可以说是中国领袖人物轻视民众的一个共同缺点。我准备在《向导》周报发表一篇评论，你可以先看看。”

　　　　李大钊接过文稿，看着这篇言辞过火的《评蔡校长宣言》，心里实在很矛盾。作为党在北方的领袖，他正秘密地布置张国焘组织京汉铁路大罢工，将反政府的学潮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一场腥风血雨的暴动和搏杀即将拉开帷幕。但身为北大教授和受蔡信赖的挚友，他又比常人更理解和敬仰蔡先生的人格力量。他一见蔡离京出走的声明，就扼腕叹息，急着给胡适打电话问：“这是谁出的馊主意？要知道蔡先生从此将回不来北大了！这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他自然不同意陈独秀对蔡的过激指责，仲甫总是改不了说过头话的脾气。他在文中攻击蔡元培这样做不啻为恶浊政治延长生命，这是何等的罪大恶极！还呼吁说我们要像防御鼠疫霍乱一样，日夜防御蔡校长之消极的不合作主义侵入思想界。

　　　　李大钊沉稳的国字脸终于溢出了不平之气，他目光炯炯地回敬道：

　　　　“蔡先生虽然不能指出正确的斗争方向，但他那愤时忧世、嫉恶如仇的精神，那不降志、不辱身的品格，那对腐败政治的大胆抨击和正义呼声，始终代表着中国知识界的良知。仲甫，我觉得你过分夸张了不合作主张的消极作用，还说了过头话。劳工阶级的罢工也是一种不合作的表现，难道我们连罢工也不赞成还有，如没有他的支持，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不可能公开活动。记得去年他还单独在我家里会见了越飞，并多次出席苏俄驻华使馆的招待会，说了许多赞美十月革命的话呢2”

　　　　陈独秀也是位好胜的人，但最后还是讪讪地自嘲道：“话可能是说重了一些，他毕竟还是同路人呀！不过我主要是为了教训胡适。”

　　　　胡适一见《向导》上的文章，就很生气，不光是对陈独秀，还对汤尔和一肚子怨恨。他不止一次地向蒋梦麟诉苦：

　　　　“这下完啦！蔡先生是位爱面子的人，现在听汤尔和的话离京后真好比赶鸭子上了架。再加上仲甫的狂轰乱炸，他还肯回北大”

　　　　蒋梦麟回想起自己代理校长时受的苦，真是忧心如焚。而胡适干脆在《努力周报》上点了陈独秀的名，见他愤愤不平地站出来辩护道：

　　　　“蔡先生的抗议在积极方面能使一个病废的胡适出来努力，而在消极方面决不会使一个奋斗的陈独秀退向怯懦的路上去。”

　　　　而对于隐居天津的蔡元培，虽然也在报上看到黎元洪和国务院的挽留电报，但随着时局的恶化，他再也无心北上先是听说了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吴佩孚竟派兵包围大开杀戒，当场打死三十一人，还枪杀了共产党员施洋和林祥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惨案。昔日的“革命将军”，原来也是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这天下还有谁能让这位慈悲为怀的好好先生相信而丁文江带来的消息更令人绝望。当时的天津已是曹锟兄弟的天下，在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两人在一家老茶馆里会面，丁文江谈起了一桩即将出笼的丑闻。曹锟为了当总统，先是摆上了自己的傀儡黎元洪替代徐世昌。但没多久，他就又迫不及待先是唆使其弟曹锐及党徒高凌囗等人，制定了一个“驱黎拥曹”的方案，提出了“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的口号。什么意思就是先要倒阁，赶走刚上台的国务总理张绍曾，由高凌囗主持内阁，以便于操纵大选，然后再去买通议长吴景濂的支持，争取议员的选票。这吴景濂也不是省油的灯，当曹锟派吴佩孚去谈判时，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还是曹的参谋长王坦深知这位议长怕老婆的弱点，又自告奋勇地去打通了这个关节。王坦是带着巨款开门见山地见他老婆的，王坦说：

　　　　“大哥现在当着议长，但议长不是终身的，哪天人家一哄就下台不如趁机捞一把实在，现在曹锟的势力和威望正好当总统，只要大哥不从中作梗，他这个总统也就成再说曹锟赚了一辈子钱，不买个总统当，又买什么”

　　　　看来钱还真是万能的，王坦的一席话，说得吴景濂老婆满脸是笑。坐在一旁的吴景濂，看着老婆的脸色，自然都应承了下来。

　　　　丁文江愤愤不平地说：“听说吴景濂已打算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作为贿选总统的活动机关。每个议员参加一次‘宪法会议’给出席费二十元，每周参加常会一次给出席费一百元，此外还有‘冰敬’、‘炭敬’、‘节敬’等名目，估计在京的议员每人每月可捞到六百元油水。而皖系和奉系又暗自联合起来与曹锟争夺议员，据说张作霖为了‘贿不选’，扬言要拿出七十万元大洋。一场民国史上贿选总统的丑剧眼看就要开场了，这北京连我也不想再待下去唉！”

　　　　蔡元培的心已冷到冰点，他终于下了车子女赴欧洲的决心。那是清明后的一个夜晚，当他乘“新铬号”海轮离津南下时，面对着一轮孤寂的残月，禁不住独自在甲板上潸然泪下。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心爱的北大屈指算来，自1916年冬季单身北上至今，已快七年七年来，为了实现那个刻骨铭心的大学理想，真不知经受了多少磨难和煎熬夜色中，水一样清凉的离愁随风而至，眼前又晃动起如烟的往事。

　　　　还记得他任教育总长时，就听说京师大学堂历任校长手里，有一张六万两银子的存折。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的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但当他要首任北大校长严复交出存折时，却遭到了拒绝。他一到北大后就满怀希望地问起此事，胡仁源却苦笑着说：“这个六万两的存折，其实是空的，一个钱也没有。”后来又听沈尹默说他曾问过道胜银行的买办，当年清室确实投资六万两于东清铁路，但这笔款子由某王公经手时吞没白拿了道胜银行一个存折，钱并没有交。银行碍于清室的面子，不好否认是空头存折，但要真去取钱却万万做不到。

　　　　耳边仿佛又传来那辆载着他四处奔波的马车的铜铃声，那是当年的驻德公使孙宝琦送给这穷校长的见面礼。记得自己去见这位同乡恩公时，老先生见他两袖清风，孑然一身，就暗自动了恻隐之心。他也真是凭借这辆破马车，才开始迈出了整治北大的漫漫征程

　　　　夜风中他又一次喃喃自语：“看来暂时是回不去了”曹锟如果贿选总统成功的话，等待学界的将会是更为凶残和黑暗的统治。就是自己不走，彭允彝之流也会想方设法驱逐他离开北大的。

　　　　海面上起风了，那在夜空中一闪一闪的寒星，可是罗文于独国铁窗哀怨的目光？蔡元培的心碎了，终于步履踉跄地摸回了船舱。

　　　　2

　　　　心灰意冷的蔡元培一到上海，就在码头上看见一位长眉细目，满面红光的中年人在招手呼叫。他就是张元济，每当蔡元培最为困难之时，对方总会及时伸来援助之手。张元济热情地将客人接进极司非而路的寓所，就吩咐家人给他安排房间和酒菜洗尘。他长着中等身材，戴一副金丝眼镜，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举止温文儒雅。趁着吃饭前的空隙时间，两位老友相拥进了书房。

　　　　书房里三面全是清式红木书柜，堆满了线装古书。一张大写字台背后悬一幅主人书写的立轴，这位大出版家的平生志向由此可见一斑：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种，有秋收获仗群才。

　　　　写字台边摆着几把西洋式的圆形椅子，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海盐张氏为浙北望族，自始祖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张九成起，历代科举都出过几位显赫的祖先。他和蔡元培既是同科举人，又是同科进士，后来又一起在翰林院共事，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今天一见面，他就极力主张蔡元培去欧洲定居。见老兄神情沮丧，似乎在为生计发愁，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大掌柜含威一笑，透出了早已深思熟虑的计划：

　　　　“孑民兄，我想还是以编译书稿为名，每月由商务印书馆预支你三百大洋。其中二百元为编译费，一百元为调查费。不知意下如何？”

　　　　蔡元培眼眶一热，一股暖流突涌而至。眼前恍惚又浮现第一次出国留学时的情景，那是1907年的秋天，他为了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正因囊中羞涩发愁时。张元济主动找上门请他译书，答应每月预支一百大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第二次携全家赴法国时，又是这位古道热肠的老友伸出了援助之手。也正是在张元济的一再催促下，蔡元培先后为商务印书馆撰写和翻译了名震一时的《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哲学大纲》等学术专著。想到这里，蔡元培感动地凝视着老友，不解地问：

　　　　“菊生兄，元培不才，可为何每当遭受灭顶之灾之时，总是你两肋插刀地跳出来为我雪中送炭”

　　　　张元济也动了感情，低首枪然一笑道：“因为我们同样生不逢时，却空怀一腔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夙愿。区别是你以毕生精力办学，而我却立志振兴二十世纪中国的出版业。我俩也算天涯一知己，惺惺惜惺惺罢了！”

　　　　蔡元培一到上海后，各界名流纷纷前来拜访。而他却开始为出国做起准备、先是不断谢绝北大师生的挽留电函，写信安排蒋梦麟以个人名义代行校长之职。当时浙江为筹办杭州大学，曾邀请学界名流成立了一个杭州大学董事会。他因不能前去开会，就和陈大齐、蒋梦麟联名提出了一份《筹办杭州大学的建议》，参照国外名牌大学和北大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学方案。据说后来这所大学的创立，基本上采纳了他的思路。

　　　　而当时的孙中山已重返广州，又一次重振了陆海空大元帅府，在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以大无畏的气概，全力指挥讨伐陈炯明和滇桂军阀的叛乱。这天，张元济见汪精卫、胡汉民和徐谦上门，忙在一品香设宴款待诸位老友。席间，蔡元培心情沉重地摸出一封亲笔信函，脸色歉疚地递给汪精卫说：

　　　　“兆铭兄，有一件事实在为难，还望兄帮我将这信亲自转交中山先生为感。前不久孙先生托北大教授石瑛带来一函，命我前往广州效力左右。按理本应立即动身，奉令承教。但冷静一想，现在中山先生军务倥偬，麾下所需要者，自是治军筹款之材，元培于这两方面实无一点能力。再说现今儿辈有赴欧留学之议，年幼途远，非元培亲自照料不可。所以还望兆铭兄帮助解释一番才好，以免孙先生误会哟。”

　　　　说完他有点步履蹒跚地站起身，略显尴尬地向汪精卫弯腰鞠了一躬。几年不见，汪精卫还是那样风流倜傥，而蔡先生已明显老过多的忧虑和折磨已使他的身体变得异常消瘦而疲弱，望着这位历经沧桑，满头白发，额头上爬满岁月炎凉的龙钟长者，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感叹万千，深情地劝他先安心去国外静养一段时间再说。

　　　　正当蔡元培经过长时间的奔波和追寻之后，身心疲惫地准备远离红尘，过上一段隐居生活之时，一个新的机遇，一种新的生活，又随着春天的阳光明媚地照亮了他的脸庞。他刚到上海，那位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就赶来提亲。这门婚事还是几个月前说起来的呢，徐新六是杭县人，其父徐仲可又是蔡的乡试同年，也算是世交女方叫周养浩，还是当年他和黄钟玉创办爱国女校时的学生。徐新六的母亲何墨君曾是该校的教师，平时与周养浩关系甚密。他们见蔡先生丧偶后生活实在太苦了，就有心促成这段姻缘。

　　　　那天经徐新六再三介绍，蔡元培也动了心。徐新六说：

　　　　“周女士是位老姑娘，祖籍南京，幼年在富阳新登和杭州长大，擅长写诗和绘画，性格文静贤淑，今年三十一足岁。她对先生一直很敬仰，前几年还专程到北京府上拜访过先生和师母，您还为她的工笔仕女图题过诗呢！她素有出国深造的心愿，如能在这次结婚，先生正好携妇将雏，举家前往欧洲，我们做朋友的也就放心”

　　　　蔡元培因平时介绍的人大多，曾提出三项择偶条件。一是原有相当认识，二是年龄略大，三是熟请英文。现在这些条件倒是基本具备了，可是当他仰卧在沙发里，一种伤感之情却悄然在心中蔓延。

　　　　随着婚期一天天临近，他也常摸出周养浩的照片静静端详。望着望着，他的思绪又会一下子想起几十年前的往事。

　　　　“老爷，回乡的行装奴家都收拾妥了，咱们何日离京”

　　　　那是第一位夫人王昭的声音，当时这位翰林爷正因百日维新的失败，心情抑郁地递上告假呈文，准备辞官回乡。记得他瞥了一眼身材瘦小、脸色蜡白、并且颤着一双小脚的夫人，内心不由得漫上几分爱怜和苦涩。见她因一边检点行李，一边哄带孩子而累得额角沁出了微汗，他不由地嗔怪了一声道：

　　　　“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

　　　　“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王昭啊王昭，你真是个铁槛寺里的贾桂人叫你坐着，你说是站惯人叫你站着呢，你恐怕还会说是跪惯了吧？”

　　　　蔡元培那天望着夫人天真而又茫然的神情，只能无奈地摇着头。他们自然是旧式婚姻，王昭有洁癖，日常生活中又比较小气，还缠了小脚，结婚的最初几年他似乎并不爱她。但是随着婚后的第七年，夫人接连给他生下两个儿子，他们这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蔡元培终于发现了夫人那种“澹于世荣”的美德。现在想起这位苦命的亡妻仍心里发酸，一位旧时代的女子，竟能毫不介意地丢弃为世人羡慕的翰林夫人名分，甘心跟着他去当一名荆钗布裙的民妇，这份大义，又怎能不让他感激和怀念

　　　　还有黄仲玉，跟自己将近生活了二十年，可几乎一直在流离颠沛、担惊受怕中度日如年，最后连临终时都没看上一眼。唉！想起来真是有愧呀。现在这位美如玉、静如水的周小姐，更像一位待阁的名门闺秀，如让她来陪伴自己这半老夫子，不是太亏待人家了

　　　　黄昏了，又是一个漫长的黄昏。

　　　　他在惶惶不安的等待中走进了夏天，走进了简朴而新式的婚礼。那是在苏州留园的一座江南庭园里，几位老友，三五知己，相拥着一介老书生和一位出水芙蓉般的新娘，在音乐的伴奏下，走进新的一轮人生境界

　　　　是夜，两人亲昵地在灯下凝视着对方。望着那脉脉含情的眼睛，他那颗蓄满苦难，疲惫不堪的心，恍惚一下子找到了归宿。新房里隐隐传来一个欣喜而微颤的吟咏声：

　　　　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

　　　　鲽泳鹣飞常互助，相期各自有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