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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前十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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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南京孙大总统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公继任，其后四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了。附注：笔者早年服务哥大期间，曾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之委托，试编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史料的‘注释目录’ Annotated Bibiography ），第十年之功，积稿数十箱，始知虽白首穷经，亦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七○年代转业纽约市大，乃作较有选择性之努力。有关辛亥革命这一专题，除搜罗海内外专研机构，如近史所、档案馆、国史馆一类，公有收藏之外，复乞授于专治辛亥史之老友章开沅与谢文孙两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孙思白、李新众权威，多承倾囊相助。以致个人所集书目文题，竟至四千种上下。其是叩感不尽。就笔者个人管窥，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界史家著述最多之一专题，任何学人白首穷经，亦难毕其十一，直是修道之士所谓，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从何读起？因此，笔者个人平生授徒课室，或打字书斋，总思以最简明的，通俗词句，试作不偏不倚的，与成见较少的‘半张纸’之言，让读者自作其客观之评论。世上未有历史家没有成见者，但求其‘较少’而已矣。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史料注释，拟于另篇评述，此篇从略，乞师友读者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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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不作虚君 遁初志在首相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决议接受他的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职’。因此从就职到解职，孙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从就职到解职，他也只担当实际政务三个月。这不特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求，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二月十二日下诏退位后三日；也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后一日，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于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文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样尽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你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异议；对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迎袁专使与京津兵变
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兆铭、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辰组、曾昭文、黄恺元等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生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嗣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挽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书店出版；页四一─四四】。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主，其后并在内阁迭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本来民国之奠都何处，纵是革命党人，亦意见不一。南京孙、黄一派，虽力主奠都南京，汉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沪方光复会分子章炳麟等，甚至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纪录；以及掌革命党本身舆论的‘民立报’都主张建都北京。现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个兵变，奠都北京就变成历史的‘必然’了。
袁总统就职与大赦令
孙大总统在得到蔡专使的报告之后，遂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总统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再经孙总统咨请参议院认可，袁世凯就于三月十日在蔡专使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但是其时仍留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却扳请孙大总统，继续负责中枢政务，直至袁总统的内阁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职’。因此，从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孙公正式解职的三周时间里，中华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但是二公在历史上的表现，孙公的泱泱之风，就远非袁公所能望其项背了。虽然袁公那时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呢。举例以明之：袁公就职之后，立刻便颁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为之者，显然是故意表示，他目无参议院与前任孙公也，这就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孙公颔之，未之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也。（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了。这只是个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公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严肃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只是因为袁之缺乏现代法学常识，而非故意藐视孙公也，实际并非如此。原因是这时唐绍仪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侧，足备咨询也。证诸后来史例，此时唐绍仪显然曾大力劝阻，而袁氏不为所动也。
是耶？非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历史，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与唐内阁的架构
袁公就职后，孙总统乃于翌日公布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总统遂依法于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之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同月二十九日，唐总理乃向南京参议院提出新阁人选。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后，袁、唐新政乃正式确立。南北一统。四月一日，孙大总统遂正式‘解职’。今且将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构，列表于下：
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字慰亭 河南项城人 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 字宋卿 湖北黄陂人 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 字少川 广东香山人 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征祥 字子欣 江苏上海人 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 字智庵 河南临汝人 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 字芝泉 安徽合肥人 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 字子英 福建闽侯人 五十四岁
财务总长：熊希龄 字秉三 湖南凤凰人 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 字亮畴 广东东莞人 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 字孓民 浙江山阴人 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 字遁初 湖南桃源人 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 字英士 浙江吴兴人 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 字植之 浙江钱塘人 三十五岁
南京留守：黄兴 字克强 湖南善化人 三十六岁
【*原提名梁如浩，参议院未通过，后由施肇基递补】
这个唐内阁不用说是个袁大总统的钦定内阁。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是一字号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凯统治下，无关痛痒；纵在后来蒋、毛二公治下，也痛痒不大，落得做顺水人情，统战客店。
【笔者符注】：记得一九四八年国府在南京行宪组阁时，笔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农业实验所访友，见一美国进口的全新高级房车，施施而过，车上天光云影共徘徊，气势逼人。好奇而询之，始知是新任农林部长左舜生之座车也。盖当时纵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高干，亦鲜有此高级新车。左氏因系青年党加入国府，为内阁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车也。十余年后，五在纽约哥大口述历史学部访问左公时，曾戏述往事，并以农连总长宋教仁故事相比拟，左氏亦苦笑唏嘘不已。并说他曾经写过袁世凯，将来更要为蒋介石作祭文。谁知左竟先蒋而逝。左公病重时，他的学生吴坤淦先生曾电余乞援，我也曾签请哥大当轴，想为左公申请若干研究补助费（honorarium），以济眉急，后来据闻哥大东亚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实现否也？这都是国家动乱，知识分子一言难尽的悲哀。也是大时代的小掌故吧。故随笔记之。
袁世凯既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唐总理因此就只是袁总统的一个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背其黑锅，不但任其劳，还能任其怨，像周恩来那样，鞠躬尽瘁，和其稀泥，死而后已。不甘心和稀泥，要挂冠而去，那只有悉听尊便了。所以唐总理就职不过三月，就真的挂冠而去了。不过话说回头，在那种极权政治之下，像周恩来那样，被折磨得四癌齐发，活活累死，毕竟是善终床上，就还算好的了。有些愚忠奴才，替主子背黑锅，最后还要被杀掉灭口，像后来的赵秉钧、林彪那样，那就更不堪想像了。据说唐绍仪在挂冠之后，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说服，掷刀而去。后来的赵秉钧和林彪就没那么幸运了。此是后话，到时再说。
唐绍仪是怎样个人
先看看唐绍仪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是怎样个人？唐绍仪（一八六○…一九三八），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小同乡，长中山六岁。他二人在近代中国政治上虽都位至极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识，亦无往还。民国成立之后，二人渐成莫逆，绍仪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买办，认识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闳在清末同光之际主办幼童留学时，时在香港读英国学校、年仅十四岁的唐绍仪便被选入第三班，于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国入学。绍仪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岁时在哥大读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毕业，清廷嫌‘幼童’过度西化，乃悉召回国。翌年唐遂奉派随总理衙门洋员、德人摩伦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鲜，为韩王整理财政，颇有成绩。时袁世凯（年二十三；长唐一岁）亦刚随军入韩，是为二人订交之始。嗣后袁氏在韩一帆风顺，做了‘小钦差’（故事在笔者论袁前文中；曾有详细交代，不再赘述），唐氏则紧跟其后，做了小钦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坛不断升迁，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在外交、金融、铁道各部门，迭任要职，终至邮传部尚书、奉天（今辽宁）巡抚等一品大员。迨袁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养疴，唐亦不免。至袁氏东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议代表’，已详志于前篇。如今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之官拜责任内阁之首相，也就顺理成章了。根据唐的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他倒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经验和训练，他和袁总统的长期友谊，也赢得袁的高度信任。孙前总统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请加盟。唐也在一片热烈掌声中，于三月三十日，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也可算是个同盟会（后来扩充改组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了。有唐内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竟然连三个月的寿命都维持不下了，则民国政府的问题何在，便不是历史家三两篇文章，就可以说得清的了。容当慢慢深入探讨之。
外交总长是手席总长
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来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时丧权辱国底‘辛亥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织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办其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席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底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征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待雇用。那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包括孙中山和共产党的革命政权），都不惜丧权辱国，也要尽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复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统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试比黄留守与彭将军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近百年来的中国湖南省，出了两位最为可敬可爱的、伟大的军人政治家：一个是湘潭彭德怀（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个是善化黄兴（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怀在中华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产党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这是当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会否认的。容当续论之。其实辛亥革命前后的黄兴，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后在国民党政权中，相继当权的广东帮、江浙帮和闽南帮，以及所有国共两党的官吏家，都过分的扬孙抑（ignore）黄，而颇欠公平。若论‘历史地位’，黄不如孙，是理所当然。但是孙、黄之间的距离，则远没有国共两派的历史家，所拉之长也。曲笔氾滥，埋没黄公，是很不应该的。今日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原是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战，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他们都自认为是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我们安徽拿两个碱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三两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氾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辏绷私勾锓澹辉谖浜海柙榧偈衷揽丈绷苏耪裎洌际堑笔备锩笥凶韵嗖猩钡睦印！ �
就是这样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三十余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三十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十万精兵为自己的政冶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列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实不然也。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冈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列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销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末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诚溯旧史，辄至感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读者试思，吾人如写当代史，至‘庐山会议’一节，提到彭德怀被栽赃故事，由于对彭公之同情，而笔端偶带感情，亦或所难免。历史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偶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在积极方面，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消极方面，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总统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失业遍地。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弄得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三十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二百五十万两不可。留守府那有这笔钜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二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拿西藏；俄国要拿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南满和闽南。但是他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这样，义和团虽杀了洋人，闯了大祸，引来八国联军，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不幸的是，那个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后还是被蒋介石断送了。无知而独裁，始有此误国误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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