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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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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回忆，毛泽东说这次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陈云则回忆：“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陈云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的话形象而又生动：“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用了这样一段话回顾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的一席宏论，层层剖析，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实际上，他的长篇讲话，才是遵义会议的真正的“正报告”、“主报告”。在毛泽东讲毕之后，王稼祥从躺椅上欠起，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就坐着讲。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提议召开的。前些天，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他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的发言，是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后来，直至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及王稼祥时，仍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毛、张、王接连放了三炮，使博古和李德自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已经动摇了的地位，彻底动摇了。就连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写及，毛泽东的报告在会上得到“以掌声和欢呼声”所表达的支持。然而，在这“掌声和欢呼声”中，忽地冒出冷冷的反问声。这声音是在王稼祥提议红军应由毛泽东指挥时发出的：“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传》、《三国演义》！”说这话的，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他强烈地支持着博古和李德。
据黄允生查证《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二期，毛泽东当时“翻翻《水浒传》、《三国演义》”倒确有其事，而《孙子兵法》却未曾看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凯丰接着又谈起了马克思主义，他开始不断地引用马克思的话、列宁的话，以证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反驳了凯丰，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博古、李德、凯丰为一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一方，三比三。夜已深。博古宣告“暂停”。第一次会议结束。
警卫们提着马灯，护送毛、张、王回新城。虽说骤然走出那炭火颇旺的会议室，朔风迎面扑来，是够冷的，但是毛、张、王心中却一片火热，因为从今天会场上的反应看来胜券在握了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博古和李德陷入四面楚歌
会上白热化，会下也很热闹。
聂荣臻回忆凯丰在会下向他游说的情景：“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二百四十六至二百四十七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凯丰之所以前来游说聂荣臻，是因为他发觉，聂荣臻倒向毛泽东。聂荣臻在湘江之战以后，脚化脓，因此也坐担架，在担架队跟毛、张、王一起经常交谈。聂荣臻赞同毛、张、王的见解，难怪凯丰向他游说不悦而归。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和李卓然从桐梓过娄山关，赶到了遵义。他们也住进了柏公馆楼下，隔壁的一间屋子便是彭德怀、杨尚昆住。这时，彭德怀才第一次结识刘少奇。
李卓然这人，平日不显山露水，其实他能武能文。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举行文艺演出时，他居然写出了剧本《庐山之雪》，剧中写红军大败坐镇庐山的蒋介石。那蒋介石由罗瑞卿扮演，红军将领则由林彪扮演。最初，戏顺利地演着，林彪照着李卓然写的台词表演。最后一幕是林彪审问蒋介石，林彪问了两句之后，自由“发挥”起来。幸亏罗瑞卿机灵，总算临时编词，把林彪对付过去——红军将领（林）：
“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罗）：“是！”
红军将领（林）：“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罗）：“我的飞机坏了。”
红军将领（林）（从这一句开始，林彪“离谱”了）：“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罗）：“我成天算计着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红军将领（林）：“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罗）：“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李卓然也笑出了眼泪。
从那以后，林彪和罗瑞卿作为“演员”的名声大振，李卓然这位“编剧”也广为人知。李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去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跟他当年“编剧”也有点瓜葛。李卓然和刘少奇到了遵义，就赶往新城，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头天夜里，从炭火盆旁走上冷风飕飕的大街，受了风寒，感冒了。李卓然在一九八四年曾回忆：“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载道，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光芒》，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由于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总在夜间举行。十六日、十七日又接连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出席了十六日晚的会议之后，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赶赴前线——那是因为柏公馆的那位柏辉章率师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进攻红三军团第六师，战事紧迫，彭、杨出征。
第二、第三个晚上的会议，仍然在柏公馆楼上客厅里举行。据伍修权回忆：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伍修权的回忆》，《遵义会议资料选编》，贵州大学编印，一九八五年版。
作为李德的“老校友”，刘伯承被李德撤过职，他指出：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把苏联军事院校那一套正规战、阵地战的打法搬到中央苏区来，势必会惨败。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李卓然作了发言，说部队对博古、李德那一套打法“怨声载道”。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向来稳健的朱德总司令，当面谴责了李德：“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朱德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举足轻重，在博古、李德受到批判时，他实际上是党内、军内最高领导人。他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正因为这样，给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是以“恩来”署名发出的。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已经支持毛泽东，黎平会议时更与李德当面“顶撞”，此时他在发言中说“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其实，周恩来的支持，才是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至于林彪，聂荣臻和伍修权回忆说他“一言不发”。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则回忆说林彪“竭力操着粗暴声调”批判他。尽管不同人的回忆有着不同的印象，不过，有两件史实，可以很生动勾画林彪的形象：一九三四年春末，李德在红一军团视察时，曾与林彪作了一次深谈，建议他写一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的文章。林彪果真在这年六月十七日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赞同李德的战略战术。可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被削去军权的李德“下放”到林彪的红一军团。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与会者一个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赢得了明显的多数。会议的形势，如陈云在手稿中所描述的：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博古和李德，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除了凯丰那一票表示支持博古和李德之外，二十位出席者中的十六位支持毛泽东。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样，既批评了“三人团”，又把“三人团”中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区别开来，指出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1
会议进入第三个晚上，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着手进行最后的议题，即作出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并未见诸张闻天起草的会议的决议。直至陈云手稿于一九八五年公开发表，这四项决定才正式公布：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四项决定，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成果。其中第一条，“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是指毛泽东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一步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与非常委的区别在哪里呢？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长征途中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之中，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重大的事务由政治局常委决定。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当时，究竟哪些人是政治局常委？无原始常委名单档案可查。不过，以陈云手稿为依据，可以巧妙而准确地“推算”出常委名单来：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表明毛泽东是新任常委。
二、“扩大会议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表明周恩来是常委。
三、“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表明张闻天、陈云也是常委。
四、“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表明博古是常委。
根据以上“推算”，常委共五人，即原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加上新选的毛泽东。遵义会议的第四条决定，是以组织决定形式的方式最终取消了“三人团”，并宣布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过，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只是他这负总责已很难开展工作了。战事匆急，遵义会议在一月十七日晚刚刚结束，柏辉章师已逼近遵义城了。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蒋介石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计划。红军在一月十九日撤出了遵义。这时的红军，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红军撤离遵义城之后，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是柏辉章的表弟余大勋。他来到二楼客厅，据他回忆：“餐桌仍在原处，四周有木椅、木凳和一张藤睡椅。”这便是遵义会议后残留的现场场景。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下台已成定局。终于，在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结束了他的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职位。
周恩来曾十分清楚地说及博古交权的过程：
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说及博古交权的地点：我们赶快转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据考证，那个“一鸡长鸣，三省皆闻”的村子，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赛乡的一个村子。
博古交权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后。
在博古准备“交权”时，凯丰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
“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把象征‘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刘英：《长征琐记》）这样，博古结束了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由张闻天接替。从此，张闻天成了中共中央负总责。在“鸡鸣三省”的那个村子里，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当时，周恩来、张闻天都力推毛泽东接替博古。但是毛泽东毕竟看得深远，鉴于种种因素，推举了张闻天：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要更换领导人，需经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出自“山沟沟”，从未去过苏联，因此共产国际缺乏对他的直接了解。张闻天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
第七部分：遵义曙光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中共负总责 2
张闻天又具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自从他从“左”倾营垒中杀出来之后，便跟毛泽东紧密合作。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立了头功。再则，如毛泽东曾说过的那样，“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王震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忆闻天同志》中转述在延安时毛泽东同他的一次谈话，载自《回忆张闻天》一书）。容易与毛泽东共事，也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毛泽东的眼力不错。此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长达八年之久，与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共事关系。走笔至此，不能不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在上海发生的一幕，竟在无意之中给毛泽东帮了大忙，为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提供了机会
一九三四年的上海，中央地下组织面临着最为严峻的“围剿”。
自从中共临时中央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之后，上海设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中央上海局，与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取得联系。卢福坦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他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被捕，后来叛变。于是，康生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由于形势日益严重，康生和妻子曹轶欧一起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离沪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离去后，李竹声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差不多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同步进行，中统特务加紧了对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侦察、搜捕。
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被侦破，书记李竹声落入中统特务手中。李竹声叛变，又使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落网。盛忠亮成为李竹声的继任者。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位上任才两个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也被逮捕。起初，盛忠亮受审时一言不发。中统特务知道他与秦曼英感情很好，而秦曼英已与李竹声同案被捕。他们劝降了秦曼英，让秦曼英跟盛忠亮见面，这促使了盛忠亮叛变。中统特务知道了盛忠亮家的“警号”。所谓“警号”，便是窗台上的一盆花、窗口挂着的一件雨衣之类，一旦取掉，表示出事。中统特务“保护”了盛家的“警号”。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见到“警号”依在，进入屋里，当即落入中统特务手中。
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本来，王明通过无线电报“遥控”瑞金，这下子鞭长莫及了！李德对此事极为遗憾，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指与粤军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引者注）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李德所说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由此，王明无法再对中共中央发号施令，只能在莫斯科干着急。由此，博古、李德无法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王明）这张王牌来压服毛泽东。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由此，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一系列的会议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举行。由此，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地批判博古、李德，得以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削除军权。由此，中国共产党可以不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张闻天接替了博古。
张闻天从“鸡鸣三省”的那个小村子起，实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并没有这样的称谓。这是因为自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便不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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