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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光荣与梦想-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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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除了是中国重化工业的基地外，还是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林业基地和能源基地。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东北每年600亿公斤的粮食产量使其成为天下粮仓，为全国提供了差不多三分之一还要多的商品粮；作为林业基地，30万林业工人曾肩扛人挑，在寒风刺骨的原始森林中喊出了响震天地的劳动号子，生产出的木材产量占全国的二分之一；作为能源基地，东北原油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二。
东北创造了新中国工业的繁荣，也成就了农业的辉煌。“老工业基地、商品粮基地”，令东北人津津乐道和最为自豪的似乎莫过于此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地区是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但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虽然东北经济发展也取得不小成就，但相比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浪潮、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百姓富足、京津唐地区的加速发展，东北地区悄然沉寂了。
第一部分 第68节：制衡（10）
也许就在一夜之间，东北人发现，他们落伍了。1978年以后的20多年间，东北三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一路下跌，由原来的16。5％下降到9。3％，降幅超过40％。东北三省工业在全国的排序不断后移，辽宁省从全国第2位下降到第5位，黑龙江省从第7位下降到第14位，吉林省则从第15位下降到第18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东北三省工业经济效益持续下滑，工业生产步履维艰。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趋显现，东北老工业基地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竞争力下降，就业矛盾突出，导致资源性城市主导产业衰退，经济发展步伐放慢，与京津唐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日益扩大。1978年，辽宁、黑龙江和吉林的人均GDP仅次于三大直辖市，但是到了2001年，东北三省在全国的排位却下降到第8、10和14位。改革开放初期，辽宁省GDP是广东省的2倍，而在2003年广东是辽宁的2倍；1980年黑龙江省的GDP与东部6省市的平均值相当，而在2003年仅为其46。2％，人均GDP仅是上海的四分之一。
有人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是“宠儿”；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东北却成了“弃儿”。东北地区不仅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了，而且许多新问题也伴随而来。相当大一批企业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导致企业职工大量下岗、职工养老难寻着落，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影响社会秩序的问题不断涌现。在吉林省，学者研究指出，在世纪之交其存在着三大特殊人群：80万人的实际失业人群、149万人的生活困难人群（包括了失业人群等）和110万人左右的退休人群；在辽宁省，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接近290万人，是中国退休职工最多的省份，下岗失业的人数在全国各省中也是最多的；在2003年，整个东北老工业区城市的生活困难人群已达到五六百万人，占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一。
进入2000年，中央财政和东北地方财政空前加大了对东北低保资金的投入，到2002年，东北三省仍是中央补助大户，辽宁、黑龙江得到的补助额超过3亿元，吉林得到的补助额为2．5亿元，这一现象在全国一时被称作“东北现象”。
作为“粮食市场稳压器”的东北农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大等问题尖锐，“新东北现象”随之诞生。
东北人开始承受改革的阵痛，部分产业工人离开原有的岗位，黑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出现了大量积压，林业、煤炭、石油等资源开始直面“高衰”和“匮乏”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空前的困顿状态。
如何破解东北老工业基地遇到的这些问题，共和国一直没有忘记，中南海始终牵挂。2002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到辽宁考察，针对东北的国企改革、社保、就业、资源型城市转型等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随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先后赴东北三省，深入企业、矿区、农村开展调研工作。
继2003年1月和5月两次赴东北考察之后，2003年8月1日，温家宝再次来到东北，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连续考察了11家国有大型企业。街头巷尾，人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相互议论着；千家万户，人们守在电视机旁，瞪大眼睛盯着总理的行迹，听着中央的政策。这是一种长久的渴盼，他们不能不注视着这一历史性的转折，这涉及每一个东北人的寻常生活。8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高级别会议。温家宝明确提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把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用新思路、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
第一部分 第69节：制衡（11）
对于温家宝这样一位日理万机的领导，在8个月时间内三次视察同一地区并不多见。如果说2003年农历除夕之夜，温家宝和阜新煤矿工人一起过年彰显其亲民风格的话，那么同年5月底6月初温家宝第二次到辽宁时，“其经济意义则已经凸显”，而温家宝的第三次东北之行则意味着拉开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序幕。8月4日，当“振兴东北”这一关乎国运民生的决策被推向公众时，很多媒体说，中国要打一场经济上的“辽沈战役”了。
2003年9月10日和29日，国务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讨论通过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任务及政策措施，将把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发展成为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特色明显、竞争力强的新型产业基地。
2003年12月，国家正式启动“振兴东北”的100个项目，总投资额为610亿元。项目主要分布在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工业和农产品加工等东北传统的优势产业上。随后，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简称“东北办”）成立，规格参照西部开发领导小组。“振兴东北”全面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2004年，国家出台了包括财政、税收、社保等四项政策，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全面启动了160个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项目和高技术产业化项目，另外，东北15个采煤沉陷区的治理工程也开工建设。
东北三省，热流涌动，中国大地，劲吹东北风，一种有形、无形的力量正在形成。东北人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群情振奋了。
在中央的支持和自身的改革、探索下，“东北现象”逐渐好转，经济开始回升，各种矛盾得到缓解，部分国有企业的改组、改制初显生机和活力。
2006年是国家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3周年，各种政策效应逐步显现。2003年、2004年和2005年，东北三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为10。8％、12。3％和12％，比当年全国各地区加权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低1。3、1。1和0。88个百分点，差距逐年缩小。3年里，东北地区体制机制创新取得重大进展，企业联合重组步伐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企业效率得到提高。各项统计表明，“振兴东北”战略实施3年期间，是改革开放以后东北三省综合经济实力提高最显著、城乡居民生活提高最快的时期。在东北地区发展逐渐步入快车道之时，2007年8月，《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纲领性文件颁布实施。
在经历了阵痛、醒悟、探索和实践的诸多阶段后，所有东北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发出同一个心声：重振雄风。人们期待若干年后，东北老工业基地将再现昔日辉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动力十足的“发动机”，成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带之后的第四个经济三角洲，并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以此开创一个“新的东北时代”。
中原定天下安
东部扩大开放、西部实施开发、东北开始振兴，在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上，这三大区域都有了自己的一盘棋。而作为神州大地的脊梁——中部地区，似乎被人们遗忘了。
从20世纪80年代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到90年代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和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再到21世纪初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中部省份似乎都未搭上“政策的快车”。处于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振兴“包夹”中的中部地区，有一句顺口溜——“不东不西，不是东西”——或许能体现出中部的现状和尴尬。中部不得不面临“中部塌陷”、“政策边缘”的窘境。
“中原定，天下安”。逐鹿中原从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军事家关注的重点。这里是膏腴之地，“湖广熟，天下足”，中部不可谓不富庶；这里是重镇要塞，“得中原者得天下”，中部不可谓不重要；这里是民主革命的发源地，武昌城头的枪声，推动古老民族走向共和
第一部分 第70节：制衡（12）
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山西这六个相邻省份，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好比是中国的心脏地区，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2001年统计资料显示，中部六省人口3。61亿，依靠全国10。7％的土地，承载全国28。1％的人口，创造全国19。5％的GDP，是中国的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市场重镇。
中部地区在中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部六省矿产资源丰富，是中国的能源基地和原材料基地，如以山西、江西为代表；中部六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人才荟萃，是中国重要的科研教育中心，如以湖北、湖南为代表；中部六省农业发达，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是著名的天下“粮仓”，如以河南、安徽为代表；中部地区还具有交通便捷、市场广阔、辐射面广等优势。
从中国整体发展的角度考虑，中部就是中国的“腰”，中国的“脊梁”。只有“腰板”直了，“脊梁”硬了，中国这个巨人才能走得正、走得稳，中国经济才能健康协调发展。然而同东北地区一样，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中部在共和国经济版图上渐次滑落，中国的“腰”和“脊梁”渐渐“变软”。
改革开放前，中部地区的区位具有相对优势。由于周边地区处于战备状态，而中部则相对稳定，加之本身具有的资源禀赋优势，所以当时中国经济整体发展呈现出中部厚实、周围单薄的特点。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已变成中间单薄、周边厚实。因为周边地区直接面向国际市场，中部相对远离国际市场，所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再具有优势。
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中部地区的优势越来越弱。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众多，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偏低，结构性矛盾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曾调查分析：中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比沿海发达地区低12％，比西部地区低2。2％；第一产业的比重则是沿海发达地区的近4倍，与西部相差无几。
中部GDP虽逐年增长，但与其他地区差距却不断扩大。中部六省的GDP总规模与环渤海五省市的差距由1996年的2154。1亿元扩大到2002年的5892亿元；长三角苏、浙、沪三省市总GDP规模从1998年开始反超中部，到2002高出中部2332亿元；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GDP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2年分别上升0。83、1。1、0。43个百分点，而中部则下降了1。01个百分点。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排序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位居其次，中部地区速度最低。2001年至2003年，中部六省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低于东、西部1。8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占全国的份额仅为22。5％，2003年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3。3％；2004年，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44％、38％和73％。
在21世纪初，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三农”问题也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是中国“三农”的主体部分，在中部六省3。61亿人口中，其中农村人口2。44亿，占全国农村人口近三分之一。中部地区“三农”问题尤为集中、突出。只要中部“三农”问题解决了，全国的“三农”问题和工农协调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中部地区除了“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之外，产业结构转换也越来越困难，资源被拉空现象越来越突出，资金投入和产业规模越来越“小”，自主创新能力越来越“弱”，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低”。有学者分析认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所处的环境是：搞市场经济的条件不如东部，国家资源按计划分配则落后于西部。
处在“包夹”之下的中部正在“塌陷”！中部的这种发展态势让经济学家张培刚想起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1971年冬，张培刚在下放地湖北咸宁向阳湖畔和一位教师放牛时，一头大水牯牛不慎陷入泥沼，他们两人先后试着抓住牛鼻子和头部，拖牛尾巴，使劲往上拉，结果牛身不但没拉上来，反而有逐渐下沉之势。这时，湖田里走来十几位农民，搬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再配合抓住牛鼻子和牛尾巴，终于将水牛拉出泥潭。
第一部分 第71节：制衡（13）
这个故事让张培刚引出了一个理论：中国经济要持续协调发展，不能只牵住东部这个“牛鼻子”，也不能只拉着西部这个“牛尾巴”，只有相应地撬起中部这个“牛肚子”，全国经济才能一同起飞。
2004年3月，在“振兴东北”战略提出不到一周年之际，一股春风，绽开了中部人的笑脸；一阵春雷，激荡着中部人的心扉！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铿锵有力的声音，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传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这是振奋人心的声音，多少次机遇擦身而过，沉重的失落感常常萦绕在中部人的心头。而“中部崛起”这句简短的话语，如早春惊雷，旱地甘霖，在中部人心里激起千层浪。荆楚风起云涌，潇湘战鼓频催，赣鄱红旗猎猎，中原厉兵秣马，三晋龙腾虎跃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
2006年2月1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问题。2006年3月14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被列入“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划提出了要增强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能力，支持该地区煤炭基地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精品原材料基地，构建综合交通体系等内容。200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
经过比较、鉴别和总结，中部人以理性的眼光打量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开始甄别自己新的选择。经济起飞要有“引擎”，20世纪末，美国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和大洛杉矶区三大城市群对美国GDP的贡献率达到67％；日本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三大城市群对日本整体经济的贡献率超过70％。它们不仅是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城市群和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京津冀城市群，带动了东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2003年，这三个城市群的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0。36％、9。7％和8。8％，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5。2倍和1。8倍。
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经验，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2006年8月，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沙）株（州）潭（湘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四个中部的城市群，正式入围中央关于中部崛起的10号文件，四幅未来5年甚至是更长的15年的中部发展“路线图”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中部地区发展中担纲脊梁角色的四大城市群，都是所在省份的“经济心脏”。从逐鹿中原到决胜长江，四大城市群涵盖了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精华部分，它们也是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动机和牵动区域经济的火车头，它们的脉动牵动全局。
在中部崛起战略中，各省都强化中心城市“极核”作用，增强城市聚散功能，促进区域共同发展。沿着这条思路，中部经济正在建立起一座座山峰，中部崛起有了一个个支点。
2007年是“中部崛起”战略提出3周年，经过3年的探索、实践，在“中部崛起”战略的促进下，中部六省步入新的快速发展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中部地区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年中部六省的经济总量达到了42961。6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20。5％，这是进入21世纪后，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的第一次“止跌回升”，在全国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得以扭转，折射出中部崛起战略正在取得成效。
在经济增长速度提升的同时，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也有显著提升。能源、原材料、食品加工、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的支撑地位进一步巩固，以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群异军突起，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也得到加强。
第一部分 第72节：制衡（14）
2007年4月，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简称“中部办”）正式挂牌，中部崛起进入更具操作性的实施阶段。
推进“中部崛起”这一区域发展战略，是中国整体发展布局中的又一关键之棋，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让“不东不西”的中部六省走上前台，肩负起中国经济新增长极的重任。这一增长极被称之为继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和东三省之后的中国第五个经济增长极。有了这一增长极，中部地区不仅不会“塌陷”，而且还会成为一个新的不可替代的经济增长区。
谋篇布局
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翻开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各个区域都有了自己的一盘棋。而从中国的整体格局来看，各个区域的棋局却是整个中国这盘大棋局上的分略。在中国的区域经济版图上，一场前所未有的谋篇布局工作已渐次落幕，正凸显出一幅东西互动、南北呼应、中部隆起、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
从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3年和2004年分别提出并实施的“东北振兴”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中国在21世纪前十年间，完成了新一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布局工作。
按照已形成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规划，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涉及东部沿海地区10个省份；西部大开发战略涉及西部的12个省份；东北振兴战略涉及东北3个省份；中部崛起战略涉及中部的6个省份。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领土被划分为四大区域经济板块，至此，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域经济总体战略建立起来，中华大地全面进入了一个新的整体规划发展时期。
中国幅员辽阔，国土广袤，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规划始终是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受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中国迫不得已选择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以构建自力更生、自成体系的国民经济框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施过两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一种是城乡、行业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为保证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实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及城市偏向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通过“三农”转移获取城市和工业发展必要的积累和投资。这一战略促使中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原始积累，保证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得以顺利进行。但这一战略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导致蓄积已久的“三农”问题最终爆发出来。“三农”问题迫使中国从2004年开始，在城乡、行业发展战略及政策思路方面作出重大调整，即从农业中提取工业化原始积累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因此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在城乡、行业均衡方面完成了部分战略调整部署，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局面开始逐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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