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十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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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帝制之认识，则深入骨髓。毛之不幸是他把两个极端的理论都误用了。在重温传统帝王政治学时，他体会不了我国传统里‘有教无类’、‘改土归流’等等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强不知以为知，自以为是的乱引马列教条，创造新制度。上节曾说过周初有一千八百国，包含着无数的大小民族（时至今日全国仍有五十七族之多）。所以我国历史的经验是，族群不是由少变多，而是滚雪球式的从多变少，形成一种多文化的大民族（racial　regrouping　under　cultural　pluralism）。这在现代美国的经验里，便叫做‘民族大镕炉’（racial　melting　pot）。加以在今日交通发达，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极高的时代，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怎能永远聚居于一地呢？就以我华裔移民美国来说吧，近年来我华裔人数很快便会超过外蒙和西藏的总人口（据专家估计：下世纪，旅美华侨可能上一千万，蒙藏合计可能不到此数。华侨移民配额，大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配额里皆有华裔，有人估计，下世纪中叶，华人可能近千万云），今日在美国的所谓中国城（Chinatown，旧名唐人街），在纽约便有三座之多。我们的政治的出路实在只有落地生根和就地参政之一途。今日我们已出了一个州长，谁能说我们下一世纪不能出个总统呢？我华裔如舍此康庄大道而不由，要来搞个‘中国城独立’或‘中国城自治’，岂非二十一世纪一大笑话哉？大美帝国海阔天空，要我们挤在Chinatown内搞‘独立’，不特我华裔有为子孙所不愿为；青年期曾在Chinatown做打工仔的老朽如愚亦不干也。其理甚明嘛！华裔之外，如人逾千万之非裔’人逾六百万之犹裔，人逾两百万之波裔，他们不搞独立，正有同病之怜也。所以美国能从十三州发展至五十州者，实我中华千年以来所搞的‘改土归流’之美洲翻版也。朋友，现在台湾和菲律宾还有很多人，想参加美国的改土归流，做美国的五十一州呢！改土归流有何不好？　　　
　　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见‘三民主义’文言文原稿，收在台湾版‘国父全集’，页一八○一八一）。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附注＇在早版‘毛选’中，毛泽东曾主张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后版中他们就只能‘自治’了。毛自己的思想反反覆覆，便十足表示他对此问题没有原则性的掌握，随意搞其黑猫白猫，而堕入中国历史上原先并没有的大汉族主义的框框，实在是很冤枉，也是很可笑的。　　　
　　在类似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现代的民治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认识不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明挑战（challenge）之下，‘百代犹行’的‘秦法政’已不能再延续，但他老人家却偏要沾沾自喜的延续下去，其不出纰漏也，岂可得乎？朋友，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近代转型史（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转型）中，原只是个转型中期的民族领袖。他个人的个性、见识、修养、训练和时代，都只能铸造他做个转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个完成转型的汉武帝。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毛泽东自视为天生圣哲，其实他和读者贤达以及在下的我一样，也只是个渺小的脊椎动物，并不能扭转他们唯物主义者曲不离口的所谓‘客观实在’啊！他是时势所造的英雄；但是他这个盖世英雄却未能创造时势。夫复何言？　　　
　　我们及身而见的第二次大转型，与第一次大转型颇有不同之处。第一次转型时，由于我们内部的社会发展至某一阶段，促使我们社会政治结构非转型不可，那是主动的。第二次转型就不然了，它几乎是完全出于西人东来之后，对我们着着相逼的挑战尤其是军事挑战。这一挑战揭开了近代中国国耻国难和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序幕，于是有那个可耻的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和随它接踵而来的‘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鸦片战争之可耻是双方都有份的。胜者的可耻，是他武装贩毒，竟不以为耻；败者的可耻，是他颟顸腐化，政府无能，人民愚昧，偌大的帝国竟被数千个英国水兵打得一败涂地。　　　　　
　　战前千年不变，战后十年一变　　　
　　鸦片战争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性，长话短说，便是它推动了上述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在这两大阶段之间，它是个分水岭。战前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毛泽东所说的秦法政）是千年未变的；战后的中国那就十年一变了，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转变过程虽万般复杂，但是事后回头看去，却又阶段分明。在各阶段中，身当其冲的革命家、变法家、观察家乃至一般智者与黎民百姓，均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原因便是‘身在此山中’，无法识其端倪也。但也有少数智者（像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等人）往往自以为是，一朝在其位，得其势，难免就强人从己而贻误苍生了。　　　
　　早朝的历史家，虽也不时回头看去，试作过历史分析。无奈这次转型，如果最后能转出个长治久安的定型来，根据中西历史中的前例，它至少需时两百年才可能有个初步的结果。因此在转型的初期和中期，如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时期，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分析家对中国前途的变数，实无法掌握。盖前途歧路太多，歧路亡羊，安知羊之所之也？可是日月推移，歧路渐少，羊在何路不难追踪，中国前途的远景何似也就隐约可见了。俗语说：‘女大十八变。’小女孩才变了三、五变，您怎能看出她的变形呢？可是等到她姑娘已变了十五变之后，将来她会成为怎样的一位夫人，我们也就不难预见了。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非后之来者胜于前贤也。　　　
　　根据笔者大胆的观察，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实在是从割让香港之后才被迫开始的。如今香港收回了，一百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也悄悄地溜过去了。从林则徐到今天，我民族至少也传了五代了。古语说：‘五世其昌。’当年的道光皇帝也曾经说过：‘久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夷务始末’道光给林则徐上谕）今日香港回归，国难结束，可能也是我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完成的开始。笔者不揣浅薄，回顾前瞻，预期我民族再有四十年，应可完成国史上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伟大的历史任务。国有定型，民有共识，以我国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潜力，走入人类历史上民治主义的新时代，开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舍我其谁？笔者毕生治史，历经国难国耻，艰苦备尝，守到天明觉夜长，终能初睹曙光，亦为之兴奋不已。谨以这部小书，野人献曝，追随读者之后，略表个人对香港回归之庆贺，至恳方家贤达，不吝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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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至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到一九一二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篇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教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底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文社成立于一八九○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缵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等主张，与孙逸仙（中山别号）他们在檀香山的小革命集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当中山于一八九五年一月返抵香港时，经共同友人如尢列等的撮合尢列为文社社员，亦中山好友这两个小革命团体，也就一拍即合，搞其联合组织了。　　　
　　在这个双方联合的新组织里，他们决定用‘兴中会’为会名。因为‘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较之那酸溜溜的‘辅仁文社’四个字，要冠冕堂皇多了。后来孔祥熙等一群山西青年，也在太原组织了一个‘兴中会’。这个远在华北的兴中会，与孙、杨的兴中会毫无关系。据孔祥熙说，他们那时听说海外有个‘兴中会’。他们喜欢振兴中华这个响珰珰的名字，乃把他们自己的小团体取个名字，也叫‘兴中会’。（这是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对孔祥熙回忆录时，听到录音带内孔氏亲口说的。当时亦有人把孔祥熙的小组织，当成孙中山兴中会的‘太原分会’，实是误听录音的结果。）　　　
　　杨衢云、孙中山等在香港所组织的兴中会，事实上除掉名字之外，一切皆是‘辅仁文社’的延续；会员们也大致都是杨衢云的班底。因为杨的团体已成立四年有奇；而孙的团体还未满二月。杨是香港的地头蛇；孙则是新从夏威夷回来的。双方强弱之势是可以想像的。据说他们合并之后，选举新会长（他们叫‘总办’或‘伯理玺天德’）时，曾发生孙、杨之争。据后来国民党的官书所载，在同年十月他们预备搞广州暴动时，孙曾当选‘伯理玺天德’或‘总办’。后来‘杨既获大权，遂借端要挟，而请＇孙＇先生以“伯理玺天德”相让。郑士良、陈少白等闻而大愤，极力反对，士良且欲除之。先生以大事未成，首戒内讧，力表谦让，即以此席让衢云’云云（见‘国父年谱’页六八─六九）。　　　
　　这段官书颇难说服任何公正的读者和历史家。如所叙属实，那可能不是杨的‘借端要挟’，而是孙的党羽为拥孙而暗中想搞杀杨的‘苦挞打’（coup　d’état），为孙所阻。官书甚至说杨衢云排满抗外的思想，以及他组织‘辅仁文社’的叛逆行为，都是受中山‘感召’的结果（见前书页五○）。这些似乎部是想像之辞。有人或许要说‘辅仁文社’的宗旨是‘以友辅仁’；它是个社交团体，而非革命团体。其实辛亥首义时，最活跃的一个组织则是‘文学社’。文学社却是个革命团体，而非社交团体。所以名字与实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在地下革命的时期。我们不能望文生义，或以辞害义。　　　
　　须知杨衢云开始其革命行动时，孙中山还是个用功的医科学生。一八九四年中山还亲赴天津‘上书李鸿章’呢。他‘上书’不幸被拒。如果李鸿章英雄识英雄而重用了‘孙文’，中山不也就是清政府的‘能臣’了吗？哪还搞什么‘革命’（他们那时叫‘造反’呢？所以在这一阶段里，杨衢云是否受‘先生感召之深’，吾未敢必。而孙在‘上书’被拒而走上排满革命之途，所受杨衢云的影留，倒是很明显的。　　　
　　再者，‘兴中会’最初在檀香山组织时，其形式和性质也只是个‘银会’。会员每人出‘底银’五元，‘股银’每股十元，购买愈多愈好。目的是‘举办公家事业’，事业成功，每股‘收回本利百元’。该会宗旨，除报国之外，‘兼为股友生财捷径比之＇向清朝政府＇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冯自由著「兴中会组织史’及‘香港兴中会章程’第八条）所以在檀香山的‘兴中会’里孙逸仙是在暗中筹款造反，而绝大多数‘银会’会员，则是在买‘乐透奖’。而这个兴中银会的会长也不是孙逸仙而是股商刘祥。但是孙却是这银会首会的得利人他筹到港币一万三千元，外加个‘兴中会’的组织名义。有了这些本钱之后，中山便匆匆赶回香港向杨衢云洽商（事实上是bargain）两会合并的事务了。合并之后，会长一职顺理成章自然应该是杨衢云。是年十月，他们竟然发动了‘义兵三千人、洋枪六百杆’外加火轮船二只的广州起义。试问中山皮包里的一万三千港币，能买几枝‘洋枪’呢？这些起义的本钱，显然都是杨衢云搞起来的。中山半途加入罢了。可惜杨氏早死一九○一年一月十日被清吏刺杀于香港，他底事迹功勋就被埋没了。所以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　　　
　　笔者写这段小辩正，绝无意贬抑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相反的，我们是更上层楼地尊崇他为我们的民族领袖；民族领袖应有其不偏不倚的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我们不愿采用‘党史家’为‘党魁’作传时，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谱牒方法罢了。　　　
　　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笔者蜗居纽约四十余年，在‘穷人哈佛’的纽约市立大学从兼课到专任，教书经验亦有三十余年。在我课室内进进出出的华侨小青年，亦不下数百千人。我平时总欢喜举中山先生的故事来勉励他们。行行出状元，如今虽做不到大总统和国父，但不断努力之下，不做‘大官’也可做点‘大事’嘛。其实我的学生中，卓然有成者，亦为数颇有可观。　　　
　　相反的，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底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至为堕落。三、教育水准，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强势文化’，老辈多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则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笔者本人便不时为学生父子间之冲突，排难解纷。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侨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也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乌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教，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名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人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是读书用功，作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但是他青少年期的社会背景是自有其特殊模式；这模式对他也有特殊影响的。　　　
　　这儿更不妨附带一说。中山那时代的青年华侨，与笔者班上的侨生，亦略有不同。我班上的侨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节’之别。‘竹升’者，美国土生也。老华侨们认为这类小华侨，‘肚子内一无所有’。‘竹节’者，唐山出世，幼年来美，‘两头不通气’也。　　　
　　我们通番语的学术界，则叫前者为ABC。ABC者，American…born　Chinese也。后者则CBA。CBA者，China…born　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律’（Chinese　Exclusion　Acts）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而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者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是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十三岁时（光绪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这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一九○○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理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却说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一九○四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查员对他发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律’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