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始末 -杜聿明-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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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２３、４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发生故障，即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天老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祈求天晴。蒋介石２５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总算盼至２９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

蒋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飞散，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冲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沸腾，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区内，纷纷指责。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并将七十四军电台移到空投场指挥，邱维达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３０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全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张副司令等数人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大骂而跑。

如前所说，２９日天气转晴，蒋介石派机投粮，首先下来的是近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和南京《救国日报》刊登人民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官兵看到后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副官将这些文件送来，我看蒋介石是要我死，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这一天是熊笑三在搞鬼，就说：“这是你们部队自己打的，你出去看看为什么这样？”熊不肯去，邱似乎见我看破了诡计，就说：“笑三去看看吧！”邱、熊出去不久，枪炮声停了。他们又转回来，劝我（实际上是威胁）必须当晚突围。我看到这种情况，气得出了一身大汗，心里直跳，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沉默了好久。“逃、突、降”三件事在我思想中乱滚，最后我对他们说：“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这时李弥、邱清泉、熊笑三想同我一道走，我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

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

邱清泉即与各军打电话，熊笑三已溜掉，李弥还在等着。我说：“丙仁兄也通知一下各军好了。”李出去又回来说：“第五　军警戒兵说，谁也不让走。”我很生气说：“哪里会有这回事。”

李弥这才去了。我给蒋介石最后一电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另通知文强将战车直属部队集合，重要文件烧毁，待命。接着再要电话就不通了。邱清泉打完电话后，拉着我带着特务营就走。我见邱清泉张惶失措，一直带着队伍向北跑，我是跟不上的。又觉得要逃命就不跟大队走，只有在夜间钻空子出了包围圈再说。

我于是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一问原来是七十　二军。这时四面沉寂，无一枪声。我走到贾砦附近，见有大队解放军向西运动。我们在战壕内隐蔽起来。副官尹东生给我剃了胡子，并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我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解放军大队过去后，卫士扶着我一直往东北跑，想跑过一段再向西转南。途中遇到一位像解放军干部的人和一位卫生院长（以后给我裹伤时知道的）。我们都冒充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又遇到一个老百姓，说四面村庄都有队伍。我心中很慌，已经跑了二十来里路，还有队伍，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出包围圈，就从两个村庄间向西北跑。这时天已亮了，见村庄上有队伍，尹副官说：“我们到村庄上报到去。”我说：“不行，还是赶快走。”这时，两个解放军战士跑来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说“送俘虏的。”再一喊，副官卫士都放下武器。我觉得左右都变了，凶顽气又来了，企图自杀，尹副官从旁将手枪夺去交了。

解放军把我们带到村庄后说：“你们饿了吧！”于是送水送饭，大家饱吃一顿。不久，解放军把我们分成两部分：我同副官、司机到一位首长处谈话。副官说：我是尹东生，《徐州日报》随军记者；这位是十三兵团高军需”；司机说：“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各人都拿出证件。

首长似乎有点怀疑，只细看看几个人后问我：“高军需叫什么名字？”我将计就计说：“叫高文明。”他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十三兵团有几大处？”我答：“六大处。”“你把六　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我先无准备，一个也写不出，就打叉问：“你贵姓？”他说：“我姓陈。”我想：如果是陈毅的话，风度倒不错，我可以同他老老实实谈谈。但见左右看俘虏的人很多，怕将自己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我的家庭，就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陈主任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怕飞机炸，就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我想：“我就是，你还未发现。”他又问：“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我们三个人都说：“听说跑了。”陈主任见问不出什么结果，就交代到另一间屋里休息。后来又有一位干部来，同陈主任一样地问过一番之后，经过严密的检查，然后将东西一一点清，交还各人。这一检查，使我感到解放军对俘虏的态度真好，手续清楚，纪律严明。以后，解放军对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将我同张印国带到一个广场，从十三兵团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我觉得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解放军已对我怀疑，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

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很严。这时，战犯这个罪恶的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印国见我心神不安，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维艰，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抢救到卫生处。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一场大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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