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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实录-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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呓缒�21英里地区内，如此而已。”但是等到入侵柬埔寨的32000名美军撤出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半壁江山已归于人民武装力量之手了。真是“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在反侵略的斗争中得到了发展壮大”！
而在3年以后，美国B—52飞机仍然在轰炸以前那个庇护听。美国在柬埔寨投掷了50万吨炸弹之厅，1973年8月中旬，国会迫使尼克松总统停止了轰炸。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丝毫廉耻的话，那就是华盛顿绝少有人再侈谈这一切残杀和轰炸都是“为了造福于柬埔寨人民”了。柬埔寨完全成了强加于它的一场战争的战场。
用西方通讯社的话来说，尼克松和他的智囊基辛格妄图“用自己的军事威力来迫使北越放弃武力征服南越的梦想破灭了”。基辛格认为，再试试看有无可能进行“认真谈判”的时候到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章 和谈陷于僵局
巴黎和谈又重开，打打谈谈多艰难；
体面解决该休矣，一厢情愿难实现。
尼克松比约翰逊高一筹的是，他一面打，一面又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但他所要求的和平，必须是“体面的和平”。这就是说，美国可以停止参战，军队可以撤走，不过，越南南北分治的局面必须保持下去，西贡傀儡政权必须保留。换句话说，尼克松总统总想从谈判桌上拿到在战场上未能拿到的东西。其结果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因此，在印度支那战场上，特别是美、越之间，就形成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格局。
1970年五六月间，美军进攻柬埔寨遭到惨败后，尼克松又要求和谈了。就在7月1日，当最后一个美国兵撤离柬埔寨的第二天，尼克松总统任命美国“最受尊敬”、“最有经验”的一位外交家戴维·布鲁斯担任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团团长，以此向河内公开表示他准备重开谈判。布鲁斯曾历任美国驻西德、法国、英国大使。他于8月初到了法国首都。
当布鲁斯在听取有关“单轨”和“双轨”两种谈判方式的主要不同点的介绍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秘密拟订一个打破僵局的新方案。基辛格主持的一个越南问题特别研究小组，已经对这个方案最关键的停火问题研究了好几个月了。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级代表，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专家，在它的督导下，就像早期研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时那样，深入研究了在南越的三种停火方案。
第一种停火方案要求北越军队全部撤出南越，这是美国谋求多年而没有达到的目的。第二种停火方案承认无法把北越军队全部撤出南越这一事实，这是美国对河内的“一大让步”。这个方案的中心思想是，让北越军队在南越某些指定地区重新集结。第三种方案，是“就地停火”，它只要求北越人停止战斗，而容许他们继续在政治上控制当时处于其军事控制下的所有地区。这实际上是不顾西贡的反对，接受了河内关于北越军队可以在南越全境行动的要求。
基辛格劝总统试一试第三方案，搞就地停火。他认为这是三个方案中最切实可行的，有希望可以争取河内同意，最后达成协议。国务院里两个重要官员沙利文和哈比卜支持基辛格，也认为停战谈判必须反映战场的现实才能成功。侵越美军司令艾布拉姆斯将军和南越伪总统阮文绍，坚决反对就地停火的主意，他们得到邦克大使的支持，这些人从“西贡立场”看问题，认为这个方案“风险太大”，“在军事上是无法接受的”。
在美国入侵柬埔寨以前，尼克松同艾布拉姆斯、邦克等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就地停火对阮文绍威胁太大。但经过“那60天的激战”以后，他觉得“越南共和国军”的战斗力还相当不错，因而改变了主意。到了仲夏，基辛格的就地停火方案占据了尼克松计划的“中心位置”。
基辛格争取到总统同意那个方案之后，便筹划同河内进行新的接触。他让布鲁斯为他安排同北越方面进行另一轮秘密会谈。河内让离开巴黎好几个月的首席谈判代表春水重返巴黎，从而表示准备会谈。
1970年9月，基辛格两度飞越大西洋同北越谈判代表秘密会晤。他对春水透露了就地停火的建议，并说，美国无意使北越“受屈辱”，但这位河内代表看来毫不为这番好话所动。不久基辛格发现，“春水没有受权谈判任何新的倡议”。9月份谈了两次以后，基辛格决定“决不再”同春水单独会谈了。他说：“春水所能做的只是宣读发言稿。黎德寿是越共政治局委员，他有权可以进行谈判，春水没有这个权力。”
基辛格返回华盛顿后，布鲁斯大使10月8日在巴黎谈判桌上正式提出上述新的“和平方案”。这个方案，除了第一次建议就地停火外，还包括4点重要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答应从南越撤出全部美军。其他3点提出了美国认为是“公平合理的政治解决办法，举行国际和平会议，立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基辛格自己包揽了解释这个新方案的工作，不放心别人插手。他在一系列给新闻记者介绍情况的会上强调说，这是美国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第一个全面方案，说这个方案远远超过了1969年5月总统演说中所阐明的那些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他闭口不谈美国政策中的那个所谓“关键性的转变”，即从先前的“共同撤军”方案退到“就地停火”方案。实际上，当记者纷纷向他提出这方面的问题时，他有意避而不答。
“我们虽然作了很大让步，但北越人不为所动。”基辛格说，“他们不接受美国的新方案，尽管这个方案规定美国从南越撤军，容许北越军队留在南越。美国这项大让步对他们说来还不够。他们仍然坚持，美国为保证他们在南方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才允入老挝，培植亲美傀儡，终于导致老挝爆发内战。”
1961—1962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从1964年起，美国从空中和地面发动了对老挝的“特种战争”。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也随之兴起。尼克松政府上台以后，曾经在1970年2月派遣B一52战略轰炸机对老挝进行轰炸。
据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记载，1970年“在柬埔寨问题上引起了一阵混乱之后，尼克松的情绪波动得很厉害”，私下谈起美国对印度支那的这场侵略战争时，总统忽而口气很强硬，表示“尽管要担政治风险，他还是会坚持到底”；忽而又“发牢骚说，八五八书房战争使他在国内失去支持，因此必须在1972年以前结束战争”，必须进一步对“越共”施加军事压力。
1970年在中期选举过程中受到的打击，使尼克松的情绪波动更加厉害了。但侥幸取胜的想法还是存在着。“大胜”是没有希望了，取得小胜也是好的。在尼克松看来，这种小胜，一可显示自己指挥有方，从而提高自己在国内外的声望；二可打击反战派，表示自己并未认输，给他们以“迎头痛击”；三可安抚主战派，包括“军界一工业界集团”，向他们表示“尽管要担政治风险，但还要坚持打下去”的决心；四可给越方施加压力，增加他们在战场上的困难，逼他们在谈判桌上让步。
老挝是美国军方喜欢称之为“有油水”的打击目标。多年来美国派飞机轰炸“胡志明小道”，但一直没有能够切断这条大动脉运输线。从1970年夏天以来，尼克松不断收到高度赞扬南越伪军“斗志昂扬、面目一新”的报告。艾布拉姆斯老是说，“越南共和国军”已经在柬埔寨受到考验，“杀出去了”。到了1971年年初，尼克松认为时机已到，于是让南越阮文绍的军队打进老挝。
起先，基辛格对于老挝作战并不积极，但也没有加以阻挠。1月中旬，尼克松批准了进攻老挝的战略。南越人称之为“蓝山619”的这个战役，要达到几个目的：切断胡志明小道，破坏北越军队的储藏所，阻止北越军队插入南越北部的几个省，以及为实施“越南化”争取更多时间。“让北越人在老挝境内的小道上流血，就可以减少越南共和国军和美军在南越流血。”尼克松懂得，他不能再像柬埔寨之役那样“派美军越过边境同越南共和国军并肩作战了”。库珀—丘奇修正案禁止这样的军事卷入。但该修正案并不妨碍美国在两万南越伪军于2月8日开进老挝时提供大规模的空中支援。如同柬埔寨之役一样，这次空中支援又一次证明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西方通讯社所讲的，如果没有美国飞机进行轰炸、扫射、输送南越伪军和运去大炮、补给品和粮食的话，南越伪军休想越雷池一步。
基辛格说，入侵柬埔寨没有得手，现在又要在老挝动手了。不过由于存在着种种顾虑，包括害怕美国人民反战运动的大规模兴起，尼克松这一次没有敢于出动美国地面部队，而是“决定这个战役由南越陆军执行，美国只提供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美国主要出力的地方将是用直升机运送部队和物资，军舰支援和B—52飞机轰炸。”
“此次入侵老挝的军事计划，深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赞许”，基辛格说，“这是一种很出色的构想。”
1971年2月8日，大批南越伪军在美军“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下，大举侵入老挝境内。尼克松总统渴望通过此举，建立“奇功”。但是，这个战役的结果，却使总统再次陷于失望之中。
在基辛格的《白宫岁月》一书中，对这次入侵老挝的情况曾作了这样的记述：“南越人把这次行动称为‘蓝山619’。他们擅长于在南越进行静态防御，他们的进攻行动，通常是为了绥靖的目的，在农村进行无阻挡的扫荡。这次他们被送到异国，而且第一次失去美国顾问和美国空袭指挥官的帮助，却被送去和主要供应基地就在附近的可怕的北越主力师对阵。”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共军的坚强抵抗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美国驻西贡的司令部又未能针对这一意外剧烈的战斗水平，为进攻部队相应地增加必要的空中掩护。结果南越伪军伤亡很重。”
南越伪军的每个指挥官都懂得，“他的政治势力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力量和士气”，因此对于这笔本钱备加爱护，似乎不愿为很长远的目标蒙受损失。南越“总统”阮文绍也是如此。一直到3月18日这一军事行动结束时华盛顿才发现，阮文绍总统曾在2月12日命令他的指挥官在向西推进时要小心从事，而且规定一旦伤亡达到3000人时，就立即停止全部军事行动。
尼克松所发动的这次老挝之役，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蓝山619”战役在发动后44天就提前结束了。越南“共和军”匆忙撤退。美国记者把它描写成为溃败，根据老挝人民解放军发表的战报，在这次反击美军和南越伪军入侵的战役中，在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的配合下，老挝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5000多人，南越伪军的4个旅、2个团、8个炮乓营被全歼，第二骑兵旅旅长被生擒。
千百万美国人在电视上观看这次战役的片断报道，见到南越伪军官兵抱住美国直升飞机的着陆橇，从战场上逃回南越的狼狈情景。有些命运不济的士兵，在直升飞机起飞时就掉下来摔死了。一个美国驾驶员说：“我们也得考虑自己的性命嘛。15个家伙挂在下边，叫人怎么把直升飞机开上天啊？”
基辛格说，“1971年2—3月份入侵老挝之役”，“是个分水岭”，“它标志着美军在印度支那参加的——即使只是作为支持者——最后一次进攻性行动”。反复较量过了，都失败了，不得不罢手了。侵越美军已经撤出了不少，即使还想在地面上再发动攻势，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可以调遣了。这次入侵老挝之役，还标志着侵越战争“越南化”彻底破产，像肥皂泡一样的破灭了。
且说入侵老挝之役没有达到尼克松的预期的目的，但却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反战群众的愤怒。他们下定决心对尼克松政府发动一次更加猛烈的冲击。就此，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写道：“就在这个时刻，公众抗议这只不甘心休眠的野兽——它是我们的噩梦、麻烦，而且很奇怪地也是我们的动力——又跳了出来。”这次抗议来势猛烈，它反对的“不仅是观点而且是动机”，因而“带有内战的性质”。这就是由入侵老挝而发、由美军对越南南方平民的屠杀而加剧的美国人民对尼克松政府的第三次冲击。
1971年2月10日这天，全国各地6万多人冒着风雪和严寒走上街头，抗议尼克松政府入侵老挝。在华盛顿，在纽约，在波士顿，在费城，在洛杉矾等地，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抗议入侵老挝”、“胜利属于老挝爱国战线党”等口号声此起波伏。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四五月份。
4月19日，大批复员军人开始在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他们都是从侵越美军中复员的士兵，穿着军服游行。肩章标明他们复员前所属的部队番号。这些人有的缺了胳膊，有的断了腿，有的人失去了眼睛，他们在别人的搀扶下，或坐着轮椅参加了游行。他们先后到联邦国会、五角大楼和最高法院示威，整个活动持续了1个星期。在国会山，他们纷纷当众扔掉了军方颁发的奖章、勋章，以示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抗议。
4月24日，全国近百万人上街，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这次示威主要是由一些人民团体联合而成的“全国和平行动联盟”组织和主持的。据宣布，在华盛顿参加示威的群众有50多万，在旧金山参加示威的人数也有30万。华盛顿的示威从上午11时开始，队伍从白宫南门外的椭圆形广场出发，经过宾夕法尼亚大道，涌向国会山。队伍的前导是由穿着蓝色制服的货车司机组成，跟着前进的是大批青年学生，以及各种各样的劳工分队。
据纽约《前卫》周刊报道，参加这一天华盛顿反战示威的工人群众，包括来自克利夫兰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会员，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人联合会的会员，来自底特律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会员，还有来自印第安纳和宾夕法尼亚的一些地方工会的会员，以及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混合成衣工人工会、洗染工人工会、皮毛工人工会、联合农场工人组织委员会的会员和工人代表。当这批远道而来的工人站进示威行列时，受到了首都反战群众的热烈欢迎。
示威群众挤满了国会大厦的各条走廊和参议院办公楼，表演各种反战节目。在参议院会议厅里，示威群众从观众席上向议员们发出了“人民正在死亡”、“停止这场战争”等怒吼声，迫使参议院正在进行的辩论接连中断了好几次。一些群众冲进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和共和党参议员戈德华特的办公室，向他们提出了抗议。
4月27日，反战群众在联邦政府征兵局示威。他们封锁了征兵局的大门，高呼反战口号，并且派代表同征兵局负责人进行了谈判。这一天，拥有8600万信徒的27个美国宗教团体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结束印度支那战争。4月28日，在联邦政府国内税务局示威的群众，散发传单，呼吁人民“不纳战争税”。
从5月1日起，数以10万计的群众陆续在华盛顿市区集结。示威组织者提出了“关闭华盛顿”、“如果合众国政府不停止越南战争，我们就让合众国政府停止活动”、“阻止政府活动以制止战争”等口号，并准备采取行动。
面对着日益高涨的反战运动，尼克松政府采取两手政策。一手是在风暴高峰到来之时，即1971年4月9日由尼克松总统出面，宣布在以后7个月内再从越南撤退10万美军的第五期撤军计划，企图以此制止这次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这一手未能奏效，即动之于武力，对群众实行镇压。5月3日，美国首都天气阴沉，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警乘着军车疾驰而过，军用直升飞机成群结队地在上空盘旋。示威群众不畏强暴，从清晨起，纷纷涌向一些集合地点，构筑街垒，堵塞桥梁。全国知名儿科专家斯波克大夫率领一批反战群众，冲向五角大楼。军警和示威群众发生冲突。军警投掷催泪弹，示威群众还击以石块、砖头、瓶子和木棍。这就是基辛格所说的那种“内战”的场面。
大逮捕开始了。全副武装的军警扑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到处发出警车刺耳的尖叫声。一辆辆囚车满载着男女青年驶向首都各监狱和拘留所。用《时代》杂志的话来说：“华盛顿的警察自己违反法律，进行了数以千计的非法逮捕。”仅在5月3日这一天，军警在华盛顿市就抓了7000人。监狱里容纳不下，许多人被关在一些临时指定的场所。这次大逮捕的总指挥、联邦政府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在这一天的逮捕快结束时，急忙宣布：政府在与示威群众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但是，斗争并未停止。5月4日，大批群众冒着风险，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反战示威。一个主要的示威场所，是在联邦政府司法部，在这次大逮捕的总指挥、司法部长米切尔办公室窗户下。5月5日，示威群众继续围攻国会，政府又进行逮捕。几天之内尼克松政府仅在华盛顿就逮捕了示威群众13000余人，创造了美国建国以来联邦政府在首都逮捕人民群众的最高记录。
然而，镇压并不能扑灭美国人民的反战怒火。5月5日这一天，全国各地又举行了广泛的反战示威活动。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说，波士顿在这一天召开了反战大会，参加的群众在2万至4万人之间。纽约市举行了多处集会，其中一处抗议集会就多达1万人参加。这一天举行反战示威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纳西大学、蒙大拿大学、俄勒冈大学、内华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的学生。基辛格在《白宫岁月》中供认：1971年4月19日开始的人民群众在华盛顿举行的反战示威，先后持续了6个星期之久。
在随后的一周，基辛格邀请参议员麦戈文共进早餐。麦戈文当时已经宣布他将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两人谈了1个半小时。麦戈文对基辛格说，越南战争“可说自始至终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基辛格并不否认，美国最初干涉越南是个错误，不过他指出，总统是受到选民、整个世界局势和其他“外界”因素限制的。麦戈文过后对记者们说，他感到很吃惊，基辛格十分关心公众对越南战争的反应如何，而毫不关心越南战争牺牲了多少亚洲人。
过了几天，基辛格邀请参议员尤金·麦卡锡到白宫共进午餐。麦卡锡1968年曾以和平为号召参加总统竞选。几个星期前，麦卡锡曾在哈佛大学一次反战宣讲会上说：“中世纪时处死或流放那些出坏主意的谋士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虽然我不主张这样做，但是我对某些出过坏主意的还能恬然回到学界来，是有保留的。”基辛格向来非常忌讳人家这种物议，但是他在这次午餐会晤时没有提起这件事。麦卡锡后来回忆说：“我们俩那次尽是引经据典，讲些不着边际的话。”
3月25日，基辛格还曾邀请他的哈佛大学老同事，多年来反对越南战争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到白宫共进早餐。他们也谈得很广泛，其中包括越南问题。基辛格希望通过这种交谈，一定会有助于增进人们对政府不得人心的政策的谅解，争取到更多时间使美国逐步从印度支那脱身。他向来反对一刀两断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认为，激战之后必有和谈。在入侵柬埔寨后，他曾经搞了一次外交；如今老挝战役已经结束，他又准备一试身手了。
1971年春，他鼓动总统再制订一个和平方案。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把1970年10月8日布鲁斯所提出的那个方案加以扩充而成，但是包括两点重要的新让步、基辛格觉得，这可能终将弥合华盛顿和河内之间的分歧。
按照基辛格的解释，第一点让步是，美国保证在协议签订后“6个月内”全部撤出南越。这是满足河内关于美军应限期撤完这个要求的重大步骤。第二点让步是，美国答应要阮文绍总统在南越举行全国大选前1个月辞职。这是接受河内关于阮文绍必须下台的要求。此外，这个方案仍包括原有的全印度支那就地停火，立即无条件释放全部战俘，对停火和选举实行国际监督，召开国际会议“保证”新协议的实施等各点。
这个方案直到1972年1月才公布，它不仅导致美国同北越人进行新的一轮秘密谈判，而且证明了基辛格不愧为掌握秘密外交艺术的能手。
1969年8月，他曾秘密会见春水。1970年初，他曾4次秘密去巴黎同黎德寿会谈。1970年9月，他又两次会见春水。现在，1971年，他将6次飞渡大西洋同北越最高谈判代表举行会谈。
除1969年第一次秘密会谈险些被“揭露”外，多少盯梢的记者都从未能抓住他的蛛丝马迹。
1971年春季和夏季，先后举行了6次秘密会谈，一次比一次有进展，直到后来基辛格可以说“和平已经差不多唾手可得”了。1971年的首次巴黎秘密会谈是在5月31日举行的。基辛格带一种发起人的自豪感向黎德寿提出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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