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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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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铁 路,才能打破自给自足的原始经济结构。 1876年,怡和在上海地方官员的默许下,招股集资,聘请专家,引进 设备,“擅自”修筑了中国铁路史上第一条上海至吴淞、全长15公里的轻便 铁路。营运状况良好,凯瑟克想以此为样板,敦促清政府下决心实施“铁 路网”计划。 这一年8月5日,一名中国人被火车压死。对修铁路一直持反对意见的 顽固派,以此为把柄向洋务派猛烈攻击。李鸿章迫于压力,以怡和修筑铁 路未经政府批准为理由,由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的代价将这段铁路买下, 然后拆毁。 清政府的顽固态度及愚蠢行为,成了流传于列强间的国际笑话。李鸿 章扮演了两难的角色,他在北京与凯瑟克晤面时说:“火车是好东西,中国 也该有铁路,但是,必须由中国人修筑,中国人来管理。” 1884—1886年3年间,怡和先后在香港、广州、天津展出机车、车厢和 铁轨。其中在天津的展出,于英租界后的空地铺设了一段2英里半长的铁路, 李鸿章被请上车厢试乘。李鸿章称赞铁路机车是高效率的交通工具,但重 申清政府不会放手铁路控制权,国外公司可参与设计、施工、管理及投资。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与美、英、德等国合作修筑了津蒲铁路、 同蒲铁路、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沪杭甬铁路、广九铁路等。 怡和是最大的铁路器材供应商。在广九铁路,怡和还获得“合作”管 理权。 19世纪末,怡和已是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型跨国集团,下属公司有数十 间之多,大部分在远东,少数在南亚、东南亚、英国及美国。业务范围包 括贸易、制造、地产、航运、金融、保险等六大系列。 在香港,怡和的威名无人不知。香港的各个产业领域,都能见到怡和 的身影。从今日的角度看,上个世纪怡和最成功的投资,是1889年,杰姆·凯 瑟克与保罗·遮打爵士合组了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置地公司。 置地公司如今是怡和系最大的上市公司,怡和与置地互相控股,怡和 主席同时兼任置地主席,可见置地之重要。 家族传人 进入20世纪,凯瑟克家族在怡和的地位进一步加强。 詹姆士·凯瑟克有两个儿子先后进入怡和服务,他们是:威廉·庄士 敦·凯瑟克 (William Johnston Keswick)、约翰·凯瑟克(John Kesw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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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托马斯·凯瑟克算起,他们是凯瑟克家族进怡和服务的第四代人。 威廉·庄士敦是1927年来到香港的,在怡和任一般职员。没多久,便 派往上海怡和公司。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有英、法、美、日等列强 国的租界。它不似香港,是英国的一统天下。这里,能找到各个国家的建 筑,能遇到各种肤色的人,它“平等”容纳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只要有 胆识,就能赚来惊人的财富。 在上海,英籍犹太人的势力颇大,哈同、沙宣、霍姆等人的发迹神话, 在西人中广为流传,威廉·庄士敦对犹太人素有偏见,虽都来自一个国度, 总认为他们不算正宗的英国人,他宁可与在历史上有仇恨的法国人交往, 因为他们是上等民族。 威廉·庄士敦几年后便进入上海怡和的高层,他多次往返香港,要求 扩大怡和在上海的投资。1938年,他坐上上海怡和大班之位,全力以赴扩 大上海怡和的规模。公司人员最高峰时有英籍职员70多名、华籍职员400余 名,与以上海为大本营的太古洋行人数差不多。 曾有一种说法,认为威廉·庄士敦在二战时期,肆意扩大规模,是不 甘落于犹太人之后。这恐怕不是事实,应该是他认为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部 会,发展前景巨大。 那时,上海已沦于日军的统治之下。英美等国未与日本关系破裂,英 美等国的商人在上海受到保护,尽管当时中日战争硝烟弥漫,上海的租界 内仍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各国洋人与有钱的华人在豪华酒店、夜总会醉 生梦死,寻欢作乐。 威廉·庄士敦担任上海英国商会主席,也常出席这种场合。酒醒后他 隐隐感到不安,德意日轴心国正在加紧瓜分世界的步伐。 1939年,欧战爆发。威廉·庄士敦向伦敦总部发去报告,指出日本有 霸占整个亚太地区的野心,要求撤出上海怡和的英籍职员及流动资产。当 时伦敦已遭到德军的轰炸,总部的复函不置可否,要威廉·庄士敦自处。 威廉·庄士敦开始逐步撤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怡和只留有少 数英籍职员,威廉·庄士敦本人已回到登佛里斯老家。 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与入侵香港是同一天。美英对日宣战, 日本把美英在中国的资产当敌产对待,或没收,或查封。 威廉·庄士敦因撤退有功,被伦敦怡和推举为董事会主席,成为凯瑟 克家族坐上大班宝座 (伦敦怡和与香港怡和地位等同)的第三人。战后, 他大举在本国投资,使伦敦怡和成为英国的大财团。 到1972年,威廉·庄士敦仍是怡和母公司的董事。这一年,他被伊丽 莎白女皇封为爵士。 凯瑟克家族第四代传人中,约翰·凯瑟克与中国及香港的关系更为紧 密。他出生于1906年,是威廉·庄士敦的胞弟。 他少年时,在英格兰著名的伊顿公学读书。在英国,凡是公学,实际 是私立学校,收费昂贵,学生都是贵族与富商的弟子。在所有的公学中, 以伊顿公学历史最悠久,名气最大,英国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皆毕业于伊 顿公学。 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大部分进牛津、剑桥两所著名大学就读。约翰读 的是剑桥三一学院。剑桥人才辈出,受学校氛围的影响,约翰萌生出建功 立业的远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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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2岁的约翰·凯瑟克登上莫烈塔尼亚号轮船,横渡大西洋, 来到美国纽约,在纽约的怡和公司办事处工作。约翰从事进出口贸易,他 回忆道:“我虽然毕业于英国的两所名校,但真正教我谋生本领的,却是社 会大学。” 次年10月起,美国陷于经济大萧条中,生意不好做,约翰常有英雄无 用武之地的感觉。于是,于1931年乘上皇后号邮轮,经檀香山、横滨,航 抵上海。 约翰说:“与英国化的美国相比,我更喜欢这座中西方混合的国际大都 会。令人奇怪的是,上海看不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迹象,也许是它身后是 广阔的中国内地,那里的初级经济对外界的反应麻木。” 在上海怡和,约翰惊奇地发现这里的许多事物都与他父亲(庄士敦·凯 瑟克)有联系。一位老职员马奎斯指着一张红木办公台说:“你父亲当年就 坐这里办公。这只瓷器烟灰缸就是他留下的。”接着,马奎斯谈起老庄士敦 的一些轶闻趣事。 这时,英籍葡萄牙裔会计师哥斯达急匆匆进来,把一支自来水笔交给 约翰,说是他当年向老庄士敦借的,老庄士敦突然回国,他一直没机会还。 约翰决定留在上海怡和工作,就在哥斯达手下做会计。不久,约翰的 哥哥威廉·庄士敦被派来上海怡和工作。两兄弟都先后得到提拔,1937年, 约翰升为上海怡和董事。 1939年,欧战爆发,英军在与德军的激战中伤亡惨重。约翰觉得国难 当头,他不应呆在“平安”的上海,便与担任大班的哥哥告辞,赶回英国, 在英国经济作战部工作。 不久,约翰被英外交部派往重庆,在英国驻华使馆工作。 约翰在他的回忆录谈到:“1940年,我在重庆见到八路军驻重庆首席代 表周恩来,他后来出任共产党新政府的总理。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和友好的 人,我后来多次访问中国都能够见到他。” 战后,约翰回到上海,担任上海怡和董事,没多久升为总经理。怡和 在上海的业务很快得到恢复,业务范围有:进出口贸易、船队、码头、港 务、棉纺织厂、麻纺厂、羊毛织造厂、丝绸厂、冷藏加工等等,是香港怡 和在远东各分行中规模最大的一间。 1951年,约翰得到总部指示,回到香港任怡和公司总经理。 1956年,约翰·凯瑟克回到英国,担任怡和总部的董事。1966年,威 廉·庄士敦·凯瑟克卸下董事局主席一职,约翰继任哥哥腾出的空缺,成 为凯瑟克家族担任大班一职的第四人。 1961年,约翰经过努力,出任英中贸易协会主席(他任其职一直到1979 年),多次率团访问中国,并多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周恩来表扬约翰先 生对中英贸易作出了杰出贡献。伊丽莎白女皇鉴于约翰“在远东为英国利 益有功”,册封他为爵士(1972年)。 怡和成为英中贸易的最大进出口公司,获利甚丰。 有一阵子,香港兴起了一股拆卸酒店改建写字楼的热潮。这是已被拆 卸的希尔顿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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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马登家族会德丰咄咄逼人 马登父子是战后才来香港发展的,发展势头如热带飓风掠过香港上空。 某年某日,尚未涉足航运业的包玉刚,来到会德丰大班办公室,遭到老马 登的百般奚落。他瞧不起华人,认为华人不配从事现代化航运业。包玉刚 下海远航,船队迅速扩展。老马登大跌眼镜。小马登竟与包氏联营,为何? 这是1992年香港时装节上一个时装表演的镜头。香港时装节是香港时 装设计家展示成果的好机会。 战后香港的六七十年代,四大英资洋行是怡和、太古、和黄、会德丰。 会德丰来港时间最晚,但势头迅猛,很快从香港数十间英资洋行中脱颖而 出,名声大噪。 也正因为会德丰发展过速,致使中气不足,亟待给养,张祝珊四子张 玉良为其输血,渐成会德丰幕后大老板。星洲富商邱德拔见猎心喜,趁机 攻击,遂又引来船王包玉刚出阵火并,一时硝烟弥漫,马登大班的坐椅也 为之摇摇欲坠。 当人们关注马登家族的命运之时,也同时探究起马登家族的发迹史。 远东乐园 相传,会德丰洋行1854年创建于上海。那时英国是世界最强盛的帝国, 英商在远东的势力最大。 上海开埠虽稍晚,但后来者居上,很快超越华南重埠香港。最明显的 迹象莫过于街景,上海的外滩、南京路,就比香港的皇后、德辅两条大道 气派。这种差距似乎愈往后愈明显,1930年,9层高的告罗士打大厦落成, 雄踞香港高楼之首 (注:与港府限制建筑高度有关)。而同时期上海已有一 个高楼群,其中国际饭店楼层高达21层。 早年在远东的洋行,无论注册地或总部落在哪座城市,均以上海为主 要经营基地。在上海较为有名的英资洋行有:沙宣、哈同、怡和、太古、 颠地、林赛、邓脱等。 没有会德丰在19世纪期间的任何资料传下来。可见会德丰在早年规模 甚小,毫无名气。也有人怀疑,在19世纪的上海,有没有会德丰都是个问 题。会德丰的“悠久历史”是出于乔 治·马登之口,二战后,会德丰大班马登来港发展,声称会德丰是1854 年建于上海的老字号。 乔治·马登 (George Marden)是英籍犹太人。1920年,年轻的马登举 家远涉重洋来到上海。英国人都不会陌生上海,上海是东方的纽约。纽约 作为冒险家的乐园早已成了历史陈迹,现在乐园移到了远东的上海。英国 的犹太人对他们的同胞沙宣、哈同的发迹史耳熟能详。尤其哈同,来上海 时,还是个流浪汉。 马登和老嘉道理一样,皆途经英殖民地香港,香港虽也繁华,但格局 太小,中心地区港岛未与内地连成片,马登毫不犹豫继续北航。 那时来远东闯荡的已婚男性多是单枪匹马,待打下一定的基础,再把 家眷接来。举家迁来的,要么携带一定的资本,要么在原地不好呆,破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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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舟——马登属于后一类。 迁来上海之时,乔治·马登的儿子约翰·路易·马登(John Louis Marden) 才1岁。 像其他初次来沪的犹太人一样,马登去拜访上海的两大犹太家族沙宣 与哈同。老哈同居住在哈同花园(现址为上海展览馆)的私邸里,里面的 装饰恍如白金汉宫。花甲之年的哈同坐在虎皮坐椅上,打量着眼前这位犹 太青年,马登高大魁梧,两眼咄咄逼人,上唇的胡须很有力地往上翘,一 点也没有那些落魄犹太人的诚惶诚恐感。 马登用银匙搅动着咖啡,也打量着哈同。老哈同白发银须,坐在虎皮 上,就像一位老国王。他确实是国王,白手创建庞大的商业帝国。马登从 他身上,一点也找不出当年流浪汉的痕迹。“我也会成功的!”马登在闪念 之间,打消了寄于哈同篱下的初衷。 晚年时的哈同乐助好施,任何犹太人初来上海,他都会热心帮助。若 他们找不到职业,他会让他们来他的洋行工作,犹太人皆很自觉,绝不会 尸位素餐。若觉得自己是累赘,便会自觉离去。 “来我的公司工作吧。”哈同绝非怜悯,而是喜欢上了马登。 马登敬谢了哈同的诚恳之意。他去了一家英国洋行Tug&Lighter。这 家洋行历史悠久,却发展迟缓,业务也不甚景气。马登选择这样的公司, 若不是另有用心,就是愚蠢之极。马登曾这样解释过:哈同商行等级森严, 机制天衣无缝,像我这样的人去那里,很难有什么作为。于是我就去Tug& Lighter,比较容易受到重用,锻炼的机会也多。 马登在公司做进出口贸易,常在东南沿海跑动。他在香港认识了犹太 同胞、嘉道理家族的人。嘉道理洋行在香港已颇有名气,最初从事股票经 纪,后插手电业,入主山顶缆车和中华电力。马登跟罗兰士·嘉道理年纪 相仿,却喜欢与老嘉道理——艾利交谈,他认为艾利是一个非凡的人。 马登起心收购Tug&Lighter,正是受艾利·嘉道理的启发。 犹太人是个失去家园 (国家)的古老民族,犹太人的团结闻名于世。 马登除去犹太教堂外,很少去犹太会馆。犹太会馆在上海静安寺附近,原 是哈同建造的私邸,但他仅住了两年就捐出来做同胞的俱乐部,哈同在无 形中渐成上海犹太人的领袖。 犹太会馆即是今日的上海市少年富,时变境迁,我们仍可透过少年富, 想象当年犹太会馆的奢侈。马登是会馆中默默无闻的角色,但他高大的身 材、的亮的目光又不能不引人注目。 马登第一次踏入犹太会馆,自然是1920年。5年后,马登再踏进犹太会 馆时,身份已是会德丰洋行的大班。 马登收购了Tug&Lighter公司。老主人欲告老回英,便把公司以较优惠 的价格转让给忠心耿耿、精明能干的马登。马登接手后,将其改组更名为 Wheelock Marden,中文译名会德丰洋行。会德丰一词,不如太古那般中国 化,而是半中半洋。 如果说会德丰的创建期是1854年的话,那么大概是Tug&Lighter公司 的历史。 马登做上大班,只能算小发达——会德丰只是众洋行中的小矮人。对 呆在冒险家乐园里的犹太人来说,不发迹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 马登在犹太会馆,遇到身材矮小的嘉道理父子。他们是来上海开办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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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那时的犹太商人,都是把投资分散在香港上海两地。 艾利说:“马登先生,你什么时候去香港开设会德丰分行?我可以帮你 祖一套便宜点的写字楼,就在中环一带。” 马登说:“我这辈子哪都不去,就在上海发展,远东再找下到第二个像 上海这么好赚钱的地方。你还是把总行迁来上海算了。” 艾利笑道:“自古城堡不会只开一道门的(希伯莱谚语,意思相当中国 成语狡兔三窟)。” 马登自然深谙此理:分散投资,分散风险。但是,如果能看准一个方 向,倾财竭力进取,收效肯定会比谨小慎微大。其后20多年,远东及中国 形势动荡,马登与嘉道理均蒙受重大损失。政治上的事,就是政治家都无 法预料。 会德丰的主要业务是船务与贸易,拥有一支跑长江沿岸的内河船队。 20年代末,世界经济大萧条,航运非常不景气,许多船只泊在港湾, 如一堆水上废铁。船价大跌,跌得比废铁还便宜。 未来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正是借这个时机发起来的。加登大一家公 司的6艘万吨货轮,10年前每艘还值200万美元,现在跌至2万美元待售。奥 纳西斯发傻,一下子购进6艘。待二战前世界经济复苏,奥纳西斯终于交上 好运。 马登没奥纳西斯这般的“傻运”。他花了10万美元,购入一艘美国太平 洋航运公司的二手船,开始了海上运输。那时的定期客货航班,均由老牌 轮船公司垄断,他们自己都在减少航班,马登自然无法挤入。海运业务, 有一单、没一单的,勉强维持没亏。 1934年,由于罗斯福的新政,美国出现经济复苏的迹象,马登趁船价 尚未涨起来,又购入一艘货轮。 当时有人说马登发傻。很快,持这种论调的人不再吭声。世界经济逐 年回升。同时,战争的烟云也愈来愈浓地笼罩世界上空。航运势头看好, 马登沉浸在金元梦中。 上海沦陷,接着是欧战爆发,上海的洋人惊慌过一阵,又像往常一样 大把赚钱、大把花钱。有销金窝之称的上海,依然灯红酒绿,夜总会飘出 歌女的靡靡之音。 马登对战争持乐观态度,欧战爆发,带旺了全球的航运业。马登的两 艘海上废铁,成为两座海上金矿。 1941年,马登成立亚洲航业公司。他准备大肆扩充船队,与太古、怡 和、旗昌竞一日之长。然后,再与英美法等专业轮船公司论个高低。 1941年12月8日,日本轰炸机在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掷下炸弹, 把马登的亚洲船王梦炸飞。同日,日军侵略香港,英国对日宣战。日本宣 布英国在华的财产为敌产。 马登仓皇逃出上海,回到英国。所幸的是,他的主要资产是海轮,正 在太平洋中航行,故而未落入日本人之手。 老马识途 二战期间,乔治·马登在伦敦设立会德丰公司。旗下的公司有亚洲航 业、隆丰投资。隆丰控亚洲,但全集团的业务仍以航运为主。船只全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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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运载兵力和军需,马登大发战争财。 其子约翰·马登在皇家炮兵部队服役。他幼时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念小 学,12岁时父亲送他回英,在贵族中学寄宿求学。 1940年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 老马登对儿子学文耿耿于怀,他主张儿子学航运或商科。小马登的性 格像父亲一样犟,置父训于脑后。二战粉碎了小马登的文学梦,身为独子 的小马登又一次违背父训,他未去父亲的上海会德丰公司,而是投笔从戎。 战争使约翰·马登更趋向实际,二战结束,他加入了父亲的公司—— 伦敦会德丰。 二战使英国国力衰退,所有的产业都似乎发展到了尽头。父子俩商量 还是回远东发展。 1946年夏,中国内战全面爆发。老马登饱尝战争之苦,决定把总行设 在香港——香港有大英帝国的庇护,怎么都比战争中的内地要安全些。 1948年12月,亚洲航业在港挂牌上市。马登父子以筹得的资金购入一 批旧船和新船。会德丰拥有的船队,直逼太古、怡和。 从50年代起,以上海船商为龙头的华人航运业悄悄崛起。坐镇香港总 行的小马登,回英时向父亲汇报了此事。 老马登以轻蔑的口气说:“欧美的船商才是巨鲸恶鲨,华人船商充其量 只是小虾小蟹。三四十年代,我在远东见过的华人船商成千上万,他们谁 成了气候?” 1955年,伦敦会德丰公司乔治·马登的豪华办公室,走进一位个头比 马登矮一截的年轻华人。他就是未来的世界船王包玉刚,此时,他一艘船 也没有。若不是汇丰银行代理主席道格拉斯的安排,心傲气盛的乔治·马 登,或许压根不会接见这位在商界毫无地位的包玉刚。 包玉刚不卑不亢他讲述他想搞航运的构想。马登坐在大班椅上盯着他, 仿佛在听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在叙述他的梦幻。马登用教训的语气说 道:“年轻人,正如你们中国人常说的,行船跑马三分险。弄不好,你会把 最后一件衬衫输掉。”包玉刚胸有成竹,讲述他已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马 登突然大笑起来,用嘲讽的口气说:“设想谁都会,关键是资金,航运业投 入相当大,你恐怕连一条旧船都买不起吧?所以你才来拜访什么航运界的 老前辈,用心却是来掏腰包的!跟你说,我绝不会资助对航运毫无经验的 人,尤其是只配跑内河近海运输的华人!” 马登“一针见血”,直戳包氏的“要穴”。的确,包玉刚来伦敦是向马 登借钱的。他没想到竟会蒙受奇耻大辱,他不由攥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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