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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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想当年，这位李立三看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去见毛泽东时，羞羞答答“没有明白表示意见”。在毛泽东面前，李立三是个“小弟弟”。如今，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领导权，批评起“四军毛泽东”来，一点也不客气。　　　　
　　　　李立三挖苦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跑、走”。　　　　
　　　　据云，李立三的嘴甚大，他常给朋友表演“绝技”：把拳头伸进自己的嘴里，转了一圈，再把拳头取出。此刻，他张着大嘴，正在大声鼓吹他的路线：红军“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确实，毛泽东有着一条“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的路线。他的游击战争经验，是近四年红军作战切切实实的总结。然而，坐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李立三，却要对毛泽东进行“根本解决”！　　　　
　　　　六天之后——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即毛泽东，下发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辞，是异常激烈的：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中央致四军前委的信》（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李立三强调，“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他要求毛泽东率红四军“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光是写信、下命令还不够，他还特地指派了中央特派员涂震农向红四军传达、督战。李立三此时是上级，毛泽东是下级；李立三此时代表中央，毛泽东代表地方。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毛泽东不能不执行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进攻南昌！然而，脚踏实地的毛泽东，当然掂量得出进攻南昌该付出多少血的代价。　　　　
　　　　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聪明：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城北雨坛脑召开了红军和地方武装人员的万人誓师大会，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清江县樟树镇，歼守敌两个营。二十六日，攻克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七月三十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攻入南昌近郊新建县的西山。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说服部队不要进攻南昌，以避免惨重的损失。　　　　
　　　　八月一日那天，毛泽东派出罗炳辉带了几十个人到南昌赣江对岸的牛行车站，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举行“八一”示威。南昌城里一阵紧张，正欲派出军队反击，毛泽东的部队已不见踪影——早已朝奉新、安义县转移了。　　　　
　　　　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接到李立三的命令：进攻长沙！李立三的“宏伟计划”是毛泽东攻南昌，彭德怀取长沙，然后会师武汉！彭德怀执行了命令，率部乘军阀混战，长沙空虚之际，于七月二十八日攻入长沙，当即宣布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以李立三为主席。　　　　
　　　　李立三闻讯大喜。正在这时，何键调集十五个团，南北夹击长沙。幸亏彭德怀急急率部撤退，才算避免了全军覆没——占领长沙不过十一天而已！李立三得知毛泽东佯攻南昌，彭德怀退出长沙，大骂他们右倾，急令毛泽东的红一军团会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攻长沙。　　　　
　　　　毛泽东只得从命，和彭德怀部队一起再攻长沙。这时，何键坐镇长沙，拥有四万兵马，远非上次那么空虚。毛泽东为避免红军损失，屯兵长沙城下。　　　　
　　　　何键得知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在长沙板仓，便悬赏一千大洋“捉拿毛杨氏”。杨开慧不幸和儿子毛岸英一起被捕，被押往长沙。杨开慧在狱中遭到严刑酷虐。各界闻杨开慧被捕，纷纷来人、来电要求保释。何键说：“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行了，其他都不必审讯。”杨开慧冷眼相对，坚决拒绝。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下午一时，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杀，年仅二十九岁。　　　　
　　　　毛泽东后来从报上得知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当即写信给杨开慧胞兄杨开智，痛悼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毛泽东还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2

　　　　毛泽东深知长沙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只能采取围城，然后设法诱敌出城，聚而歼之。好不容易引出敌人一个师，一举歼灭，由此士气大振，要求攻城的情绪也就猛然高涨。李立三又连连催促进攻长沙，毛泽东不得不在九月十日签署《强攻长沙命令》。　　　　
　　　　命令下达后，红军发动强攻。何键的部队在长沙四周打了木桩，架上电网。红军买了几十条水牛，牛尾上绑棉花，浇了煤油，点火之后，水牛狂怒，朝电网冲去，才打开了缺口。可是，电网之后有壕沟，有工事，红军一次次冲锋，一批批倒下，损失惨重。毛泽东决定撤围。就在这时，李立三派来的长江局代表周以栗，要求毛泽东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于是再度对长沙发动进攻。　　　　
　　　　毛泽东与周以栗彻夜长谈，陈述了不能再攻长沙的原因。他写下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说明了退兵的理由，交给周以栗带去。长沙一仗，使红一军团损失一千六百余人，红三军团的损失人数也与红一军团相近。于是，毛泽东在九月十三日带着部队撤退，退往湖南株洲。毛泽东的意图是带部队回到赣南。十月三日，毛泽东率部包围了江西南部重镇吉安县城。午后二时，毛泽东下达了对吉安发起总攻的命令。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下子缴获了上千枝枪。拔掉了吉安这钉子，使赣南一片红色，只剩赣州一座孤城未克。十月十七日，毛泽东率部抵达江西中部的峡江县，收到中共湘东特委九月以及九月以前发出的三封信，转达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进攻南昌！毛泽东无奈，于十月十九日复函中共湘东特委：“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正在毛泽东十分为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是由于中共中央设在上海，而那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毛泽东尚不知李立三已经下台！八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宣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路线。虽然毛泽东没有出席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但是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于恢复了他在八七会议时的党内地位——他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被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经过了将近四个春秋，他这才终于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直至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从中共中央来了一位“大员”，毛泽东这才详细得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情形。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来的只是交通员、巡视员，这一回派来的却是一位政治局委员！这表明中共中央越来越重视朱毛红军了。　　　　
　　　　派来的政治局委员，当时名叫“江钧”，即项英。项英是织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时，他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党内的地位远远高于毛泽东。他甚至还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会见过项英，夸奖过他，还送了一支手枪给他，这使项英在中共党内的声望骤升。　　　　
　　　　自一九三○年八月起，项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传达了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批判。内中，还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强和统一中共中央对各苏区党的领导。这一新的机构，命名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显然，这“中共苏区中央局”，成了苏维埃地区的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关于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早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的《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区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中，已经指出：“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组织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最初人选是关向应。关向应是满族人，一九二四年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只是关向应赴任时，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一九三○年十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改派“江钧”前往苏区。中共中央在致毛泽东的信中写及：“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以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可是，当时正忙于作战，拟议中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未建立起来。直至项英到达苏区，这项工作才终于落实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镇正式成立，书记并非毛泽东，而是周恩来。由于周恩来尚在上海，因此任命项英为代理书记。这样，项英成了苏区的中共最高领导。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由九人组成：周恩来（未到）、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未到）、余飞（未到）、曾山及湘赣边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一九三○年十月七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政府主席。一月十五日，在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军事的最高领导机构。这样，在苏区，形成了项英、毛泽东、朱德“三驾马车”的新格局。项英成为苏区的最高首长。　　　　
　　　　李立三的下台，使毛泽东又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不过，项英当时并不认为李立三是路线错误，而只是策略的错误。项英的到来，并非彻底扭转李立三路线在苏区的影响，反而不时和毛泽东产生新的矛盾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1

　　　　攻南昌，战长沙，虽说毛泽东迫不得已，却耸动了视听，成为国民党报纸上的“热点新闻”，连篇累牍地加以报道。于是，红军名声大振，毛泽东也名声大振。　　　　
　　　　毛泽东成为街谈巷议的传奇人物，如他所忆：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指毛泽东家乡湘潭——引者注）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成了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五十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毛泽东名震中国，蒋介石把他视为心腹之患。无奈，从一九三○年五月起，蒋介石正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跟阎锡山、冯玉祥逐鹿中原，打得不可开交。到了一九三○年十月，“蒋、阎、冯大战”以蒋介石取胜而告终，蒋介石便腾出手来，对付毛泽东。　　　　
　　　　蒋介石在一九三○年八月五日，任命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为“鄂、湘、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何应钦受命伊始，说了一通“深刻”的话：　　　　
　　　　“各省从前剿匪，大都不免省界观念，能将共匪驱出省界即为了事；他省如何不欲过问。故匪等东击西窜，不能根诛尽绝，反而愈延愈广。国府因见及此，特命行营负此专职，统筹兼顾，谋根本解决，以矫正前此之流弊。”这么一来，也就从过去的“会剿”，改为“围剿”。蒋介石在十月七日攻占郑州、平定中原之后，便确定赣南为“剿匪重点”，着手部署第一次“围剿”。南昌市中心洗马池，那里的江西大旅社忽地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外人莫近。这家大旅社是当年南昌首屈一指的豪华宾馆，三年多以前周恩来等便是住在这里发动八一起义的。十二月七日，蒋介石抵达这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几天之后的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便报道了蒋介石这一动向：“蒋主席为限期肃清赣境共匪起见，特电召十八、新五、新十五等师师长来省开军事会议，并面授机宜，各师长将陆续由前方赶到，晚即在总司令部行营开会，出席者有何成浚、朱绍良、鲁涤平及张辉瓒等十余人”会后，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南昌行营主任，表明这次“围剿”的声势不小。　　　　
　　　　蒋介石“面授机宜”，制定了“围剿”的十六字方针：“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他调集了十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万兵马，进行“围剿”。另外，还派出三个航空队，以造成空中优势，因为红军没有一架飞机，连高射炮也没有。说实在的，那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以为，作了这么一番“面授机宜”之后，足以“荡平共匪”。他在南昌逗留几日之后，便带着吴稚晖、周佛海、邵力子、陈布雷上庐山作逍遥游，不久就返回南京去了。　　　　
　　　　毛泽东面对其势汹汹的十万敌军，却在那里读《孙子兵法》。他以为孙子所说的八个字，极有见地，那就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尽管许多人主张“主动出击，北上迎敌”，甚至提出“主动进攻九江南昌”，而毛泽东却依据《孙子兵法》提出了四字方针：“诱敌深入”。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对“诱敌深入”方针作了阐述。他以为，当强敌扑来之际，红军应向根据地内撤退，不应硬拼，在退却过程之中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消灭敌军。毛泽东在会上说：“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前面，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后来，毛泽东作了如此生动的形容：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百○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泽东学林教头，在蒋介石的十万大军面前退让着。而根据蒋介石的“长驱直入”的方针，蒋的部队也就随着红军的退却“长驱直入”了。在蒋介石诸将之中，有一位名唤张辉瓒。《民国日报》的“南昌通讯”中提及蒋介石“面授机宜”的将领之中，便有此公的大名。　　　　
　　　　张辉瓒是湖南长沙人，年长毛泽东七岁，曾在北伐战争时与毛泽东相识，不意如今成了交战的对手。张辉瓒此人，是一员地道的武将：早年在清朝军官讲武堂学习，然后又去日本士官学校和德国学习。他比起毛泽东“强”多了，因为毛泽东连军事学校的大门都未曾进去过，更不用说留日、留德喝洋墨水了。　　　　
　　　　张辉瓒在一九二四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师长。一九二九年，出任南昌卫戍司令。一九三○年三月，兼任江西省“剿匪”总指挥。由于他屠杀共产党人不眨眼，因此人称“张屠夫”。这一回，“张屠夫”受命“剿匪”，趾高气扬。他向部下发表训词：“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剿清，誓不生还，愿吾汝辈共勉之！”张辉瓒挥师南下，在樟树镇驻营时，第五十师谭道源的参谋长李家白曾去看望，记下了当时的印象：　　　　
　　　　张住一楼房。我师副师长森岳邀我去看看他。一进大门，只见守卫士兵各荷自来得手枪及马刀各一，枪柄吊金红丝穗，佩系颈上，刀柄系蓝绸制的国民党小党旗；穿着崭新的灰色军服，看来十分威武。大门口站四个卫兵，楼梯上下各一个，房门口又站一个。张素爱排场，这时更令人刺目。我们见面彼此客套一番。张正为人谋差使，写好了介绍信，叫“来人”，一马弁（当时通称卫士为马弁）应声进来，张命：“叫特务连长拿我的私章来！”一会儿，特务连长进来拿出师长的私章盖上，仍把私章带去（特务连长张达泉系张的胞侄）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　　　　
　　　　江西中部的东固，驻有红军主力。因此国民党新编新五师师长公秉藩和张辉瓒，分别率部朝东固进军。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2

　　　　张辉瓒求胜心切，十二月二十日晨，便率部逼近东固。清早，浓雾遮日，张部在雾中听见人叫马嘶，判定为红军主力，当即发动强攻。对方人强马壮，马上予以猛烈还击。双方在浓雾中激战。张辉瓒以为，这下子真的遇上红军主力，乃是千载难逢的立功之机，下令猛攻。双方厮杀正酣，浓雾渐消，对方发觉死者穿的是十八师符号，大吃一惊，急忙吹号联络。张辉瓒部队一听号声，方知对方不是红军，原是公秉藩的新五师。这一场大战，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见公秉藩、张辉瓒两师朝东固扑来，为避其锋芒，于是退兵至龙冈。公秉藩捷足先登，占了东固，马上发电报到吉安给鲁涤平、到南昌给何应钦、到汉口给蒋介石，抢报头功。蒋介石当即复电，称赞公秉藩“该师将士用命，克奏肤功，实堪嘉奖”，还给两万元“犒赏官兵”。张辉瓒不知此事，以为东固仍在红军手中，所以在雾中开火，误杀一阵张辉瓒挨了蒋介石的臭骂：“该死！”“可耻！”公秉藩在他一九六三年写的回忆录中，忆及当时的情景：　　　　
　　　　“我去十八师师部看张辉瓒，请示明日如何行动，张说：‘你明日留东固休息，我率领十八师进攻龙冈。’”公秉藩：《忆第一次“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七辑，一九九○年十二月出版。张辉瓒的牙齿咬得咯咯响，非要立一“大功”，以雪东固之耻。这时，毛泽东稳坐中军帐。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离东固不远的小布镇召开盛大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他别出心裁，给大会写了一副对联，高悬在主席台两侧。这副对联，生动地反映了他的游击战争的策略：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毛泽东正是运用这副对联中的策略，对付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　　　　
　　　　张辉瓒的求胜之心甚急，十二月二十九日率主力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及师部九千余人逼近龙冈。毛泽东料定张辉瓒明日必然途经苦竹岭进军龙冈。苦竹岭距龙冈二十华里。毛泽东、朱德在苦竹岭设立了指挥所，调集红军主力埋伏在龙冈。龙冈是江西永丰县的一个五六百户人家的小镇，高山环绕，中间是一狭谷，是打伏击战极好的“口袋”。军情急，已经无法再作战前动员。红军战士急行军。这时，下起蒙蒙细雨，山道甚滑，可是为了争取时间，甚至要在细雨中小跑。战士们不知何故如此急迫，原定向上固移动，如今突然转了方向。见到路边的大门板上用粉笔写着的一行大字，这才恍然大悟：　　　　
　　　　军长、政委示　　　　
　　　　上固无敌，敌在龙冈，望全军将士奋起精神消灭之。　　　　
　　　　林彪当时刘亚楼任红四军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经过紧张的急行军，毛泽东调集了优势兵力，布下罗网：红三军负责正面攻击，红十二军任左路，红四军由上固转向龙冈西北侧。这样，毛泽东和朱德布好了“口袋”，坐镇苦竹岭观察动静，以便决定何时收紧“口袋”。果真，张辉瓒翌日率部进入了“口袋”。真是天助毛泽东，当天下午三时起，居然浓雾四起！红军熟悉那里的地形，而张辉瓒的十八师人地生疏。在朱毛下达总攻令之后，张军乱成一团，九千多人顷刻瓦解，成了瓮中之鳖，只能束手就擒。一夜之间，张辉瓒部队全军覆没！鲁涤平当天给蒋介石发去的电报，喟然长叹：“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留！”翌日，红军打扫战场，不见张辉瓒。张辉瓒哪里去了呢？须知，龙冈那“口袋”，插翅也难逃。　　　　
　　　　红四军十师的一个班，在一棵大枫树下面，发现一件狐皮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