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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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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是唯一的‘现代人’。毛泽东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这三个字不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边人江青夫人对他的评语。君不见毛主席故宫的伟人书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书？君不闻，毛主席自夸把‘资治通鉴’读了六遍。毛主席一辈子只会做酸溜溜的旧诗词，而一句‘新’诗也不会写；毛公也一辈子未穿过西装，据说也未刷过牙。他这土老儿居然也找到了一个当明星的老婆，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著「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六─一九一一）之内发动的。一九○七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起义’（五月）、‘惠州起义’（六月）、‘钦州起义’（九月）和‘镇南关起义’（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一九○八年则有‘钦、廉起义’（三月），云南‘河口起义’（四月）；一九一○年则有‘广州起义’（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起义’（四月二十七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的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满人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两个星期之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对方的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拚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一九○八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如、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作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剌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作职业剌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二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竟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丰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二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国共两党，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纪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 ’（实数是八十六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藉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满清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藉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作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材，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菁英斲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一九一○—一九一一）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画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一九○五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的；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作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令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作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秘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着，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一九○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迳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款。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钜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页二六五；亦载中山于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页四一九。）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总数尚不及五十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台’，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作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台港大陆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著。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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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创制 宣统退位 袁氏当国
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清宣统三年，辛亥，阴历十一月十三日；公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夜十时，时年四十六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先生，在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后来的国民政府，今日的江苏政协大厦），灯彩闪烁，军乐悠扬，和数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观礼者，热烈欢呼声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读誓词如下：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家中谱名帝象，学名文，习医时取名日新，嗣谐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间，一度化名用日语中山樵，晚辈同志因此尊称之为中山先生，故世称孙中山。孙公自我使用的正式名字，见于政府之正式文献者，则为孙文。在民国史上的正式纪录，应为孙文临时大总统。
上引孙文总统这则誓词虽然很短，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当今世界上，这个绵延不断的最古老的国家和政权，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这一阵军乐，一片欢呼，一篇誓词，便把那已延续了四千余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的结束了。
回看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发展史，我们如上溯至传说时代，那我们从公元前二二○六年，夏禹‘家天下’开始，由一家统治一国，至此已四千一百二十八年了。若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六国，废封建，建帝国，称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两千一百三十三年了。不管是封建诸侯也好，皇帝当国也好，这都是行之数千年的制度。它们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随便废除得了的。
事实上，这项所谓封建制度和帝国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和理论探讨才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政治经济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他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文化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或帝国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一转百转，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中西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以后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可能还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慢慢的转化过来呢。
君不见，在本篇拙作落笔之时，距民国开国已八十七年丁，真正的民治主义虽然已遥遥在望，目前究竟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呢。但是上述孙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毕竟是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孙文大总统，既然是我国史上正在发展中的民治时代的第一位民选总统，他这项最早的民主代议制度，是怎样创立的？这儿应该有补叙一下的必要。
采用美国制度为蓝本
原来在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首义之初，全国响应，如火之燎原，一月内外，全国二十二省竟有十七省宣布独立。十一月九日，鄂军都督黎元洪乃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组织临时政府，以便统一指挥。两日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浙江都督汤寿潜，亦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作相同建议。十三日，陈乃据以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因上海地居要冲，交通方便故也。黎元洪主张，盖以军事与外交的需要为重，他尤其希望能争取外交团，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而不横加干扰。上海方面则更进一步，希望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来代替满清那个帝国政府了。这个将来的民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他们还希望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通电上说：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注脚另详史料篇）。
此一模仿美制的建议，随即得到汉方完全同意的反应，认为那确是‘一定不易之法’。
民初的开国元勋们之钟情美国制，良非偶然。远在兴中会时期，杨衢云、孙逸仙等便十分醉心于美国的总统制。八国联军时帝后两宫西狩，消息杳然、东南无主之时，当地督抚便留有意自组织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伯理玺天德（ President ），李亦有意担任，后以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一九○三年那位语出惊人，引起神州轰动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在其划时代大著‘革命军’中，也主张中国政府全盘美国化。两年之后，当海外诸小革命团体合并，在日本东京共组中国同盟会，并选孙中山为总理时，该会亦采美式的三权分立制。因此，此次程、汤两都督之建议，实是循序而来的迎合时代之潮流而已。
在该次通电中，他们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各该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则代表各该省原有之咨议局。那时由水陆两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难，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盖当时的轮船公司多由外商经营，外商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对其乘客无法干扰也。其时各省的革命情绪，皆甚为热烈。一经号召，代表们就纷集沪上了。至十一月十五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闽、鲁、湘诸省，及上海、镇江两地区代表抵沪，代表会乃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拟订临时政府组织法，以及相关的法令和规章。大会自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以都督代表会暂代参议院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至此已立国一百三十二年了，成绩卓著。如今既然模仿美制的三权分立，美国最高立法机关是具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共和中国，立国伊始当然无法召开国会，所以只有变通一下，就由这个‘各省都督代表会’暂作立法机构。开会时每省暂定一票。因此这个‘代表会’，在形式上，就颇像每州两票的美国国会的上院（ Senate，汉译‘参议院’）了。换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国国会的雏形便是个，有上院、无下院；有参议院、无众议院的美国国会。这个开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国立国之初，也正是这样的。在上海首先组织的这个代表会除具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一切法律规章之外，也有权代表人民，选举‘临时大总统’。（美国革命时，华盛顿也是如此这般选出的。）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汉口诞生
可是上海这时虽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时革命战争的重心，和早经组织的革命军政府，毕竟还在武汉，而黎元洪的邀请通电，且早于沪方。加以这时在革命阵营中的第一号战将，也是声望仅次于中山的黄兴，也正在汉阳前线督战，因此后来在汉方代表要求之下，会中乃有动议把会址移往武汉。此案通过之后，众议则将原有会员人数一分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于上海以为联络。此一建议最初原是从权应变，不意竟伏下后来宁汉不和的恶果，实非当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后话。
当沪方各代表遵议逐一乘轮去汉时，不意清军适于此时反攻，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夺回汉阳，武昌全城均陷入敌炮射程之内，而汉方革命领袖间原有之暗潮，竟因之表面化。原被外界误传为‘孙文之弟’的孙武，竟通电诋毁黄兴，黄兴遂于翌日黯然离汉去沪，革命阵营内部从此乃每有不必要之龃龉了。迨各省代表多数抵达武昌时，革命军所拥有地区，已无安全会议场所，然既来之，则安之，各省代表乃选出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并迁入汉口英租界之顺昌洋行，继续开会。
在汉期间，代表会之成就盖有两条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认，当时设在武昌的鄂军军政府为革命军的中央政府。其二则为制定一项包括三章二十一条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则‘大纲’后来再经过若干次修正，最后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政治史书上简称为‘民元约法’。它在民国初年竟变成政争的重心所在。其后所发生的‘护国’、‘护法’两大内战，都是为它开战的。以后我们再慢慢叙其原委。
从一军三旗到黄黎易位
根据这部相当实际而可行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革命军当局乃急谋组织能统筹全局的民国政府，和选出一位大总统作最高领导人。正在各代表紧锣密鼓地寻觅首都，和最高领导人选之际，天不负人，江浙联军忽于十二月二日攻克南京。龙蟠虎踞的南京，原为六朝古都。民族英雄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于此。如今革命军既然克复南京，对那些正托庇于汉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真是喜从天降，他们就决定，立刻组织中央政府，选举总统，定都南京，以彻底推翻满清，取而代之了。因此在南京既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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