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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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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在中国经商多年的洋商。它最初的中文译名是: 印度伦顿(敦)中国三处汇理银行。这样的译名令人不胜其烦,无所适从。 当时有人简称三处银行、三国银行、印伦中银行,等等,五花八门,笑话 百出。许多人士断言:银号不吉不顺,必夭折短寿。事实上,这间银行非 常高寿,是创建于开埠初期,而得以“活”到现时的港埠三大英资银行之 一。      有利银行实际上是本世纪50年代才改得名,该行发生危机,为讨吉利, 起死回生,改中文名为“有利”。“有利”不利,1958年甫改名,1959年再 陷危机,靠汇丰注资输血幸免倒闭,自此控股权落汇丰手中。到197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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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正式收购有利。有利的发钞权移交汇丰,痛失“发钞银行”桂冠,仅 保留有利银号。                                     渣打追打      渣打银行的总部在伦敦,1859年赴港抢滩设立分行,其中文译名是印 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数十年后的1911年,中文名改为印度新金山中国 渣打银行,简称渣打银行。      渣打银行获准发行货币权是1862年。在众银行家眼里,无疑获得进入 贵族俱乐部的入门券。在顾客看来,货币发行权,等于是半官方商业银行 的标志,银行信誉大增,便于吸引更多的顾客设立帐号。      其时,渣打银行不能与东方银行竞一日之短长,却是后起之辈中的佼 佼者。                                     汇丰渐丰      另一位后起之秀是汇丰银行。      1864年,上海香港的英国大洋行,宝顺、太古、老沙宣等洋行大班聚 集一起合议,决定在远东成立一家银行。该年7      月,汇丰银行招股;股东有英、美、德、法、印度等国的商人,董事 则由发起者及大股东担任。因意见不合,后来其他国的商人都退出汇丰, 汇丰成为纯粹的英资银行。      1865年3月,汇丰银行在香港注册成立,资本250万元。汇丰是总部设 在香港的第一家银行。最初的中文名是香港上海汇理银行,其后改名为香 港上海汇丰银行,简称汇丰。      因是本地银行,港府一直给予很大的扶植及关照。汇丰银行在春季挂 牌,岁末港督就以英廷的名义赐予发行代银券的特权。再加上本地洋商的 鼎力支持,汇丰业务蒸蒸日上,没多久,就与先它成立的渣打银行并驾齐 驱了。                                     造钱亏钱      英廷虽先后授予4间银行发行货币权,但收效甚微。英廷为了结束多种 银币流通的混乱局面,于1866年5月7日起在香港造币发行。      承担造币业务的,是英国皇家造币厂设在香港的分厂,又叫香港造币 厂。厂址在铜锣湾,开办经费40万元,流动资金7万元。总督麦当奴出席开 幕仪式,隆重之极。      造币厂铸造币名为“港元”的银币及辅币,然后由港府及英财政部的 官员核准验收,交授权银行发行,以期用统一的港元银币取代在香港流通 的各种银币。      然而,在港的商人以成色不足等理由,拒绝接受港元银币,迫使造币 厂停工。      造币厂勉强维持到1868年宣告破产,累计亏损34万港元,几乎把老本 亏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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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英当局遭致惨败,仍烙守积极不干预政策,始终未采用极端的严厉 措施统一货币。结果,各种银币仍在市面大行其道。这情形,一直延续到19 世纪90年代,对商品通行带来较大的副作用。      1895年2月,港英当局采取两步走的措施。首先,宣布停止使用除英国 银币、香港银币及墨西哥鹰洋以外的银币;其次,委托印度造币厂,按照 墨西哥鹰洋的成色铸造新的港元银币,交香港的授权银行发行。      因新的港元银币除图案与墨西哥鹰洋有异外,差不多是鹰洋的翻版。 在这种情况下,商人渐渐接受了港元银币,港元经过数十年的磨难,终于 成为统一货币。      这种银制港元现在极少在市面流通,多成为收藏家的收藏物。银制港 元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港元,或旧港元。新港元则是纸币,就是今日所 指的港元。      港英当局发行港元纸币,是因为当时中国废除银本位制,如果香港还 坚持银本位制,白银就会流向中国大陆。      1935年11月9日,港英当局宣布放弃银本位制,改为纸币本位——发行 面额不等的纸币。这就是新港元 (港纸)的来由。                                    银行比肩      香港首次挤提风潮发生在1866年。那时来港抢滩的外资银行大都来自 印度。除东方、有利,还有印度商业银行、阿格拉与曼彻斯特联合银行、 西印度中央汇理银行等。联合银行总行曾在印度大量贷款予棉业商。      1865年印度发生棉业危机,导致联合银行发生挤提,宣告倒闭。挤提 风随海路刮到香港,香港联合银行先告破产。挤提之风又迅速蔓延到其他 银行,香港11家银行,有6家停业或破产。      挤提风潮,又使得相当多的商行受损或破产。      挤提风潮平息,剩下的最大银行有东方、有利、渣打、汇丰等4间。东 方银行是金融业老大,1870年为其全盛期,如日中天。10年代未,却如夕 阳西下,气息奄奄。      当时,鸦片生意仍是香港外贸的龙头,获利快,盈利高,大部分港商 以此为摇钱树。东方银行把贷款重点,放在以鸦片生意为主的洋行上。鸦 片过剩,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对走私鸦片严厉打击,加之台风等灾难,鸦 片商破产或逃亡,造成果帐烂帐,终于导致东方银行在1884年5月3日倒闭。      东方倒闭,另3大英资银行平分秋色,风水轮流转。到本世纪,汇丰脱 颖而出,把有利、渣打丢下一大截。港英虽授予这3家发行钞票权(渣打、 汇丰、有利分别于1897年、1898年和1911年获港府重新校定授予的钞票发 行权),但权限大小,则要看各家的实力及信誉。      以1935年发行新港元为例。当局同时授权汇丰、渣打、有利发行面额5 元的纸币,而1元纸币及1毫和5仙的辅币则由汇丰一家包揽发行。别小看这 面额低的港币,当时的港币很值钱,面额低的港币流通最广。3家发行港币  (含金属辅币)的比例是:汇丰为94。5%、渣打5%、有利0。5%。      汇丰执业界牛耳,渣打、有利只能望其项背了。                                    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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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银行到本世纪初才来港抢滩。1902年,美国花旗银行在港设分行, 此乃美资银行在港的第一家。其后,来港立脚且较有影响的美资银行有: 运通银行 (1913年)、支帮银行       (1930年)等。同时,欧洲诸国的银行,也纷纷来港登陆。      1912年,第一家由华商组成的银行广东银行在香港开张营业。这之后 到香港实行纸币制度的1935年,先后有10多家华资银行在港发展。这些华 资银行,有的是在港华商组建的,有的来自中国内地,有的总部设在新加 坡。它们是:1915年,新加坡华侨银行;1916年,康年储蓄银行;1918年, 东亚银行、盐业银行;1919年,中国银行;1921年,国民商业银行;1923 年,新加坡四海银行;1925年,嘉华银行;1929年,广东省银行;1931年, 广东信托商业银行;1934年,交通银行、永安银行等。     从本世纪初起,中环渐成为香港金融中心。几乎所有的银行都集中在 这里,高楼矗立,鳞次栉比。其分号,更是遍布香港全境。      香港的“银行多于米铺”之说,皆由此出。     这是香港的一位隐形大亨,坐拥数十幢楼,身家百亿,名叫杨跃松。 记者是经过明查暗访才“发掘”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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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遮打爵土 填海置地建公仓      遮打是早期香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兴趣广泛,闲闻趣事多多。 遮打干出的正经事更令人刮目相看。他是香港第一位建公仓之人,创立了 九龙仓;他填海造地,留下置地公司和一条极为风光的遮打道;他创立香 港电灯公司,被人们称为“光明的使者”;他的收藏物,堪称香港之冠,令 人叹为观止。      当人们漫步于中环德辅路银行区,为这些石屎(混凝土)森林而叹为 观止时,是否曾想到,100年前,这里还是汪洋大海呢?      当人们跑遍整个香港,似乎处处有李嘉诚的物业。其中黄埔花园、汇 景花园、海怡半岛、丽港城、嘉湖山庄,气势宏伟,高楼林立。人们嘱然 而叹:“地产大王李嘉诚,不愧是香港第一大地主。”      1841年6月,英军强占香港后,香港最高行长官义律将维多利亚湾划出 40幅地段,拿出34幅公开拍卖,另6幅留以公用。每幅地底价很低廉,一律 为10英镑。在港的所有英商都参加了拍卖会,竞投的热门是当时所认为的 黄金地段。最高每幅投到165英镑,最低投到每幅20英镑。共拍卖出23幅, 另11幅因处偏僻之滩,无人问津。投得土地的英商中,有渣甸洋行、颠地 洋行、林赛洋行、端拿洋行等。不过,投得土地者,并无土地所有权,只 有祖用权,每年须缴纳地租,港府每年可得租息3032英镑。      这是港府唯一实行垄断的产业,这种土地租用权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香港人口一直在急剧增长中,土地资源贫乏。解决这矛盾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填海。                                     遮打滞港      1869年,英国至远东的邮轮上,有一位一脸稚气的青年绅士。他就是 未来香港填海史上,大名鼎鼎的保罗·遮打 (Paul Chater)爵士。      遮打是最早一批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英人。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 短了欧洲至东方的航程,英伦三岛由此而掀起远东热。遮打此行的目的地, 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不少贫穷潦倒的西人在这 里成了新富显贵。遮打出身于富贵的世家,他对神秘东方的向往,更甚于 发财。      邮轮在香港停留,遮打突然打消航抵上海的念头——这座揉合中西风 格的崭新岛城,令遮打流连忘返。      香港经过近30年的建设,已有相当的规模。沿着维多利亚港的海岸边, 是一幢幢哥特式和巴洛克式楼房,楼前种植了绿树和争奇斗妍的花卉。皇 后大道宽阔而曲折,各种肤色与国籍的人在一条街上行走。马车是乔治三 世时代的,还有形状怪异的中国轿子与黄包车。      扯旗山与山腰的半山区,稀疏有致地建有豪华住宅,曲径通幽,绿树 环抱,恍然仙境一般。遮打站在扯旗山上,维多利亚港如一条蓝带。极目 远眺,碧波浩渺的海面,点缀着翡翠般的小岛。海风徐徐吹来,令人心旷 神怡。      那时的华人多居住在西营盘。男人留着长辫,女人梳着发舍,也有趋 赶时髦者,学西人的梳妆穿扮。商业街上,密密麻麻排着中国风格的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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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铺、食肆、烟馆、赌坊、青楼、钱庄、当铺、茗庄、杂货店、古玩店、 绸缎庄。      遮打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吃,一路买。他听到一幢木楼传出优雅悠 扬的琵琶声,寻音而上,见一位粉黛佳丽在弹琵琶。遮打听得入迷,这女 子放下琵琶,贴着遮打撒娇。遮打吓了一跳,知道是妓女,给她一块洋银, 微笑着出来。      遮打兴趣盎然在香港游玩了3天。第4天,邮轮启航上海,在皇后码头, 遮打对新结织的朋友凯福·晓士说:“我不去上海了,我这辈子哪都不去, 香港太迷人了!”      遮打在给英国家人及友人的信中,也表明了他不去上海的原因。      实际上,遮打在数月后,还是乘定期汽船去上海。上海虽比香港规模 宏大、经济活跃、市面繁华,但有一个最大的缺憾,就是没有海。无论是 黄浦江,还是长江口沿海,浊黄一片。      遮打回港后对晓士说:“香港虽然小,但她是海上的一颗绿宝石。”                                     涉足商务      遮打打定主意定居香港,他对未来如何发展,却一片茫然。晓士是一 位商人,但不算成功的商人。晓士没有商行,也没有稳定的生意,他年龄 比遮打稍大,来香港短短的数年间。竟干过十几种生意。他总是抱怨财运 不佳,说他有一次与人合伙做鸦片生意,算好了能发横财,却在偷渡入境 时,给福州的水师查禁罚没。      遮打从晓士口里,得知很多在远东做生意的诀窍,心想:既然发财靠 运气,就没有必要为生意疲于奔命,到时候上帝准会赐我好运。      遮打在本世纪初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大富豪。但他发财,跟别的富翁 有很大的不同,别人克勤克俭,精打细算,他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一个 玩家。      遮打最初是一个旅行家,背着背囊,踏遍了港岛与南九龙的山山水水。 他还尝试过坐官轿的乐趣,前呼后拥,最前是衙差打扮的华人鸣锣开道。 这种游戏只能在唐人街进行,若进女王城便会给印度巡捕禁止。遮打发现, 中国人很善于赚钱,大凡来唐人街游玩的西人,都会破费几个小钱,过过 清臣的官瘾。      遮打雇船去附近的小岛探险,回来兴奋地跟晓士说:“那些小岛,就像 童话里描绘的一样,如在英格兰,早给人买下建别墅和浴场。”      有段日子,遮打成天泡在华人开的古董古玩店。遮打没有鉴赏力,只 是觉得好玩。老板开价多少,遮打就出价多少。他打算放在他未来的住宅 做摆设品,再托人带几样回英国,赠予亲朋好友自然也是做摆设品。      当遮打的英镑即将告罄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遮打与晓士当时都是租房栖身。房东原是鸦片商,后来去上海开办商 行。他的私宅改为公寓出租,托友人替他管理。遮打现在几乎身无分文, 吃饭栖身均成问题。      遮打不好意思写信向家里要钱。出国闯荡的人,差不多都是向家里寄 钱的。在国内的人看来,国外有的是金山银山。再说,写信回国叫家里寄 钱来,来去要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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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土说:“等你租期满了,就搬来我这里住。”      正在这时,遮打的表哥汇了一笔款来,遮打第一次装箱运回去的古董, 被他表哥拿去卖了几件,这是卖古董的钱。表哥要遮打以后多弄一些古董 回英国。      遮打高兴地对晓士说:“缺钱时钱就来,看来我今后的运气不会差。”      遮打开始做古董生意,经常光顾古董店。他跟店老板混得很熟,店老 板每当收到古董古玩在未摆上架前,必叫遮打先拣选一遍。      此外,遮打还注意到民间收集古董。他发现做劳工的华人毫无古董的 概念,他们喜欢趋赶时髦,你只要用一点点西洋小玩意,就能从他们手中 换来价值连城的古瓷古陶。那时候。水手或退役军人,常有队北方搞来的古 董,他们缺钱时,就会甲很低的价钱卖掉,遮打从中获益不少。      遮打获益最多的,是他鉴赏力的提高,并慢慢养成收藏的习惯。这使 得遮打成力香港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      一次偶然的机遇,使甫人行的遮打,没有以古董生意为终身职业。      1871年5月,晓士去福州寻找生意机会,结果采购了一批茶叶干果之类 的南货。晓士是乘货船回港,就托乘机动快班客船的人捎来信,要遮打找 一间货仓储货。      遮打先去著名的渣甸仓,渣甸仓给自己商行的货物塞得水泄不通,货 仓经理正为场地不够而发愁。遮打随后去颠地仓,颠地仓倒是有少许空位, 但颠地仓除了为朋友代储一些货,压根就不愿对外承接储货业务——不屑 赚那少得可怜的储存费。      遮打又跑了几家,货仓主人或职员,均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最后 遮打总算在一家商行的货仓找到空位,但主人只许储一个月,他们的货船 从印度到港,就得腾出货位。      遮打这才对香港的货仓有个大致了解。香港的货仓都是私仓,归某家 商行所有,只储本行的货,偶尔也为朋友代储少量货。通常,他们宁可把 私仓空在那里,也不对外承接储货业务。一是赚钱少,二是怕遭人嘲笑, 说他生意不行了,自己没货储,靠为别人储货维系。      拥有私仓的,都是开了商行的大老板。那些小商或游商如要储货,或 靠情面借用别人的私仓,或到华人经营的客栈开房间储货,那种客栈收费 低廉,但用于储货,成本又贵得吓人。      晓士回到香港,遮打急不可待把建公仓的构想讲予晓士听。晓士道:“好 哇!现在香港没有一间公仓,我们专为那些没有私仓的商人代储货物,他 们一定会欢迎。可是,以后香港生意萧条怎么办?”       “我想,”遮打胸有成竹道,“萧条总是暂时的。人们总说香港要完蛋, 人会跑光,生意没法做。可实际上,香港的生意愈做愈大,市面愈来愈繁 荣。与我游泳结识的港务官希尔告诉我,去年香港进出船只有4800艘,运 载货物有260多万吨,差不多比10年前翻了一番。进出货物愈来愈多,我们 公仓就不愁生意。”      晓士激动得脸膛发红,说:“你真不简单,我总以为你只会玩耍,看来 你做生意真在行。”      两人风风火火去找建公仓的地皮。原以为海滩边有的是空地,没想到  “立锥”竟是这么难。      遮打正是在寻找地皮的过程中,对海滩、海岸、筑堤、填海、置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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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致了解,这成为遮打日后涉足填海的契机。                                     多难之堤      在遮打来港的前几十年间,西营盘至铜锣湾沿海的地皮,早被商人瓜 分 (祖赁)完毕。随着香港人口增多,经济繁荣,原有的土地资源日益匮 乏。土地业主纷纷在所属地段的海滩填土置地,作为私仓等物业之用地。      香港第一次草拟填海计划始于1851年。当时皇后大道北侧就是乱石遍 地的海滩,另外还有杂乱无章的私用码头与私仓等物业。港府决定修筑一 条海堤,西起西环,东至铜锣湾。这样海岸就可整齐划一,抵挡海浪冲击, 海堤内的斜坡填起来,可得新填地,以弥解香港的地荒。      计划于1855年公布,遭致宝顺洋行大班邓脱等洋商的竭力反对。因为 这样一来,他们擅自在海滩填的私地就会充公,并且,他们的物业面临海 港的优势就会随之而丧失。      争执持续几年,最后闹到伦敦去。英殖民地部批复:不能接受邓脱等 人的抗议,如经费许可,可开始填海计划。      那时港府不像今日这般财大气粗,财政收入主要靠地租、洋药(鸦片) 税收,勉强能维持日常开支。因此,港府要求各地段业主负担筑堤费用, 条件是:延长他们所租赁土地的期限。      结果又遭致宝顺洋行、林赛公司等洋商的反对。提案一拖再拖,就到 了1859年。      宝灵总督把提案交官守议员表决,时间是这一年的2月4日。表决前, 一位官守议员向总督打保票说,提案可顺利通过。共9名议员参加表决,3 名赞成,6名反对,结果大大出乎总督意料。议员与洋商的微妙关系,可见 一斑。      主灵事后气愤地说:“想不到海外商人支配当地政治的能量,竟是如此 巨大!”      修筑侮堤的计划开始实施,但遇到“钉子户”所辖的地段,暂时不建。 9月,宝灵卸任,罗便臣任新总督。      罗便臣接手海堤工程,遇到钉子户的地段,就动用政府经费垫上先建, 第一期填海工程于1862年完成。由于缺乏经验,承包者偷工减料,遇到暴 雨,有多处海堤塌方。      塌方严重的地段是中区,罗便臣考虑,与其修修补补,不如索性把海 堤朝外挪100英尺,这样还能获得一片新填地。      港府发布公告,载明这次填海所得新地兔费租给各有关业主,但要业 主负担填海筑堤费用以作交换条件。港府的立场是,填海是为了弥解地荒, 而非增加政府地租收入。      与以前一样,又遭到业方的竭力反对,他们认为,付出昂贵的填海筑 堤费来换取免交地租,很不合算,港府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      新填海计划搁浅,罗便臣任期届满,麦当奴为新总督。1867年8月,飓 风侵袭香港,巨浪滔天,海堤大部分崩溃。麦当奴决定重拟填海筑堤计划, 从英国清来堤坝丁程师克地重新设计。新方案昭示市民,又招来一片谴责 之辞。      麦当奴一等莫展,只好与律政司商量,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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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英商H撞到枪口上。H对着前来测量的设计人员,抨击港府的填海计 划,指责港府是地霸。      麦当奴决定拿H开刀,以港府的名义向法院状告H君,指控H不履行土地 租赁法例,下负责修筑他所在地段海堤的费用。      这便是香港司法史上著名案例——首例政府状告市民。      1868年2月7日,香港特别法庭汗庭审判。双方聘请律师展开激烈辩论, 法官的判决出乎总督、港府及绝大部分市民的意外——港府败诉,H赢得这 场官司。法官判决的法律依据是:被告H对于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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