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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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征收、捐献都有，贡献劳力的如替军人家属代耕等等也不少。总计起来，一个老百姓所　
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强。不待说这个数字是极不精确的，我们就根据这一　
数字，草拟收税的办法，认为老百姓的负担不应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　
而来，陕北北面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历来这些鸦片都东向输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军人和　
地方恶霸以及鸦片烟商人，经营这批买卖。当林伯渠主理财政的时候，曾向这些贩运者征收　
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扫数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　
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　
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　
不可。　　

　　　　征收救国公粮法规的制定，便是建立财政基础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　
往征粮办法，拟具这个法规草案。详细规定，我已不能记忆，其要点大概是：凡各农户收成　
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过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过部分之多寡，用累进法征收　
救国公粮。一个富裕的中农，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约征收百分之二十，至于地主　
富农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额约为百分之四十。奖励农民按粮价折合现金缴交，　
这样可以免除农民运送粮食的劳力。各县职员薪金，如遇现金不足时，则改发粮食。各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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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按法规设置粮食公仓，储粮以供军用。　　

　　　　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而法规又很简便，富有伸缩性，易于实行。在当时“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号召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救国公粮，实在就　
是统一的农业税，其所以规定以实物缴交为基础，是因鉴于抗战发展下去，货币可能混乱和　
贬值。后来，在八路军所到达的地方以及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都实行过这个办法，收到很　
大成效。国民政府对这个法规也甚感兴趣。　　

　　　　由于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财政方面的改进，边区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　
边区政府收入不足七万元，十月增至九万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万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　
给陕北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鸦片烟税日渐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实施禁烟　
的阻力也减少了。　　

　　　　此外，那次县长会议，还有不少的决定，主要是规定各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各县　
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　
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　
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　
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　
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　
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　
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　
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　
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内　
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　
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　
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　
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　
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　
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　
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　
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　
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　
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　
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　
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　
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　
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　
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　
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　
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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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　
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　
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　
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　
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　
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　
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　
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　
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　
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　
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　
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　
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　
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　
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　
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　
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　
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　
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　
指鸦片烟土），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　
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　
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　
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　
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　
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　
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　
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　
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　
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　
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　
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　
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　
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　
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力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　
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　
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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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　
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　
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正股的外交活动。　
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　
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　
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　
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　
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　
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　
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　
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　
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　
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　
焘的所谓（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　
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　
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　
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　
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　
的，使我难以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　
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　
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洽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　
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　
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托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　
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行为，显然没有顾及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　
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　
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　
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　
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极为重要工作人　
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和国民　
党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　
泽东等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　
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　
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　
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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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绍南之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偷偷告诉我何绍南就住在县衙门内，毛　
泽东于当晚十时曾亲往拜访何绍南，一直谈至次晨二时左右，他本人始终在旁。那个县长向　
我形容说，最初那位何专员仍然是摆架子，但敌不过毛主席的精明，何专员后来也就软了下　
来了。毛主席曾详细叙述八路军和陕北边区的近况，托他转呈蒋委员长，并对蒋委员长充分　
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县长告诉我，我真给蒙在鼓里了。毛当时对蒋没有好话说，总是形容蒋的　
军队不能作战，一定经不起失败而投降日本；现在对何绍南却又表示得这么好，显然是欲利　
用何绍南去骗骗蒋介石。至于他始终不让我知道和预闻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别的解释：第一　
他要垄断对外关系，不让我参预，第二也许因为何绍南的态度，使他怀疑我与国民党人暗中　
有所勾结，他必循单独去查一查。　　

　　　　叶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在湘鄂皖豫赣闽粤一带的中共游击队，以　
便开往前线抗战。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　
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　
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　
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　
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　
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　
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　
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　
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　
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　
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　
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　
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　
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　
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　
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　
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　
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　
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　
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　
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　
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　
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　
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　
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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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　
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　
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　
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　
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　
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懂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　
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　
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　
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