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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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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五六十年代留苏学生派遣工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
首先，在专业分布上偏向于应用技术。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和社会科学人才，当时认为并非国家经济建设所急需。因此，一部分原本学习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留学人员中途改变专业，转向应用技术。而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
以1953、1954、1955年的数据为例，在每年派出的留学人员中，学习工业专业的占70％以上，文教卫生占15％左右；其他专业仅占15％。而在工业专业中，地质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土木建筑三类专业更是一举占到了80％。39
其次，在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某些环节上存在一定“左”的倾向。
在留苏预备部，有的人在统一置装后又自己买了考究一点的衣物，被视为故意摆阔；有的人在出国前返乡探亲时祭拜祖先，被看作有封建意识残余，结果都在最后一刻被取消出国机会。
在留学期间，受国内各种政治风潮的波及，留学生内部也涌动着“斗争”、“批判”的波澜。尽管在使馆有关管理人员的调控下，政治运动远没有像当时国内那样风生水起，但还是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显露出或多或少的影响。
必须承认，如此大规模、成体系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是前无古人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新中国的决策者和教育管理干部，根据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留学工作方向，其探索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称许。而十几年留学工作的利弊得失，也有待后人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说。
第六章 五分！五分！（1）
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大学的第一节课。
老师既没有课本，也没有板书，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口述讲义。身边苏联同学唰唰地记着笔记，不时和老师进行讨论和交流。
可是我什么也听不懂！
刚刚听到一个单词，满脑子正在猜想是什么意思，老师已经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串，像一阵风从耳边掠过，后面的话全没听清。下课了，同学们像一群兴奋的小鸟，唧唧喳喳地散去。只有我一个人茫然地瞪着眼睛，望着老师发呆。笔记本上，只留下了零零落落的几个单词，像是一幅丑陋的涂鸦，嘲笑我的无知无能。
一种近乎绝望的沮丧笼罩着我。
要知道我从初中到高中，学了整整六年俄语，来苏联后还上了一年预科。因为俄语远远比同班的亚非拉学生出色，预科时还曾被老师豁免听课！
我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懂俄语了！
大学生活，居然就在这种意想不到的狼狈中开始了。
每天，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进课堂，盼望能比前一天多听懂一点。可是每天都是一样的两眼发直，每天的笔记都是一样残缺；每天走出教室都是一样的天昏地暗、头晕脑涨。
一个月下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几乎要精神崩溃了。
很多年以后，当我向五六十年代留苏的老学长们倾诉当年的感受时，不期然得到了他们强烈的共鸣。原来，他们也曾经历了和我完全相同的心理历程，还给这种体验赋予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坐飞机”。
有了“坐飞机”的经历我才明白，原来国内的外语教育与留学国实际的学习和生活需要相差有多远。
我在出国前已经学习了六年俄语，出国后又接受了一年完整的预科教育，尚且如此；可以想象，仅仅“填鸭”般突击了一年俄语，程度远远不如我等的老一代留苏生们，该面临怎样的艰难处境！
陈先玉＇U15＇曾经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
第一天上课回来，两个同学为今天上了什么课争论起来。一个同学说是政治课，因为听到了“列宁主义”这个词，另一个同学坚持说是历史课，理由是听老师说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字样。结果一打听，才知道上的是高等数学，老师讲的是“序论”。
不仅仅是听课，生活中也因为语言障碍遇到不小的困难。
同学们不敢上街。坐公共汽车和地铁看不懂站牌，不敢开口打听路，打听了也听不懂。一旦不得已必须上街，只好一站站地数，来时多少站，回去还是多少站。就是这样还是要么坐过站，要么没到站就跳了下来，没少走冤枉路。
吃饭也成了大问题。同学们到了食堂，既看不懂菜单的格式，也看不懂菜名。有一次，一个同学拿过菜单琢磨了半天，最后对服务员说：“要这个！”服务员一看，笑得弯了腰，原来这位同学手指的是菜单最下面的“食堂主任”！
郭子恒向我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趣事：
“学校的餐厅里有一种炒肉丁配空心面的菜肴，叫做‘古俩什’，而青蛙的俄语发音是‘俩古什’。一次在食堂用餐，我想要一份‘古俩什’，不料开口说成了‘俩古什’，引得餐厅服务员和就餐的苏联人哄堂大笑。服务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们从来不吃‘俩古什（青蛙）！’”40
上街买东西，也出了不少笑话。
一天，一位女生走进生活用品商店，她想买一把切菜用的刀子。不料，她一开口说道；“我想要一个丈夫”。店员听了莫名其妙：“我们这里不供应丈夫”。原来，俄语中刀的发音是“诺士”，而丈夫的发音是“慕士”。她一紧张，把“诺士”说成“慕士”了。
苏联方面为了使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尽早摆脱困难处境，想了各种办法。
有的学校在常规课程结束后，又安排有经验的俄文老师为中国学生补课，提高俄语水平。很多学校特地安排品学兼优的苏联同学与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寝室，或者与中国学生结成“一帮一”的关系，上课坐在一起听课，下课一起到图书馆自习，以便在语言和学习上进行辅导。
第六章 五分！五分！（2）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善意的解决方案都为中国学生乐于接受。
曾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贾泽林＇U16＇写道：
“精湛的俄语是学好哲学的基础。学校曾建议我们先用一年的时间专攻俄语，俄语过关后再进系跟班学习。我们哲学系的八个同学都不同意这样做：一是不愿被别人小瞧，不愿给人留下‘我不如人’的印象；二是我们都怀有强烈的尽早报效祖国的愿望，不甘心晚一年毕业，落于他人之后。我们在几乎听不懂课的情况下，硬着头皮开始跟班学习。”41
1956年进入基辅工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们也遇到了类似情况。学校为了照顾大家，建议开一个特别班，由苏联老师单独授课，等将来俄语程度提高了再进大班听课。不料，这一建议遭到中国学生的一致反对。双方最后达成妥协。由校方进行一次俄语水平的摸底考试，通过的学生可以进系跟班学习。结果，有一部分同学通过了考试，和苏联同学坐在一个课堂上。
在苏联，大学里授课是没有现成的教科书的。讲课时，老师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描述公式，才在黑板上写板书；其他时间都是口述讲义。考试的时候，一般也会围绕平时讲课的内容。因此，课堂上的记录成为获得核心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
李绍贵＇U17＇回忆道：
“大学第一年上课天天‘坐飞机’，老师讲的内容听不明白，也记不下来。每天一下课，我们就赶紧找苏联同学的笔记拿来抄。一般是借女同学的，因为女孩子上课记得认真，字迹也工整容易辨认。先一字不差地抄下来，再抱着字典查明白每个单词和每句话的意思。抄完笔记，再找来老师推荐的参考书阅读，务求做到理解老师讲的内容。日复一日，就这样抄了一年多的笔记。”
作为一位女生，杜斌＇U18＇有着更细腻的心理感受：
“为了听懂老师讲课的内容，每天上课之前，我都要把老师要讲的内容事先预习一遍。一下课马上借来苏联同学的笔记，跑到图书馆一边抄一边理解。晚上躺在床上还舍不得入睡，再把当天老师讲过的内容完完整整回忆一遍，这叫‘过电影’。一旦发现有不清楚的问题，马上跳起来查看笔记；直到所有问题都明白了才能放心地睡觉。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有些中国男同学对我说，你看人家苏联女孩子都花枝招展，你们怎么也不打扮打扮？我心说，每时每刻想着学习上的事，哪有那份心情啊？！有时周末同学拉我去参加舞会，我坐立不宁，心里惦记着功课，总是中途就跑了。”
沈菊生＇U19＇向我展示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典型的作息时间表：
“我们大学生一般是早上九点开始上课，下午一点半课程结束；我们用半个小时匆匆吃过午饭，还要上俄语课；四点下课后赶到图书馆；在图书馆抄笔记到晚上七点，这时图书馆已经要关门了；回到宿舍，用一个小时做点简单的晚饭；然后上晚自习，要么继续抄笔记，查字典，要么温习当天的功课。大学前三年，我们从来没有在夜里十二点以前睡觉的”
语言关就像前进道路上的一片浓雾。面对时像一堵坚不可摧的厚墙，进入时感到无边无际，穿越时不知不觉。仿佛就在不经意之间，云开雾散走了出来。大约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中国留学生们听课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
坚持
对于很多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生来说，在最初的几年，甚至于在全部留学过程中，过的都是一种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
由于学习和思想压力巨大，个别学生患上了神经衰弱、精神抑郁、头晕头疼等病症，无法继续正常学习；还有一部分人员，由于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条件，罹患上关节炎、肺结核等疾病不得不回国医治。对于这部分中途退学人员，使馆充分尊重其个人意见，周到安排了他们的归国行程。国内方面也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
第六章 五分！五分！（3）
面对艰难处境，更多的人坚持了下来。
由于列宁格勒气候湿冷，酆炳林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患了肺结核，不得不进入当地的医院治疗。使馆为他安排了在雅尔塔三个月的疗养。在那里，酆炳林得到很好的照顾，疗养期结束病基本痊愈了。
可是回到学校，酆炳林的心情陷入了谷底。他本来学习就比较吃力，前后又停了半年课。追起来就非常难了。由于思虑过度，不久以后他出现了头晕头疼的症状，听课受到了影响。
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征求酆炳林的意见，告知他实在困难可以申请回国——国家有政策，像他这种情况中途回国还可以在国内大学接着念，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回首往事，酆炳林说：
“这时候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有时候真想一走了之。可是想到国家给我这么宝贵的机会，如果轻率地放弃，怎么有脸面对祖国的父老乡亲呢？这时候，使馆负责留学生管理的同志来到列宁格勒。他不知从哪里了解到我的情况，见到我就说：‘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有困难，支部书记可以暂时不当。我们也可以’他还没说完，我就跳了起来：‘我还没要求回国呢？！我一定要留下！就是累死，我也要坚持下来！’”
第一件事，就是要补习漏掉的课程，并通过上半学期的补考。
同班的中国同学把半个学期的全部课堂笔记，和在图书馆摘抄的参考资料全都无私地提供给酆炳林。他在桌子上铺开每个人的笔记，一句句比照，誊抄；遇到问题，就向同学请教。一个星期过去，觉得可以了，就约老师补考；下星期再准备另一门。就这样，他补回了落下的全部功课，并顺利通过了相应的考试。
从三年级下学期到毕业的两年半时间里，没有假期，不分寒暑，酆炳林奔波于宿舍、教学楼、实验室的道路上。列宁格勒和附近地区是著名的旅游地带。可是除了大学一年级看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阿芙乐尔”巡洋舰外，他什么地方都没去过。四十年后当他因公务重返列宁格勒后，才游历了全部美景。当酆炳林说他是第一次游览时，同行的苏联朋友都无法相信他在这里学习了整整六年。
这样，到大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酆炳林已经顺利赶上来了。在酆炳林的成绩册里，考试没有得到五分的课程，都是在三年级下半年以前。从四年级开始到毕业答辩，成绩册记录的是清一色的五分。
军事留学生
在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等军事强国交手后，党和国家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捍卫新兴的人民政权，“小米加步枪”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必须尽快建立多兵种、现代化、用先进指挥艺术和管理理念武装起来的正规军队。
1951年6月11日，徐世平等五十三名年轻的中国人民海军军官启程赴苏学习，揭开了新中国军事留学的序幕。
据有关人员介绍，从1953年到1957年，先后共有六批三百三十余名中国海军人员，进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克雷洛夫海军工程技术学院等十余所海军学院学习，接受正规的军事高等教育。
除此之外，我国还向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红旗空军学院、陆军装甲兵学院、炮兵学院、防化兵学院等军事院校派出了大量的军事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至1960年，我国共向苏联派遣军事留学生近千人。
除了极少数来自国内正规军事学校的学生，军事留学生中的大部分人员是在实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土八路”，还有一些刚刚从朝鲜战争的硝烟中走出的战斗英雄。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连代数、几何都不知道，却要一下子钻研微积分、高等物理和化学，还要掌握一门完全陌生的语言，称得上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其困难程度超乎想象。
对于这些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军人来说，这次出国留学，就是组织布置的一项新的战斗任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面对的不再是敌人的枪口，而是坚固的知识堡垒。他们抱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战斗精神，投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第六章 五分！五分！（4）
曾在莫斯科装甲兵学院学习的张重远＇U20＇回忆道：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老师讲的东西必须要听懂，必须要领会，必须要记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每天必须记住七十个单词。那时候真是走路背，吃饭背，睡觉前也要把当天背过的七十个单词逐一过一遍，看看是否还有没记清的。”
军事留学生们为了尽快突破语言障碍、掌握专业技能，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很多人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下课后留在教室自习；教室锁门了就回到宿舍看书；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个盹，醒了就接着学习；夜里一两点钟才上床，躺在床上还要再背一篇课文。到了周末，其他国家的留学生都结伴出去跳舞、游玩，却几乎没有中国学生的身影。（7。12）
邹伯贤＇U21＇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学院领导召集包括中国、朝鲜、东欧等国家在内的学生干部开会，郑重宣布：
“朝鲜、东欧国家的干部请回去传达：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学生周末一律不许出去玩，否则严肃处理；中国的干部请传达：每个周末所有学生不许再看书，必须出去休息。学校将指定专门的教员进行陪同和监督！”
哈哈大笑之后，邹老正色说道：
“和民用专业的留学生不同，我们的学费是由国家完全承担的。我们上课要交学费，住宿要交住宿费，打靶要交子弹、弹药费，这些钱都是国家付的。我们这些军事留学生都知道，培养一个人要十万元人民币呀！那时候国内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十几元人民币，你想想当时的十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国家是真的下了本钱培养我们，你说我们不拼命学习能对得起国家吗？”
艰苦努力获得了丰硕的回报。这些从青纱帐、黄土地、白山黑水中披着硝烟走出的战士，大部分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向祖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回顾留学苏联的收获，马春途＇U22＇感受比较深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军事指挥决策不能单纯依赖感性认识。一切分析和决策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细致的计算和论证的基础上；
二是在苏联的军事留学生，都受到了军容军纪，以及严谨完备的军事条令规范的熏陶。尽管后来国内对这一套有过种种微词，但是必须承认我军的正规化建设还是受到其深刻影响。
军事留学生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军队建设的第一线。他们当中，有的成为一线指挥将领，有的成为高级参谋人员，还有一部分进入军事院校从事教学工作。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一批高技术、现代化的军兵种建立起来，迅速填补了我国军队建制的空白，新中国军队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吉尔”到一汽
汽车工业，是带动一个国家重工业发展的龙头。汽车工业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工业实力的表现。
因此，建国伊始，中苏两国政府对于在短时间内建立新中国的汽车工业十分重视。在苏联援建的第一批四十五个项目中，“一汽”项目的规模仅次于鞍钢。
规划中的汽车制造厂选址于长春，年生产能力为三万辆，被命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
“一汽”是以苏联莫斯科李哈乔夫汽车厂为蓝本建设的。李哈乔夫汽车厂简称“吉尔”，其前身为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吉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一汽”的设施规划、生产流程和管理制度完全借鉴“吉尔”，生产设备则是由“吉尔”的专家们专门设计、购买、制造的。“一汽”几乎可以称为“吉尔”在中国的姊妹厂。
曾在“吉尔”工作过的刘经传这样描述苏联专家们为“一汽”设计的现场：
“整个设计大厅热火朝天，横挂着大幅红布标语‘苏中友谊万岁’、‘为了一汽’等等。他们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十分认真。图纸上的俄文字句旁都要留出中文译文的空间。他们经常把我叫到图桌旁咨询，问图纸和文件是否能看懂，应该如何修改才能让中国同行看得懂。美术师曾将车头上‘解放’标徽旁的图案给我看，问是否具有中国风格。”42
第六章 五分！五分！（5）
1953年，承载着中国汽车人无限希望与骄傲的“一汽”破土动工了。
现代化的工厂需要专业人员来管理，先进的设备需要成熟的技术工人来操控。为了帮助中国同行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厂的潜能，苏联方面建议中方早派、多派人员到“吉尔”实习。
1953年4月，第一批八名实习生走进了“吉尔”的大门。
走进车间，眼前的景象令观摩者感到震撼。
在高大的厂房里，一排排巨大的机床发出轰鸣，自动完成原料充填、加工、传输的过程；在生产线上，几十台机床连在一起，只有一个人在操作台上按电钮，被加工完毕的零件就不断流出；总装配线上，仅用两分钟就装成一台汽车。一名司机神气地跳上汽车，汽车喇叭一声长鸣，车就开走了。
初次目睹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壮观景象，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幕将通过自己的双手在祖国实现，大家无不心潮澎湃。
厂方对于实习生的学习给予了高度重视。
尽管生产任务繁重，厂里还是安排了各岗位的主要业务骨干担当实习生的导师。辅导是一对一进行的。苏联的一线技术工人将操作步骤分解成一步步的程序，逐一进行示范，详细讲解每道工序的要领，然后再让中国徒弟亲手实践。苏联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为了教授中国学员，他们不惜耽误工时，下班后再加班补上定额数量，甚至少拿计件工资也不在意。
在生活中，来自中国的劳动者也处处能够感受到苏联人民兄弟般的浓浓情意。
为了给实习生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吉尔”方面专门修建了一栋宿舍大楼。宿舍里窗明几净，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实习生们四人一个房间，还有公共厨房可以自己烧菜做饭。
每逢周末和假期，厂里的共青团都要组织实习生们到莫斯科市内和周边旅游、参观。车间里的师傅和同事，也常常邀请中国朋友到自己家里作客，详细询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从1953年初到1956年，“一汽”向“吉尔”先后派出九批共518名实习生，每人都参加了为期八个月到一年的技术培训。43
从厂长、车间主任到一线工人，从前方生产、辅助生产到后勤管理，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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