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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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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风华》一书，不仅是对近一个世纪留学前苏联和独联体国家的中国学生群体在学习、生活、工作等若干方面的生动刻画，更是对这一群体所承载的伟大精神内核的深度发掘。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将是纪念毛主席讲话五十周年的珍贵礼物之一。
朱训（签名）
自序（1）
1988年9月28日早上7点40分。
十七岁的我，作为中苏关系解冻后国家第一批派往苏联的学习大学生，登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
站台上，母亲早已哭成了泪人，父亲也不时掏出手帕擦拭红红的双眼。从没离开过家的我，实在是让他们放心不下。
列车徐徐启动了，并且越开越快，而父亲仍在追着火车跑，边跑边向我招手，可终于什么也看不见了。刚刚与父母亲人潇洒道别的我忍不住痛哭失声，心里竟是那般茫然，不知这隆隆列车要将我带到怎样遥远而陌生的国度
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像是一根被拔出的小草，从此离开了坚实的大地，开始了未知凶险的漂泊。
到达了莫斯科后，我被分配到基辅工学院学习。
在最初的日子里，我深深地陷于思乡的哀愁中。语言不通，上课听不懂，也无法和别人正常交流；饮食不习惯，自己也不会照料自己。没有了亲人的关怀，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和不可理解。被选拔时的激动和豪情早已荡然无存。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正确性。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也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在不上课的时间里，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被纷乱的心绪所困扰。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直到有一天无意中的一瞥。
这一天，学校为新生安排了一次校史参观。我无心关注讲解员冗长的介绍，目光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墙面的照片上逡巡。
猛然间，我的视线凝固在一张老旧的照片上。
那是一张张清俊的东方男女青年的面孔。他们的神态明快而自信，目光平和而坚定。他们穿着统一样式的西装，身材同样瘦削，然而却洋溢着同样不可掩饰的青春热情。在照片下方用俄语标注着：“1961年某某专业中国毕业生合影”。
跨越三十年的时空，两代炎黄学子的目光在异国他乡碰撞了。
是他们——五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
在出国之前，我曾被告知，在很久、很久以前，曾有一大批和我一样年纪的青年学生，和我一样被派遣到苏联学习。那时对于我来说，他们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现在，他们的形象终于真实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是的，他们和我一样年轻。他们一定也有和我相同的经历，也一定体验过和我相同的苦闷。他们是如何应对的呢？我的目光仔细地扫描每个人的眼神，试图寻找出问题的答案。
我像是被施了魔法，呆呆地伫立在照片前，以至于没有听到同行者催促的呼唤。
大学的第一年级就在混沌中度过了。期末第一门考试是高等数学。我由于没好好准备，一下子考了个四分。教数学的是一位名叫亚列姆丘克的老教授。在成绩册上写下成绩后，他近乎于痛心地看着我，问道：“我的孩子，你怎么啦？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让你只考了四分？要知道，三十年前我教过的中国学生，他们都是那么的优秀，他们永远只考五分。”接着，他回忆起五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提起他教过的每个人的名字。讲起当年的事情时，他充满深情。
我顿时感到无地自容。
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三十年前，他们一定曾经坐在这个教室里，从容地回答问题，用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老师的赞许和敬重。
我是他们的后代。我的身上传承着他们的血脉和基因。我应当和他们同样优秀，我有能力和他们同样优秀，我必须和他们同样优秀！
从这天起，我发誓只考五分。
六年后，我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又过了两年半，我获得了副博士（博士）学位。
回到国内，工作之余我参加了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的活动，有幸获得了许许多多和五六十年代留苏学长接触的机会。
那些曾支持我走过艰难的求学之路的高贵灵魂，如今就有血有肉地站在我的面前。
他们是如此平凡，平凡得就像邻家的一位慈蔼的爷爷或奶奶。在市井中，你绝对无法将他们和普通人区别出来。
自序（2）
他们是如此优秀。在他们当中，涌现了无数专家、教授、学术带头人、国家高级干部。他们的职位可能不同，但是决无平庸之辈。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一段凝重的记忆，一座功绩的丰碑。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群体。
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目的明确、组织严密、规模巨大的国家间人员交流活动。在其后，类似的活动也再没有发生。
这是一个业绩卓越的群体。
他们支撑了新中国五十年的建设。他们当中的许多名字，永远铭刻在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的史册中。
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群体。
在他们身上，浓缩了政治运动带来的所有苦难。然而无论精神还是肉体的摧残，都丝毫没有折损他们矢志报国的信念。
这是一个正在远去的群体。
如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他们的记忆，他们的情感，正如同他们的脚步，与我们渐行渐远。
命运如何降临到这群人身上？
他们又如何迎接了命运的挑战？
在他们严谨的外表下，涌动着怎样的情感波澜？
他们每个个体的命运，又是如何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连？
这些疑问，驱使我走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记录下他们的人生轨迹。
这是一次艰难的心路跋涉。我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来到我未曾降生的岁月，追溯这个特殊群体走过的足迹，揭示他们罕为人知的感情世界。
这是新一代留苏学子的“寻根之旅”。我要探究他们克服重重艰险，矢志报效祖国的动力源泉，来指引年轻一代的人生之路。
文明需要传承，记忆需要挽留，历史需要铭刻，这是我们这些晚辈学子肩负的沉重使命。
我愿以这些文字作为后来者微薄的礼物，献给那个逝去不再的光辉岁月，献给那些忠诚于信仰、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生命的不朽灵魂！
第一章 大浪淘沙（1）
1925年3月。克里姆林宫。
在巨大深邃的办公室里，斯大林一边吮着烟斗，一边缓缓地踱步。在办公桌上，是一封来自于苏联驻中国广东政府代表鲍罗廷的加急电报：
“中国民主革命的杰出领袖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因病逝世。孙先生逝世前，曾口授《告苏联同志书》。全文如下：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伴随着均匀有力的吮吸，烟斗中的火光忽明忽暗，烟丝燃烧发出细微的咝咝的声响。在缭绕蒸腾的浅蓝色的烟雾后面，斯大林陷入了沉思
自从国民政府在广东成立以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苏联支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广东黄埔建立了第一所正规化的军事学校，培养军事指挥人才。但是，为了中国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需要培养大量的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革命干部。他们不仅承担着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也将成为今后维护良好的中苏关系的纽带。
几天以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在莫斯科，以孙中山先生的名义，为中国的革命者创办一所大学。
1925年10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代表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以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提议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并随即成立了由谭延辏А⒐庞Ψ摇⑼艟雷槌傻恼猩被帷＂�
10月7日，广州、北京、上海等地招生开始。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全国报考的考生竟达上万人。
经过几年来的熏陶，苏联的影响已经深入人心。因此，能够到苏联的心脏——莫斯科，学习“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如同去“红色麦加”朝圣一般荣耀而神圣。
在鲍罗廷的参与和引导下，招生委员会从参试的考生中择优录取了二百八十人。在这些人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出于巩固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的考虑，鲍罗廷从国民党要人的适龄子弟中，又特别推荐了二十名学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周折之后，1925年10月，第一批赴苏留学的一百余名青年学生们，从广州、江西、湖南等地出发，陆续在上海集结。
1925年10月19日夜晚，在苏联驻上海领事的协助下，学生们躲避过北洋军阀的警察和租界巡捕的围捕，终于登上了开往苏联的一条狭小拥挤的货轮。
穿破黄浦江骚动不安的夜色，轮船满载着青年学子们澎湃的心绪，将暮霭深沉的中国留在身后，驶向远方破晓的曙光。
这是一段艰难的航程，有人在回忆录中写道：
“船出长江口进入到东海之后，遇到惊涛骇浪。全船的人，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部分都晕船，睡在我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呕吐的。大约在头三天很少人起来吃东西。后来风浪小了，天也放晴了，于是大家都往甲板上跑。那里空气新鲜，一望无际，自然不会晕船。原来我们所乘的这艘船，不超过一千吨，而且是专门载运咸鱼的，满舱鱼腥，再加上密不通风，住在里面的人，即使没有风浪，也会呕吐。”
尽管条件恶劣，可是青年人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船舱中，甲板上，到处都成了青年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课堂。几本马克思主义启蒙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成了大家手中的至宝。再也没有了反动势力的捕杀，大家终于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畅所欲言地讨论了。
第一章 大浪淘沙（2）
颠簸航行约一周后，轮船靠泊在苏联远东港口城市海参崴。在这里学生们没有停留，很快便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又经过三周的跋涉，火车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学校负责人随即将疲惫不堪的学生们迎接到了校舍。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在几乎整整一个月的行程里，大家就没有洗过澡。因此，在匆匆填饱肚子后，学生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附近的公共浴室洗了一个痛痛快快的热水澡。热气蒸腾的浴水中，大家舒展筋骨，洗涤征尘，仿佛也去除了从旧世界带来的尘埃。
在毗邻莫斯科红场的沃尔洪卡街十六号，坐东朝西坐落着一座庞大宏伟的四层楼房。庭院宽大，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这座建筑曾是一个俄国贵族的府邸，十月革命后改成一所中学，后又改为一所农业大学。
如今，这座楼房已经被改造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舍。一楼是衣帽间、饭厅、储藏室、理发室；二楼的右边是大礼堂，左边是教室，后面是医务室；三楼一半是教室，一半作寝室；四楼是图书馆、女生宿舍。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为二年。
第一年，学生们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掌握俄语。学生们被分成二十至三十人的小组，每天用半天的时间，由专门的教师教授俄语。尽管相当多的学生是大学或专科在读学生，然而却都不具备任何俄语基础，连粗通英文的也凤毛麟角。因此，课程就从画蝌蚪般的学字母开始。接着，学生们开始在老师的带领下，逐字逐句地研读《真理报》，慢慢地学习单词和造句。除俄语外，学生们还接触了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等课程。
到了第二年，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此时，学生们已经可以或多或少地使用俄语和老师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于一般高等院校，其目的不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培养和世界观改造。因此，教学采取“会议第一、授课第二”的方式。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这样，每堂课最终都演变成互动性极强的辩论会。校方希望通过激烈的辩论加深学员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理解和交流，每个班级还专门配备了一名翻译。
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队列、射击、武器维修等。学员们被要求学习射击技术，熟练拆卸和组装枪械。
从1925年10月到年底，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三百多人经过选拔或推荐，从国内来到莫斯科。
1926年1月，十名原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奉国民党命令，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几乎同时，中共旅欧支部的二十名党、团员根据党的指示，也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当中就有时年二十二岁的邓小平。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青年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
学习期间，邓小平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邓小平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由于国内斗争需要，1926年底邓小平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尽管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却给身边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有蒋经国。
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十七岁。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
第一章 大浪淘沙（3）
据当时的同伴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②
192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干部，每年陆续派出部分党、团员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过上海工人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有些人则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过艰难的地下斗争。
在中山大学，还有过一个特别班。班里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干部，有的甚至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称为“老头子班”。在他们当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国共两党的元老。③
1928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一百多名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目的在于为远东地区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国内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国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1928年，为便于统一管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创立至1930年的五年间，前后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园，注定是不平静的。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风，还是中国大革命的骤雨，都毫无例外地在校园中激起猛烈的波澜。
1927年3月21日，被北洋军阀长期盘踞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终于被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占领了。
消息传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欢呼雀跃，个个欣喜若狂。兴奋的学生们一齐涌向街头向共产国际大厦挺进，沿途莫斯科的市民也不断加入。欢腾的人群汇成滚滚的洪流，穿过市中心的大街小巷。
然而，仅仅二十余天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降临。
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突然发动反共政变，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员和工人武装举起屠刀。一夜之间，千百人头落地。
消息传来，学生们群情激愤。昨天，大家还在把蒋介石当作中国革命的英雄和领袖而顶礼膜拜；可是转瞬之间，他就撕下了伪装，暴露出反动军阀的真实面目。在大学校园里举行了隆重的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大会。学生们以极大的义愤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
“四一二”大屠杀和随后发生的“七一五”事变，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决裂。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很快的，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和遣返回国。
1928年学校改名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此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已经完全成为了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党校”。
1927年前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中央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
联共中央在中国革命前途和策略方面的错误论断，为“托派”的反攻提供了新的论据和口实。在一部分“托派”教职工的鼓动下，有些原本崇拜托洛茨基的学生蜕变为真正的托派分子。
第一章 大浪淘沙（4）
1927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游行过程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红场事件”。当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师生队伍经过观礼台时，十几个青年学生突然展开标语并高呼口号：“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顿时拳打脚踢，扭打在一起。队列在列宁墓前乱作一团。
紧接着，联共中央严令莫斯科中山大学立即彻底肃清托派分子。那些曾经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支持托洛茨基的学生，很快被开除党籍和团籍，遣送回国。
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为权谋小人的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明，就聪明地利用了政治倾轧的机会，通过巴结大学校长米夫，在学生内部的帮派斗争中左右逢迎，从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一跃成为留苏学生的领袖，乃至于中共的领导人。
为了巩固地位，清除异己分子，王明伙同米夫，蓄意制造了“江浙同乡会”冤案。1928年，俞秀松、董亦湘、蒋经国等一些江、浙籍学生，为了互相关照，经常在一起聚餐、活动。鉴于俞秀松等人资历较老、声望较高，已经成为自己统治中国留学生群体的障碍，王明决定罗织罪名加以打击。他声称在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反对苏共的宗派小团体“江浙同乡会”，并侮蔑其与托派势力有关联。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着手进行“彻底调查”。苏联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也插手此事。不久，十二名中国学员被开除，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一时间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孙冶方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捏造的“江浙同乡会”案件发生以后，中国留学生中气氛十分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即使同住一个房间，互相也很少谈心。例如，当时我和乌兰夫同志等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务性的谈话外，就很少谈政治或学习的问题。”④
尽管所谓“江浙同乡会”由于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的介入，最终被证明为一起捏造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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