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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华是一指流砂:张爱玲文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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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黄逸梵来说，安定不是她的本性。自由的风，只会在某个地方暂驻，而不会永远停留。不久之后，她又出国了。
与多年前那个和小姑一起第一次来到国外，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生疏而惊讶的女子相比，这一次的黄逸梵，是一个熟门熟路的旅行者，是一个生命的书写者。她的旅行经历，简直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她去过许多国家，多年后，女儿张爱玲继承了她惯用的行李箱。那箱子上满满地贴着各国轮船的标签，这是一个旅行者得到的徽章。
在张爱玲的记录中，黄逸梵在国外的生活，时刻都充满了趣味，当然也免不了危险。张爱玲在她的文字中记录道：“她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都熟识。”
“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尼，曾经做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一九五一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连我姑姑在大连收到信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向我悄悄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
“她信上说想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早在一九六三年她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 就在马来亚买了一洋巷碧绿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岛后她去了新加坡，丢下没带走。我姑姑和我经常拿到屋顶阳台上去暴晒防霉烂，视为苦事，虽然那一张张狭长的蕉叶似的柔软的薄蛇皮夹实在可爱。她战后回国才又带走了。”
……“她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黄逸梵如同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自由，肆意，活得似凡高的向日葵，热情四溢，几乎燃烧起来。
对于这样一个母亲，张爱玲的心情很复杂。母亲曾经努力让她上了新式的学校，也教她怎样生活得有情调，教她怎样生活才是有趣味的。但母亲到底是自私的，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在《小团圆》里，影射黄逸梵的蕊秋，甚至将女儿的奖学金拿走打麻将。女儿在学校过着拮据的生活，依靠这奖学金度日，母亲却住在豪华的浅水湾酒店。
总觉黄逸梵与玛格丽特·杜拉斯有相似之处。同样是追逐爱情与自由，从不停留如卡门一般的女子。在异国他乡辗转，黄逸梵与女儿的联系越发少了。她带着自己的身家，几箱子古董，永不停止地冒险。她爱过许多人，无一例外，都是外国男人。大概是彼时的中国男人让她感到乏味而陈腐吧。
多年以后，张爱玲到美国定居，与赖雅结婚。这时候，已经苍老的黄逸梵漂泊到英国。婚后不久，张爱玲生活拮据，黄逸梵到底还是挂念着这个不幸的女儿，便为她寄来了一箱子古董。可在张爱玲婚后第二年，黄逸梵就病逝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张爱玲，心中非常痛苦。她是爱着她的母亲的，她崇拜着她。处于极度痛苦中的张爱玲，大病了两个月。
对于黄逸梵来说，在异国他乡孤单地病逝，也许并不如旁人眼中那样来得凄凉。回望自己的一生，她一定未曾后悔出来闯荡。这多年的冒险，让她风一样的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自由，才是风的意义所在。若是老死在家中的床榻上，即便儿女满堂，有人照顾，又有什么意义呢？ 死去元知万事空。多少年在一所房子里徘徊，每天见到的都是相同的人，做的都是相同的梦，这样重复相同的生活，还不如来一场短暂却终生难忘的冒险。说到底，人不过活一世，区区几十年太短暂，如白驹过隙。人说青青镜中发，忽忽成白首，若不依着自己的愿过一辈子，岂不是太委屈、太不甘心？
而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个几乎没有尽到母亲义务的女人，是她遥望的，追逐的一朵花。她绽放得肆意而又热烈，在自己能够看到，却无法触摸的彼岸。
绿蜡春犹卷，红楼梦未完近几年《红楼梦》忽又热起来，出书考据的、在电视上做讲演的，那一百二十回的故事，总能演绎出许多新东西。而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张爱玲这个名字，是不得不提的。就连红学家周汝昌也说：“只有张爱玲，才堪称曹雪芹知己。”
其实，张爱玲与曹雪芹，应当是有共鸣的吧。同是生在显赫之家，不，是没落的显赫之家，总有些相通的地方。
张爱玲与《红楼梦》，是很有渊源的。她第一次读《红楼梦》时，不过八岁。那时候，一家子住在天津。彼时，母亲黄逸梵已经出国，家中只剩下三人。父亲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只能待在寂静的大宅子里，读读书，或在花园子里玩耍。就在那时候，《红楼梦》走入了她的生活。
堪称中国古代最杰出小说的《红楼梦》，的确精彩；但让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孩子去看，未免有些难了。但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是能够写出“声如羯鼓催花发”的天才。这部书给她带来的乐趣，远胜于任何游戏。
有时，父亲有空，也会为她讲一两段。父女二人一同读书，在张爱玲灰色的童年里，尤其难得。父亲张廷重也非常喜欢《红楼梦》，他甚至算得上是张爱玲读《红楼梦》的启蒙老师。
她第一次读那部书时，只见厚厚的大部头，带着好奇，也为“红楼梦”三个虚渺又旖旎的字所吸引，便读了去。不想这翻开了第一页，一生都对它爱不释手了。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伏笔也不少，成人要看懂也够呛，但张爱玲竟在十二三岁时，便入了《红楼梦》之门：这部共有一百二十回的小说，前八十回，看起来是光风霁月，转到后四十回，瞬间便觉“天日无光，百般无味”，能分辨出前后两部分的差别，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子来说，真是十分难得。
众所周知，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个是众说纷纭。大部分人认为，此乃高鹗续书，于是，对于曹雪芹原本安排的结局的猜测，也有不少。当时，张爱玲看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内有一段话，说有一个旧版本的《红楼梦》，结局是荣宁二府败落，宝玉沦落成了打更人。后来，宝玉与湘云重逢，白头偕老。见到这样的结局，张爱玲的反应，竟然是“石破天惊，云海垂立”。年幼的女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文学功底真不是一般的深厚。
张爱玲对《红楼梦》有着特殊的偏爱。到了十四岁时，她执笔写下一篇《摩登红楼梦》，将红楼中的人物都放到了民国背景里。父亲张廷重心血来潮，还为她这部小说拟了章节的名字。
这篇共有六回的短篇小说，内容非常有趣。在故事的开头，秦钟与智能儿私奔，结婚了。这里看起来，有些孩子气：幼小的张爱玲，大抵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才编出这样的情节吧？ 但张爱玲终究是不落俗套的。在故事的后来，这一对私奔的爱侣，过得并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钱。这是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桥段，不脱离现实，也有合理的幻想，但更像是她在自我宽慰：看，即便他们能够在一起，结果也不会太好。那么，在原着里，秦钟病死的遗憾，也就不那么重了吧。
张爱玲对于《红楼梦》的爱好，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而《红楼梦》对她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许多细节描写，都能见到《红楼梦》的影子。《红楼梦》偏好对景物与器物、服饰的描写。
那些器物与服饰，都有长长的名字，十分考究，描写得非常细腻。而曹雪芹对颜色也十分偏爱，整部《红楼梦》里，可见他不厌其烦地对各种颜色进行描写。这一点，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能见到。如这样的段落：“七巧翻箱子取出几件新款尺头送与她嫂子，又是一副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绵被胎，侄女们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儿们或是一只金锞子，或是一顶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只玦琅金蝉打簧表，她哥嫂道谢不迭。”
而一些情节的铺垫，人物关系，对话与人物情态描写，也有许多借鉴之处。比如，《金锁记》里下面这段：“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我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萧呦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作官人家的女儿谁肯嫁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萧道：‘哦，原来是姨奶奶。‘小双道：’原来是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作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凤萧把手扶着窗台，沉吟道：’怪道呢！我虽是初来，也瞧料了两三分。‘”这语言描写生鲜泼辣，恰到好处，与《红楼梦》里小丫头私底下排揎主人家的情形，很是相似。
而对女性的描写，也是很有意思的。《红楼梦》是封建男权时代，一部褒扬女性的作品，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作为主角的金陵十二钗且不提，就是一些仅仅出场过几次的丫环、戏子，都非常有性格。这源于其对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精确把握。这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能够见到。她笔下的女子，总是活灵活现，形象丰满。
另一点有趣的是，在《红楼梦》中，宝钗与黛玉两个角色，是两种完全美女性的极端。虽然宝玉最终倾心的还是黛玉，但宝钗未尝没有令他动心过。这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投射成白玫瑰与红玫瑰。同样是两个类型的女人，虽然不完美，却都有各自的动人之处。
张爱玲的文字，与《红楼梦》联系最密切之处，当属其悲凉哀婉的气氛。她与曹雪芹一样，都在寻找悲剧的根源。也许是人性的弱点，也许是时代大背景造成的无奈。张爱玲在早期塑造的人物多是有缺陷的，但《半生缘》的顾曼桢又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单纯的“人性弱点”会造成悲剧的观点。是命运，或者说，是时代，是整个人类的本质，造成了悲剧的诞生。这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才会让人感到绝望而苍凉。
张爱玲曾说，人生有三重恨：鲥鱼多刺，海棠无香，红楼未完。残缺的《红楼梦》，如同断臂的维纳斯一般，也有其独特的美感。但高鹗的续笔，让《红楼梦》显得庸俗了，这让张爱玲非常难以接受。她说：“《红楼梦》被庸俗化了，而家喻户晓，与《圣经》在西方一样普及，因此影响了小说的主流和阅读趣味……我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城待过些时，知道红楼梦的学生倒不少，都以为跟巴金的’家‘相仿，都是旧家庭里表兄妹恋爱悲剧。男生就只关心宝玉这样女性化，是否同性恋者。”
高鹗的续写，在张爱玲看来，是“跗骨之蛆”。可见其流毒之深，对《红楼梦》的文学性与美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影响。
于是，在美国定居的张爱玲，花费了十年时间，作了一部考据《红楼梦》的《红楼梦魇》。《红楼梦魇》，这个名字听起来总是森冷的，让人不知不觉便打个寒战。不过，这也正是张爱玲的风格。
这个名字的由来，在书本的序言中有解释：“这是八九年前的事了。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 ‘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实是这情形………一种疯狂。”
这部书里，都是非常详尽的考究。就连周汝昌也不得不承认，张爱玲的记忆力好到可怕。张爱玲的考据，与严肃的学术考据又是不同的。《红楼梦魇》读起来并不干瘪，反倒很有趣、很活泼。张爱玲的行文，看起来似乎没有章法，她好像是在做一个猜心游戏。
她一面将那些自己觉得可疑的字句摘出来对比，一面猜测当年曹雪芹落笔时的想法，让人觉得看起来轻松容易。
张爱玲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张爱玲幼年时，《红楼梦》为她带来乐趣，给她文学的启蒙。它甚至无孔不入，钻入她的作品中。于是，在张爱玲笔下的那些故事里，人们能看到熟悉的笔调。那冗长而又不厌其烦的器物与风景描写，用得非常“险”却又巧妙的形容词。当然，还有“红楼式”的对话方式。有些对话，好似换一个人说，换一个背景，生生地就成红楼梦了。
而张爱玲，也用自己的方式，回报了这部她挚爱的小说。她花费了十年时间，写出了《红楼梦魇》。不深奥、不晦涩，试图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曹雪芹的想法。
对张爱玲来说，《红楼梦》毋宁没有结局，也不要一个让它变得“俗气”的收梢。
有道是：“绿蜡春犹卷，红楼梦未完。”
旗袍里的虱子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她是一个病人。她笔下的故事，总是凄冷的，没有温度，让人读了之后心里凉飕飕。她笔下的人，都是贪婪的，或者狡诈，或者肮脏，一个个被生活扭曲了的灵魂，在一座她用纸笔建造的虚假城市里狂舞。
张爱玲总是更擅长于从生活中发现丑陋与病态。有人说，心中有什么，见到的便是什么。张爱玲看到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面，是因为，她是一个病人………缺乏爱与安全感的病人。她追求物质，于是，物质为她织了一袭华美的袍，但生活的挫折，又如同寄生在袍子里的虱子，令人不得不忍受。
走在街道上，看到人来人往。人们或贫穷，或富有。他们脸上写着人生百态。不过，这百态大多被麻木与虚假的笑所掩盖。人们戴着假面，穿着袍子。只有在寂静无人时，才会撩开袍子的一角，看看袍里的虱子。
张爱玲永远是抱着双臂，带着疏离的笑容在一旁冷冷注视。那些生活中的琐碎与腐坏片段，她经历过，她从中获得了终生难以忘怀的痛苦。于是对那些同样受着苦的人，她没有怜悯。她是一个无情的记录者，只负责写下来，客观地描写出所有细节，鲜有评论。她却分明地把自己的态度摆明了：生命就是无趣的、苍凉的，如同寒夜的月色，凄凉的一点白，病恹恹，死沉沉。
张爱玲似乎早就看透了爱情的本质：她所看到的，只是欲望与需求。男人与女人之间延续了千年，却仍然让所有人乐此不疲的爱情游戏，是一场交换。所谓的情，总是小于欲的。欲望是原罪，是感情游戏开场的必须条件。
于是，男人为了欲望，不断寻找新的女人。譬如白玫瑰与红玫瑰。她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温柔贤惠的妻与热辣娇嗔的情人，哪一个男人都不想失去。振保是这样，而振保只是千万男人中的一个典型、一个概括。男人类于捕猎型的动物，或者说如同贪婪的收藏家，希望将看到的猎物都吃掉，或将珍宝都收藏起来。若单得到一个，见到别人手中那个，或未得那个，总会眼红，总觉已到手的不那么好了。
而女人，则是为了寻找依靠，精神依靠与金钱依靠。譬如白流苏，在《倾城之恋》里，是要找到一个好男人，带回家去，出一口气。
但，怎样算好？有钱，能依靠便是了。在张爱玲的故事里，男人总是要可恨些，女人即便是坏，也让人可怜。白流苏算是幸运的。若香港城不沦陷，没有那末日的氛围，她怎能等到范柳原，怎能打这场翻身仗？
而相比之下，她笔下的另几个女人，要可悲得多。
《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是个到香港留学的女学生。她聪明，生得也好看。但在富孀姑母的引诱之下，为了物质，出卖自己的青春。漂亮的衣衫，柔软的绸缎，让贫穷的女学生眼花缭乱。她想要获得它们：这样好的青春美貌，为什么要过得穷酸？ 一步步地堕落，她最后想，嫁个有钱人也是好的。谁知，劫数却在这时候来了。她喜欢上一个叫作乔琪的浪荡子。这就是女人，会为了物质，背叛自己；又会为了男人，背叛物质。乔琪说话很直白，他给她爱，与她结婚。她则出卖自己，换钱给他挥霍。
“乔琪笑道：’你也用不着我来编谎给你听。你自己会哄自己。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承认我是多么可鄙的一个人。那时候，你也要懊悔你为我牺牲了这许多！ 一气， 就把我杀了， 也说不定！ 我简直害怕！ ‘”
“薇龙笑道：’我爱你，关你什么事？ 千怪万怪，也怪不到你身上去。‘”（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这就是男人与女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故事的最后，葛薇龙与乔琪一同外出。薇龙被人当作卖身的女子，乔琪很是不忿。她却苦笑，说自己与她们其实没有分别。乔琪有些恼了，薇龙方悠然道，她们是被迫，我是自愿。
张爱玲实在是心狠。不知她在香港读书时，是否真看到过类似的实例，她总能挑出最狠的字句，让更多人唏嘘。这是生命的无奈，爱上一个人，就是一个无法躲过的劫数。恰如张爱玲自己，与胡兰成的爱情，给她带来了无限的伤痛，但未尝没有给她快乐，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穿了一袭华服，即便是有虱子，在外头看起来，也是好的，表面的光线，大抵也让人欣慰。
《半生缘》里的顾曼桢，被爱人背叛，被姐姐背叛，失身于獐头鼠目的姐夫，最后甚至下嫁于他。这样，她受了所有的苦，忍辱负重地活着。命运强横，年轻人总是喜欢与命运对抗，不低头。只有吃够了命运的苦头，方会低下头去，承受命运给予的一切。
最痛苦的不是死亡，死亡有时可以看作是静谧的栖息，温柔的永夜。痛苦与欢乐都在死亡里终结，死亡带来的是安宁。而活着，要困难许多。有那么多不如意要去忍受，痛苦与不甘，都加在肩上，最后让人崩溃，成为生命这座残酷森林里的渣滓。
顾曼桢活着。多年后，她与曾经的爱人相见。她平缓地叙述这些年自己受过的苦楚，仿佛这些都不曾发生在她身上，她只是一个旁观者。这是强大的，如同大地一般温柔而勇猛的母性，她活着，承受痛苦。
相比之下，出卖妹妹的顾曼璐，其实也非常悲哀。为了养活妹妹，她豁出去做了舞女。可后来，又为了留住丈夫，牺牲了妹妹。对于寻求依靠的女人来说，自己是可以出卖的，亲人也是可以出卖的，这一切，只是为了留住那个依靠。男人与女人，婚姻与爱情，若做不到等价交换，一方必然最终会被淘汰出局。
《半生缘》是张爱玲在20 世纪50 年代创作的。那时候，她生活非常不如意。朋友炎樱成功进入上流社会，可她却是爱人没有了，亲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淡薄的。处在这样的困境里，张爱玲更多的不是对男女之间关系的拷问，而是对命运玩笑进行了一番注解。
《半生缘》的女主角顾曼桢，与张爱玲笔下其他女主角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在以往的着作里，张爱玲笔下的女人，总是有着或多或少的缺陷，可悲又可笑。而顾曼桢，姿态近乎完美。天真，善良，纯洁，是一个几乎没有阴暗面的女人。
然而，即便是这样，她最终还是未能与爱人一起。生命中总有那么多阴差阳错，那么多不可抗力。稍稍一个差池，或者仅是一念的转变，便能将一生改写。而命运，看似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不然。每个人都属于世界这个巨大机器中的一小部分。一旦齿轮开始转动，所有人都会被时代背景所笼罩，不自觉地被推进。张爱玲自己，也是被时代所左右的。她的爱人、她的生命轨迹，无一不受到了时代的撞击。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则是在痛苦重压下扭曲的典型。麻油店店主泼辣而漂亮的女儿， 被贪财的兄长嫁给了大户人家瘫痪的儿子。大家族里，妯娌都看不起小户人家出身的曹七巧，而患病的丈夫，也不能给她带来希望。一个女人要活下去，总是需要支撑。没有爱，那么有钱也不错。
于是，曹七巧对金钱有了疯狂的嗜好，对于自己的一对子女，也有强烈的控制欲。自己受过的痛苦，她在不知不觉中，将之一一施加在子女身上，让这痛一代代地传下去。
曹七巧对金钱的狂热，也许隐藏着张爱玲对自己的剖析。张爱玲喜欢钱，自称小市民，这是众所周知的。对于物质的狂热，源于曾经的匮乏，也源于寻求依托。所谓的恋物癖，也正是相似的道理。人的感情太危险、太缥缈，难以捉摸，难以依靠，于是就将爱放在物质上了。对物质与金钱的过度追求，是没有安全的表现。张爱玲自己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于男女之情之外，女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值得探究的。张爱玲与苏青、与炎樱，都有过友情，但这样的情感，都未能保持一生。苏青留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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