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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1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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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真实历史。他在中共党内所经历的事，不仅局外人无由知其底蕴，即
他的同辈，如毛泽东、董必武、刘少奇、李立三、周恩来诸人，也因各人经历不尽相同，所
以对组党的最初策划和早期中共中枢的动态等等，不一定确知其来龙去脉。更难得的是张先
生能客观冷静，所述力求其真。读者从苦难的中国，看这位急进人物，再从这位急进的代表
人物，去看中国的种种，也许能获得若干启发，去领会今日中国之由来。
我觉得我是张国焘先生这一巨著的最好见证人，因为我也是中共的最初党员。一九二一
年秋，中共湖北区组织成立不久，我即加入为正式党员。一九二二年我与国焘先生在北京相
识，因常在一块共同奋斗，一九二四年春我们结婚，从此相依为命，历尽艰险，直到现在。
不待说他的经历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每次阅读《我的回忆》，往事如昨，活生生的史实，
活跃于我的脑际，常常使我感慨万端，有时为之流泪不已。我常想到中共的老同志们以及现
在千万数的后进们，能够读读这本书，当可体会中共当年缔造的艰难，或会大有益处。即海
内外中国人士，不论反共亲共，如能平心静气阅读此书，也许对国事能有一种比较平实的看
法。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和关怀中国的人们，参阅一番，也可以鉴
往知来，促进世人彼此间的互相了解。
我在这里不拟对张先生著作的内容加以评介，也许我会有机会出版我亲身经历的记载，
准备对同一史实有所补充。目前仅应《明报月刊》编辑的要求，说说张先生的略历。
张国焘先生生于一八九七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自始即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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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现在息影香江，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他只想留下这本自传，题名《我
的回忆》，供世人参考。
首先，张国焘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当年这位不满二十二岁的北大学生，是人所
共认的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由于他的爱国狂热，曾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发动，成为学
生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又由于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因而与当时任北大教授的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来往密切，而且热心到群众中去，隐然成为当时左倾青年的重镇。
一九二○年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等与张先生策划并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随即
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一九二一年夏，张先生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
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三位中央委员之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先生开创
起来的。当时这一运动吸收了中共内最大部份的精英，现在在中共任要职的毛泽东、刘少奇、
李立三、陈云等人都是当年张先生主持职工运动时的战友。一九二一年末到一九二二年初，
张先生被任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
的中共代表。
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先生因反对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为党员
的政策，曾被开除中央委员，但他仍担任重要的职工运动工作。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国民党
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张先生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前往出席，并被选为中国
国民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张先生之当选，主要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对他的
赏识。
一九二五年初，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又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从
此他参与中共的决策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共的“八七会议”。当时由于中共许多活动的失败，
尤其南昌暴动的失败，张先生被指为右派机会主义，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再次被开除中央
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夏，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
政治局委员，并被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在莫斯科停留两年半之久。
一九三一年春，张先生回国，对挽救当时中共的严重危机有过很大的贡献。那时中共的
工作转移到苏维埃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
被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三二年，由他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北地区，
张先生被任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即他所到之地，中
共党政军各地组织均归他领导。
一九三五年，张先生所统率的第四方面军，与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
合后，因政见不同，引起分裂。一九三六年，张先生又与毛泽东在陕北会合。那时张先生虽
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因受到排斥，意态消极。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张
先生凛于共赴国难的大义，勉强担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职务。但他终因形势日非，在无可
奈何之中，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张先生曾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表示与国人一致抗日之至诚。此后张
先生对国内外政争，日益置身事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忱，一如
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张国焘先生饱经沧桑，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
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
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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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编辑者注：
杨子烈（1902。12。9…1994。3。27），女，出生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1918年夏，杨
子烈进入位于武昌黄土坡（即现在的首义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陈潭秋等
的教育，秘密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逐步成长为自觉革命者。来自黄陂的陈碧兰（彭述之夫
人）、来自应山的庄有义（陆沉夫人）、来自汉阳的徐全直（陈潭秋夫人）、来自武汉的夏之
栩（赵世炎夫人）为同班同学，并同时在 1922 年 4 月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加入了社会
主义青年团，一同在 1922年 10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 11年（1922年）秋，
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庄有义等在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的学潮。1923年 2
月杨子烈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在北京期间与张
国焘相识，1924 年 2 月与张国焘结婚。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从此就成为早期中共妇女运
动活跃人物。1931 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
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
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
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
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
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
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
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璋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
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
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直到 I938
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据杨子烈生前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
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
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
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张国焘夫妇 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
杨子烈与张国焘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
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 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1968年张国
焘夫妇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
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1994 年，在张国焘去世 15 年后，杨子烈以 92 岁高龄故去，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
园。
杨子烈著有《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1970年由香港中国问
题研究中心编辑，自联出版社印行。
第一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
第一章 洪江会造反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原是很安静的上栗市（江西省萍乡县
北乡），突然惊慌起来。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播了开来。从四乡来赶集的农民们忙着收拾了买
卖，急步离开这个热闹的市场。住在镇上的妇女和小孩们特别慌乱，纷纷向外逃避。店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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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陆续关上店门，收藏起货物。约摸下午五时，各街道入口处的木栅门（可以说是轻便的
城门）都关上了，市镇和四乡的交通就这样断绝了。更夫忙着通告各商店住户谨防火灾。
我那时才九岁，在这市内一所私塾里读书，自然对这乡村社会里层所发生的事故是茫无
所知的。这间私塾是我父亲的朋友廖石溪先生所主办，共有十几名学生，包括廖先生自己的
儿子和他的一些亲朋的子弟，其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都寄住在这私塾里。那天恐慌
到来的时候，恰恰廖先生因事下乡去了；我们正在依照他的吩咐，自行温习功课。在这当儿，
几个年长的同学好奇的跑到外面去看热闹；多数同学先后由他们的亲属赶来领走了。只有我
和几个家居较远的同学仍滞留在塾里，不知如何是好。
镇上木栅门关闭以后，我那年轻的四叔，他是这私塾里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匆匆从街
上跑回塾里；引着我和两个姓文的小学生，沿街走到一个豆腐店里；把我们从豆腐店后面窗
口吊下去，指点我们越过小河，循着隔河的大路走向文家。他并且叮嘱我们说：“快走吧！
千万莫在路上耽搁，天快黑了！”他瞧着我们涉水渡过这条宽而浅的小河后，他的影子也就
消失在那窗户的后面了。
我们三个小孩子一路走去，并未遇着阻拦，沿途也有些来往的行人，空着手和挑着东西
的都有，静悄悄的匆忙走过。我们走到约五里路的地方，到了文家所开设的一间小杂货铺，
这里离文家尚有一里多路，那店铺里的管店先生认为风声很紧，不可走夜路，而他又因店铺
无人看守，无法抽身护送我们；因此留我们在店里吃饭过夜，我们也就答应了。
大约是半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些身背马刀喝醉了酒的大汉，把我们从床上抱起来放在
店铺的柜台上。我们从梦中惊醒，看见他们抽出刀来，吓唬我们。有的说：“杀掉这三个小
孩祭旗吧！”有的说：“试试刀也好呀！”那位管店先生却急于为我们解脱，请求他们让小孩
们好好去睡觉；并邀请他们喝酒吃东西，原来那管店先生和那些大汉竟是同党，他的话因而
发生了效力。那些大汉闹了一阵，后来也就离此他往了。我们三个小孩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回到卧室去，惊慌减少下来，重入睡乡。
次日清晨我们醒来，看见店门大开，管店先生已不见了，店内的布匹、食物、草鞋等货
物都没有了。我们三人再走出店外一看，大队农民队伍，穿着形形色色的短衫裤，正由大路
上成单行的稀稀疏疏的走过。他们手上拿着长枪、鸟枪、锄头、大刀、马刀、木棍、锅盖等
等武器，却看不见旗帜，也没有什么叫喊。在这种肃静气氛中，并没有显现出造反的热情。
我们三个小孩站在路旁观看，也没有人理睬我们，不一会我们看厌了，才循着一条去文家的
岔路继续我们的行程。
我们到达文家大屋，发觉屋内已空无一人。我们到处搜寻，直到我们跑到屋后的山边，
高声叫喊，才看见一个人从山上树林里踱了过来，把我们带往山林深处，我们就在那里与文
家的大人们会见。文家父兄都急于问我们怎么这个时候跑回家来，市镇上和大路上发生了甚
么事情。我们把经过情形都一一告诉他们。他们则说由于得到消息太迟，来不及去接小学生
回家，又说了一些他们忙于逃避的情形。文家和我家虽是世交，但我还是惦念着家里。他们
对我备加安慰，说到我家远在二十里外，不能回去，就近在这里安身，那就像回到自己家里
一样。
我在文家住了约十天光景，头几天曾有小股“会匪”光临过他家，虽没有发生严重的抢
劫，但是文家的人已如惊弓之鸟；带着我一齐躲避在山上，蜗居在山窝里临时支起的帐蓬里
面。后来风声缓和下来，我和文家的老少妇女们又悄悄的回到他们的家里住了三四晚。在这
段期间，文家大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这件造反的事情上，也有一些乡邻戚族们来
回报告有关的消息。他们所谈论的无非是那些人参加了“会匪”造反队伍如何集结行进以及
怎样遭受失败等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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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的大人们获得消息，确知他们曾经信托过的那位管店先生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
更显得惶惶然，这大概是怕牵连到他家的原故。他们曾有过这样的猜测：“管店先生也许是
为了避免地方上歹徒们的罗唆，才加入帮会，以期获得庇荫。”当他们听见邻近的乡人们有
些随着造反队伍出发，往往会提出某一个名字说为什么这个安份守己的人也造起反来了。文
家这个乡绅人家，不用说对于造反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竟有这许多乡人都卷了进去，实在使
他们大惑不解。
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
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
在文家躲藏了十天以后，乱事似乎是平静了，交通恢复了，我家派了人来接我回家去。
我安然回到梽木山家里，曾为我耽心的母亲和家里的大人们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他们对于造
反的事，心有余悸。谈到下列的一些要点：我家大人们在阴历十月十九日（即公历一九○六
年十二月六日）傍晚已听到风声了，忙着把家里贵重的什物搬到山上去，人也躲藏在山林里。
当晚，有一个洪江会的千总就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集合了从各村来的党徒上千人，杀猪造饭，
吃饱后再行进。屋前屋后都是火把，他们在广场上升旗，叫喊，叫做“誓师前进”。
广布在湘赣一带的洪江会原系洪门圈子里一个后起的较小支派。洪门起于明末清初，为
明朝遗老所参与的一个秘密结社，在太平天国时起过重大作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
三合会等等均系洪门内著名的组织或支派。在清代的各种秘密结社中，洪门是较为进步而又
是最有势力的团体。它一直标榜“反清复明”，但为了避免镇压，这一政治目的是埋藏得很
严密的，只在必要时，拿出来一用（如洪江会造反时），平时却显得是一个神话和迷信交织
而成的江湖义气团体，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这团体的政治性被冲淡了，而且逐渐包容
了不少为非作歹的分子，常做些包庇营私的勾当。人们统称之为“洪帮”，官厅称之为“帮
匪”或“会匪”。
我的家乡成为洪江会的一个重要据点，也不是偶然的。上栗市是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的中
心市镇，离萍乡县城八十里，离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的边境都不过二十里左右，水路能
通长沙汉口，那一带正是横亘湘赣交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山峦起伏，竹木茂盛。造纸、爆竹
和麻布等手工业相当发达。商贾负贩往来湘赣鄂等省的也素称频繁。沿着罗霄山脉更有许多
土式的小煤矿。各小煤矿之间和矿工之间常有械斗事件发生。小股土匪也常出没于这一带的
山林间。这种两省交界、当局统治力薄弱、而又土产丰富、商业发达、械斗成风、地方不靖
的地区，正是江湖团体滋生的温床。
几年以前，洪江会的党徒们即在湘赣边境上开设了一些赌场，这种赌博的性质类似上海
的花会，当地名之为“开标”。开标办法是分三十六门下注，如果押中了，赌场就一钱赔三
十钱。每天开标一次，上午赌场派人到各乡村去找下注的人，下午四五时开标。洪江会的头
目们就利用赌场的“交通”人吸收各地乡民入会。如果湖南的官厅加以取缔，他们就往江西
跑；江西官厅取缔，他们就往湖南跑；而湘赣两省的官厅又难于一致行动，所以他们能自由
发展。三五年下去，赌场的势力愈形膨胀，加入洪江会的乡民也就多起来了。
洪江会专在下层社会中发展组织，入会的最大多数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和负贩挑夫
之类，自然也包括不少地痞流氓。地主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这个秘密帮会以江湖义气
相号召，加入者觉得可以得着一种保障，无论做甚么事都不会受人欺侮。何况加入的人既未
受到甚么严格的约束，那时这帮会也没有昭彰的恶名；因此，下层社会多乐于参加。
成为洪江会指挥中心的那一带的赌场，组织算是不坏的。它们很能赚钱而又颇有信用，
从没听见赌场有明目张胆欺负乡下人的事发生；所以乡村富户参加这种赌博的也不少。而且
赌场和洪江会的活动展开以后，这一带就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小股外路土匪就不敢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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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抢劫的事倒反稀少了。因此，一般人最初预料不到洪江会会有甚么惊人的举动，也不
觉得它们的活动对地方上是十分有害的。
一九○六年洪江会起事的前几个月，首脑们开始表现出他们的政治企图，四乡的风声便
渐渐紧起来。最初是一些反满的故事和神话在传播着，接着又在暗中传出这样的话：如果有
一天洪江会要起事，每家都应在大门上张贴一张用黄纸写上的大“明”字（即明朝的明字），
以为标记。那家大门上没有“明”字标记，就是败类。后来洪江会更标榜出两个主要目标：
“反清复明”和“铲富济贫”。“反清复明”是洪门的老口号，那时已无“明”可复，其主要
含意还是发泄排满的民族意识。“铲富济贫”这口号比“反清复明”的口号渊源还要早些，
中国历史上的叛乱都有这种类似的口号。可是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明确。一般说来，只是
将富户的钱粮没收过来，发散给那些傲傲待哺的贫民罢了。
洪江会起事逼近了，纪律也宣扬出来了。所谓“三刀六眼气”，是洪江会圈子里一种早
已订下的严重处罚，那是说，谁要背叛了洪江会，或者违犯了它的重要会规和纪律，就要被
刺上三刀，并且要现出六个眼来；即每一刀要有一个进的眼和一个出的眼。这种帮会的制裁
办法虽然从未听见真正实行过，但其残酷性足以吓唬乡下人，也能藉之维系其本身团结，作
用是很大的。
洪江会更将它的党徒按照部队的形式编组起来，乡村地域的区划，每十个壮丁编成一个
最小的单位；由洪江会的大头目就十人中指定一人做什长来统率。十个什长之上指派一个百
总；十个百总之上指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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