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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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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传庆是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剪影，他和张爱玲一样，是在弥漫着鸦片青烟，陈腐霉烂的家庭环境里长大。他对家充满了厌恶与憎恨，那个家，没有温暖，没有爱，只有变态的冷漠与沉闷。这样的家境，自然造就了聂传庆忧郁、孤僻、敏感、懦弱、自卑、唯诺、畸形的性格。
他生存在近乎变态的精神世界里，心扉禁闭。他把自己扣锁在一个狭小阴暗的角落， 心甘情愿地沉溺于自虐的孤独与寂寞之中。
离群独处，冷漠索味。他那颗变态、狭隘、悲凉的心，惴惴不安地揣摩幻想着这个世界。在飘摇中找不到任何依托，蹒跚着无助的灵魂，一步步走向细细密密的绝望深渊。
聂传庆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娶了后母。为了躲避上海的战乱，他随家人来到香港，住在一栋阴森森的宅院里。“他父亲聂介臣，汗衫外面罩着一件油渍斑斑的雪青软缎小背心，他后母蓬着头，一身黑， 面对面躺在烟铺上。”（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父亲与后母都抽鸦片，对待他的态度，从来都是一唱一和地冷嘲热讽，既刻薄又凶狠，他粗暴的父亲甚至还打聋了他一只耳朵。在父母面前他总是“把头低了又低，差一点垂到地上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十八岁的他，常常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飘浮着些许淡淡阳光和灰尘的客厅里，把脸搁在红木方桌上，沉默寡语。大理石桌面刺骨的冰冷，就像这个如冰窖一般的家，阴冷而潮湿。
在这个冷冰冰的家里， 唯一关心聂传庆的就是他的佣人刘妈。
刘妈是聂传庆的母亲出嫁时从娘家带过来的女佣，她越是疼爱聂传庆，聂传庆就越是讨厌她。在他看来：“寒天里，人冻得木木的，倒也罢了。一点点的微温，更使他觉得冷的彻骨酸心。”（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偶尔的一点点温暖，会令他更加伤心，他宁愿萎缩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自生自灭。
原本是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聂传庆，却在长期压抑与受虐的生活中变得虚弱而自卑。对漂亮女孩，他没有正常男孩“君子好逑”
的天性。相反，他讨厌女孩，“他不爱看见女孩子，尤其是健全美丽的女孩子”，（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在她们的面前，他难以抑制地自惭形秽。女孩的明媚娇艳，会令他发育不良的躯体和卑微的灵魂越发变得可悲，越发无地自容。
最令他厌恶和无法摆脱的，是他的亲生父亲。他恨他的父亲，他恨自己的血管里留着和父亲同样的血液。
小时候的聂传庆也是一个正常、有理想的孩子。十二三岁他就野心勃勃地想着，总有一天钱都是他的，他可以任意地在支票簿上签字。“他从十二三岁起就那么盼望着，并且他曾经提早练习过了，将他的名字歪歪斜斜，急如风雨地写在一张作废的支票上，左一个，右一个，’聂传庆，聂传庆，聂传庆‘，英俊地，雄赳赳地，’聂传庆，聂传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然而，他幼稚的举动，却触动了他父亲敏感而恐惧的神经。在父亲眼里，他是一个“畏葸的阴沉的白痴似的孩子”，“贼头鬼脑的，一点丈夫气也没有”。他令父亲“感到愤怒与无可奈何，私下里又有点害怕”。他父亲说：“打了他，倒是不哭，就那么瞪大了眼睛朝人看着。
我就顶恨他朝人瞪着眼看………见了就有气！”
从那以后，父亲刻毒无情的折磨就一直伴随着聂传庆。聂传庆隐忍着想：“总有一天……那时候，是他的天下了，可是他已经被作践得不像人。”（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儿子憎恨着父亲，父亲也憎恨着儿子，父亲的憎恨却缘于对母亲的爱，父亲只是得到了母亲的人，却从未得到过她的心。“关于他母亲，他知道得很少。他知道她没有爱过他父亲。就为了这个，他父亲恨她。她死了，就迁怒到她丢下的孩子身上。要不然，虽说有后母挑拨着，他父亲对他也不会这么刻毒。他母亲没有爱过他父亲她爱过别人么……亲友圈中恍惚有这么一个传说。”（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聂传庆的母亲冯碧落，是一个有着如她的名字一般温柔甜美的女子。在聂传庆的心里，母亲是遥远而模糊的，仅仅是偶尔能勾起他一缕缥缈虚无的温情和幻想。“她的前刘海长长地垂着，俯着头，脸庞的尖尖的下半部只是一点白影子，至于那青郁郁的眼与眉，那只是影子里面的影子。”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 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冯碧落嫁到聂家，生下了聂传庆，屏风上又增添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
言丹朱是一个漂亮美丽的女孩，是聂传庆的同学，“言丹朱大约是刚洗了头发，还没干，正中挑了一条路子，电烫的发梢不很鬈了，直直地披了下来，像美国漫画里的红印度小孩。滚圆的脸，晒成了赤金色。眉眼浓秀，个子不高，可是很丰满。”（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个女孩性格开朗、自信，有一个幸福而温暖的家，和疼爱她的父亲………言子夜。言子夜也正好是聂传庆的文学史老师。
聂传庆的沉默、忧郁、黯然神伤总是令言丹朱对他有一丝特别的怜惜，她总喜欢找机会接近他，和他说话，还把别的男生写给她的情书告诉他。聂传庆偶然在一次和言丹朱的谈话里，得知她父亲言教授的名字，震惊和疑惑从心底油然而生。“丹朱的父亲是言子夜。
那名字，他小时候，还不大识字，就见到了。在一本破旧的《早潮》杂志封里的空页上， 他曾经一个字一个字吃力地认着：’碧落女史清玩。言子夜赠。‘他的母亲的名字是冯碧落。”（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聂传庆把一些零星的、影影绰绰的传闻和自己的猜测聚集在一起，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二十多年前，言子夜和冯碧落相爱，由于门第的观念，言子夜求婚遭拒，冯碧落被迫与聂传庆的父亲聂介臣订婚。无奈之下，言子夜希望冯碧落能与他一起私奔出国留学。然而柔弱的冯碧落没有那样的勇气，她不仅要顾及家族的名声，也担心毁了言子夜的前途。于是她只好委曲求全，选择了放弃。当言子夜从国外留学归来，冯碧落却已作他人妇。
聂传庆终于明白了。“那就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
二十多年后，刀子生了锈了，然而还是刀。在他母亲心里的一把刀，又在他心里绞动了。”他对现在这个家的厌恶，对父亲的厌恶，使他无法遏止的一遍又一遍地想：“二十多年前， 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脱逃的希望。他的母亲有嫁给言子夜的可能性，差一点，他就是言子夜的孩子，言丹朱的哥，也许他就是言丹朱。有了他，就没有了她。”
聂传庆相信，如果他是言子夜与冯碧落的孩子，那他就是一个生活在有爱和温暖的家庭里的孩子，不论如何，他都会活得像个人，像个正常的人。“如果他是言子夜的孩子，他长得像言子夜么？ 十有八九是像的，因为他是男孩子，和丹朱不同。”（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可是，偏偏造化弄人，母亲深爱的男人，也是他唯一敬仰的人，现在却成了别人的父亲。
在言子夜的课上，聂传庆再也无法专心听讲，他脑子里充满了无数荒谬的幻想：如果当初他的母亲能勇敢一点，不那么矜持，或许他们的爱情结晶就是他，他血液里流淌的就是言子夜的血。他一定很“积极，进取，勇敢。丹朱的优点他想必都有，丹朱没有的他也有”。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想到这些，他不由得有了些许的自信，不由得对言丹朱有些蔑视。
聂传庆整日胡思乱想，“整天他伏在卧室角落里那只藤箱上做着’白日梦‘。”沉醉在自己臆想的世界里。“他对于丹朱的憎恨，正像他对言子夜的畸形地倾慕，与日俱增。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当然他不能够读书，学期终了的时候，他的考试结果，样样都糟，唯有文学史更为凄惨，距离及格很远。”（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在言子夜的文学史课堂上，对言子夜的提问，聂传庆“乞乞缩缩站在那里，眼睛不敢望着他，嗫嚅道……聂传庆觉得丹朱一定在那里看着他………看着他丢聂家的人。不，丢母亲的人！言子夜夫人的孩子， 看着冯碧落的孩子出丑”，（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那个也许是自己父亲的人让他出了丑，他忍不住地哭了。言子夜骂他：“你也不怕难为情！ 中国的青年都像了你，中国早该亡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这话令聂传庆痛心疾首，也令他更加怯弱。
聂传庆既憎恨言丹朱给他的温情，又无法摆脱她对他所产生的诱惑。在矛盾中，他的精神陷入了病态。在圣诞之夜，聂传庆对言丹朱的爱与恨终于面对面地碰撞在了一起，“他恨她， 可是他是一个无能的人，光是恨，有什么用？ 如果她爱他的话，他就有支配她的权力，可以对于她施行种种绝密的精神上的虐待。那是他唯一的报复的希望。”言丹朱的热情与善良使他会错了意，他以为那是爱，他要恶狠狠地利用那爱，用爱，来恨。然而言丹朱并不爱他，他不过是她一个能保守秘密的朋友，一个她想让他快乐的人，一个她想帮助的人。
没有了爱，聂传庆绝望了，愤怒了，他发疯似的一脚一脚狠狠地踢着言丹朱，仿佛要把他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冤郁和仇恨彻底地释放出来，发泄在言丹朱身上，言丹朱成为他一切悲剧的替罪羔羊。
在狂乱中，他想要置她于死地。“传庆从牙齿缝里迸出几句话来道：’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懂不懂？ ‘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挟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拼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这疯狂的举动，是他一生中最为彻底的反抗，也是他反抗的尽头。
“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他又怎能跑得了，这爱与恨的折磨，这爱与恨的纠缠。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仓促结束，仿佛故意留下悬念，引人遐思。
这或许也是张爱玲有意所为，没有结局才是最好的结局，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结局。
生命如此脆弱， 无法选择地被命运的手臂推到岸上， 挣扎、沉沦。在沉沦中毁灭，就像那一壶茉莉香片，注定是一壶馨香的苦茶。
永结无情游她带着泪入睡，那泪在绣暗花的锦被上洇开，又被窗隙中泻出来的一小缕无情的月光阴干。她梦见了她的爱人，他在她身边，说着好听的话，无非是“岁月静好”云云，但总是说到她心脏最柔软的地方去了。
然而，当她蓦然醒来的时候，却发现，爱人是没有了的。更令她惊讶的是………这个世界已经换了天。
明明之前还是繁华奢靡的大上海，有着考究而弥漫脂粉香气的气氛，但睁开眼，清醒过来，看到的却是一个别样的世界。
若说原来的上海，满目望去都是有些褪色的斑斓，此时便只有如火一般烧到心里去的红了。共产党的到来，起初只是让这个名叫张爱玲的女子怔了怔。改天换日，她怕吗？ 不………不怕的。她经历过香港沦陷、上海沦陷，还怕这个？
第七章 一个人的谢幕
她是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谁做主，对她的小生活来说，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她依旧可以留在这所隔绝人寰的公寓里，想想逝去的人与恋情，写一点痴男怨女的故事。
然而，时局似乎并不允许她如此。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张爱玲这个仅关注爱情，并且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时代烙印的女子，必然不是当局喜欢的对象。更可怕的是，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往事，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幸运的是，一开始，在留在大陆的文化人受到第一波“大清洗”的时候，张爱玲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但她到底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她知道自己想要写的是什么，她不愿自己将来的所有文字，都被打上“红色”的烙印。另外，留在大陆，她的物质生活，恐怕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的………有一回，参加某活动，她穿着自己认为已经非常朴素的衣衫，仍然被侧目。
“朴素”是那个时代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却是张爱玲的死敌。没有自由的创作氛围，也没有物质的保障，自己爱的人与爱自己的人也都不在这里，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呢？
张爱玲决定，要离开大陆。
起初，她是不愿出国的………那么便去台湾或者香港。台湾岛上，盘踞着刚刚吃了败仗，一蹶不振的国民党，气氛也很是紧张。相比之下，香港的境况就要好上许多了。更令张爱玲满意的是，香港大学也在那个时期复校。
何必留在这个已经渐陌生，甚至开始变得可怕的地方呢？ 在审查还不算太严格的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张爱玲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前往香港。
她当然也是不舍得上海的………她出生、她成长、她笔下大部分人物生活的地方。然而，她熟悉的上海，霓虹灯、舞会、舞女的姿态与绅士的笑，似乎都一霎便消失尽了。这座城市原本如一个烫着头发、穿着旗袍与高跟鞋的女人， 她一举一动都有着让人感到心动的魅力，而她转过身去吸食鸦片时，又让人感到颓唐而疲惫。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仿佛一下子就被消灭了底气。美丽的妆容都被剥夺了，如同一个惊惶中的女人，抱着双臂，瞪大眼睛。
张爱玲依依不舍地挥别这座城市，临走之前，姑姑张茂渊好似预料到了将来会发生的一切，将曾经的照片，都交给她保管。
该离开的时候总要到来，张爱玲收拾包袱，踏上了永诀故乡之行。她忐忑不安，心里有些惆怅，但又是怀着希冀的。一路上一切都还算顺利。
离开上海之前，她的行李接受了检查。她回忆道：“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国家是禁止黄金外流的。我身上唯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我说这是包金的饰品，检察人员要检查弄清这个是不是黄金饰品，是不是真的只是包金的饰品。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包裹的金子又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着白色。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 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 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没有太多的刁难，到底还是过去了这一关。只是，旧时光如镯子上的金屑剥落，留下一段白，如同疤痕。
就此，三十二岁的张爱玲，一生中第二次踏上了香港岛。
在香港，张爱玲没有看到上次匆匆逃离时的绝望氛围。这座岛屿又复活了，带着欣欣向荣又更加“新式”的做派，向张爱玲打了个招呼。
但这一次到香港，又与上一回的情形全然不同。上一回来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少女，也有大家族小姐的身家，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这一次，她却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一个没有人撑腰，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女人。在港大念书的同时，她还要为生计发愁。
为了节省钱，张爱玲就寄居在基督教青年会，以此免去租房的花销。但吃、穿、行，仍是要钱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香港的确是繁华，较之多年前，只好不坏。但这繁华并不属于张爱玲，她没有能力让自己去享受那繁华带来的乐趣。
有人说，在一个人生命里，理想是最重要的。然而，这话也是不愁温饱的人说说罢了。若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不能维持，哪里还有能量来追逐理想？ 何况，再次入读港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张爱玲逃离大陆的一个借口。
生活窘困，还读什么书？ 那便退学吧。张爱玲再次离开了港大。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远走日本的炎樱忽然来信，说自己能够在日本为张爱玲找到工作。清高也好，不愿求人也好，既然往日好友已提出相助，为何不顺着台阶下？ 何况………与炎樱一起的日子，真是人生中少有的快乐与轻松吧。何不去见一见，这位非常怀念的故人呢？
仅仅在香港待了两个月，张爱玲便去了日本。
来香港时，还是炎热的夏天，热情的岛屿给人希望。而走的时候，却是秋天了。凉飕飕，冷冷清清，真是与这世情一般。
她踏上开往日本的海轮， 带着母亲当年周游列国时用的箱子。
那只箱子上，有母亲的痕迹，这个强大而自由的女人，将女儿远远地抛开，追逐自己的爱与幸福。她是强大的，也是可怕的。但………不管怎么说，她是张爱玲崇拜的人。
在海轮上，面对茫茫的大海，张爱玲也许感到自己的前途也如这海一般迷茫。从大陆到香港，再到日本，她如同飞蓬一般辗转，却不知道自己终究是要去往何方。
张爱玲到了日本后，到底遇到了什么？ 她和炎樱一起，做了怎样的努力？ 在日本的三个月，她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人们只知道，三个月后，她再次回到了香港。
那三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炎樱的许诺，为什么成为一纸空谈？ 且不说细枝末节，连事情的大概走向，都湮灭在历史的灰烬里了。人们猜测，是不是她在日本遇到了曾经的爱人胡兰成？或者说，似《同学少年多不贱》里写的一样，当年的一对好友，一个落魄，一个蒸蒸日上，到底拉开了距离。再怀念往昔，也免不了尴尬。
第三次来到香港岛的张爱玲，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学校也回不去了………因为学费与奖学金问题的纠葛，与学校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
本来张爱玲打算再次入学， 但港大怎会允许一个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于是，港大不但拒绝了张爱玲的申请，还要求她补上欠的四百来元学费。张爱玲当然不愿意还，因为多年前，她离开港大时，学校还欠着她一笔奖学金。
说钱，让人感到俗气。但人又都是爱钱的：没有钱，哪里有安逸的生活，哪里有宝马、香车、美人？张爱玲是爱钱的，但在钱的问题上缠杂不清，到底让人觉得讨厌。这场关于“钱”的拉锯战，让张爱玲与港大文学院院长之间的关系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
没奈何，张爱玲唯有带着母亲留下来的古董去赔礼，却仍然没有让对方彻底消气。张爱玲从来不否认自己是一个小市民，但这样放低姿态，的确是难以启齿的羞耻。
在香港的生活，窘迫是基调。香港是一座自由与繁华的城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看似美好的自由与繁华的表象底下，是冷酷无情。没有生活来源，张爱玲希望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本来，她有希望做一名翻译。但后来，她却因为是从大陆来，而被怀疑是共产党方面的卧底，最终与这工作失之交臂。
从离开大陆开始，好运似乎就没有降临到张爱玲身上。就算幼年时曾遭到继母的苛刻，好歹也是能够吃饱穿暖，所缺的只是新衣服。而这个时候呢？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来赚取。何况，她是除了做“天才”之外，对什么都一窍不通的女人。
不过，值得庆幸的，还是张爱玲是“天才”………一个在文学方面，天赋异禀的能手。张爱玲数年前便在大陆有了名头，这让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对她产生了兴趣。所谓的“新闻署”，当然与政治也脱不了关系。20 世纪50 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大陆与美国方面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当然需要推销自己，并对“敌方”作反面宣传了。
就这样，张爱玲获得了一份翻译的工作。起先，她只是将一些英文着作翻译成中文。后来，她将一部反面宣传共产党的《荻村传》翻译为英文。在这段日子里，她还创作了《秧歌》与《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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