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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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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见他累了，忙递上茶，劝他先歇歇劲。还宽慰地为先生点燃一支烟，缓缓地说：
“先生没有错，先生主长大学院不久，就制定了教育要‘学术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还通令在全国废除春秋把孔旧典，指令萧友梅在上海创办国立音乐院，又派林风眠去西湖创办国立艺术院。如果有错，也只能错在可鄙的政体上。法国是完善的共和制，而我们始终是专制专制，所以教育要独立，在中国永远是句空话！”
大学区制度是去年初夏推行的，当时国民政府决定先在浙江和江苏两省试行。于是将浙江的一些公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为第三中山大学，后改称浙江大学，称浙江大学区，以蒋梦麟为校长。又将江苏的一些学校合并成立第四中山大学，称中央大学区，任命张乃燕为校长。按蔡元培的设想，是想把全国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校长一人，综合管理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行政事项。各大学区均设评议会、秘书处及研究院，并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及扩充教育三部。他的本意是想让教育家来管教育，让原来衙门化的教育机构逐步学术化。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各区的大学校长必须是精通学术和行政的通才。蒋梦麟还能勉强凑合，而那位张乃燕却疲于奔命，上任后搞得一团糟，最后终于做不下去
当然，真正导致这次失败的还是那位李石曾。杨杏佛一想起此事就耿耿于怀，他见蔡先生神情沮丧，愤愤然说：
“事情全坏在那个口蜜腹剑的奸刁学阀身上，还有吴稚晖这老滑头，全是一丘之貉。”
杨杏佛今年35岁，这位江西人长得四眼隆鼻，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和哈佛留过学，乍一看真有点像外国人哩。他出任过孙中山秘书，极富正义感和民主意识，办事又果断干练，深受蔡元培的信任。蔡退守中央研究院以后，又请他出任了秘书长，并从此成为晚年最倚重的助手之一。
蔡元培的心却被他的话刺了一下，嘴角痛苦地抽搐起来。也许他最难以启齿的羞辱就是遭朋友暗算，而这次恰恰被几位老友耍弄了一回。
北伐军是6月攻克北京的，当时的北大已被奉系教育总长刘哲强令取消，与北京的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刘哲治校也搞恐怖政策，他不但强迫学生读经文，学八股，习闱墨，取消男女同校，还四处安插亲信，连校役也由便衣充任。他的口头禅是：“谁捣乱，我有三法让你死。一是诬你为共党，送天桥枪毙。二是逮捕后命狱吏将你毒毙。三是用汽车运往南口活埋。”在军阀的无知统治下，北大原有教授仅剩十分之二三，一些不学无术之徒充斥各系，北大便由此闹出许多笑话。最有名者是一文科教员把法国哲学家孔德拉到中国出生，还考证他是孔子的第四十八代孙。而另一位教孔孟哲学的还要开放，干脆说孔子是主张自由恋爱的先驱。
所以说，当张作霖和刘哲一伙败退关外时，北大师生欢欣鼓舞，还以为获得了新生。他们发表了《北大复校宣言》，国民政府也专门开会讨论北大问题。最后赞成恢复北大旧名，并请蔡元培兼任校长，蔡也表示同意。但是就在同一天的另一个重要会议上，在教育界也有一定名望，又企图控制北方教育大权的李石曾，竟唆使易培基反对蔡恢复北大的主张，提出改京师大学为中华大学，仍由蔡任校长。由于蒋介石对北大传统心有疑惧，有意偏袒李石曾一派，再加上吴稚晖和张静江暗中作祟，易培基的提案被最终通过。蔡元培十分气愤，坚辞不就校长之职。几天后，国民政府又批准了他的辞呈，改任李石曾为中华大学校长。
消息一传到北京、各校师生大哗。北大学生拼死捍卫校务，拒绝李石曾接管。李见局势不妙，又建议将中法大学改为北平大学，同时成立北平大学区。北大师生坚决要求恢复校名，自动开始恢复被刘哲摧残的各系组织。还打出了“北大独立”、“反对大学区制”的标语，一时“复校团”、“救校敢死队”、“武力护校团”等组织都冒了出来。也就在这几天，北大学生会正在组织示威游行，还砸了怀仁堂西门李石曾的校长办公室和住处。就在今天上午的会上，吴稚晖和李石曾还厚着脸皮，跑来求他出面调解与北大的关系呢
一想到这里，蔡元培的脸上悲怆之情油然而生，忍不住喟然长叹道：“真没想到呵，平生志向皆幻灭于歧途”
蒋梦麟关切地询问：“先生下一步又作何打算”
蔡元培想了想，目光决绝地说：“我已快老成凋零，没有退路我只能坚守住最后一个阵地——中央研究院。我已请李四光筹建地质研究所，竺可桢筹建气象研究所，让傅斯年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打算花几年时间，建立物理、化学、工程、天文和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天下英才，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尽快奠定一点科学和文化的家底子。还想在年内将秘书长一职改为总干事，今后杨杏佛可能得跟我常住上海”
杨杏佛豪爽地点点头：“悉听尊便。”
当午宴结束时，蔡元培又愁云密布地不安起来。他想起了一件事，悄声地说：
“你俩帮我拿个主意，今晚姓蒋的要请我们这批开会的元老吃饭。我本想推辞，可听说他要我出任中央监察院院长，又急了，我想当面谢绝可能会更好些？”
蒋梦麟处事比较老成，他怕当面推托会惹恼这位独裁者，就婉言劝道：
“要不，先当一段时间再说？”
蔡元培顷刻沉下脸说：“我不愿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说完，便起身告辞而去。杨杏佛钦佩地望着他瘦弱的身影，由衷地赞叹道：
“蔡先生不愧为蔡先生！”
晚宴在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举行，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冠盖云集，觥筹交错。戎装笔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正高傲地端坐在首席上，接受各方将领和名流的恭维和祝贺。北伐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在今天，张学良拍来密电，表示他愿意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东北各省于年底前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那位讨厌的鲍罗廷终于灰溜溜地走了，他是去年宁汉合流后，从冯玉祥的驻地长途跋涉回国的。而各地的赤色暴动，也在无情的镇压下烟消云散。蒋介石环顾左右，得意地笑在中国的大地上，他从此再也无需仰人鼻息，看人眼色行事他是位堂堂正正的元首和领袖，一个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成风凛凛地拉开了帷幕。
蔡元培却孤独地坐在靠门的桌子一角，刚才谭延辏б讯怨逶鹤橹ㄗ髁怂得鳎残碓诿魈斓闹醒胝位嵋樯希ü运娜蚊Ｋ盐扌脑谡庵殖『先ハ蚋吒咴谏系慕槭蕴置蝗ぁＫ龆ㄖ型纠胂狗祷厣虾Ｔ俚荽浅省Ｕ彼那牡刈叱龃竺攀保庵申涂觳阶妨斯矗厍械匚剩�
“怎么不辞而别明天还要开会呢！”
“请代我求当局收回成命，否则坚辞不受。”
“这又何苦张静江为了竞争这个位子，差点没和姓蒋的翻脸呢。最后什么也没捞到，只能怏怏地回杭州当浙江省主席去”
“人各有志，不可强勉。再说在当今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局势下，又有何真正的监察制度可言”
吴稚晖是位张良式的人物，又长蔡元培4岁，已是66岁的老人他从张静江的突然失势上，感悟到蒋的刚愎和残忍。他想起自己渺茫的晚景，忍不住感叹道：
“狡兔死，走狗烹谁让我们都踩进了政治这个陷阶”
夜色中秋虫低吟着不幸，两位老友终于在越来越浓的夜雾中分手
深夜，蔡元培乘快车离开南京。当列车抵达上海时，满天的彩霞正喷涌着扑面而来。
新的生活开始
第11章 最后的岁月（1929——1940）
1
我们的民族，是个容易满足和遗忘的民族。当我们在世纪之交缅怀百年沧桑时，真不该忘记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奉献。
七十年前的上海呵，真像个博大而充满活力的大海。这里既是远东闻名的国际商埠，又是殖民地外来文化的聚散之地。在这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处处可见冒险家和投机商一夜发迹的狂欢，也同样可见失意政客和流浪文人逃避苦难的逍遥。随着紫禁城皇权的旁落，一大批叱咤“五四”的风云人物，纷纷相约南下。当他们带着北方人固有的目光，在繁华的租界四处观光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这里流行着完全陌生的通商口岸式的消遣方式和价值观。每当周末降临时，可见富有的英国人携带妻子，乘坐自备的敞篷马车，在林荫道上来回兜风。在路的两边，全是商号首脑们的豪华别墅，带着尖顶的异国情调和宽阔的花园，以及网球场，是举行漫长的英式午茶的好地方。而跑马场总是配有令人刺激的看台和俱乐部，占据了静安寺路东头护城河沿岸的一大片土地。这里虽然离南京不远，却相对缺少政治中心的威严和恐怖。名目众多的中外新闻出版和文化机构，给隐居亭子间的自由文人们，提供了谋生和浪漫的庇护之地。
可是当我们遥望七十年前迷茫的星空，在这中国最大的金融都市里，虽然已经居住着许多留洋归来的名流学者，但是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却仍像个苍白无力的贫血症患者那样一筹莫展。一个瘦弱苍老的身影，就是这样来到了上海亚尔培路205号。以他学术大师的情怀，开辟草莱的勇气，为本世纪的中国创建了第一个统一的科学研究机构。并以罕见的执拗和毅力，在这个最高学术机构里，惨淡经营了十三年，直至他生命的老成凋谢。
这是1930年元月的某个下午，蔡元培正在中央研究院的驻沪办事处召开院务会议。窗外冰雪交加，凛冽的寒风就像这越来越糟的时局让人难以忍受。而亚尔培路上那只温暖的火炉，以及炉火旁那位老人圣者般熠熠放彩的笑容，却像巨大的精神磁场，吸引着当时学界各门类的顶尖人物，不辞劳苦地聚集于他的麾下。
中央研究院终于从无到有，发展到今天的九个研究所和一所自然博物院，拥有了一百多位享誉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如李四光、竺可桢、丁燮林、梁思成、严济慈、茅以升、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翁文灏等，还请来了一些国外的著名学者。物理所的海森伯教授就是德国国际波动力学的创始人之一。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但采尔博士，系德国民族学教授，蔡留德时的同窗好友。
这样的院务会议每月都要召开一次，今天，各位所长正神色严峻地听杨杏佛报告一个沉重的话题。由于戴季陶等人的提议，国民政府指令蔡元培，将已准备在曹家渡兴建的物理、化学和工程三个研究所迁往南京。这真是个棘手的难题，一帮大学者议论了半天，还是把目光投向了蔡院长。
蔡元培却很冷静，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冲着他避居沪上，远离南京的消极抵抗而来。记得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他曾为院址煞费苦心。后来想在清凉山划地千亩拨款建造，又因南京市政府要建自来水厂耽搁中央政府对院址没有拨过一分钱，就连这次的建筑费，还是他从一个基金会里弄来的，他们凭什么横加干预
一想到这里，他的老脸就激奋起来。记得去年秋天蒋介石还亲自来寓所看望他，劝他收回辞呈，回南京侍候左右，又被婉言谢绝他终于生气地说：
“前几天适之来看我，说政府中很有人和中央研究院过不去。他们无非是想借此报复我的不合作态度，逼我回天子脚下去罢了”
他威严地瞥了一眼杨杏佛，冷冷地说：“我是绝对不会向强权低头的，你给南京回封公函，先说明我们无地无款也无法集中建院于南京的情况。再反问他们一句，为何中央大学总部在南京，但下属医学院和商学院可以在上海？为何财政部在南京，但所辖中央银行可以在上海？你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在南京没有建好本院新址前，上海原定的建设计划照旧进行。”
然而没几天，一份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又送到蔡元培的案头。这份决议措词严厉，毫无通融的余地，看来姓蒋的也确实生了气。杨杏佛一看脸就白了，连嘴角也哆嗦起来。
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各研究所，应移至南京。所有在沪一切建筑，即日
停止。其所有已着手之各项设备，限本年四月以前一律移至南京。
“这可怎么好下最后通牒了！”
平时号称智多星的杨杏佛，也怔住
蔡元培毕竟见过大世面，他那种在关键时刻的沉雄之态，使杨杏佛一下就镇静了下来。
“不予理睬，我倒要看看姓蒋的如何善待老朽？再说南京的血腥气也太重，蒋介石上台没几年，就在党内排斥异己，先是对付汪精卫、胡汉民、邓演达，现在又和冯玉祥、阎锡山翻了脸，中原大战眼见就要爆发”
这件事后来虽经杨杏佛多方疏通，总算摆平但蔡与南京诸位大员的过节，却由此种下了祸根。当时杨杏佛找了个很好的理由，说日本在上海搞对支文化事业局，内设自然科学研究所。为了对付日本的文化侵略，他们必须留在上海发展。
中央研究院就这样发展起来了，虽然经费奇缺，内战不断，但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在安阳小宅村成功地发掘了殷墟。当时兵匪横行，为了保护发掘现场，蔡元培不知给当地军政长官写了多少信。这是中国人运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第一次大规模的地下发掘，结果发现了大量殷代青铜器和甲骨卜辞，使中国的古代史向前推进了上千年。安阳发掘很快成为三十年代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的一大奇迹，它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科学的诞生。在确定考古组主任和殷墟发掘主持人时，蔡元培慧眼识珠，一下就指定了李济。当时历史语言所的提名，是北京大学著名的金石学教授马衡。但蔡元培凭直觉更倾向这位三十出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的哲学博士。因为李济在1924年就和美国的考古学家一起，成功地在山西发掘过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这一发现造就了李济，也造就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古老的我们终于摆脱了靠单纯介绍西方过日子的尴尬，有了自己向世界炫耀的话题。
紧接着地质学家李四光，又在长江下游庐山等地找到了第四纪冰川流行的证据。这位曾任北大地质系主任的湖北人，在任教期间就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北部之蜒科》，获伯明翰大学科学博士学位。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后，又请他到了南京，对筹备中央研究院出力甚多，是地质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不久又发表了划时代的《冰期的庐山》，在国内外获得很高的评价。
而竺可桢这位绍兴小同乡，也很快创建了位于南京北极阁的气象研究所，并提醒蔡元培致函交通部，要求取缔外国人设在上海的无线电台。还建议交通部在各处电台内附设气象测候所，将预测资料直接报中央气象台汇总发布。
翻开中国的历史，随处可见帝国主义和外来势力掠夺中国资源，盗窃珍贵文物的记录。而蔡元培一主长中央研究院，就以中华文明的守护神自居，竭力维护起国家的主权。1929年9月，日本派遣东京帝大教授岸上镰吉一行五人来华调查长江一带水产资源。蔡元培发现他们未经政府许可就深入四川探查，忙致函外交部，要他们电令沿江各省政府，先扣留护照，再制止调查。而在1930年的春天和秋天里，他又一直盯住一位叫斯坦因的英国人不放。这是位典型的英国流氓，以前曾数次周游西北，盗窃敦煌石窟藏书，割裂各地壁画，发掘各地古迹。还受英国情报部门委托，调查自印度入新疆、甘肃、陕西的军事路线，测绘沿路兵险要地。由于出卖情报有功，曾被英国政府赐以爵士称号。蔡元培见他这次又想故伎重施，携带百万元巨款，率领大队人马，仅凭普通的游历护照，就开始在新疆自由活动，不禁勃然大怒。他其实早就让外交部通知斯坦国，要他必须将这次考古旅行的目的、范围、计划抄送中央研究院审核。他一直想建立一个法规，所有这类考察必须先报他这里和教育部审核，再由外交部发给护照。可是这位英国人对外交部的通知，根本没放在眼里。蔡元培终于亮出了杀手锏，以中央研究院名义具呈国民政府，电令新疆当局将此人强行驱逐出境。
2
当我们凝视着蔡先生那慈祥恺悌的目光，不得不敬佩他晚年那种温而厉的性格，那种文弱而刚勇的气度，那种重集于民主旗帜之下，以组织民权保障同盟，营救政治犯的过激行动，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胆魄。真可谓是真虎，乃有风呵！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1930年的春天，一直在国外流浪的邓演达秘密回到了上海。他先单独拜访了宋庆龄，决定策动黄埔系军人共同反蒋，正式揭起反蒋的旗帜。这位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自1927年宁汉合流后，就联合宋庆龄愤而与汪精卫决裂。他自己亡命海外，而宋庆龄还故意去了苏联访问。他很快在夏天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并通过杨杏佛，将该党的《政治主张》等文件信任地送给蔡元培。蔡元培的脸上又开始溢出了血色，在1931年一个繁星满天的夏夜，他们秘密集会于亚尔培路，商定了一个倒蒋的行动计划。参加那天会议的还有国民党左派陈铭枢，邓演达先分析了局势。他说去年的中原大战刚结束，蒋介石又在年初软禁了胡汉民，一下激起了两广派军阀政客的反蒋浪潮，宁粤对立已成定局，蒋介石处境十分不利。我打算利用老蒋调动十九路军进攻广东之际，迅速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蔡公和我、陈铭枢领衔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粤为借口，建立起反蒋的第三势力和第三政党。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邓演达一气说完后，就不无担忧地盯着蔡元培问：
“蔡公，我是军人，你可以犹豫，也可以退出，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蔡元培异常冷峻地沉默不语，眼前恍惚闪现当年参加暗杀团，胆气冲天地歃血盟誓的情景。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站起身幽默地拍拍杨杏佛的肩膀：
“既然要做掉脑袋的买卖了，总得找个去处喝杯夜老酒”
邓演达迅速地在十四个省市建立了第三党的基层组织，还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的嫡系“黄埔同学会”相抗衡。蒋介石深为忌恨，不惜悬赏三十万元捉拿邓演达。就在8月17日这天，当他在愚园路出席干部训练班结业仪式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邓演达很快被秘密押往南京，蒋介石起初觉得杀之可惜，纵之可畏。但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汪精卫和孙科以逼蒋下野作为共赴国难的条件。同时，黄埔历届毕业生又联名要求保释他们这位教育长。蒋介石终于在下野前动了杀机，于11月29日夜晚派他的卫队长，诡称要将邓转移到汤山，在半路上杀害了这位年仅36岁的忠勇之士。
宋庆龄是从何应钦处得知噩耗的，起初还将信将疑，她立马赶往南京质问蒋介石，并要求眼邓演达见面。她这次来有意不住官邸，而住在中山陵当年奉安大典筹备处的简陋房屋里，还拒绝乘坐当局预备的轿车，坐一辆用灵车改成的小交通车。蒋介石见实在无法掩盖，才被迫吐露了真情。宋庆龄愤怒至极，一下子就把茶桌掀翻了，吓得蒋介石慌忙躲上楼去。
刚从南京返沪的宋庆龄连夜奋笔疾书，用英文撰写了抗议杀害邓演达的著名宣言，并请杨杏佛等人译成中文发表。她悲愤地向天下宣告：“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藏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于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之勇士邓演达残遭杀害，即其一例。”
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蔡元培的心境也恶劣到了极点。令他失望和生气的事实在太多，老人变得越来越容易激动和发怒。1932年的1月29日，日本驻上海的侵略军向十九路军发起进攻。四十多架飞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航空母舰上呼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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