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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挺经-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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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返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在案”,现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起点。 而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藩却是始料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治、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带领。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2月25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
曾国藩曾说:“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由此可见,曾国藩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并提出努力改正和提高的方向,由此立志,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1)
◆原文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统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仔细考察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
在孔孟儒家传统中,有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修炼方法,称为慎独,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要像在大庭广众下一样有修养,如何做到慎独呢?首先就必须内省。内指的是心灵,省就是自我审思。认为人们只要注重自己对自己的审思,慢慢地就会心境清明,智慧越来越高,本领也越来越大。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根据儒家的观点,人是禀天命而生的,生下来之前,与整个宇宙自然是一个整体,生下来以后,就禀赋了宇宙自然的所有信息,只是因为受人性所产生的各种欲望的遮蔽,这些智慧隐而不显了。人如果能够向自身不断地找寻,慢慢地就会把后天的屏障剥除,还智慧以本来面目。
曾国藩以继承中华道统自居,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这种内省功夫,只是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了自己对这种功夫的理解。
◆原文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能够切实地做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内心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2)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心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得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产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会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的微妙差异,是可以加以评论的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碎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私间的区别;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去做,不善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因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惟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迟疑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心存侥幸,以为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暗室之中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为后世贤人所切实探究。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观照,这会导致对眼前的事理认识不清,从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总起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恰当;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细加辨析。
※详解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著称于世的。但是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整整一生的辛苦磨炼。
据说,曾国藩从小就很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人家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通,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暗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不再与邻居小孩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罗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而且,即使在曾国藩封官以后,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他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第二部分:明 强人生第一自强之道(3)
曾国藩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战事上常常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事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亦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他的人品也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死后,对他的人品事功更是好评如潮。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有很好的私交,当时又曾结有很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给儿子的信中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很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撰挽联一幅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咨送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知道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进而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因为曾国藩曾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清政府对他更是非同一般。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渝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尤得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文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颂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彰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又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均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尚未成年的孙子曾广铨等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第二部分:明 强担当大事 全在明强二字(1)
◆原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担当大事,都在掌握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愚昧变为聪明,使柔弱变为坚强。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气都无法成功。即使是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我们,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于坚固的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销磨锐气。你能使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被销磨折损,这正是你的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原文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国家要强盛,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由于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十分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乎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肃、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福益外家,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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